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05-14
　　論到新儒學，在當代最為活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無疑是杜維明先生。去年武漢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的《杜維明文集》。這給我們提供了更深入、更全面把握杜維明思想觀點的一個很好的文本。通觀文集，我們可以看到，杜維明對新儒學的貢獻，歸結起來，就是以比他的前輩更寬廣的學術眼界，更系統地闡發了“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文集的編者之一郭齊勇對此作了很形象、很貼切的概括：“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
　　把儒學比喻為“活水”，自然是強調儒學在現代社會具有興旺的生命力。這就杜維明研究儒學的學術背景而言，是對“列文森的挑戰”的應答。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以“傳統－現代”兩分的模式，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國社會在歐風美雨的沖擊吹打下，由傳統向現代轉變，儒學隨著它所依賴的社會根基的解體而走向死亡，成了“博物館”的展覽品，只是作為“幽靈”存在于人們的心里；與此相應，西方文化從依附于傳統儒學的新“詞匯”，變成了中國現代取代傳統儒學的新“語言”。簡單地說，在列文森眼里，儒學已是歷史古董般的死物。杜維明在1988年自述道：“我到美國后不久，受到比較大的震蕩就是列文森的觀點。那時我基本不同意，覺得要批評”，“但我當時覺得問題很大，說10年不一定能做出反應”；“最近十幾年來，不僅列文森的觀點在美國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中國，東亞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那時認為10年可以解決是比較樂觀了一點，結果是過了20年，這個問題依然存在。”[1](P502-503)他致力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研究，就是要批評列文森把儒學看作“博物館”里死物的觀點，論證儒學是現代社會中源遠流長的“活水”。
　　儒學到底是死物還是“活水”，這首先涉及到怎樣評價儒學的價值。杜維明認為，不能像列文森那樣，僅僅因為儒學有不適應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負面作用而否定其價值。他指出：“作為過去1000年中國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傳統中國有其深厚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根基”，當這些根基劇烈動搖后，“儒家中國的衰落和崩潰現在已不再是爭論的問題了，因為這是一個歷史的真實”；但是，“即使那些根基徹底地被摧毀了，我們也不能因此得出儒家思想失去了它所有的人類相關性的結論”；相反，“儒學在藝術、文學、歷史和哲學中的精神價值將會再度表現出它對塑造整個中國創造性心靈的影響”。[2](P194-195.10)概括地說，杜維明認為就儒學作為過時的思想體系而言，它是死物；然而就儒學仍然具有人文價值而言，它是“活水”。
　　這是富有啟發性的深刻的觀點。因為它在實際上是指出了認識儒學的價值應當把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這兩種評價尺度統一起來。揭示儒學落后于時代，是以其對中國現代化能否帶來直接功效為標準，用的是工具價值的評價尺度；強調儒學具有不因其落后時代而隨之喪失的人文價值，是以儒學本身的內在價值為評價尺度。儒學之所以形成歷史悠久的傳統，不只是具有外在的時代根據，還因為其具有內在的理論價值。所謂內在的理論價值，就是說它不只是提供了某種關于宇宙人生的知識，而且是提供了某種關于宇宙人生的智慧。作為知識，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淘汰，作為智慧，它蘊涵著許多有待現代社會汲取的資源。然而，中國近代尤其是“五四”以來評價儒學的主流，運用的尺度和列文森是同樣的，即儒學無助于中國走向現代化，因而它只有負面價值。這盡管在當時起到了從儒學傳統中解放出來的作用，但其對儒學的認識是片面的。應當說，這樣的片面認識在中國大陸直至1980年代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所以，杜維明上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大陸講學時，應者寥寥，以至于他在1988年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很多港、臺及大陸學者，對儒家的理解還沒有超出列文森的水平。”[1](P503)因此，杜維明反對列文森只以工具價值來評價儒學的價值，對于扭轉大陸對儒學的片面認識是有意義的。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隨著新儒家研究成為“顯學”，杜維明對儒學價值的評價日益在大陸得到廣泛的認同。如今，在大陸恐怕已很少有人會懷疑：就儒學的內在價值即它提供的智慧而言，是對現代世界具有巨大價值的思想傳統之一。
　　這似乎給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即成為現代社會的“活水”，帶來了“一陽來復”的轉機。然而，肯定儒學對現代社會的價值，只是儒學成為“活水”的前提：儒學能否真正成為“活水”還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我看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儒學在傳統社會如何成為“活水”的，也許就能了解這一點。
　　儒學作為“活水”流淌在傳統社會里，主要有三個環節。首先是思想觀念。傳統的重要載體是典籍文獻，儒學因其獨尊的地位使得其典籍被奉為“經典”，于是人們不斷地講授、領會、闡發這些經典，對這些經典的注疏綿延不絕。儒學的思想觀念正是在這源遠流長的注疏里一脈相承，影響和支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其次是行為方式。傳統社會的多數民眾是文盲，他們對儒學傳統的接受，主要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行為方式的訓練。在傳統社會，民眾的行為方式通常是以儒家的“禮”制為準則的。當人們要從呱呱墜地的自然人成長為社會所認同的社會人，就必須按照社會通行的行為準則即儒家的禮制來規范自己。如此的規范過程就是把禮制所體現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價值觀念內化為行為主體自身的過程。于是，儒學的思想觀念就外顯為行為方式，并延續下去。儒學正是通過禮制對普通民眾行為的規范作用而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再次是語言傳遞。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古代漢語（文言）的特點是詞約義豐。這個特點表現為它的字、詞有多重的意義。在傳統社會，識字認詞是與讀經（包括根據儒家經典的意思編寫的啟蒙讀物，如《三字經》等）相聯系的，就是說對字、詞的理解是在儒學的語境中進行的。這就決定了傳統社會的人們對字、詞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它們的原初含義上，而是從儒學的義理上去詮釋。于是，在漢語的字、詞中就積淀了儒學的情懷。因此，隨著語言的傳遞，儒學的情懷也就灌注在人們的心靈中，并為后人所承繼。上述三個環節顯然是和傳統社會的制度緊密相連的，這就告訴我們儒學要成為傳統社會的“活水”是通過制度的安排而實現的。
　　在現代社會里，由于上述三個環節所依附的制度不再存在，這三個環節也就基本消失了：在思想觀念上，人們不再把儒家經典當作必讀的教科書，絕大多數中國人已說不清楚“四書”“五經”為何物；在行為方式上，儒家的禮制不再是必須遵循的準則，少年兒童更多的是把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中宣揚的行為方式視為社會認同的方式；在語言傳遞上，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下，字、詞蘊積的儒學情懷已很少得以傳遞了。由此而言，儒學要在現代社會成為流淌不息的“活水”。恐怕是非常困難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列文森以舊制度的滅亡來判定儒學只能走進“博物館”，是有合理性的。其實，杜維明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合理性。這表現在他有關儒學精神與東亞工業、儒學傳統和自由主義這些課題的討論中，也開始涉及到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使儒學變成現代社會里的“活水”。但是，一旦儒學通過現代社會的制度安排而發生影響力，那么，它就不可能像杜維明所期待的那樣，“作為中國主要思想力量再度出現”，[2](P10)而是融入了與現代制度相適應的現代思想這一滾滾巨浪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因素。
　　至此，我們可以對儒學能否成為現代社會的“活水”，給出這樣的回答：它沒有可能像在傳統社會中那樣成為主導性的“活水”，但它可以而且也應該成為現代思想文化這一“活水”中的“水滴”。
　　收稿日期：2002-12-02
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陳衛平20032003陳衛平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陳衛平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8:5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