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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曾經是剛剛過去的１９９５年的一個重要話題。知識分子的分化與選擇，使這場疏遠了政治話語，避開了權力中心，而在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產生的激烈論戰，具有相當的規模，相當的聲勢，也成為每一個關心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知識分子現狀的人的無可回避的斯芬克思之謎。無論是直接的介入，是間接地敲邊鼓，還是在靜默中進行有關的思考，都是一種參與。
　　２．８０年代是重思想重文化的時代，需要用精神的力量，使一個民族從十年浩劫的大失敗大痛苦的回味中超拔出來，振奮精神，為了一個新的目標而共同奮斗。以思想啟蒙和精神塑造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地成為時代的鼓手、民眾的導師，居于舉足輕重的位置。一篇小說，一部電影，一本書，都可以一舉成名天下知。但是，９０年代的社會現實，市場經濟初期的種種情狀，卻使曾經為改革開放前驅吶喊的知識分子目瞪口呆，困惑不解，乃至痛心疾首，無法適應。他們在８０年代所能設想所能希望的，與９０年代的改革開放深化帶來的巨大變化之間，所存在的差距有多大，他們的心理落差就有多大，他們的失落和失望就有多大。
　　正是因為這種心理與現實的反差，知識分子在重新思考現實與自我的時候，才會產生新的反省，新的自我確認，產生當前的分化和關于人文精神的論戰。由于主觀視野的偏狹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場論爭有著種種的不足和缺憾，許多具體的命題都有待廓清和深化。但是，跳出這論戰中的具體是非，它畢竟可以給我們以相當的啟示，激發我們的思考。
　　３．撇開這場論爭的諸多頭緒，它的實質在于，如何面對和評價９０年代社會發展的新現象，以及如何確定這新形勢下知識分子自身的位置。
　　先說前一點，對現實的評估。
　　由此，就不能不看到論爭雙方所犯的共同性的錯誤，即思維和評價方法的簡單化。論爭者面對現實，都是不加分析地確認其為市場經濟，然后進行各自的褒貶的。９０年代的社會現狀，出現了許多嘈雜和混亂，出現了諸多令人感到担憂和憤怒的情況。這是無須諱言的。商品化對精神的侵蝕，社會道德的降低和國民素質的真實水平，都是這一時期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現實無法回避，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它。非常有趣的是，倡導人文精神的，和對人文精神持非議的，都是把這些社會弊端簡單地與正在進行的市場經濟的轉型直接聯系起來，然后加以褒貶。贊成人文精神的，對拜金主義的批判，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但是，這種批判，又往往導向偏激和憤世嫉俗，進而發出強烈的感嘆，帶有各種弊端的現代化，即使來了，還不如沒有。否定人文精神的同樣是把現實的不如人意都看作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而害怕人們在潑污水的時候，連市場經濟的嬰兒一同拋棄；還有的樂觀主義者則預言，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將會產生出克服其自身弊端的抗體和免疫力。當他們對人文精神加以駁難的時候，他們自以為是在為了維護人民大眾的現實和享受大眾化的權利而斗爭。
　　是的，９０年代，出現了許多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丑陋和污穢的社會現象。但是，它們未必都應該算在市場經濟的帳目表上。市場經濟，在中國的９０年代，只不過是它的初始化時期，它并沒有真正地成為時代的主角，也很難說它有足夠的能力為現實負責。比如說，人們所樂觀地判斷的，由市場經濟、商業社會造成的與政治權威分庭抗禮、使社會多元化的局面，其實并沒有形成，行政權力對市場的干預乃至主宰作用，仍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現實是，在行政權力把它的許多領地向市場和商業機制移交的過程中，二者之間尚未相互吻合，而是出現許多的交叉地帶和斷裂脫軌，或者多頭管理各衷一是，或者無人問津形成空白地帶。許多的丑惡現象，比如說腐敗，與其說它要記在市場經濟的帳目上，不如說它與行政權力的關系更密切。再比如，社會倫理道德的水準下降，今日為甚，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肇始，仍然要從十年內亂、人人自危的時候算起，加上社會上的監督和執法、獎善和懲惡的機制的不健全，張揚正氣和打擊邪惡性的力度不足，關系網、裙帶風的蔓延乃至方方面面。凡此種種，哪里是尚處于幼稚的初創階段的市場經濟能夠担當得起，并為之承受惡名的？
　　反之亦然。那些反對用人文精神的倡導干預現實，而相信市場經濟自身的完善能力的，未免把市場經濟神化和理想化了。前面說過，９０年代的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建立起來的，同樣地，來自行政力量的干預，也會對它形成決定性的影響；此其一。商業社會的發展，按照我們所接受的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是需要工具理性和勤勞禁欲的社會共識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爆發出來的普遍的盲目性都一再地把本來應該按規則守秩序的商業行為變成盲目性投機性很強的“群眾運動”；還有遠遠地超過經濟發展現狀的超前消費、窮奢極欲、夸豪斗富，一方面是造成財力物力的嚴重浪費，一方面是加劇本來已經很明顯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造成社會心理的惡化和畸變，大有從內部銷蝕和毀滅市場經濟的潛在威脅，此其二。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仍然存在嚴重的社會矛盾，仍然有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疾病，這是從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和近代的思想家那里就開始持續不綴的批判的，焉能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思維邏輯，以偏蓋全，絕對肯定？此其三。
　　４．與對社會現實的評價相關聯的，是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和位置的重新選擇。
　　由思想的解放為實際的行動，改革開放的風帆又一次鼓蕩起來，而且是經過８、９０年代之交的低迷和徘徊之后，這不能不使知識分子再次振奮，重新尋找自己的社會的崗位。但是，９０年代不是８０年代的重演，社會導師的神圣和殉道者的崇高，在新的時代潮流中被粉碎——還是那句話，知識分子的信念被粉碎，首選是因為我們自身的不夠堅定，先前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理性基礎上，而是憑依朦朧的情感和外在的灌輸。文人還會受尊重嗎？工商時代文人何為？這些問題的提出，正是表現失去自信力以后的新的困惑和選擇的艱難。
　　在這一點上，當今的知識分子（以文學界為例），大致分為三種態度。
　　那些對現實持樂觀態度，相信市場經濟自身的完善和凈化能力的作家，是主動地調整自己與現實的關系的，他們大都用各自的語言方式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不必把文學看得太重，不必把作家神圣化，作家的世俗化和職業化，文學的市場化，都是大勢所趨。于是，他們對文學的基本價值，似乎也不怎么重視了，以文學講故事娛人和自娛，更被他們所看重。他們在現實面前的心態，很快實現了自我平衡。
　　同樣承認商業化大潮不可抗拒，但是持“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武器并對此存有抵觸情緒卻又感到無可奈何的青年批評家，把自己置于一種兩難境地。他們承認全世界的商業化趨向難以抵擋，但是，以對現代主義持批判態度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又迫使他們堅守自己的立場。于是，他們通過后現代主義（或者說中國的后現代主義）所擅長的語言操作、換置和命名，體現自己的選擇。這就是“后知識分子”等種種“后”的名詞出現的因由。比如說，前兩年，他們曾經持“東方主義”的態度，把“現代性”一詞作為含有西方的價值判斷而加以拒斥，要以“中華性”取代“現代性”的概念；到了人文精神的論爭中，他們自詡為民眾和社會為爭取實現現代化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言人，在激烈的言辭后面，暗暗地背離了“后現代主義”的營地而不自知，最具有先鋒色彩的一群，忽然認同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廣大民眾，這也許同樣是一種“后現代”喜劇。
　　人文精神的倡導者，在對自身的社會使命的承担和價值觀念的重建上，需要質疑和加以補充的，一是如前所述，社會文化批判，不只是要向商品化對精神文化的瓦解和侵蝕加以抨擊，還應該有一種更開闊的視野，對陳舊的保守的傳統文化的回潮保持必要的警惕，對一味順應和追隨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食洋不化予以必要的批評；二是要盡可能地從歷史、現實的和理論的層面上，進行深度闡述，為自己建立深刻的根基，以便立定腳根，準備作韌性的長期的堅持和守護。
　　５．也許是一種思維的慣性，我們總是喜歡將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進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較。那么，９０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是否可以讓人聯想到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的２０年代中期？當陳獨秀、胡適、魯迅們倡導新文化新文學以反對舊文化舊文學的時候，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在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文化、新文學上，在推行和實現自己的思想主張上，他們卻是發生了分歧的。依照通常的理解，說“五四”時代高張科學與民主的兩面大旗，在作這種倡導的時候，需要高聲吶喊，需要震聾發聵，但是，如何確定它的現實指標，如何把它付諸實踐，卻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實現社會民主，要通過舊式或新式的民主革命，要采用政治的和軍事的手段；普及科學意識，則要在遍地是文盲和蒙昧的國土上進行全民的文化教育；這二者，都需要漫長而持久的實際工作，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我想，當年大量的知識分子投身于政治和革命的社會實踐，或者以“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心態去從事各自的事業，也許同今天大量的知識分子轉換身份，在經濟大潮中施展身手一樣；“下海者”義無反顧，自有其悲壯或辛酸，有他們自己的苦惱和困惑，這些且不去說它，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很難直接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人文學者，應該怎么辦？
　　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急切地吶喊的魯迅，在時代的選擇由思想和意識形態轉向行動和實踐，盛極一時的文化熱潮退潮之后，也有過寂寞和迷惘，“寂寞新文苑，依然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接下來，還有更沉重的打擊，就是１９２７年的風云突變，大量的革命青年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下。魯迅的思路發生“轟毀”，從《野草》時代就開始的個人反省，“抉心自視”，演進為“從別國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對自己進行嚴格的解剖。我想，這是魯迅投身于新文化運動以來，思想情感最低沉的一段時期。但是，他之所以沒有引退，沒有遁世，不但是說，他比別人有更強的韌性和更深刻的思考（如人們通常所言），更重要的是，比之于“五四”時代同一新文化營壘中的戰友，他要年長一些，他已經經歷過辛亥革命前后由大喜若狂到心灰意懶，抄古碑、輯古書，在精神上自我麻醉慢性自殺的苦痛，因而無法再度回到消極避世的故紙堆中去，而是執意前行，不管前面是墓地還是鮮花，繼續充當精神界之斗士，做決不后退決不寬恕的戰斗。
　　而且，魯迅還對現實做出透徹的分析。他說，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左翼是很容易變成右翼的。以此對比一批８０年代曾經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為改革開放沖鋒吶喊的作家，在９０年代紛紛發表轉向宣言，放棄理想主義的追求，是很能發人深省的。魯迅進一步指出，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極而言之，魯迅甚至預感到，革命成功以后，等待他的最好命運，也許只是穿著紅馬甲掃馬路而已，但是，他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與革命同命運的人生道路。
　　２０世紀末的中國，與魯迅的時代已經有根本的變化，但是，就心理挫折和群體分化而言，就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所感到的迷惘和苦悶而言，卻不無共同之處。比照起來，８０年代流行一時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比況，頭戴著刑冠、背負著十字架的圣徒，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佛陀，在潛意識里，是否都存在著在不遠的將來，驗明正身，受眾人朝拜的情結？９０年代初期的巨大失落感，在精神和文化上的付出，并沒有在新的經濟浪潮中得到加倍的補償，相反地，卻會在人們都發了大財的假相中或自慚形穢或憤憤不平，是否與這種情緒有關？當市場經濟大潮所伴隨的浮沫和沉渣終于被淘盡，重新估計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和職業優勢——與之形成有趣比較的是，當年大學校園里的經商熱曾經裹挾了很多的大學生，近兩年，大學生又重返課堂，對知識的價值做出再度肯定——當我們又一次地感到可以坐穩冷板凳，這其中，是時代變了，還是我們的心態在最初的沖擊以后，從喧嘩與騷動中恢復了平靜？
　　６．這就是不能不回到那個經常被我們引用以顯示自己的深刻的命題上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只是，這一次的“我們”，是特定的所指，即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
　　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討論如此巨大的命題，幾乎是不可能的。進入９０年代，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職業分工和利益分化，社會生活由意識形成引導轉變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商品流通為驅動力，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在經受個人的生活和事業的低迷的同時，還對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階層的使命、價值和功能產生了質詢和懷疑，關于知識分子的話題和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一道引人注目。
　　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說過，“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里，革命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何至于如此呢？亨沒有作進一步闡釋。倒是當代日本的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在他的《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一書中，對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的特定使命，作了深刻的分析：
　　越是“后進”國，越具有目的意識。因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為目標來推進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識性”的所以當然會帶上較強的意識形態性格，亦即是某種意識形態指導下的近代化。同是在西方，美國獨立革命比英國革命的意識形態性強，法國革命比美國的意識形態性強，其理由也在于此。因此，上述的作為異質文明傳播者的知識分子的任務，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識”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約。
　　具體地說，有兩點不僅適用于日本，也適用于亞洲、非洲諸國。第一，是設定國家的目標，為達成此目標而有選擇地實行現代化。其實施當然是政治家的事，但在此選擇的近代化中，知識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說，在“后進”國，多數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第二，是作為制度和技術的介紹者，從先進國導入制度和技術。這兩個課題是同時面臨的。
　　我想，這樣的論述，足以令人深思。今日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同樣是屬于“目的意識性”的，是因為看到了發達國家的榜樣，而為自己確定目標，在觀念意識形態上先建立了我們的現代化模式，然后付之于實施的。盡管有些激進的學人一再宣稱，中國的后現代主義已經到來，但普遍的現實卻是，我們今天還是處于前現代時期，實現民族的現代化，實現物質的和精神的現代化，仍然是全民族的迫切要求，是當前的頭等大事。在這一基本前提下，我們的使命任重而道遠。要建設一個具有高度科學、民主和人道的社會，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都達到相當水平、既站在世界前列又保持民族特色的現代國家，仍然具有極強的乃至最強的“目的意識性”，這個目標與我們的現實所具有的巨大差距，無論怎樣估量，我想，都不為過分。
　　而且，文學在今天，仍然沒有進入純文字游戲或自娛娛人的歡樂和悠閑的時代。文學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仍然是許多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的優先選擇。這一點，從世界文學的走向也可以得到印證。１９９４年度的大江健三郎，１９９５年度的希尼，他們獲得世界文壇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恐怕都和他們對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和歷史走向的關心與自覺承担分不開。大江在獲獎演說中明確指出：“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２０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政治從根本上被置于曖昧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他沒有像當年的川端康成一樣，被本民族的審美情態所陶醉，相反，他更多地談論的，是民族的恥辱——作為日本的戰后一代作家，他表現出清醒的理性精神：“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后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后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并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天。”這不是以民族的理性、時代的良知自詡，又是什么？希尼多年來動蕩不安、一直籠罩在外力壓迫和內亂的壓力之下，他的歌聲，不能不染上民族心靈的憂郁和痛苦，并且自覺承担起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他在《寫作的邊疆》中明確地說：“北愛爾蘭詩人……懷著一種特別的力量，感到需要忠實于這個見證的消極性質，同時要顯示一種肯定的火焰，即需要既有社會責任又有創作自由。”這對于曾經把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視為不可承受之重、急欲擺脫之而后快的我們，對于把談論時代、民族、歷史等莊嚴的話題一時間都當作落伍、過時，被嘲弄和譏諷，被調侃和消解，被心靈的挫折和金錢的力量對比得黯然失色的我們，應該是一劑醒腦的良藥。
　　我們要使自己充實起來，強大起來，扎實地廣博地掌握必需的知識，成為真正有知識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嘩眾取寵，徒有其名。以學問為根基，以良知為權衡，修煉自己，從而避免再出現近年來一陣經商之風拜金之潮便把我們沖擊得東倒西歪的尷尬。更重要的，實現民族現代化這一當代中國的斯芬克思命題，仍然需要知識分子的熱情參與和真誠奉獻，需要我們的智慧和理性的力量。曼海姆這位對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甚深、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的已故德國學者說過，在現代社會的分工越來越細、各階層之間越來越疏遠的情況下，只有知識分子能夠超越這種局限性，能夠理解社會的所有成員。知識分子永遠不會獨立為一個階級，永遠沒有自己的獨自利益，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充當社會的理性和良知，它所進行的批判和建設，都是以此為立足點的。
　　　　　　　　　　　　　　　　　　　　　　　　　　　　責編：張頤雯＊
　　
　　
　　
北京文學73-76J1文藝理論張志忠19961996 作者：北京文學73-76J1文藝理論張志忠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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