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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代城市文化是我近來著重思考的若干課題中的一部分。較之其他任何方式，文化思考最明顯的優勢在于它更善于進行時空上的整體把握。正如當我們置身于一千多年前已經人煙全無的新疆古城的遺跡時，其間巨大的震撼必然促使我們對城市文化的命運作出追索與探究。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少從城市文明的角度來論證自身的生態環境，而事實上城市文明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今中國在文化上所面臨的時代性的重大命題。
　　有的學者指出，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運動與非城市化運動的對抗史。這樣的觀點確不乏其合理性。所謂城市化，就是人類在經歷自然生態的過程中組合成高濃度的匯聚地，以此來構建自己獨有的文化形態。中國城市存在的歷史并不算短，但長期以來城市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于政治性機構，致使政治文化以強悍態勢取代淹沒了獨立的城市文明。在中國歷來稀薄的城市文明中，直至晚清才姍姍來遲地出現龔自珍之類具有城市意識的文化思想家。這樣的情形與古希臘、羅馬時期城市文明即達到的繁榮顯出相當大的差異。翻閱整部中國古典詩詞，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基本意象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于農村，諸如：竹籬、茅舍、落日等等。盡管這些意象的創造者們本身有許多就生活在城市中，但他們幾乎沒有提供關于城市的文化信號，甚至以一種“客居”的心態來對待城市生活，頗有“都市里的村莊”的寂寥。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古詩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城市文明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和疏離感。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在吟詩人看來，不養蠶的城里人穿上絲綢是一種理當受到指責的現象。由此推斷，其認為是合理的邏輯便只能是“種瓜者得瓜，種豆者得豆”。殊不知，“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恰是城市在高濃度聚合下所允許也必然要出現的社會分工的反映。只是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農村經濟文化思維判斷，它確實是不可理解甚至令人憤憾的。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青年人還信奉著這樣一個信條：我們都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所謂“吃閑飯”，其基本內涵就是一切與種地沒有關系的活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由于對城市文明長期嚴重隔膜所因襲下來的沉重的歷史背負。
　　在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中，城市的存在是令人厭棄的。然而，時至今日，中國走向新時代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卻恰是快速建立起現代化的橋頭堡——都市文明。對于一個長期對城市文明懷有強烈陌生感的民族而言，我們無論如何還存在呼喚都市文明、捍衛都市文明的必要性。在此我們不妨對中國都市文明艱難的建立過程及其盛衰更替作一番體味。勿庸諱言，中國都市文明在一片陌生中起步時，它最初的開拓是憑借外部力量而得以完成的。中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國際都市是廣州。從第一個外國商團踏上這片土地直至鴉片戰爭的爆發，在長達六百年的時間里，廣州成為當時中央政府向海外開放的唯一渠道。開放培育了廣州人外向型的意識觀念。但是，這樣的開放畢竟只是封建國家體系所容納允許的一個開口，一旦麻煩的事情發生時，“開放”便迅速向另一面轉化。于是，廣州不幸成為鴉片戰爭的戰場，不得不承担起這個城市所不能承担的重負。鴉片戰爭之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已無法繼續在民族情緒激烈的廣州存身，急須到中國的其他地方尋覓開辟一個新的立足點。在英國人看來，毫無具備對抗前提的上海正可以作為這樣一個目標。短短幾年之內，上海的租界面積達到廣州的147倍，整個國際資本的投入致使上海迅速而無可置疑地取代了廣州的歷史地位。作為中國第一次以歐洲文明占據主導力量的城市，上海開始担負起傳播城市文化的使命。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對于城市文明有一個特定的接受過程。正如唐振常先生所言，城市文化本來是一種精神性的意識形態上的事物。但是要求對其相當陌生的人們直接作出這種精神上的認同，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比較合理的途徑即是通過物質形態（或稱硬件形態）的城市文明來溝通精神形態上的城市文明，并推動其確立。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路燈、煤氣等硬件設施的使用開始在市民意識中培育原先自給自足經濟中所少有的“公共”概念。隨著公共概念的深入，第一座公園順理成章地出現，標志著“公共空間”意識開始向延續上千年的私家園林的傳統突進。系列公共規則也在多種力量的制約下推行開來。上海在城市文明的確立過程中開始構建國際化都市的框架。
　　當二十一世紀距離我們咫尺之遙時，國際范圍內幾乎一致達成了這樣的共識：下一個世紀的文化爭論極有可能將最終歸結到城市文明的爭論上，文化將被視作城市魅力最集中的發散點而受到強有力的關注。我在新加坡講學時，曾有人熱情地請我預言，新加坡能否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我坦言，這樣的可能絕對不存在，新加坡至多只有可能成為世界一個文化的碼頭和樞紐，因為至今為止，新加坡文學史上最為燦爛的一頁仍然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著名作家郁達夫飄流到此地的一段歷史。不僅新加坡，即使東京目前也未被人們公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這表明，文化建設的難度著實不亞于創造若干個經濟奇跡。由此亦可推及世界上有不少富裕的地方，卻并不被人們特別關注，其對世界的影響力亦無足輕重的根源。對此，李光耀的自省是很值得思索的。這位新加坡前總理在離職前，特地對自己執政二十五年以來的政績進行了一番考察。他為二十五年前貧困的漁民后代今天所建立的足以同世界富豪相媲美的家庭感到由衷地自豪。然而，隨著視察的深入，李光耀的目光逐漸嚴峻起來，因為在他所到過的那些應有盡有的家庭中，居然沒有發現一只普通的書架。敏銳的判斷力使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奇跡產生了質疑，他以此通過電視講話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體新加坡國民。李光耀的憂慮中包含著這樣的內容：當前，增強自己城市的文化含量已經成為所有有識之士熱切希望的目標。許多人在進行文化自省的同時，正在著力爭取在下一個世紀的城市文化建設方面有所作為。應當說，新加坡和香港在文化上的尷尬，對于上海也同樣存在。這主要是因為非城市化運動給我們造成了相當強悍的干擾。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條鐵路——上海至吳淞口的鐵路，由于被老百姓認為破壞了祖宗的墳地，加之官方的曖昧態度，最終導致了拆除的命運。這種消減性的力量以后還在不斷發生作用，直至到了新時期時我們還必須面對重建都市文明的歷史命題。當上海著力于重建失落的都市文明時，情形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一個鮮明的事實就是以深圳為代表的南方都市的悄然崛起。盡管人們時常不屑一顧地將深圳列入“文化沙漠”的行列中，但實際的狀況卻是：由于較早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中國目前的文科博士中已經有四分之一學術水平高，年齡層次相當的學者匯聚到了深圳，理工科博士的比例估計還要更高一些。這種不可小覷的人才結構狀況決定了深圳已經具備了產生各種學術流派的可能性，而這樣的優勢恰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所難以比擬的。從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兩個城市廣州與上海的盛衰更替中，我們深刻地體味到現代城市文明的潮起潮落終究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城市文明的建立確實相當艱難，而決定它的條件和因素也極其復雜多樣。因此，我們還很難論斷究竟哪些城市將在未來的文化走向上處于有利的領先地位。當然，無論都市文化的研究如何復雜斑駁，我認為在現實意義上，至少可以確立三個標準，以此作為我們考察現代都市文明的一個基本性框架。
　　 一、城市歷史性格的自我確認
　　如今，當我們走在各座城市中的時候，最大的困惑可能莫過于這些城市正在以極其相似的面目在我們面前不斷地重復。致使我們無法把握到對城市的歷史進行判斷的依據。“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要到哪里去？”這個哲理性的詰問同樣適用于都市的文化，它逼迫著文化人必須懷著深切的熱情為城市重新尋找、確認嚴重流失的自我性格。
　　上戲一位舞美系校友曾同我討論過這樣一個設想：用老式石庫門的建筑形式來設計布置現代化的上海地鐵站。這個構想極有可能是有價值的，它顯然敏銳地觸及到了富于上海城市性格特征的體現形態。在城市歷史性格的問題上，許多城市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表現得相當漫不經心。當人們用推土機輕而易舉地推倒一座已不再具有實用價值的井臺時，幾乎忽視了就是這座留下歷史印痕的破落井臺或許正值得后人駐足沉思良久；當人們在一座經歷了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古跡前突兀地平添某些現代化的娛樂設施時，完全沒有設想到就是這看似能招徠顧客的一舉將深藏的歷史性格扭曲得面目全非。歷史性格意識的稀薄使我們付出的代價便是越來越多的城市正在變成沒有年齡、沒有后盾、沒有根基的城市！
　　我曾在新加坡拜訪過一位當地的富商。這位富商寓所的客廳中有一條人工建造的河流，兩旁分別裝飾著一排形態各異的石柱，在這些精美的石柱中，只有一根由于造型十分簡陋，并立在其中顯得很不相稱。然而，主人對其卻情有獨鐘，不無得意地聲稱這根柱子已經有了八十多年的歷史。我不以為然地告訴他，在中國河南，農民豬圈里普通的一塊磚可能都是漢代出產的。其實，我本并不能以一種坦然安穩的心情來進行這番“炫耀”。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并非只簡單地以其長短來衡量。只有當我們真正珍惜歷史時，我們才可能充分地擁有自己的歷史。散漫漠然的心態終究將使歷史悄悄地流失。這使我不由又想到了關于城市魅力的話題。新加坡一家最豪華旅館的大門前有一只特制的玻璃柜，其間放置著一本旅客登記本，上面記錄了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經在1936年的某一天在這家旅館住宿過一個晚上。僅僅是短暫的一個晚上，所有光臨這家旅館的人們卻因為這位文化名人的逗留而油然生出一種難以名狀的敬畏感和崇高感。海明威也曾經到達過上海，愛因斯坦亦曾光臨滬上。據說，當年愛因斯坦還是在上海獲悉了他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的消息。可是，關于這兩位為人類文明作出過杰出貢獻的人物在上海的行蹤，我們今天已所知寥寥。同新加坡鄭重其事的做法相比較，由于缺乏必要的留存與梳理，我們同樣擁有甚至遠為輝煌的一段歷史便這樣悄然無蹤了。
　　幾年以前，我曾對急于清理家中舊物的人們發出過一個倡議：大家在動手燒自己舊照片的時候，請千萬手下留情，三思后行。這些在一瞬間之內就可以被徹底毀滅的東西恰恰是永遠不可能復制的。城市文化的歷史亦是如此。一個城市歷史厚度的顯現，在于它善于留存住值得紀念的一切人物和一切東西，現代都市文化的構建也由此而具備了基點。對此，我很贊賞新疆石河子市的做法。這個在沙漠上建造起來的年輕城市至今仍保留著當年建設大軍們挖下第一犁的地方。因此，盡管這座城市的歷史很短，它卻能憑借自我歷史性格的確認而在文化上矗立起來，發散自身獨特的魅力。在城市魅力的發掘中，我們無須過多地糾纏于歷史的判斷。我曾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提議，李鴻章的舊居最好不要輕易拆除。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但歷史厚度的留存畢竟不能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紀念。當然，任何物質形態的文化遺跡所提供的只可能是某種表象。我們最終所關注的還是表象背后所凝注的東西，這便是一大群原本相互沒有聯系的人們，由于共同擁有某種歷史而被聚合起來，尋覓到共同的歸屬。城市歷史性格確認的意義正在于此。
　　 二、城市文化代表者的樹立
　　文化代表者，其通俗化的表述方式即為文化偶像，只是“偶像”這個詞匯往往容易引來人們微妙的反應。事實上，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根本性的差異在于前者是一種高濃度化的組合，這樣的組合方式在其代表層次上的表現必然要求以可感的生命體來完成。在一個都市中，某個文化代表者的生命成為人們共同關心的焦點，這種關心中包含著文化聚合的意味，其本身是令人感到溫暖的，城市文化代表者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次，當然“層次”的表述方式在這里本身是一個缺乏規范性的用語，在此只可表其大意。城市文化上層結構的代表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著整個城市的靈魂。普林斯頓的居民們有多少人能夠理解愛因斯坦的學說？據愛因斯坦說，包括他本人在內，在當時整個美國了解相對論的不會超過四個人。令人欣慰的是，學術上的隔膜并不妨礙普林斯頓普通市民將愛因斯坦視作自己城市的驕傲。對于他們來說，只須明白愛因斯坦的貢獻對于人類具有深遠的意義，此便足矣。現在的廣州時常懷有被認作“文化沙漠”的憂慮。倘若把歷史倒回到三十多年前，廣州城卻大可不必為此担憂。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動決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覷廣州。這位老先生便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郭沫若曾稱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趕上陳老先生的學問，大多數人自然更是難以企及。一座城市便是由于容納了這樣的人類文化精英而獲得了自身存在的份量。
　　城市文化中層結構的代表者們向普通市民走近了一步。人們在能夠面對他們的前提下，對他們傾注了極為熱情的關注，我們的藝術家多數可以屬于此類。當我們回顧建國初期戲劇比較繁榮的那段時期時，我們首先引以為豪的未必是某些劇目，而是從廣東的紅線女、上海的袁雪芬到安徽的嚴鳳英，更無須說梅蘭芳、周信芳等一大批代表偶像的輝煌組合。人們對這一層次文化代表者的關注幾乎達到了關愛的程度。他們的飲食起居、一舉一動無不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甚至有許多事情希望要求他們作出表態。對于文化代表者個人來說，這種防不勝防的麻煩和失去個人空間的困擾確實相當不幸。然而，從一座城市的角度進行判斷，這又何嘗不失為一種幸運？我們今天的城市文化為何顯得寂寞，這與我們目前缺乏人們普遍關注的生命體是密切相關的。時至今日，人們可能仍然對幾年前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范大雷教授之死記憶猶新。當范大雷的學生從國外趕回來為病榻上的恩師開音樂會時，上海有多少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含著熱淚參加了這個不同尋常的音樂會！范大雷教授去世后，音樂學院宿舍從一樓至五樓放滿了素昧平生的人們送來的花籃，龍華一帶花店的鮮花一時告罄。這個現象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信息，普通的人們還是愿意關注崇拜藝術家，甚至愿意崇拜培養藝術家的藝術教師。
　　在城市文化的整體構造中，流行藝術作為完整范疇占據著它的下層結構。流行藝術偶像在少男少女中所受到的癡迷。往往被視為不可思議的現象。其實，這種崇拜并非完全沒有合理性。年輕的一代剛剛開始離開父母的懷抱，他們迫切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尋覓所能信任崇拜的對象。這個對象必然高于他們，但又必須在他們所能企及的范疇內，同時不帶有任何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功利色彩。在這些綜合平衡中，流行藝術代表者成為青少年崇拜最理想的承担者。對此，我們不必有過多的指責。事實已經證明，真正能夠立足的流行藝術必然是以傳播真善美為主體的。以平心靜氣的眼光來看，這個層次并非某些人想象得如此骯臟，它同樣存在許多令人感動的生命關懷。我曾在香港觀看過梅艷芳的個人演唱會。記得有這樣一個場面，幾萬人大體育場的開幕上突然出現了一張張中外自殺身亡的明星們的照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梅艷芳娓娓傾訴道：“你們為什么走得這么早？你們是明星，我也是明星，所以我能夠理解你們。”隨后，梅艷芳又訴說了自己的身世。伴隨著梅艷芳的訴說，天幕上又打出一張張照片，真實地再現著梅氏從出身低微的賣唱女成為紅歌星的艱辛歷程。不可否認，這浸潤著生命關懷的一幕是相當震撼人的。一個生命能夠將幾萬個生命聚合起來，其間必然有藝術的理由，崇高的理由，這也提醒著我們對這個層次不妨采取更加寬容與認同的態度。
　　長期以來，由于文化機制上的大鍋飯體制和觀念上的某些偏差，我們目前的都市文化正處在基本上沒有代表者的尷尬境地中。當某個文化代表者的萌芽剛剛出現時，一些不健全的社會心理就在強有力的作用下輕而易舉地將其消解殆盡。如此循環往復，我們所聽到的只剩下無數明星們的麻煩事。于是，能夠凝聚無數人關注的生命體沒有了，文化陷入一種難言的寂寞中。必須指出，任何一位文化偶象所承受的關愛都可能超過他本身的現實價值。我們對此不必過多地計較糾纏。文化偶像作為生命體的存在，本身是真實的。他缺陷部分的存在并不能否認關愛的價值。因為人們對其傾注關愛的部分亦同樣是真實的，有價值的。我們完全可以對文化偶像的兩個部分加以人性的區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確實到了建立起捍衛自己文化代表人物機制的時候，這樣才能避免和制止某種整體上的失落。我一直很為這樣一件事情所感動：在歐洲的某個城市中，一位著名的音樂指揮患上了感冒。于是，許許多多的家庭自發取出自己的地毯，鋪蓋在指揮家的家門前，以防止過往車輛的吵鬧驚擾他的休息。我們同樣需要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崇拜。崇拜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盲目性。然而，文化仰望在更大的程度上則包含著崇高的意味。因此，重建城市文化的生命體，并使其在一個和諧包容的環境中進行活動，已成為我們的當務之急。一個城市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生命力作為支撐城市文明的主干，其文化必然是散落的，缺乏凝聚力的，城市的魅力也由此而大為減損。可以設想，德國倘若沒有造就貝多芬，這樣的損失究竟屬于貝多芬，還是屬于德國？我以為藝術家個人的失落終究是有限的，最終承担這種遺憾的還將是文化的整體。
　　城市文化在造就自己偶像的時候，應當調整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承認文化結構中的三個層次都有出現某代表者的合理性。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和著名影星周潤發到某城市訪問，當他倆一同步出機場時，機場小姐認出了周潤發而沒有認出楊振寧。這本并不足為怪，也無須象某些報刊那樣對其大發感慨。一種內涵深厚的城市文化必然需要在各個層次上建立起自己令人激動的標志。當偶像已經越來越體現城市文化的凝聚力；當城市文化的競爭已經越來越集中于人才的爭奪時，我們不能不真誠地呼喚著一批令人們感到溫暖的名字的出現，城市文化的整體凝聚便以此依托。
　　 三、城市文化產業的興起
　　現代城市文化同產業思維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城市文化在現代如果不能構建為一種產業化的文化，它必然在很大意義上缺乏內在的生命活力。
　　在中國的現代文化史上，上海由于租界等特殊的歷史事件而接納了一批政治文化思想運動的先鋒人物。當這樣一個群體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以后，經濟上的依靠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問題。在上海富裕與相對自由的前提下，文化產業便作為最現實性的途徑開始孕育。文化產業的發達不僅造就了上海三十年代強勁的文化態勢，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文化產業，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景恐怕是難以設想的。在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中，北京曾發生了著名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激烈論爭。然而，所謂“白話文戰勝文言文”的最終標志是什么？僅僅是白話文在論戰中居于上風嗎？情形遠非如此。胡適等在北京提出白話文學原則后，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等產業機構即投入運作，以白話文印刷的教科書通過商業渠道進入到中國的窮鄉僻壤。中國的各個中小學開始采用白話文的教科書，新的一代文化人以商務印書館印制的課本接受啟蒙。從這個意義上說，白話文乃至整個新文化運動才真正在中國社會確立了根基。這個事實無疑揭示出現代文化取得實質性勝利的基本途徑，即文化上的理論思辨成果須通過一定的商業手段轉化為商品，強有力地滲透到社會整體的各個細胞中。在當時的上海，除了蔚為大觀的圖書出版業以外，還有電影廠、唱片公司、影院等一整套完備的產業體系。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劇場及其機制的作用力。北京傳統的京劇為何得以在上海一度重現輝煌盛景？浙江鄉村尚且稚拙的越劇為何能夠在上海逐漸羽翼豐滿？這其間，現代劇場產業制度的運作著實功不可沒。在更宏觀的意義上，有理由斷言，沒有強有力的現代文化產業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文化經濟機制，現代文化就不可能根本性地建立。
　　使文化進入商品運作，這決不等同于一種單純的經濟操作，而必然涉及到振作文化自身魅力的課題。對此，我們完全應當以滿懷敬意的目光來審視中國文化史上文化產業家們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文化產業家本身就是文化界中的知名學者。他們在文化產業的運作中所發揮的文化與經濟的雙重作用是其他人所不可取代的。我們所尊敬的大作家巴金、葉圣陶等第一流的文化人都曾親自參與過書店的工作，商務印書館大老板張元濟先生更堪稱其間的典范。張元濟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中究竟占有怎樣的份量？只須看一看該館編譯所所長一職的變遷過程便可略知一二。商務編譯所原所長高夢旦由于不諳外語而推薦胡適來接替自己的職務。為了這個與胡適的赫然聲望顯得并不十分相稱的職位，胡適竟然在上海整整考察了一個月，最終還是認為自己力不從心，又向商務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王云五前來出任此職。商務印書館一介所長的變更居然演變為現代文化史上如此隆重的一件盛事！大學者們的鄭重其事顯然來自于商務印書館對于中國現代文化難以估量的推動力。在當時的上海，著名學人的匯聚程度未必能夠企及北京。然而，北大、清華大學者們的思想成果如果期望被廣泛傳播和接受的話，無一例外地還需借助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產業力量。這里，我們有必要對“文化中心”的內涵進行一番新的理解。上海作為公認的文化中心，其實在很大意義上指的是一種文化運作的中心。這便提醒我們，一個缺乏文化運作能力的教授學者的集中地事實上很難被認作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中心，至多只是一個比較有實力的研究機構。同樣，現代都市文化如果不使自己有效地進入產業化的軌道，也極有可能陷入尷尬境地，至少難以被認同為真正完備的現代都市文化。
　　現代都市文化在總體上具有三個比較有前景的市場，可為我們的規范性運作提供思路。其一，電視。目前，我國電視的播放能力與擁有可播出片源量的比例為８∶１。如此之大的空缺如何填補，這不僅關系到市場運行，也直接為我國電視文化品位的提高提出了現實性的課題。其二，旅游。現代旅游觀念已不局限于自然風光的領略，大量表演因素和娛樂場面必不可少地介入其間，在更大程度上將旅游納入文化產業的范疇。其三，表演。在這個市場中，國外音樂劇的繁榮景觀令人驚嘆，它幾乎已經成為城市景觀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在，國內已有人籌備將國外的音樂劇介紹邀請到中國演出。倘若此舉通過產業方式來實現，其意義將是多重性的。
　　文化產業的運作能力及其水平不可能脫離文化產業家的自身水準。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化產業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恐怕遠遠超出我們想象的范圍。美國CNN有線電視的老板肯納通過有線電視網絡的運轉從根本上沖擊改變了全世界對于新聞的固有觀念，將新聞的概念從過去剛剛發生的事實進到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使新聞發生了質的飛躍。肯納還在CNN的成立的大會上說過一句氣壯山河的話：“CNN從現在開始播出，直至地球的末日。人們要知道地球是如何毀滅的，還須觀看CNN的新聞。”正是在文化產業家的問題上，剛開始起步的中國文化產業面臨著一個微妙的處境。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化人習慣于官方撥款的運行方式。對文化產業的陌生致使許多高層次的文化人、藝術家目前仍處于被動等待資金的狀態，而較早有意識投入文化產業運作的又恰是一些文化層次與文化良知都較為薄弱的冒險家。這使得我們的當代文化產業建立在一個藝術品位相對低下的基礎上，商業運行規則秩序混亂，其最終結果導致了人們心目中對于文化產業諸多的誤解與扭曲。近代文化產業的高起點、高水準就在于有張元濟這樣一批文人學者的參與。因此，我們的文化人、藝術家中一部分具有正常思維的人投身文化產業已是現代都市文化的必然要求。
　　當我們對一個社會的質量作出判斷時，社會財富的流向是不容忽視的尺度。在社會財富恒定的狀況下，社會財富被文明程度高的群體所占有的比例較大，社會質量就必然較高；反之，當社會財富大量為文明程度較低的群體所占有，社會質量的提高亦必然受到相當的牽制。因此，文明程度較高的人們對文化產業的介入與參與并非對金錢的暖昧，而是在都市文明走向的角度上調整和重建自身思路的體現。文化人理應從人類文明的趨勢上富于文化膽略地爭奪占有市場，從而使自己群體中有一部分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產業家，并為健全的都市文化人格的建立與形成作好必要的準備。
　　在對當代都市文化進行若干審視之后，我還需說明，我們所關注的包括戲劇在內的任何藝術形態，其命運演變都不可能脫離整體性的都市文化環境。以往，我們很少從這樣一個視野上來思考藝術的問題。都市文化思維正有待于我們確立與開拓。
　　
　　
　　
戲劇藝術滬4-12G0文化研究余秋雨19971997余秋雨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本文系余秋雨教授為上海戲劇學院教師所作的專題學術報告。由方軍記錄整理 作者：戲劇藝術滬4-12G0文化研究余秋雨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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