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創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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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1995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步伐進入相對平穩的階段,人們已經對新的經濟形勢有所體認、有所適應,不再像九十年代初市場經濟大潮剛剛襲來時那樣驚慌失措。短時期的喧囂和躁動迅速被務實和求新所取代,大多數人在迷茫和困惑當中本能地調整著自己,不斷地尋求著突破以及自身在新的經濟秩序中的定位。社會轉型期發生的各種心態變化都必然要在文學創作中有所反應。短篇小說這時正好發揮了它的短平快功能,以其反映生活迅捷、敏銳的特點彌補了長篇和中篇因其篇幅和操作的制約而在反映生活的迅速方面略顯滯后的不足。雖然因其快和短使之在題材的深度和廣度上要受一定約束,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就文藝反映社會生活的功能而言,短篇小說的確是不可或缺、無法取代的一種藝術形式。
  綜觀1994—1995年的短篇小說,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創作心態更加平樸、自然,筆力也更加扎實和穩健,市場經濟初期他們一度曾有過的不適和迷亂逐漸克服掉了,絕大多數作家很快地便能從惶惑之中掙脫出來,從各自熟悉的題材領域找到了比較合適的切入點對當下生活進行描述。老作家以他們一貫的信念和理想在作品中執著傾訴他們對當下生活的剖析和思考,青年作家則以他們巨大的投身熱情,來激情表述自己對時代生活的一份切己感受。在短篇小說創作隊伍中,年輕作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這可能跟一些老作家都紛紛把精力投入到長篇小說創作中有關。青年作家正好借此而登上了文學舞臺,充分表演他們對生活的一份新鮮體驗和無比旺盛的創作活力。
  在創作題材上,城市和鄉村生活仍是構成小說題材的重要兩極。城市里發生的事件更多地受到作家們的青睞和矚目。商品經濟大潮沖擊最大的就是城市,物欲之海中人際關系的一切嬗變,一切虛偽、欺詐、不義、野蠻,一切相知、相守、相恤、相憐,都在城市這個巨大而又狹窄的空間里無窮無盡地上演著。古老鄉村里寧靜和諧的秩序也被新來之風打亂了,于是便有了一幕幕鄉間悲喜劇的誕生。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也在本年度在中國召開,這兩樁重大歷史事件直接激活了作家們的創作靈感,一批優秀的抗戰題材和女性題材的小說也頗為引人注目。另外,一些市井俚俗和海外風情的小說也頗有韻致,它們共同將1994—1995年的短篇小說畫廊裝點得多姿多彩。
   欲望的自視與他窺
  城市題材小說里,很大一部分都是悉心表現商業化社會進程中人們各種欲望的膨脹。隨著社會物質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首先要正視的,便是壓抑已久的驀然騰生起來的欲望。在這些紛然襲來的欲望面前,物質的誘惑與精神的持守之間的矛盾更為凸顯,既往的種種人際關系也要受到現存的無情挑戰。如實展示這些欲望,借助自我或他人之眼不停地進行審視、批判與剖析,構成了這部分小說的最重要的特征。這些作家都帶有強烈的自省意識和鮮明的社會責任感,對于拜金主義表示出深深的厭惡和唾棄,對于人類共同的道德理想表現出無限的追懷和向往。
  王祥夫的《城南詩篇》(《人民文學》1994年第9期)以淡淡的詩意的筆觸,描繪了商潮浮動中人際關系的一些新變。漁販子齊選掙夠了錢,決心過上等人的日子,整日便做出優雅悠然的姿態,聚友打牌聽雨聊天,頻繁出入于美容院桑拿間等場所。妻子年輕貌美,本名金蓮,是個村姑,但他向朋友介紹說叫“朱絲”,是南方女人,酷愛讀書。以此來顯得自己有身份和品位。妻子為鄉下的父兄收集舊鞋子被朋友撞見,農村身份穿幫,齊選的面子受不了,遂與妻子大吵。盛怒之下,金蓮穿婚前的紅衣綠襖回鄉下,齊選仍對朋友謊稱:她永遠演不好一個農村女人。一方面是人類向上求進之心,另一方面是人類固有的虛榮,二者時時發生齟齬,小說在善意的譏諷之中透出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蕭平的《三萬元》(《人民文學》1995年第1期)和《翡翠鸚鵡》(《人民文學》1994年第4期),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拜金主義的厭惡。走紅的女歌手馮敏與留美歸來的博士、腦外科醫生李杉在一次“派對”聚會上為“腦體倒掛”、“手術刀不如剃頭刀”等問題產生爭執。馮認為歌手索要高價出場演出費理所當然,是因為人們有這個需要;李杉則不以為然,認為精神價值與物質價格之間存在著不平等。恰巧馮的丈夫出車禍,頭部重傷,馮請李給主刀做手術。李為給馮一個教訓,讓她懂得知識無價,手術刀無價,人情無價,便提出出場費要跟她演出時的一樣多——三萬元,馮為人命計,咬牙將三萬元拿出。李并未受錢,只是放在中轉朋友處,預備手術結束馮糾正認識后便還給她。不料馮在手術成功、丈夫生命無虞后便倒打一耙,給李打匿名電話,說他乘人之危敲詐勒索,揚言要控告他。李盛怒之下,讓朋友將三萬元以馮的名義捐給邊遠省份民政廳當扶貧款——正是馮敏去演出索要高價出場費的那個省。在金錢至上、利益至上、物欲壓倒一切的世風中,雖有個別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卻也有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不為所動。他們永遠都是這個社會的良心,代表人類向上的精神和信仰。《翡翠鸚鵡》中的大款為博美人歡心,竟不惜千金一擲,將酒店中被她所喜歡的那只活潑伶俐的翡翠鸚鵡燒成了一道特色菜,擺到盤中端上餐桌。她不忍目睹天物暴殄,跑到衛生間里嘔吐不止。在金錢和物欲的驅動面前,沒有什么東西人類不可以占有、作踐,但這同時人類卻將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丟失了——那便是生命自身的目的性。
  彭見明的《晚唱》(《湖南文學》1995年第5期)則表現了在物質誘惑面前的精神變遷,揭示了人類性格當中脆弱性的一面。成言是歌舞團的大提琴手,歌舞團解散后分配到區文化館混飯。此公自視清高,除了悶在家里喝酒練琴,從不與人交往,也決不愿拿藝術為稻粱謀,人勸他寫廠歌搞副業創收,他不為所動,第一年評職稱名額被別人擠占后,第二年堅決不再申請,可謂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然而當一個從臺灣歸來的闊老太幾經恭請,花重金聘他上門演奏后,沒出多久,他竟跟闊老太琴瑟相和,就此別了妻兒,準備入贅去了。在這樣一個轉型的時代里,人的神經有時竟是十分的脆弱,竟經不起欲念的偶然的一次旁敲側擊。
  康洪偉的《懷念一個人》(《小說界》1995年第3期)通過描述一個叫姜辰的同窗好友商海沉浮的經歷,重新審視了商品經濟大潮襲來時文化人坐不住陣腳,掀起如火如荼的那場下海經商運動。姜辰本是一個頗有才氣的校園詩人,后來白手起家下海辦公司,幾經周折,終于發跡,海內海外,黑道白道折騰了個遍,觥籌交錯美女環繞的時刻也有過,持槍索款冒死突圍的事兒也干過。醉生夢死之際偏想回味一下人生,卻驀地發現沒有什么奔頭,“追求的目的就在這追求的過程當中消失了”,空虛感登時浮上心頭。最后他重新拿起久違了的書本,出門想到五臺山、普陀山一帶名山古剎去朝拜。現代人,在物質獲得了最大的滿足之后,精神的皈依重新又成為了問題。從精神到物質再重新返歸精神,只能是不斷地在一個個循環往復的輪回里尋求著對自身的超越。
  同類題材的還有陳應松的《一個,一個,和另一個》(《芳草》1995年第5期)。生意場上爾虞我詐的爭斗,最后也不過是你死我活同歸于盡的無謂下場。劉德華與姚方合謀把史陽除掉,史陽不但騙了他們的錢,還玩弄了他們的老婆。但未等動手,二人先內訌互相廝殺,一個死掉,一個鋃鐺入獄。史陽只是坐山觀虎斗,并且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物欲橫流之時,人類的愚蠢、貪婪、自私的本性暴露無遺。
  鄒月照的《綁票》(《廣州文藝》1995年第10期)則已經觸到了官場腐敗的實質。馮處長掌握著國道改造工程的發包大權,好多工程隊包工頭拿錢拿物巴結他卻接包無望,其中之一便走了黑道,綁架了馮處長的女兒。解謎破案的過程就在一個個匿名電話中展開了。在一次次討價還價的過程中馮處長假公濟私收賄受賄的貪婪嘴臉愈發顯露。女兒最后被撕票,而馮處長依然笑容可掬地出現在國道改造工程的開工典禮上。古人說“苛政猛于虎”,而現今官僚體制內的貪污腐敗,則足以葬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
  鐘道新的《指令非法》(《環球企業家》1995年第2期)涉及到高科技領域的犯罪問題,以及與此相關涉的道德與法律。純樸正直的計算機軟件程序專家于葉目睹了京城名人俱樂部的種種黑暗內幕。香港來的軟件銷售商躲在小屋里高價招徠國內高級技術人員為他破譯暢銷軟件的密碼,公司老板歐成威授意她設計軟件病毒,隨后再制造解毒卡來從中非法牟取高利。于葉拒絕接受這個有損職業道德的非法指令,最后她當然也就失去了一份高薪的工作,但卻保全了自己清白的人格。未來的商業競爭中,對人的行為進行制約的不光是法律律令,在法律指涉不到的地方,就要靠人們的道德和良心來自我約束。
  沈嘉祿的《大晴天》(《上海文學》1995年第2期)則通過一則筆會的見聞,將人生百態悉數畢現在讀者面前。一大群作家記者應邀趕往南方游山玩水,一路縱情歡歌,白吃白拿,到了農民企業家麥克李的服裝大廈后,吃過五星級酒店的美食,又瘋狂竄入成品車間挑選高級時裝。聽說超過五百塊錢以上多余部分自付,又紛紛擱下服裝不敢要了。在物欲的誘惑面前,文化人的斯文掃地,如同乞丐圍住善心大款討錢,卻又很是嫌人家毛票太多,沒賞賜給大錢而生出鄙夷之情。
  陳建功的《天道》(《北京文學》1994年第11期)描寫改革開放給人的心態造成的失衡,寥寥數語,卻犀利無比。高干子女丁囡囡自恃自己的家庭出身,驕橫跋扈,總以為她老爹打下了江山就不該別人去qíng@①現成的享福,對世間的一切憤憤不平。看到別人發財,心里有氣,自己也去海南搗騰地皮成了富婆,仍忿忿不已,總罵:“這天下到底是誰的。”后來她得了肝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時方才明理兒,死后要把骨灰揚了,說活著時給別人留的道兒太少,死了,給別人騰點地方吧……就因她如此的頓悟,居然沒死,直活到今天。小說結局意味深遠,令人百思。
  商業拜金主義給人類心靈造成的戕害,在梁曉聲的《達麗之死》(《女子文學》1994年第9期)中表現最為明顯。初二女生達麗為追星族的一員。為討一張歌星的照片,割破手腕寫了四五千字的血書,用歌星唱過的歌詞串成。結果破傷風引起敗血癥,搶救無效死亡。她的父親是各種演唱會的策劃人,只知賺錢,不想讓孩子讀書,一心培養女兒當歌星,卻培養進死胡同。火葬場上達麗的葬禮還沒有完畢,他們就悄悄策劃起下一場演唱會的事兒。物欲膨脹的時代,商人的眼里只有錢,其他一切都湮沒不見了。最為觸目驚心的是下一代已經成了金錢的犧牲品。作者在寫到這些時,心情極其悲憤抑郁,“救救孩子”的呼聲已被淚哽咽在喉。
  劉心武的《很簡單卻又很難準備的禮物》(《北京文學》1995年第1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新的人際關系秩序中籠罩著的濃濃的浮泛和虛偽,表述了對至情至真的追懷和渴望。退休的中學教師宋老師七十大壽,功成名就的學生們紛紛攜帶各色禮物前來祝賀,其中不乏最高級的吃穿用器皿,也不乏主人公“我”經過精心選擇才帶去的“掌上寶”攝像機。但宋老師的一席肺腑之言,卻讓他所有的學生們汗顏和深思。其實所有這些禮物都不是他最想得到的,他只想得到很簡單的東西,那就是“一個自自然然的眼色,眼里的那么一個純純凈凈的表情,不要同情,不要憐憫,也不要那種夸張的尊敬”。職業或擁有財富多少的不同,都不應該成為人際交往中的隔膜和障礙。但在一切都迅速商品化的今天,恰恰是這些東西使人性變得冷漠了。
  宗璞的《甲魚的正劇》(《作品》1994年第9期)、遲子建的《旅人》(《天津文學》1995年第8期)、王蒙的《尋湖》(《北京文學》1995年第1期)、張宇清的《七彩淚》(《廣州文藝》1994年第6期)在描寫知識分子恪守文化立場上很具有代表意義。《甲魚的正劇》運用的是一種寓言化的描寫,以雋永的學者氣,描繪云夢澤的一只小綠毛龜從向往外面世界、逃出家鄉,到一次次被販賣,直至最后被當成是大補的甲魚被一刀剁掉腦袋燉湯的一場漂泊經歷。作者從中深刻感喟世事的無常。小綠毛龜的際遇,正是那個與它相依相伴的水利專家老老先生生存境況的最好寫照。遲子建的《旅人》則在一片象征之海的寓象中展開。女人坐于房中面對窗外那一片自由之海展開遐思,與海風說話,跟海浪狎語,讓心貼近每一絲天籟,細心體會自然中每一樁植物:棕櫚芭蕉橘子菠蘿……所散發出來的香氣,讓心靈不斷地在海與天之中漫游,思索著人類的自由與永恒。但是她的孤獨的精神遐思并不能為外人所理解,甚至包括她最親近的男朋友,人們都在惶惶與碌碌地為了糊口而奔忙,她只能愈發的于孤獨之中更陷入孤獨。《尋湖》則通過“我”與方一對夫妻去尋一片夢中的湖,真正達到了“花非花,夢非夢”的物我兩忘的恬淡境界。《七彩淚》通過對知識分子出書難這一問題的重新梳理,著重表達的還是嬗變的人際關系。當研究古文字學的諸葛老先生為出書去求當官的老同學和當了經理大款的學生時,遭到的卻是一片推委和冷遇。人情在金錢面前脆薄如紙。
  傳統的家庭婚姻形態在新形勢面前也經受了不小的考驗。表現這方面的題材有裘山山的《卡薩布蘭卡的夜晚》(《飛天》1995年第7期)、修祥明的《家》(《青島文學》1995年第2期)、郭平的《紫色》(《山花》1995年第9期)等。《卡薩布蘭卡的夜晚》中的柳無慧是個多愁善感的女人,丈夫經商以后,明顯地感到了夫妻生活的冷漠,便開始分居,鬧離婚。獨居難成眠的夜晚,適逢電視里播《卡薩布蘭卡》,柳為主人公的愛情所打動,深深地浸入其境,不斷比照自己的生活,恰巧丈夫回來找幾本資料,兩人在卡薩布蘭卡的夜晚里重新回憶起以往的日子,感覺到彼此的互相需要。《家》寫一對陷入生活困厄的夫妻一直期盼著有一幢大一點的房子。每逢夫妻吵架,十歲的兒子總是苦苦哀求著勸解,并將一室一廳的稚嫩的兒童畫貼滿了墻壁。終于分得一套兩室一廳,妻子已離婚,兒子這時卻畫從前的那個小屋。如何達到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滿足,永遠是擺在現代人面前的一個難題。郭平的《紫色》從一個兒童的視角描繪人類對親情的依戀和渴望。青青上二年級時父母離異,父女相依為命,她愛戀媽媽曾使用過的紫色毛巾被,在憶母戀母情緒中長大。后來在她的生活中始終充滿了紫色情結,她在大學中的丙烯系列畫《紫色》獲得了全國獎,婚后送給爸爸一個枕頭也是用小時候的那條紫色毛巾被改做的。人類成長的過程里將永遠抹不掉親情的記憶。
  發生在城市工商階層、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婚姻家庭內部的這些平平常常的故事,都從不同的側面體現了我們這個轉型期社會的種種特點。小說都以其濃厚的現代意識以及描寫真實的特點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青睞。
   荒誕之中求真解
  城市題材的小說中,還有一部分不囿于生活的真實,而是通過夸張變形的寫法來描繪對當下生活的荒誕體驗,并力求從中揭示人生的真諦。這些小說與那些寫實的作品一道,在反映生活的本質、揭橥人生的目的性方面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鄒月照的《告訴我我是誰》(《作品》1994年第1期)是比較典型的具有荒誕意味的作品。大學教授奇運與環宇集團公司總經理馬奔在一次車禍中雙雙喪生。醫生突發奇想,將兩具尸體合成一人,催其再生,制造成馬奔面奇運心的“新生命”。新生命從此肉體和靈魂兩分離,心靈渴望奇運的寧靜,過恬淡著述的精神生活,肉體卻是馬奔的孔武有力,時時尋歡作樂尋找刺激,沉湎于物質生活的永不滿足的欲望當中。在短暫的不適以后,新生命漸漸把教授奇運的心情忘掉了,習慣了經理馬奔的生意場上的日子,陷入都市的喧囂與浮動之中。人類好不容易才進化出的精神生活卻是多么容易被人類自己忘掉,退回到原初肉體的享樂狀態卻可以不費什么力氣。人生的哲理盡顯于故事的荒誕性之中。
  周大新的《病例》(《中國作家》1994年第5期)寫一個得了怪病的人,莫名其妙地懼怕世間的一切。他害怕旅行,怕途中出事;害怕坐在家里,怕隨時有失火、煤氣爆炸和被盜的可能;害怕到單位,怕領導,怕女同事,怕寫經驗材料;害怕到街上吃飯,怕染上肝炎;怕別的星球來撞地球;怕與人接觸。最常做的動作是仔細檢查各種各樣的東西,時時有一種不安全感。問他最喜歡什么,說最喜歡到田野里散步,最喜歡騎毛驢走路,最喜歡點蠟燭看書。現代化生活對人類精神的壓迫已使人神經緊張至此,人在物質擠壓的縫隙中空剩下對過去田園詩意生活的一點點卑微的向往。
  異化的主題同樣表現在邱華棟的《公關人》(《山花》1995年第3期)里。公關人W自從搞上公關這一行當后,就開始變化,失去個性,面孔模糊不清,見什么人說什么話,天天和剛剛認識的人打交道,然后謀算著如何和對手把生意做成。不停的跳槽和加薪并沒有使他獲得滿足,相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卻快要將他逼瘋。終于,他拋婦棄雛,離家出走,戴上面具,死在一大堆同樣戴面具的塑料模特中間。人就死在自己創造出來的物質空間,死在物質對精神的異化里。
  李潔非的《防盜門》(《青年文學》1994年第3期)表現了人生的某些合理性與非理性。大盜“歪嘴”受小石城淳樸民風的感化,決定痛改前非,洗手不干。偶爾技癢難奈時,曾拿自家的“鉆石牌”防盜門練手,沒能撬開,心里暗暗高興,為防盜技術的提高,也為自己技藝的落伍。遂徹底斷了重操舊業之念。不料數日后,自家防盜門卻被別人所撬,原來是新婚妻子小紅引狼入室,她的情人偷盜得鑰匙把門撬開。離婚時他在法庭上喊:“我防得了小偷,卻防不了偷漢子的家賊!”家賊險于外盜,此可謂人生一大真諦也。
  范小青的《今夜相逢》(《當代》1995年第4期)以散淡的筆調描寫人生在可知與不可知的某種境遇。林老師想盡辦法給兒媳調動工作,欲從縣城調到市里。一直想找從前的學生、現在當了縣人事局局長的夏時云幫忙,但又磨不開面子直接去找,就連寫三封信去,卻都不見回音。兒媳只得辭職,回城里當了售貨員。林老師面授講課到了兒媳從前的那個縣,不期然受到了縣長的熱情招待宴請,一口一個林老師的叫,說是他從前的學生。席間想起了夏時云的名字,林老師就問縣長可認得否。縣長發愣,說:“我就是夏時云。”人生相逢不相識,幾多尷尬,幾多悲歡,盡在不言之中。
  陳國凱的《當官》(《作品》1995年第7期)則已滿帶些喜劇意味,又頗多憤慨地提出了拯救文學貧困的問題。作家肖某覺得當作家太寒酸憋屈,決定改行當官。掛職當了個閑差副市長,專門負責酒宴吃喝。吃過大桌吃小桌,看過諸多食客的嘴臉。為給作家醫藥費拉贊助,跟一富裕村長李鐵釘喝酒,李言明喝一杯就給一萬塊錢。肖喝二十杯,贏二十萬,結果是贊助費到手,他也到醫院灌三次腸,洗兩次胃。他決定甩手不干,不再當官,“文學那么貧困,我担心再次灌腸”。文學的貧困與酒宴場的昏暗,兩相對照,從中可以窺出世間的許多真面目。
   鄉村的失范與守恒
  城市的變化如此之巨,鄉村所受到的改革浪潮的沖擊也絲毫不遜于城里。農民們一方面保持著他們傳統的善良純樸的本質,另一方面,跟這個喧囂的時代相應和,種種逾越祖宗規矩的事情也不斷在他們身上發生著。鄉場就是一個規矩不斷被沿襲和繼承,又不斷被打破和重建的演繹場。與以往的鄉村題材小說相比,過去那種一味贊美、單純歌頌田園牧歌的形式少了,作家們更加逼近生活的真實,更加貼近這個日趨變化發展的時代脈搏,正在從不斷的對現象的分析和批判當中力圖從本質上對生活進行把握,并更進一步的揭示出問題存在的根源。反映農村現存各種問題的小說很能見一個作家的生活功底和藝術功力。
  郭建華的《橋》(《山東文學》1995年第9期)寫一個老實巴交的奉公守法的農民姜守本的故事。他對上級指示一貫服從,對村長號召一貫響應,是村上有名的典型人物。村里這次亂攤派集資建橋,農民們全都憤慨不交,只有他被村支書的一番好話給打動,賣掉連夜辛苦扎的笤帚把錢第一個交上了。大橋剛一竣工,就發現橋身已裂二尺寬的縫,建橋的領導升官,集資款被克扣下四十萬給領導換了新車。姜守本這才感到受騙了,可是又有苦說不出,有氣憋在心窩里。農民的淳樸本性讓他成為各種義務的最好承担者,同時也使他成為諸種不義的最好犧牲品。
  阿寧的《麥子自己能回家》(《當代人》1994年第10期)是近年來農村題材作品中寫得較有韻味的,在敘事的節奏上很是從容不迫,舒緩有致。放麥假了,縣勞動局人事科的干部臭子回鄉幫家里收麥。沒想到從村支書到村長到三姑二伯五大爺一干人等,輪番拉他到家里去喝酒,原來是見聞他要回這個鄉當書記了。一直欺負臭子家勢單力孤的父母官們全都巴巴的笑臉相迎。七天的麥假全部被酒宴填滿。支書劉麻子利用權力派八個壯勞力一夜間就將臭子家麥子收割完畢,出的是計劃生育的工。在中國的鄉村最底層,權力究竟能夠演繹、派生出多少東西,這大概又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話題。
  王正昌的《故事》(《當代人》1995年第7期)對鄉村存在的不良現象充滿了無情的譏諷。陸記者下鄉去核實一位七十多歲的孤鰥老漢柳墩子踴躍交糧給國家、積極要求入黨的先進事跡。結果,見面一問,老漢如實道出了想入黨的初衷:村里的黨員都比別人享福,有文化的能當干部,住得像宮殿,攤派收禮,沒文化的也能得到照顧,分好化肥好農藥,拿工資干公事,看林護場做輕活。他也想入個黨,老了好有點依靠,能得到點照顧。老漢的話簡直是給我們黨內存在的不良風氣敲了一記警鐘。作者的犀利正于老漢的樸拙語言中凸顯出來。
  表現同一題材的還有閻耀明的《連富叔》(《滿族文學》1994年第1期)。村支書連富召開支部會,商量平價化肥變議價事。鄉長助理拎來四條魚,催連富把漲價尿素錢盡快收齊。連富知道漲出的一倍價全都進了鄉長助理的腰包,但他得罪不起。村民不交漲價錢,只交平價錢,也得罪不起。只好開支部會商議,將修小學校款挪用,補作化肥漲價款。事情解決,連富叔卻滿腹傷感,胸悶,透不過來氣。不正之風將那些最善良的農村基層干部也給擠壓得無可奈何,除了忍受良心的自我折磨,實在是力量微弱抗爭不起。
  陳玉川的《他也是被告》(《山西文學》1995年第10期)寫了一個富裕起來的鄉鎮企業家的窘境。面粉廠廠長李大猛舍妻離子,左折騰右抓撓,費盡千辛萬苦,讓廠子紅火起來賺了大錢,成了勞模,標兵,利稅大戶。他要不停地陪吃陪喝陪搓麻,打點各路神仙,以求廠子正常運轉。但終因文化低,不懂價值規律,在國家糧油價格放開時,把握不住市場變化而一敗涂地。最后面粉廠因還不起別人存糧而被哄搶,李大猛也因欠糧不還成了被告。直到最后他仍懵懂“怎么就稀里糊涂賠了本”。市場經濟就是如此無情。它對一切卷入其中的人都提出了更高的素質要求,不懂政策蠻干不行。
  近年來新涌現的青年作家張繼的鄉村小說別具一格,敘事十分輕松、流暢,將他對鄉村生活洞察的深刻不斷地用詼諧的語言表達出來。他的《殺羊》(《鴨綠江》1995年第8期)、《跑婚》(《上海文學》1995年第9期)等等短篇都非常耐讀。《殺羊》寫上面要到鄉里檢查計劃生育宣傳落實情況,主要查人數。村長四平愁眉不展,與文書核計出殺羊騙人來開會的高招。凡是晚上去開會聽報告的人都能喝一碗羊湯。連續三天都用此法把人糊弄來了,羊比比劃劃沒真殺,檢查團也沒露影。村民急了,感覺上當,摔盆砸碗,第四天再不肯來。檢查團偏這時來了,四平召集不來人,只好把自家羊偷偷牽來真殺。村民聞香而至,怕再上當,要吃完羊湯再開會。結果檢查團看見的就是眾人圍鍋喝羊湯的場面。鄉村干部的無奈與尷尬顯露至此,讓人在忍俊不禁之中又體會到無限的苦澀。《跑婚》寫一對海誓山盟的農村小青年,由于拗不過強大的農村宗法和宗族勢力,最后還是不得不分手了事。農民性格中的剛愎、懦弱、自卑和自欺都被作者刻畫得入木三分。
  馮積岐的《我的農民父親和母親》(《朔方》1994年第8期)、遲子建的《親親土豆》(《作家》1995年第6期)讀來感人至深。前者以樸實、凝練的筆觸描繪了當了一輩子農民的父親和母親艱辛的生存際遇,他們忍受著種種強加給農民的不公,以無比的韌性頑強而自尊地活著。后者則以空靈的筆墨描述了一對農民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活,令人感受到萬物的靈性以及人間的至純至愛,至情與至暖。
   軍事題材、市井俚俗及其他
  除以上所述城市和鄉村作品外,1994—1995年軍事題材小說創作也十分活躍。轉型期如何繼續發揚我軍優良革命傳統問題,一直是軍內作家關注的熱點。閻欣寧的《旗鼓》(《解放軍文藝》1994年第9期)、何繼青的《迷途》(《萌芽》1995年第1期)、陸穎墨的《小說三題》(《解放軍文藝》1995年第5期)、王壽龍的《滿斗》(《昆侖》1995年第3期)都是這方面的出類拔萃之作。《旗鼓》寫軍隊內部體制改革,機炮連分成機槍連和炮連,連長和指導員為爭一面舊旗和一只破鼓而展開的一場有趣的爭斗。那是革命戰爭時期傳下來的光榮錦旗和助威軍鼓,新一代軍人們不敢妄加丟棄,仍要爭著奪來,把它牢牢掛在榮譽室里。何繼青的《迷途》訴諸了老兵對軍隊的拳拳熱愛。有二十多年軍齡的副處長方仲平忽然被通知:機關內部人員精簡,要求他立即轉業。方仲平在服從命令的同時也感到忿忿不平和深深的迷亂,離開熟悉的部隊,一時竟不知所歸,不知所往。到地方上找工作幾經周折,最后還是遇從前手下的一個因超生而被開除的副連長幫忙,以贈送銀行行長一臺“凌志”為代價,將他安插進銀行部門任一要職,以便今后得貸款容易。方仲平正優哉游哉準備走馬上任,忽又接到新的通知:首長決定他暫停轉業,派去二處當處長。他竟毫不猶豫大聲回答:服從命令。中午要喝酒慶賀。軍人對軍隊的赤子之心溢于言表。陸穎墨的《小說三題》(《理發》、《歇著》、《瞄準》)則從生活的最細微處入手,描寫了轉型期軍人的各種心態,讀來引人入勝。
  戴濤的《將軍的敬禮》(《萌芽》1994年第10期)、趙琪的《登陸》(《解放軍文藝》1995年第1期)對從部隊離休到地方繼續發揮余熱的老將軍的心理把握,以及對一個將全部的愛都獻給了部隊生活的老兵的描述都非常到位。
  描寫抗戰的作品在這一時期也蔚為景觀。張廷竹的《淚灑江天》(《十月》1994年第4期)、阿成的《鬼子給你戴上一頂紙帽子》(《人民文學》1994年第10期)、《趙一曼女士》(《人民文學》1995年第5期)、尤鳳偉的《遠去的二姑》(《文學世界》1995年第4期)等在回溯歷史方面都表現出了非凡的功力。《淚灑江天》以凇滬抗戰為背景,展現了中山艦全體將士英勇殉難的英雄壯舉。阿成的短篇則從另一個角度描述日本鬼子對東北人民的屠戮,以及抗聯英雄威武不屈的反抗。尤鳳偉的小說選材獨特,寫了一個鄉間女子錫江,受了抗日救國軍的感召,大義滅親,將當了漢奸縣長的未婚夫引出來伏法。她自己也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情悄然遠遁。黃家剛的《父子》(《花溪》1995年第9期)、石鐘山的《大炕》(《長江文藝》1995年第5期)、楊吉玲的《牛縣長》(《山西文學》1995年第6期)等都從不同側面表現了面臨國家存亡之時中國人的大無畏的民族氣節。
  傳統的市井俚俗故事中透露出的人性之真,人情之美,仍在散發著不衰的魅力。這類小說有馮驥才的《市井人物》(《收獲》1994年第1期)、蔡康的《草臺龍門》(《文學港》1994年第1期)、賈大山的《小說三題》(《長城》1995年第1期)等。著重要提的是老作家李國文近年來的短篇小說,散淡之中仍舊懷有一股銳氣。他寫人物,很少問時代背景,但總是力透紙背,對人物的內心品性的把握總是具有一種穿透的力量。此類作品有《牯嶺之夜》(《百花洲》1994年第1期)、《抽屜深處》(《人民文學》1994年第1期)、及《七弟》(《十月》1995年第4期)等等。汪曾祺的短篇更猶如一幀幀線條精美的市井風俗畫,寫人狀物無不栩栩如生。
  本時期還有一大批女作家的短篇從不同角度對于人生和人性進行深刻的探索和揭秘。遲子建的《逝川》(《收獲》1994年第5期)、范小青的《牽手》(《作家》1994年第6期)表現的人與人之間的一絲相恤和溫熱,葉廣芩的《本是同根生》(《延河》1994年第8期)透露出在功利、勢利面前的人情冷漠。池莉的《以沙漠為背景的人與狼》(《長城》1994年第6期)則冷峻審視了生命存在的相互抵觸與對峙。楊泥的《紅羚》(《人民文學》1995年第5期)是一篇難得的比較純粹意味的女性小說。作者以娓娓的語氣描述了女性自身的成長過程,帶有一種低回的落寞和感傷。近年來嚴歌苓的海外題材小說創作很有韻致,她的《少女小漁》(《四川文學》1995年第8期)、《紅羅裙》(《大家》1995年第2期)、《海那邊》(《臺港文學選刊》1995年第1期)、《女房東》(《臺港文學選刊》1995年第9期)等都為人們打開了異域生活的一角,讓讀者窺見了大洋彼岸生活的真面目。
  1994—1995年短篇小說創作的實績,充分證明了短篇這種形式對社會生活回應速度的無比迅捷,也證明了這種藝術形式所充滿無比活力。只要作家們不是對生活無動于衷,不是對發展變化的現實失去把握、失去判斷能力,只要他們還能在作品中訴諸自己對于人類精神的獨到思考,相信文學是永遠不會失去魅力、失去讀者的。
   (本文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年鑒·1996卷》年稿)*
   (責任編輯 林建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貝加青
  
  
  
當代作家評論沈陽74-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坤19971997 作者:當代作家評論沈陽74-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坤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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