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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斯洛人本主義的心理學思想，被譽為“第三種思潮”，曾在本世紀５０年代人文科學領域產生過巨大和深遠的影響。它以“人為核心”，突出人的利益、價值，強調個人的尊嚴與自由，并注意人的內在潛能和發展的無限性，所有這些理論上的特色，都是因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啟發和直接影響，并做出回應之后，在心理學領域獨辟蹊徑的結果。但問題不僅如此，馬斯洛的心理學在接受其影響的同時，也為存在主義哲學的困惑尋找到了出路，即用建立“自我實現的人”的生活方式“改變人的抱負和人的局限性之間的差距所形成的人的困境。”［（１）］本文試就馬斯洛心理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的不解之緣，談點個人管窺之見，以期就教于行家。
　　　　 一、擺脫弗洛伊德和華生的困境,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
　　馬斯洛的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在理論上的銜接，決非偶然，更不是趕時髦所至；是他對華生行為主義的“動物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病態人”的解釋感到不滿和絕望，在深深陷入理論困境之后，為尋求出路和重新確立理論生長點的邏輯必然。
　　年輕時代的馬斯洛曾是華生和弗洛伊德的崇拜和追隨者。他說，“我的生命是在我……發現了J·B華生”，“使我對行為主義著迷，因此而激動萬分”之后，才真正開始的”［（２）］。這之后，他開始用刺激－－反應的理論研究猴子，重視“外在的”或“環境的影響”對人的作用，把對動物的研究類推到對人的心理研究之中。但因華生的行為主義把人的行為模式過于簡單化，所以引起許多人的批評。不久，馬斯洛對此也有了深切的感觸，他曾說過，是“我們的第一個嬰孩改變了我的心理學生涯，他（指嬰兒）使我從前為之如醉如癡的行為主義顯得十分愚蠢……，我覺得任何有過孩子的人都不會成為行為主義者。”［（３）］
　　與行為主義的分道揚鑣，使馬斯洛很快接受并追隨了弗洛伊德主義。眾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理論，在當時西方５０年代所造成的巨大影響，有如“席卷之勢”遍布各個領域。但他的理論，主要是基于傾聽自己的病人陳述，以及對病人心理病態的主觀分析。弗洛伊德指出，人是被看不見的潛意識和性本能支配的，這些本能是強有力的、無法改變的、邪惡的，是人類天性中固有本性，是人們行為的動力源泉。無疑，這種觀點比起把人的行為理解成機器的機械行為主義，是大大前進了。正因為此，這種理論在當時拯救了陷入困境的馬斯洛。
　　然而，沒過多久，馬斯洛很快發現了精神分析與行為主義一樣，存在著致命的弊端。他說：“我發現很難向別人表達清楚我對這兩種普遍的心理學既尊重又不耐煩的心理。”［（４）］因為“如果一個人只潛心研究精神錯亂者、神經病患者、心理變態者、罪犯、越軌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對人類的信念勢必越來越小，他會變得越來越現實，尺度越來越放低，對人的指望也越來越小。”［（５）］這樣，只能造成心理學和哲學的畸形發展和步入岐途。
　　就在馬斯洛因華生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弊端而陷入困境和感到絕望和痛苦之際，二次大戰中存在主義掘起和重大影響，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再次捕捉到了擺脫困境、獲得重生的希望。正是存在主義的“人是一種自由的力量，有能力選擇他（她）意志的任何行動路線”的思想，使他受到啟發并開始著手綜合他研究過的許多觀點。為此，他指出，心理學的研究不能僅僅研究動物和精神病患者，而應該首先了解和研究精神健全的人，研究那些屬于“精英”的不斷發展的少數。這樣，馬斯洛在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下，終于擺脫了困境，為自己的理論尋找到了新的生長點。
　　　　 二、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及對其困惑所做的回應
　　馬斯洛曾在《存在心理學探索》中說：“由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者激起的所有變革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期待已久的科學理論上的革命。”這種革命就是將人做為核心的革命。“我接受那個給我以強烈影響的存在主義文獻中的刺激物，即心理學中的前途問題。”［（６）］心理學能從存在主義者那里學到些什么？美國的G·墨菲與J·柯瓦奇合著的《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一書中指出：“當時的心理學已著手一項新的偉大冒險使它成為一門羽毛豐滿的科學，但它仍然需要新的模式和新的基本原則以便在它本身之內和科學整體之內劃出統一的界線。”［（７）］這里所謂“新的模式”、“新的基本原則”就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這種“影響形成了一種對心理學建設的巨大的‘人本主義’主張，這一主張主要討論人的本性和人與現實接觸的性質”［（８）］，它“帶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典型特征”［（９）］。馬斯洛自己也確認：“存在主義不僅能豐富心理學，而且它也是建立心理學的另一個分支，即充分發展和可以信賴的自我以及存在方式心理學的附加推動力。”［（１０）］　
　　正因為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才使得馬斯洛的理論獨辟蹊徑，從研究方法到研究內容上不同于華生和弗洛伊德，成為當時心理學領域的“第三種力量”。如他自己所說：“目前正在發生一次人的形象的改變，這是從關于深入人們骨髓的人類本質的哲學開始的，其余一切便隨之而來”。
　　從上述材料我們不難看出，馬斯洛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直接影響，是確信無疑的。那么馬斯洛在接受其影響之后，是如何回應這一影響的呢？這點至今還很少有人論及。
　　馬斯洛的理論回應，就是應用自己的心理學理論，為走入絕境，處于山窮水盡境地的存在主義哲學，尋找到了一個新的理論歸宿，從而迎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人局面。
　　那么，馬斯洛是如何從心理學角度來解決存在主義哲學提出，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呢？
　　存在主義者提出了一個自己無法解決的難題，即人如何實現自身的自由。從存在主義發展史看，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邏輯環節：第一環節是克爾凱郭爾的哲學，第二個環節是尼采的哲學，第三個環節是薩特的哲學。只要認真分析這三種哲學，我們不難發現，克爾凱郭爾的哲學充滿著人及其選擇的困惑。在他那里，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甚至在他看來，人都不知道該如何做出選擇。上帝與人的關系是西方哲學的基核。克爾凱郭爾在這一問題上同樣表現得極為矛盾，一方面他恨上帝，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它。
　　到了尼采那里，他果斷地殺死了上帝，并勇敢地疾呼自己就是上帝的殺戮者。然而在殺死上帝之后，帶給人們的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全面的信仰和價值的危機。整個歐洲的道德及一切都隨之倒塌；廣浩連鎖的崩潰、毀壞、沒落、傾覆現在呈現在面前了。”［（１１）］結果殺死了上帝，獲得了自由，自由得連任何信仰都失去了，出現了空前的價值真空。薩特接過尼采的話，繼續說道，上帝死了，人自由了，人就是人自由的選擇、設計者。人命定就是自由的。人的選擇、設計沒有任何外部的十全十美的標準。那么人如何實現自己的自由呢？薩特并沒有做答。存在主義哲學最終深深陷入因自己無法解決人的抱負與人的局限性之間的差距（指人類是什么和他希望是什么以及他能夠是什么之間的差距）而造成的困惑之中。
　　馬斯洛在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之后，對其困惑從心理學角度做出了回應。他指出，“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歐洲存在主義者在恐怖、沉痛、絕望等上面的高傲嘮叨”［（１２）］。歐洲的存在主義，“由于他們沒有論述高峰體驗，經驗、快樂和入迷，甚至沒有論述正常的幸福”［（１３）］，這就自然陷入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本主義的心理學不是純描繪性或純學術性的，它幫助人形成生活方式，通過什么呢？就是自我實現的人。”
　　那么什么是自我實現的人呢？這是一種人的真正存在狀態，即在人的各種需要都獲得滿足之后，才可能出現的高級需求狀態；他是自由的，支配他們的因素是自身內部的主體自我選擇；他又是真正超越了狹隘自我的人和在自己所熱愛的工作中能獲得自我本質確證，即在自由的勞動創造中，才可能占有自己，實現自由的全部生命；他是人的創造性的最終實現，即在創造性的活動中，能夠充分地“表現自身”的真實存在。總之，這種人是“更真實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實現了他的潛能，更接近他的存在狀態，成了更完善的人”［（１４）］。
　　馬斯洛在確證了“自我實現的人”的本性之后，還充分肯定了這種人的非凡的“超越環境，不依賴環境，堅決地反抗它，同它斗爭”的能力，并以高度的樂觀主義態度指出，只有這些“自我實現的人”才能解決社會的大問題，即通過他們去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總之，正是馬斯洛從心理學角度提出了“自我實現的人”，才使存在主義最終走出窮途末路的困谷，并且亦因尋找到了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理想王國”，而一掃“恐怖”、“沉痛”、“絕望”的陰霾。
　　　　 三、第三種思潮創生的哲學價值
　　馬斯洛心理學的出現，有如一股強勁的春風，吹散了籠罩在西方思想上空令人窒息的悲觀、苦悶的陰云，而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生機和希望。為此，它被稱譽為西方的心理學的“第三種思潮”。這一思潮的創生，無疑會在各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和作用，其創生的哲學價值在于：
　　（一）在馬斯洛心理學創生的過程中，存在主義對其確實產生過十分重要的影響。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馬斯洛心理學的產生，反過來又回應和拯救了存在主義哲學。他幾乎解開了人本主義的邏輯死結，彌合了“應當”與“是”的歷史鴻溝。他主張真正科學的人本主義決不是抽象的，它既“超越那種脫離價值的機械形態的科學”，又擯棄離開現實的人的夢幻，人必須有永遠向前進的“應當”作為總體的類的先導，但這種把自己拋向未來的生的沖動卻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是”的現實努力獲得的。所以“是”加“應當”等于“能夠”，這才是真正合理的人性結構［（１５）］。正因為他近乎解決了人本學的難題，所以馬斯洛試圖通過將人與科學融合起來，在更高層次上超越現代人本主義。他建構了一個理論上的雙向運動：即科學的主體化和哲學人本主義的經驗實證化，試圖將當今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兩大思潮融整為一體。故此，他認為人具有高于自然的特征，但又應使人能在世界主宰地位上給自然以人的光輝；他以個人的生存體驗為經驗基礎，但又讓“真正”自我實現的人“代表著人類的類本質的現實行進方向”；他幾乎是一個實驗心理學家，但竟然又讓神秘的主體體驗把理性揚棄為自身的內在前提。由此可見，馬斯洛確實代表著當今哲學人本主義邏輯中的整體主義傾向［（１６）］。總之，馬斯洛的這場“靜悄悄的心理學革命”最直接的哲學價值，使近乎步入絕境的存在主義哲學獲得了新生。
　　（二）從上述馬斯洛心理學創生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與馬斯洛心理學的結合，是彼此拯救的一種出路，雖然這種彼此結合、自救的出路，在資產階級思想家那里是極為有限的，但馬斯洛心理學創生過程中所運用的思維方式、方法及所選擇的道路，對當今我國哲學的發展極具啟發意義。因為“真正的哲學應當是人類文化精神的外顯。２０世紀的人類學、文化學、人本主義思潮、新馬克思主義等從不同側面揭示著這樣的主題。文化所昭示的是人的世界和歷史最深層的東西，即人的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所以，文化哲學研究不再停留在歷史的表層，而是切入它的深層和內核。這樣的研究可以把對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實證的文化歷史思考結合起來，為面臨困境與挑戰的中國哲學提供真正的生長點。”［（１７）］當前我國出現的將哲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創構新的文化哲學，特別是通過對日常生活批判，開拓文化哲學的新領域，事實上都和馬斯洛一樣，是在遵循著人類共同的思維邏輯、規律。所以，深入研究馬斯洛，對于我國哲學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價值。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看到馬斯洛現象不僅僅屬于西方，這一現象的意義、價值是屬于全人類的，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時，我們不失時機地吸收其精華，對于通過中西文化的融通，促進我們民族文化的繁榮和進步，是大有裨益的。
　　下注：
　　（１）（６）（１０）（１２）（１３）A·H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８８頁。
　　（２）（３）（４）（５）　弗蘭克·戈布爾：《第三種思潮》，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１３、１４頁。
　　（７）（８）（１４）　《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第６５３、６５４頁。
　　（９）　參閱（美）J·P查普林與“T·S克拉維克合著：《心理學的體系和理論》，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３５頁。
　　（１１）　周國平：《尼采一本世紀的轉折點》，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１５）（１６）　馬斯洛：《動機和人格》第３２３頁，《前言》第３頁。
　　（１７）　《＜開拓文化哲學新領地：日常生活批判＞一訪衣俊卿博士》，刊《哲學動態》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１頁。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政府直屬機關職工大學）
　　　　　　　　　　　　　　　　　　　　　〔責任編輯　李小娟〕
　　
　　
　　
求是學刊哈爾濱037-039B4心理學滕君19951995 作者：求是學刊哈爾濱037-039B4心理學滕君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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