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在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毛澤東是怎樣失足的

簡體傳統

第二章在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毛澤東是怎樣失足的
對于奪取全國勝利以后建立一個什么國家的問題，早在1940 年1 月毛澤東在《新民
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設想。1948 年9 月8 日至13
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于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
的報告。在預測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機時，毛澤東插話說：“也許全國勝利
后還要15 年。”根據毛澤東這一提法，劉少奇在1949 年7 月4 日在黨內作的《關于中國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政權性質》的報告中說：“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
本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
這要看國際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這“我們”二
字是代表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是毛劉二人的共識。1949 年3 月5 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
中全會，中央委員會一致同意毛澤東報告中所勾畫的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政治
形態。這種共識的法律性表現是1949 年9 月29 日子毛澤東主持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周恩來主持起
草的。
在政協開會期間，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說：“有些代表建議把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前途

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采取相當重大的社會主
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綱領上寫上在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
我們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實際步驟。”所以《共同綱領》中沒有寫中國未來走向社會主義的
問題。從9 月3 日到9 月11 日，毛澤東對共同綱領至少作了五次修改。《共同綱領》通
過以后，起臨時憲法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應該受它的約束，在它規定的
范圍內行動。
《共同綱領》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即人民民主主義國
家。”第三條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
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建國初期，劉少奇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思想就是這么來的。理論上的依據是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法律上的依據是《共同綱領》。
1951 年3 月，劉少奇在起草《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的第二條中說：“中國共產
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
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
這年 5 月7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給馬列學院一班學員作《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
務》的報告，講了以下要點：
1、“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新民主主義階段”將是很長的，大
概在15-20 年之間。
2、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
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
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3、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
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
作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五種經濟成分，將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經過這
個階段，“社會主義與半社會主義經濟，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個
體經濟的比重，要相對縮小。。。。。。以便逐步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4、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之后，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然
后建立和發展重工業。他認為只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積累資金，
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
5、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他認
為，實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要觸動私有制。中國的產業落后，
過早地實行工業國有化，只會傷害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
不利；在農村，國家拿不出機器、化肥等工業品以滿足農民的需要，實行集體化也不可
能。他說，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并對
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制“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

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劉少奇的思
想是一貫的，早在1948 年9 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關于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
的報告中就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消滅了以后你
還要把它請來的”。
這時的毛澤東悄悄地改變著自己原來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丟棄了《新民主主義論》。
他不同意劉少奇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但是他隱忍未發，可能是還沒有完全
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毛劉分歧的導火線是山西省委的一個報告，1951 年4 月17 日，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賴
若愚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給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原文如下：
1、山西老區的互助組織，基礎較大，歷史較長，由于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戰爭
時期的勞、畜力困難，已不再是嚴重的問題，一部分農民已達到富裕中農的程度，加
以戰爭轉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組織中發生了渙散的情形。我們去年曾強調地提出了
“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解決了一些問題，但這一渙散趨勢，并未完全扭轉，
從實踐證明：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
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
生渙散現象的最基本的原因。當然這也不是說，目前已發展了多少富農，而是富農方
向已經是農民自發的一種趨勢，這一問題，我們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會有兩個結
果：一個是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一個是使互助組成為富農的“莊園”。這是一方面的
情況。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組織，產生了新的因素，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
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必須在互助組內部，扶
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的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
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這是十分重要的。
2、那么，我們應如何增強新的因素，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呢？最根本的問題有二：
第一，互助組織仍是私有基礎，同時公積金也不可能保持互助組內等價的生
產關系，所以公積金出組可以帶，按互助組成員享用公積金也不妥當。而我們
的認識，卻與之相反，認為：增強公共積累，按成員享受這一原則在互助組見
諸實施，它雖然沒有根本改變了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
對于私有基礎，不應當是牢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
否定它，所以公積金應當是出組不帶。
因而在公積金問題上，重要的歸納為以下三點：（1）按土地應產量征集；（2）為全組
成員所有（不以征集時土地產量多少為準），每個成員在公積金的處理上，都有自己
的平等權利，一人一票；（3）出組不帶。
至于公積金征集多少？我們認為這不是原則問題，可根據生產發展的情況和組員的意
見確定。
第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紅問題。應當采取按勞力、按土地兩個分配標準，

按土地分配的不能大于勞力分配的比例，要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地加大按勞
分配的比重。
總之，我們認為，把“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這兩個進步的因素，在互助組織逐
步地增強，它將使老區互助組織大大地前進一步。
第三、尚需注意解決的幾個比較具體的問題。第一，公積金如何使用的問題。用于擴
大再生產是比重應多一些；公益事業數目不要太大。第二，在已有公積金的互助組，
新吸收社員應予優待。但也應帶一定的股金。第三，國家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應予優
待。
上述意見，妥否？望示。
以薄一波為書記、劉瀾濤為副書記的華北局于5 月4 日給山西省委寫了一個批復并
報中共中央。批復全文是：
《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意見已閱，你們抓緊對互助組領導，注意研究新發生的問
題是對的。但你們提出：
1、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的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
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新民
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任務只動搖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
一般地動搖私有財產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任務。目前你省有相當數量地區的互助組需
要提高和鞏固，但提高與鞏固不是逐漸動搖私有的問題。這一點必須從原則上徹底搞清
楚。
2、農業生產合作社，全省只能試辦幾個作為研究、展覽和教育農民之用。即便試辦，
也要出于群眾自愿，不能強行試辦，更不宜推廣。我們同意長治地委試辦7 個，但這7
個是否出于群眾自愿，請你們加以檢查。
3、另據武光湯同志估計，山西省參加互助的農戶達55%（不包括臨時小型互助），是
否過高？即使如此，亦還有近一半農戶未組織起來。因此，以山西全省來說，仍應把進
一步組織起來的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加以注意。詳由出席此間互助組會議諸同志面
達，你們討論研究后的意見望告。
劉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并聽了薄一波的匯報之后，從理論上對山西省委的觀
點幾次提出批評。
第一次是 5 月7 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山西省委在農村里邊要組織
農業生產合作社（蘇聯叫共耕社），這種合作社也是初步的。”“這種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
性質的，可是單用這一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
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我們中國黨內
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要糾正。”

第二次是 7 月3 日對山西省委的正式批復。劉少奇批復的全文是：
在土地革命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
出來。黨內已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阻止或避免。
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
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
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
險的、空想的農村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
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在寫上述批語的天頭上，又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了一則批語：“5 號下午2 時，
馬列學院1 班來春藕齋上課，此件請印發給學生，并發給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 7 月5 日劉少奇給馬列學院一班學生講課時，聯系到山西省委的報告，他
說：“對農民自發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
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趨勢。’這完全是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
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目前的互助組或供銷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
集體農莊。集體農莊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來組織，而不能‘由互助組發展到’，也不能
‘由供銷社發展到’。”
第四次是在修改華北局 7 月25 日向中央作的《關于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
時，經他修改的報告有兩個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業化后集體化問題，他說：“農業集體
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和使用機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沒有這些條件，便無法改
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后性，而達到農業集體化。將來在這些條件下普遍組織起來的集體
農場，對于目前的農業勞動互助組來說，是一種完全新的組織。在集體農場組織之后，
目前形式的互助組就沒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農出現怎么辦的問題，他說：“富農
已開始發展，但并不可怕，到將來適當時間可予以限制，如實行農業累進稅等；現在即
提出限制富農政策來阻止和避免農村階級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對發展農業生產是有
害的，所以也是不對的。上述錯誤思想的實質，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劉少奇改造小農經濟的路徑是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毛澤東的主張則相反，先集體化
后機械化，后來發展成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為走資本主義道路
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劉少奇的主張是基本正確的。按劉少奇的意見辦，
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等錯誤可以避免，待到實現了農業機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歐美
國家家庭農場的道路，根本就用不著合作化了。
在中共黨內領導層，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準備不足的。據王力說：“毛主席
最大的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這是上層領導的通病。”“對陳伯達、胡喬木兩
位，毛澤東認為他們最大的短處都是沒有讀過《資本論》。別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讀《資
本論》，而中國的大理論家，沒有讀過《資本論》是不行的。”（《王力回憶錄》第702 頁，
第1057 頁）毛澤東的主要理論顧問是陳伯達。關于農業合作社可以像18 世紀的手工工
場那樣依靠分工提高生產率的觀點，毛澤東是受了陳伯達的影響，而陳伯達自己并沒有
弄通原著，誤導了毛澤東。這個理論錯誤，后果非常嚴重，后來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
人民認認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躍進，以他那樣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識性的錯誤，

都是以這個理論為精神支柱的。
毛澤東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華北局的批語和劉少奇的批語之后，經過一段思考，
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我不能支持你們，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他的論點是：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
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
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的基礎，也是可行的。
請讀者不要忽略上面這段話。歷史巨人毛澤東在改造小農經濟問題上就是在這里失
足的。他的整個社會主義空中樓閣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基礎之上。毛澤東對自己這
一理論創造是非常重視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解決了工
業不發達、工人階級太弱小的前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進行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中國乃
至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
他如果能夠繞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一下子過渡到社會
主義，建設起一個富裕、文明、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毫無疑問，那將是對馬克思主義
更大的發展。有這兩大理論貢獻，他將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與列寧相比肩，理所當然
地成為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當強迫命令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遭遇你們抵抗造成農業減產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主
要理論助手陳伯達進一步研究，為什么17 世紀歐洲的手工業工場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
提高了的生產力，而20 世紀中國的農業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產生新的、提高了的生產力
呢？為什么表面看來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產生大致一樣的結果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17 世紀歐洲的手工業工場和20 世紀中
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質上是不同的。進入手工業工場做工的是一
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到工場做工是自愿的，是別無選擇的謀生手段。被“說服動
員”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中國農民卻不同，他們是有土地、有農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
有者，具有獨立經營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和經營能力，入社等于剝奪（立即剝奪或逐步
剝奪）他的生產資料，不允許他發家致富。馬克思把農民、制造業者和商人看作是社會
一般的分工，這個分工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這是一個大的分工概念。個體農民屬于
這個大的社會分工的概念，屬于“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是有區別的。
他說：“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盡管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系，但二者不僅有程
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
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
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
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
（《資本論》第一卷第12 章）
陳伯達經過進一步地研究發現，既然農業合作社社員與手工業工場工人的區別是：
一個是小私有者，一個是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那么，加速對社員的社會主義改造，
割掉他們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讓他們成為對土地沒有產權的農業工人，成為徹頭徹尾的
無產者，再輔以大規模的、反復地、持久地宣傳教育，讓他們破私立公，就定能使農業

合作社像 17 世紀的手工業工場一樣，產生提高生產效率的奇跡。因為集體化產生分工，
分工提高效率，這是一般公理。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理論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發
現告訴毛澤東。毛澤東就一步緊于一步地加快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由互助組到
初級社，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由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時間就讓農民與土地脫了勾，
把土地改革給農民的恩惠全收回來了。農民個個成了“趙光腚”（電影《暴風驟雨》中土
改工作隊依靠的積極分子）。照毛澤東和陳伯達的設想，這下你們赤條條無牽掛，只能在
生產隊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這路一條。但公社照樣不增產。為了制造增產的效果，
于是乎搞“大會戰”，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鐵姑娘隊”，“老黃忠班”，臘月天叫社員光
膀子抖干勁。這些虛的東西登報造政績可以，但年終一結算，打的糧食更少，社員更窮
了。這下陳伯達也傻了眼。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我們結合實際生活說一說工場手工業依靠分工
是如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農業合作化為什么不能做到這一點？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視察一個生產扣針的手工工場時，發現了分
工協作所造成的巨大生產力。他生動具體地描寫了全過程：
一個工人抽鐵絲，另一個工人把它弄整齊，第三個工人把它切斷，第四個個人把它
磨尖，第五個個人鏇光它的尖端，以為裝置針頭之用。單是針頭的制造，又分兩個或三
個獨立的作業：裝置針頭成為一個特別的作業，磨光扣針又是另一種作業；甚至把扣針
包在紙內也成為一類完全特殊獨立的工作。這樣一來，制造扣針的勞動約分為18 種不同
的作業，在有些工場內每一種作業都由獨立的個人去執行。。。。。。我看見一個工場，只雇
用10 個工人。。。。。。這10 個工人每天能造扣針12 磅。每磅有中等長短扣針4000 多個，
因此，這10 個工人共能做扣針48000 多個。倘若這些工人各自獨立，互不配合，那么，
他們之中自然沒有一個人能在一個工作日做出20 個扣針，甚至連一個扣針也做不好。換
言之，他們能做的，還不如現今在各種不同的作業巧妙地分開和互相配合的條件下，所
能做出的240 分之一，甚至4800 分之一。
毛澤東期望中國的個體農民通過組織起來（建立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
社）進行勞動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什么總是緣木求魚越搞勞動生產率越低呢？從根
本上來說，這是農業生產的生物學特性決定的。
第一、農業生產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是散布在廣袤的空間中的，無論是種麥、種
稻還是種雜糧，你不可能把它裝進工場的車間，這就不具備像生產扣針那樣每人完成一
道工序流水作業的條件，農業生產這個特點被稱作空間上的“廣延性”。
第二、農作物的生產有一定的周期，播種、管理、收獲都有一定的季節，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不能顛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種麥，有農諺說：“白露早，寒露遲，秋分
種麥正當時。”就是秋分前后那十來天播種，錯了季節就要減產或絕收。這個特點叫做時
間上的“繼起性”。
再怎么組織起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農業生產的時
空結構，將不同地段和不同節氣的農活歸類集中作業。“廣延性”和“繼起性”這個時空
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農活需要一定規模的集中勞動，如打井、修渠、滅
蝗等，這是自然給定的條件下產生的集體勞動的需要，不是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

極性”。如果從這里面看出“社會主義因素”來，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挖運河，就都是
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術條件下，農業生產的各種組織形
式中，一家一戶的單干，以農戶為基本經營單位，是效率最高的、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經
營形式。這是人類社會幾千年選擇的結果。
這里有一個情況要分清楚：以道義為目的的濟貧和以提高生產力為目的的經營。土
改后的農村往往出現勞力強、有牲口的種田能手土地不夠種，寡婦家分了土地無人種的
現象。寡婦家可以把土地賣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干預，幾年后就會出現勞力
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產量最大化。這是一個農業社會自然調適過程。但毛澤東把
這類情況看得過于嚴重了，認為這是新的兩極分化的苗頭，要用互助合作的辦法解決這
個問題。碰巧那位寡婦的兒子參軍了，她成了軍屬，村支部組織代耕隊把她家的地給包
了。寡婦當然感激，給幫助她的鄉親送水、送飯、洗衣服，這種互助合作是產生不了提
高生產率的效果的，所產生的效果是寡婦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這個收成不會是最高的，
如果最高產量是畝產500 斤，寡婦家畝產300 斤就不錯了。這與手工工場基于提高功效
增加總產量的勞動分工，是不可類比的事情。
毛澤東忽視了手工業工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本質的區別”，為了防止土改后的
農村出現貧富兩極分化，不準中農和富裕中農冒尖，強迫他們入社，讓他們富幫窮，強
幫弱，惜老憐貧，這在道德領域是無可非議的，但在經濟領域是違反規律的，是行不通
的。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主張更多的著眼點是濟貧，是慈善家的觀點，而不是經濟學家
的觀點。從農業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實踐證明，大鍋飯，養懶人，它產生不了提高生產
率的效果。
分工合作不能提高農業的生產率，不能多打糧食，所以至今先進國家的那樣仍然是
家庭農場，而沒有“組織起來”。自奴隸社會解體以后，農戶天然就是農業勞動單位，它
不需要組織起來，任何超越農戶的組織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叫合作社，叫公社，叫
集體農莊，叫農業公司，叫規模經營，都會損害農業勞動的效率，這是我們走了20 年合
作化道路應該得出的基本結論。
毛澤東是農民占多數的中國共產黨內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社會主義
理想基本停留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上，這種大同思想的經典表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讓人不獨觀其觀，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獨、廢、殘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背，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到要“使人類進到大同境遇”。說“康有為寫
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很自信，以為自己找到
了。
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之后，劉少奇立即表示贊同主席的意見，重
新處理中共山西省委的報告，并收回了已經印發的在馬列學院一班講課的講稿。

但是事情并沒有完。1951 年9 月，毛澤東委托五谷不分的陳伯達主持召開全國第一
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陳伯達起草的《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據說
草案寫好后，遵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送給熟悉農民的黨員作家趙樹理征求意見。趙樹
理講了老實話，說據他的了解現在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
那時毛澤東還能聽一點不同意見。他說：“趙樹理的意見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農民的互
助合作積極性，也要肯定農民的個體經濟積極性。既要保護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要保
護個體農民單干的積極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9 月會議之后又對文件作了修改，
至12 月份，仍以決議草案的形式發到全國縣委和城市區委一級。
這第一個互助合作指示寫得很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種傾向，另一種傾向，
都關照到了。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沒有重視趙樹理說的“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
極性”的意見，是提倡、發展合作社才作這個決議的。后來由互助組而初級社，由初級
社而高級社，由高級社而人民公社，毛澤東在中國開始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破壞最
烈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實驗。
經過土地改革，農村土地占有情況和階級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追隨毛澤東“干
革命，鬧翻身”的貧雇農們，大多數成了中農和富裕中農，革命革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脫離了占農村人口70-80%的基本群眾。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請讀
者看幾篇權威的史料。
1947 年1 月1 日，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給上級機關寫了一篇調查報告：《一年來的解
放區的土地改革》。他說：“土地改革徹底改變了解放區農村的社會關系。封建剝削者地
主階級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實行徹底的地區，他們都已轉向自己勞動或經營工商業；
富裕中農，特別中農大大增加；貧農減少，赤貧絕跡。許多典型材料都證實了這個趨勢。
如太岳長子縣六個村，地主全數轉入勞動，富裕中農由37 戶增至55 戶，中農由464 戶
增至950 戶，貧農由638 戶減至389 戶，赤貧由189 戶減至7 戶。”這六個村1401 戶中，
中農和富裕中農占了1005 戶，占總數的71.7%。
1950 年5 月，華北局向中央的報告《華北老區農村階級變動與生產情況的調查》中
說：“據冀、察兩省23 個村材料：土改前有2964 戶，土改后3097 戶。經過土改，原來
占戶數51%的貧雇農，減少到15%（地富下降在內）；原來占戶數37.6%的中農，增加到
77%；原來100 戶地主（占總戶數3.3%），有四十戶留到中農程度，31 戶被斗到貧農程
度；原來122 戶舊式富農（占總戶數4%），有87 戶留到中農和富裕中農程度，35 戶被
斗到貧農程度；原來94 戶富裕中農（占總戶數3.2%），有48 戶被侵犯成為一般中農，9
戶侵犯成貧農。上升為新富農的僅一戶（原中農）。”
“經過最近幾年的生產運動，農村階級關系又有新變化，總的趨勢是上升的。山西
五個村的材料，土改后經過幾年生產運動，上升者占總戶數的17%。9.4%的貧雇農上升
為中農和富裕中農。2%稍多的中農上升為富裕中農。由地主、富農下降為貧農的，也有
一部分上升為中農。但無新富農發生。目前整個農村一般情況，由貧雇農上升為中農速
度快，中農升富裕中農速度慢，升為富農是個別的。上升的原因：68%是因為勞力較強，
經營有方，生產條件改善；14%是因為兼營手工業和副業；10%是因人口減少。”但也有
少數戶下降。上述山西五個村下降戶，占總戶數的5%。其中貧農上升中農后又下降為貧
農者占將近一半（39 戶占17 戶），主要由于貧農在分得土地后仍很空虛，經不起任何打

擊。其他下降者為中農（占本階層 3%多）和富裕中農（占本階層14%）。下降原因：一
半以上是疾病、懶惰、牲口死亡、無勞力，其次因土改時侵犯過重，現尚不敢積極生產
者，少數因不會經營。”
“目前農村生產情緒一般是高漲的。中農已占到農村人口絕大多數（上述五個村中
農占88%），成為生產之主力。”“由于過去‘左’傾錯誤影響和農村中普遍流行單純農業
社會主義思想，一般中農顧慮是大的，剩余財產除吃點穿點外，僅以壞房蓋好房，壞牲
口換好牲口，壞地換好地，再向上就覺得嚴重。”部分富裕中農現在向我們討指示：繼續
發展往哪里去呢？富農的道路是他們盼望的，但視為畏途，不愿戴剝削帽子，投資工商
業又沒有把握。目前許多中農正以這些人的馬首是瞻。
1950 年9 月26 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魯言撰文：《三年來土地改革運動的
偉大勝利》。文章指明了土改后絕大多數中農是由土改前的貧雇農上升的。“三年來土地
改革運動的實踐完全證明：占農村人口70%無地和少地的貧農和雇農，是運動的骨干，
他們在土地改革斗爭中最積極，最堅決。他們在各地農民協會的領導成分中占多數。消
滅封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著廣大的貧雇農群眾才得以勝利實現的。同時，貧農、雇
農也得到了相當于當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數90%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滿足了他們的土地
要求。”“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許多地區，中農在農村
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過去的20%左右發展到80%左右；貧雇農則由70%減少到
10-20%，而且在逐年減少中。”
以上三個材料說明了互相聯系的四個問題：
1、土改前的貧雇農絕大部分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上升為中農了；
2、這些由貧雇農上升的中農占農村人口的 71-88%，是農村生產的主力，是被解放了
的農村生產力的代表，打擊他們便是打擊原來的貧雇農和中農；
3、經過土改仍然不能上升的貧雇農，一半是因為家里有病人、勞力少或耕畜死亡；
一半是不會經營，或地富下降為貧農怕再富又遭清算而不敢積極生產者；
4、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和互助合作運動的階級路線都是“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
但他像古代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過的那樣，所趟過來的已經不是同一條河流了。土改
中的依靠對象（貧雇農），變成了合作化運動中的聯合對象（由貧雇農上升的中農），他
沒有意識到合作化運動脫離了原來追隨他鬧革命的農村基本群眾。他領導的土地革命是
讓農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來，因而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當這些人果然開始富起來時，
他又反對互助合作運動，不許這些人富起來，因而遇到廣大農民的消極抵抗。如果他把
政策的重點調整為依靠這80%的新老中農，農村會很快富起來，國家也會很快富起來。
歷史留下的最大遺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孤寡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窮人路線。
毛澤東一輩子都是站在窮人一邊，他是窮人的領袖，是窮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
“兩極分化”。有兩種兩極分化，一種是同向分化，一種是反向分化，這是必須要搞清楚
的。所謂同向分化，是普遍增加收入，但增加的多少不同，多增者對少增者并沒有經濟
剝削或超經濟剝削；所謂的反向分化，是有人增加收入，有人減少收入，減者減少的收

入進了增者的錢袋，減者與增者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同向分化是推動生產力發展，
推動社會進步的分化，是應該提倡和支持的；反向分化才是應該反對的兩極分化。毛澤
東把兩者混為一談，不許任何分化，不許任何人冒尖，不許任何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
也不行。誰發家打擊誰，誰富起來打擊誰。這就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社會進步。
“依靠貧雇農!”誰敢說不對呢！在政治上他處在無懈可擊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
政策，說你是富農利益的代表，是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無法辯解的在
黨內受審判的地位。這就是共產黨內“左傾”的厲害。心里明知它不對，明知基本群眾
不贊成，但你得高聲喝彩，在行動上去努力貫徹執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評，
誰還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貧雇農、現在的中農和富裕中農請命呢！于是，全黨上下一致
全力推進互助合作運動，而且各省各縣在做法上比學趕超，進展速度越來越快，公有化
程度越來越高，唯恐自己的轄區落后，總之一句話，越來越“左”。
毛澤東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動機，但他阻礙了、窒息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應該出現的一段富足康樂的太平盛世沒有出現，出現的是貧窮、浮腫病、餓死人等待。
據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9 年9 月30 日，毛澤東吃過兩次安眠藥，仍然未能入睡。他
的辦公桌上堆滿文件和電報。饑餓已經籠罩全國。安徽、山東、河南等省發來了餓死人
的絕密電，這些內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澤東照常登上天安門
城樓，接受子民的三呼萬歲。“國慶節之后，毛澤東立刻南下視察。專列開入山東時，沿
途土地龜裂，到處是白花花鹽堿。進入安徽后，情況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豐收的莊稼，
卻插著一堆一堆的紅旗。”毛澤東“嘴里不斷喃喃：‘為什么是這樣呢？為什么？人民當
家作主了，不再為地主種田，是為農民群眾自身搞生產，生產力應該獲得解放
么？！。。。。。。’”這是這位一輩子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偉大人物的悲劇。
縱觀中國歷史，改朝換代莫不是借助農民大起義的力量。革命發生的深層原因是“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于是跟上自己的領袖人物
起來造反了。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實行“均田”政策，滿足了起義戰士們的要求，于是
出現了一段太平盛世。當然，在太平盛世年代，勤勞的、會經營的、條件好的農戶逐漸
發起來了，由中農而富農，由富農而地主，懶惰的、不會經營的、主要勞動力患病或死
亡的又賣掉了土地成為赤貧，新一輪的階級分化隨著土地兼并悄悄地去開始了。但這并
不可怕，主流是生產力的大發展。要一二百年這種階級分化才會顯現，三四百年才會尖
銳化，在這之前完全可以通過國家政策調解來防止的，毛澤東顧慮陷入舊式農民革命的
輪回中去是有道理的。但他太性急了。按照劉少奇的主張（也是毛澤東自己建國前的主
張）建設15 年至2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農村出一批新式富農莊
園，會帶動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等國家工業化了，有足夠的農業機械設備裝備農業了，
由富農莊園演變的現代化家庭農場就出現了。這才是小農經濟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國，
看看日本，看看西歐國家，他們的農業現代化都是這樣走過來的。1947 年至1970 年，正
當社會主義國家把消滅土地私有制，實行合作化當作提高糧食產量的“靈丹妙藥”，把農
民折騰得死去活來，糧食產量卻越來越低的時候，美國實現了真正的農業革命，依靠科
技進步，美國農業實現了高度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和良種化。但所有制一點兒沒有
變化，還是個體戶，還是家庭農場。1950 年至1977 年間美國農業勞動力從733 萬人減至
241 萬人，谷物產量卻從8514 萬噸增至26171 萬噸，肉產量從1207 萬噸增至2551 萬噸。
1880 年美國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可供養5 人，1962 年增至26 人，1983 年增至79
人。1960 年，美國農產品出口不足50 億美元；到1974 年農產品出口額突破200 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