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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鐘相在家鄉利用宗教活動組織群眾，凡加入他的組織――鄉社的農民要交一點錢糧，社內實行互相共濟，因此都能“田蠶興旺，生理豐富”。他宣稱：“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代表了農民要求財富上平均、社會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張，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貧富”的思想又進了一步。鐘相因此深受群眾擁護，被稱為“老爺”或“天大圣”。周圍的貧苦農民加入鄉社的不計其數。20余年，其影響擴大到洞庭湖周圍各縣。

　　靖康二年（1127年）初，金人入侵，鐘相組織民兵300人，命長子鐘子昂率領北上“勤王”。這支隊伍未與金兵接觸，就被剛即位的宋高宗趙構命令遣返。鐘相便以這支隊伍為基礎，籌劃起義。金兵渡江南犯，所過殘破，官兵和潰兵到處燒殺搶劫，南宋統治者橫征暴斂，“政煩賦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在江西、福建、荊湖各路先后爆發了農民起義。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鐘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孔彥舟匪軍犯澧州（今湖南澧縣）、鼎州危急之時，率眾起義，保衛家鄉。建國號楚，年號為天載（一作天戰），鐘相稱楚王，立長子鐘子昂為太子，設立官屬。起義軍“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據地主的土地，歸為己有。

　　他們把殺官吏等稱為“行法”，把平分這些人的財產稱為“均平”，斥宋朝國法為“邪法”，對于“執耒之夫”，和“漁樵之人”，則加以保護。凡是參加起義軍的，一律免除賦稅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縛。這些主張和行動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認為是“天理當然”。起義軍攻占了鼎、澧、荊南（今湖北江陵）、潭、峽（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陽）、辰（今湖南沅陵）等州的19縣。

　　農民起義軍的革命行動和浩大聲勢，使地主豪紳十分恐懼，他們勾結孔彥舟匪軍進駐鼎州，鎮壓農民起義。孔彥舟屢遭失敗之后，派奸細混入起義軍作內應，于三月末偷襲攻破鐘相營寨，鐘相及子鐘子昂被俘遇害。

　　鐘相犧牲后，部眾在楊么等領導下，仍繼續堅持斗爭。楊么在諸首領中最年輕，楚語稱幼為么，故稱他為“么郎”或“楊么”，逐漸成為起義軍共同擁護的領袖。楊么在洞庭湖周圍建水寨、造戰船，實行兵家相兼，“陸耕水戰”的戰略方針，使起義軍得到迅速發展。他們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則登舟作戰。從武陵、龍陽到沅江縣的沅水西側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b江（沅水支流，在今漢壽縣內）的夏誠、劉衡二寨最為險要。他們充分利用河港交錯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長，采用水陸兩棲的戰術與官軍周旋。紹興元年（1131年）俘獲南宋官軍車船和工匠后，大造車船。車船是大型戰船，用腳踏動車輪，即可擊水前進，其行如飛，四周裝有打擊敵船的拍竿。楊么******更加強大，水戰中一直保持優勢。1133年四月，起義軍重建楚政權，立鐘子儀為太子，稱楊么為大圣天王。這時起義軍控制了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的廣大地區。

　　紹興三年以來，南宋多次派遣軍隊前往鎮壓，都大敗而歸。是年冬，禁軍將領王燮又率兵前往鎮壓。他從上游的鼎州水陸并進，對沅水沿岸的起義軍水寨發動攻擊，并在下游埋伏大量******，企圖一舉消滅起義軍。楊么早將上游的主力及家屬轉移，使敵人撲空。楊么又發車船數只，偃旗息鼓，交橫順流而下。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吳全******以為是起義軍敗下的空船，全隊爭先入湖，大小數百只舟船都被起義軍的車船撞沉，崔、吳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內，起義軍殲滅南宋******上萬人。起義軍還多次挫敗南宋朝廷“招安”的陰謀。

　　紹興五年春，宋高宗調岳飛前往鎮壓起義軍，又派宰相張浚親臨督戰。他們在湖區各要道屯駐重兵，縮小包圍圈，加緊經濟封鎖，并在夏季進兵，蹂踐禾稼，造成起義地區嚴重的經濟困難；同時大力開展政治誘降活動。黃佐、楊欽首先叛變投敵，起義軍內部分化瓦解，楊么力戰不屈，被俘犧牲。

　　楊么死后，黃誠、周倫等力屈投降，夏誠繼續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義軍則在雷德進、雷德通兄弟率領下，固守小寨，又堅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敗。這次起義前后共持續六年半之久。它以洞庭湖地區為根據地，堅持斗爭，為后來的農民起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網載 2013-09-10 20:5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