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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教育廳教研室 丁培忠）
　　 一
　　20世紀的中國小學語文教學在繼承中國幾千年教育的優秀傳統，借鑒世界先進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創造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探索中國小學語文教學客觀規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涉及小學語文教學的根本問題上獲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這些認識不可能在這里一一羅列，只能選主要的列舉如下：
　　（一）語文是工具，是交際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維的工具，是學習各門學科的工具，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工具。
　　在語文學科的工具性上達成共識，應當說是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語文教學界取得的重要成果。
　　語文既然是交際的工具，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那么，語文這個工具的運用必然伴隨著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語文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思想性。
　　近年來有人提出了語文學科具有“人文性”的論斷。筆者認為，“人文性”只是“工具性”的自然延伸，并不能否定工具性。因為，所謂“人文性”，是指語文是文化的載體，它在傳播人類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實，如果語文不是工具，它就不可能充當文化的載體，也就不可能起到傳播人類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作用。
　　（二）語文學科的基本任務是指導學生掌握語文這個工具，掌握語文這個工具的標志是具有聽說讀寫的能力。
　　關于語文學科的目的任務，本世紀曾有過多次大的爭論。進入80年代以后，這種爭論基本上停息。因為大家已達成了這樣的共識：語文學科的基本任務（或曰“特有的任務”）是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在聽說讀寫訓練的過程中，要進行思想教育，發展學生的智力。
　　（三）培養聽說讀寫能力的基本途徑是聽說讀寫的實踐。因此，語文學科的教學活動主要是聽說讀寫的訓練。
　　“訓練”的思想，是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先生的一個重要思想。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在談到語文教學時，就多次使用過“訓練”這個概念。六十年代初，他更明確地指出：“學生須能讀書，須能作文，故特設語文課以訓練之。”（引自《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717頁）可見，培養語文能力的過程就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語文訓練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文字符號的訓練過程。無論是理解語言、運用語言的訓練，還是積累語言的訓練，都必然是把語言形式和它所承載的思想內容當做一個整體進行的。語言訓練一旦離開思想光輝的輻射，學生面對的只能是一堆蒼白、冰冷的符號。
　　近年來提出的“加強語言文字訓練”，就是要加強聽說讀寫的訓練。它所針對的是削弱聽說讀寫訓練的兩種傾向：一是把大量的時間用在了講解、分析毫無意義的問答上，擠掉了聽說讀寫的訓練；二是只重視內容的分析，忽視了語言文字的理解、積累和運用。
　　（四）語文訓練的過程，不僅是一個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辯證統一的過程，也是一個語言和思維統一發展的過程。
　　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思維的過程借助語言進行，思維的結果借助語言表達。因此，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相統一，會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五）語文訓練是教師的“訓”和學生的“練”相統一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教師的主導作用，更離不開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否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是訓練成敗的關鍵。
　　語文訓練中的“訓”指的是教師的設計、指導、啟發、示范和必要的講解；“練”指的是學生聽說讀寫的實踐活動。“訓”的目的是使學生想練、會練、練好。離開學生的“練”，“訓”就毫無意義。因此，必須堅持以“訓”導“練”，以“練”為主，“訓”、“練”結合的原則，這個原則也就是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原則。
　　（六）語文訓練是一個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因此，語文訓練既要根據不同的階段，突出不同的重點，又要注意許多最基本的內容（如字詞）在任何一個訓練階段都是不能忽視的。
　　這是語文訓練的一個重要特點。不根據學生的認識規律和語文基礎，簡單劃分若干階段，每個階段突出一兩個重點，是不足取的；一旦劃分階段，就把每個階段的訓練重點絕對化，也會嚴重影響語文訓練的成效。
　　（七）語文訓練的最終目標為“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教師改”。這種能力就是語文學科的自學能力。最終目標，不是到“最終”才培養，必須從語文學科的啟蒙階段就要開始。可見，培養自學能力，既是語文訓練的落腳點，也是語文訓練的出發點。
　　語文這門學科是最適宜于自學的一門學科，語文這個工具也必須靠自學才能真正掌握。當然，自學的要求隨年級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自學的因素隨年級的升高應當逐步增加。即使是一年級學生，只要學會了拼音，就可以借助拼音閱讀，借助拼音識字。
　　（八）語文訓練的主渠道是課堂，但課堂不是語文訓練唯一的渠道。以課外閱讀、課外練筆為主要內容的課外活動是語文教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九）發揮漢語拼音在語文訓練中的多種功能，在學生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情況下，利用漢語拼音幫助學生閱讀，發展學生語言，是語文訓練啟蒙階段的一項創造。
　　學漢語和識漢字的矛盾，是中國小學語文教學的難題之一。利用拼音幫助閱讀基本上解決了這個難題。當然，這對拼音教學提出了新的、較高的要求，如何在不增加學生的負担的前提下，使學生盡快過拼音關，成了一個新的難題。不過，在沒有更理想的辦法之前，這仍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
　　（十）語文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訓練學生的作文。小學生作文是一種練習，它不同于成人的寫作，更不同于文藝創作。因此，對小學生的作文，一不能要求過高，二要敢于放手，三要培植興趣，四要把學生從被動的地位解脫出來。
　　 二
　　既然我們在語文學科的性質、任務、完成任務的基本途徑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已經獲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而且將這些認識寫入國家的法規性文件教學大綱之中，那么，為什么教學中違背教學規律的現象仍比比皆是，而語文教學總是處于效率低下的狀態呢？
　　原因很多，也很復雜，這里只能列舉幾個方面。
　　（一）理論研究的成果尚未轉化為廣大教師的認識。
　　教學“大綱”是教學理論研究成果中已被實踐反復證明并在理論界基本形成共識的內容的概括，它基本上反映了教學的客觀規律。按道理講，每一位語文教師都應當十分熟悉教學“大綱”，透徹理解教學“大綱”的內容，但事實上，真正熟悉教學“大綱”的為數不多，比較深透地理解“大綱’精神的為數更少。因此，目前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組織廣大語文教師認真學習“大綱”，使“大綱”的基本觀點、重要規定植根于教師的頭腦之中。
　　（二）應試教育機制嚴重制約著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實踐。
　　這是長期以來影響小學語文教學質量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錢夢龍先生曾慨嘆：“現在語文課內教的一些東西，對提高學生的實際語文水平，基本上不起作用。”為什么呢？因為當前不少教師處處注意與考試對口，而現在某些頗為風行的試題模式又不能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因此，學生在語文課上花了大量時間學到的東西，除了用于對付考試外，實際上都是些基本無用的“應考語文”。（參見《人民教育》1997年第2期《飛紅點翠寫春光——訪特級教師錢夢龍》）這里主要是針對中學語文講的，可小學語文教學又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狀況呢？能把責任僅僅推到老師們頭上嗎？我認為不能。老師們之所以處處注意與考試對口，是應試教育的機制迫使他們做出的選擇。因此，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既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也是燃眉之急。
　　（三）在某些理論問題上，我們還沒有作過深入的、實事求是的探討，而理論上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偏差，都會導致實踐中的巨大失誤。
　　無論從宏觀上看，還是從微觀上看，語文教學中都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這里僅列舉幾點，作為引玉之磚，以期引起理論界的深入研究。
　　1.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的關系問題。
　　在這方面，流行的說法是：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
　　如果這里的語文知識，指的是識字、積詞，記住了若干句子、片段或詩文等，那我們可以贊同“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的診斷；但如果這里的語文知識指的是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文章學等學科的知識，就值得商榷了。因為，“迄今為止，編入課本的那些語修邏文的知識，基本上是語言學家、文章學家研究出來的屬于原理定則、常識概念的東西，是一種靜態描述的學科知識。這類知識對語文有用，但無大用，可是我們卻一直說它是基礎。說一個學生基礎沒打好，就是指的這些知識沒學好嗎？我們要求學生具備的所有語文能力都是建立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之上的嗎？顯然不是”。（引自1996年第1期《課程．教材．教法》陳日亮先生的文章）
　　那么，語文能力是怎樣培養的呢？“獲得運用工具的技能，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知識為基礎，由知識到技能；另一種是直接傳授，由技能到技能，知識起輔助作用。我認為語文屬于后者。”（引自1996年第7期《課程．教材．教法》劉國正《我的語文工具觀》）“學生學習本民族語文，多數情況是‘能力在先，知識在后’，而不是相反。就拿幼兒園兒童來說，別看他們年齡小，他們已經會說不少互相連貫的話，具有相當可觀的口頭表達能力了。這種能力是如何形成的？當然是不斷實踐、不斷學習大人說話的結果，而不是先學習知識再轉化能力的結果。”（引自《文匯報》1996年12月9日孫光萱等《能力在先，知識在后——語文學習規律談》）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一些同志的論述，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語文知識的積極作用，只是想從中引出下述結論：
　　第一，籠統地講“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的基礎”，是不符合學習語文的客觀規律的。
　　第二，有些語文知識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但到底具體有哪些語文知識是基礎，尚需認真研究。
　　第三，語文的有些理論知識并不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但它對語言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如語法知識、修辭知識、文章知識等。
　　第四，有些語文知識，既不是語文能力形成的基礎，也沒有指導語言實踐的作用。如文學常識等。
　　作這樣的分析，對教學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現在教學中的不少微效勞動就是由于大講一些無用或用處不大的理論知識造成的。
　　本來我們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明確規定不講語法、修辭的理論知識，不涉及名詞術語、可我們不少老師卻在課堂上大講這些知識，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地區還在考這些知識。
　　2.語文教學和語文課堂教學的關系。
　　我這里說的課堂教學，指的是課本的教學。
　　早在50多年前，葉圣陶先生就曾指出：“國文教本為了要供學生試去理解，試去揣摩，分量就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長；太多太長了，不適宜于做細琢細磨的研討工夫。但是要養成一種習慣，必須經過反復的歷練。單憑一部國文教本，是夠不上說反復的歷練的。所以必須在國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書，越多越好。”（引自《葉圣陶語文論集》第3頁）正因如此，一些優秀教師總是千方百計地在課內和課外加大學生的閱讀量。然而，從大范圍來看，多數學校、多數教師除了課本之外，基本上不指導學生讀書讀報，這可以說是學生語文能力不盡如人意的一個重要原因。
　　葉圣陶先生說“必須”在國文教本之外再看其他的書，而我們卻把看課本之外的書看作可有可無。原因何在呢？原因主要在于我們把語文教學等同于語文課本的教學。不從根本上改變語文教學等于語文課本的教學的觀念，要把學生的語文能力提高到比較理想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語文教學不等同于語文課本的教學，這不僅是因為作為訓練學生語文能力的憑借，課本的量難以滿足需要，而且是因為“語文學習的外延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中隨時可以學習語文。
　　在一些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常常是從整個課程建設的高度來培養語文素質的，所有的課程，都共同担負著培養學生語言素質的重任。在前蘇聯，以拉德任斯卡雅教授為首的中央教育科學院“發展語言”課題組，通過長期的理論研究和實驗探索，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個《發展語言實驗教學大綱》。他們認為，學校中發展語言的工作，是各學科共同的任務，因為各門學科的教學過程包含著共同的語言活動方式，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各科的教學往往具有共同的方法和手段。（引自《語文教學通訊》1997年第2期陶本一《語文教育和語文素質》）
　　可見，發展學生的語言有著廣闊的天地，語文課堂教學是一條渠道；以課外閱讀（包括安排在課時內的課本以外的閱讀）、課外練筆（日記、周記、手抄報等）為主要內容的課外活動是第二條渠道；各門學科的教學和學校以語言為媒介的各項教育活動是第三條渠道；生活語言、影視語言……是又一條渠道。只有充分利用各種渠道，特別是把課外閱讀、課外練筆當作語文教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時，語文能力的提高才會有可靠的基礎。
　　 （責編 田志耘）
　　
　　
　　
小學語文教學太原4-6G39小學各科教學丁培忠19971997 作者：小學語文教學太原4-6G39小學各科教學丁培忠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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