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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概念溯源
    英文的大都會“metropolis”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 去建立新城邦的那個原來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古希臘的自然資源相當有限， 難以支撐大都市。而殖民則有利于限制城市的無限擴大。理論上來說，新城市和“母城 ”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有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即，每一個希臘城邦都是自治的，這就 是城邦的全部含義，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詞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來。同樣 ，源于希臘語的英文“白癡”(idiot)即指那種不參與城邦公共生活的人。但實際上， 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繼承關系，它們分享神祀，形成軍事同盟。隨 著羅馬帝國的出現，母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等級關系進一步明晰。羅馬處在由其附庸城市 構成的網絡中心。隨著羅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這種等級制度被削弱了。中世紀歐 洲的省級城市成了主教們的席位，但除了羅馬天主教的教會控制之外，它們仍然還有相 當程度的城邦自治權。
    此時，羅馬仍然是中心。但是，當歷史學家詹姆斯·布賴斯在1864年描述作為一個中 世紀大都會的羅馬的特點時，大都會和它的附屬地之間的復雜關系就顯露了出來。“對 于一半的基督教國家來說，羅馬是一個宗教的大都會，也是一個藝術的大都會。”對此 我有五點要談。
    首先，它表明，大都會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可以超越這樣的權力或 者國家。這意味著，它能超越自己。這就帶出了我的第二個論點。當絕對權力統治著帝 國的時候，另一個歷史事實是，在一定環境下，人們自己可以和大都市發生不同程度的 自由聯系。第三，對人、事物、知識甚至金錢來說，大都市都是一個十字路口。它和其 他地方密切相關，其本身是一個非勻質的環境。第四，只有在人類經驗而非其他領域內 ，一個城市才可能被公認為一個大都市。紐約被稱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應該還有更 多特殊性。這一稱謂在視覺藝術和音樂方面可以站住腳，但對戲劇而言則并非如此。最 后，大都市的身份還是它自身歷史的產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層。它 是一個歷史的沉淀物，揭示了歷史上重要事件的演變痕跡，有時是自然的，有時不是。 因此，對于城市來說，歷史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文化資本的形式。所有這些都加入了一個 獨特的大都會文化的形成過程中。
    　　　　已知歷史VS當代經驗
    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學和哲學研究可以說始于西美爾1903年寫于柏林的論文。他的 論文《大都會和心靈生活》捕捉到了由現代都市帶來的新穎性、奇異性以及新的自由和 約束。當時的柏林不僅是日益強大的德國的大都會中心，而且作為德意志帝國的核心豐 富著自身。作為一個城市，它經歷著方方面面的巨變，不僅有工業生產方面的，而且還 有商業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他所考慮的不是勞資關系，即生產所體現的社會關系，而 是個人的內在主體和賦予都市具象的客觀文化形式之間的張力關系及其精神層面的結果 。這是一個陌生人組成的匿名世界，人們相互看并被看。他的分析成為關于都市的偉大 文學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一個起點。
    西美爾對大都會生活的呼喚所隱含的是公共空間比例的大幅增加。更長更寬的街道， 更大的公共廣場和開放空間成為了新興大都會的標志。盡管西美爾的參照物是1900年的 柏林，但這樣的新興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現了，早了一代，巴黎寬敞而且似 乎無窮無盡的林蔭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間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面貌。這座中世紀都市的那些 安逸(但不衛生)的角落被打開，產生了急劇增長的都市流動性，而這流動性又給人帶來 視覺上和身體上的刺激。
    對大多數學者而言，這是大都會和現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對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 全接納使得都市學者忽視了許多人在新城市里所體驗的困難。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 漫游者。在大興土木的建設中，貧窮者失去家園的惡劣境遇當然會得到學術研究的關注 。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產階級也會常常覺得，這座為他們營造的新城市難以使用。一 種新的恐懼癥應運而生，可以命名為：廣場恐懼癥，即對開放空間的恐懼。
    根據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醫師的報告，出現了這樣的中產階級病人，他們在面對新 的戶外空間和空曠無人的大道時無法移動自己的身體，完全癱瘓了。這種都市里的“行 走能力的喪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醫師命名為“廣場焦慮”。人們失去了那種小型的 、熟悉的會面場所；新大都會的公共空間，無論是維也納的環城大道，還是巴黎林陰大 道，都是“一種新型的非地”。當人們從一座擴展得漫無邊際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時，另 一些人則為此感到恐慌。西美爾更關注的就是大都會的痛苦；但對于習慣了大都市甚至 享受著大都市的我們來說，已經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廣場恐懼癥”的可能。如果想要理 解現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義，我們則需要重新獲得這種感受。
    大多數屬于西美爾傳統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經濟學，而更關注看與被看的 經驗。另一種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現都市的主題上。從事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 學和視覺文化專業的學生們，特別是電影、攝影和建筑。本雅明在這里算得上是一個靈 魂人物，但我以為羅蘭·巴爾特和他的符號學影響更大。在本雅明關注到表現的社會生 產的同時，符號學已經是一個整體的文本帝國了。
    在20世紀最初10年的寫作中，現代詩人龐德得出的結論是，文學性的敘事只適合歐洲 村鎮，而大都市，他認為天生就是屬于電影的。因此，攝影看起來也和現代都市有一種 特別密切的關系，或許可以這么說，現代都市和攝影是一同出現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開始，早期攝影師就力圖表現一個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實際的樣子更 完美一致。攝影師們試圖向資產階級展現一個讓他們為之驕傲的都市，因為正是這些人 來購買攝影師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到了19世紀末，藝術攝影者拋棄了這種美學，相反 ，他們表現的是一個充滿碎片和補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體。有時他們關注的是都市的 地下部分，例如“另一半如何生活”，有時候，雖然他們仍然關注耀眼的東西，但它們 常常是偶然的、斷裂的。例如，有人會提到紐約攝影師渥克·艾凡斯，他的攝影對象包 括城市街道上的普通廣告和地鐵乘客的匿名肖像。
    然而，單一的敘事或者影像似乎都不可能概括出一個當代的大都市，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它并沒有一個線性的單一等級。它的多元性圍繞著多元的軸心，它總是在受到質 疑，并不斷自返。
    有人認為，正是出自這樣的精神，波德萊爾創造了散文詩這一次等的混合文體來描述 巴黎，并發明了一種特殊的寫作樣式來頌揚日常生活的英雄主義和轉瞬即逝。同樣，惠 特曼的大量創作也都拋棄了和他同時代、他稱之為“上流社會”的詩人們的慣例。但和 波德萊爾對巴黎這個理性都市的抨擊不同的是，惠特曼仍然在嘗試找到一種形式來捕捉 19世紀中葉的紐約的雜亂無序和日常生活。
    　　　　城市文化研究忽視了制度權力
    當然，無論是基于已知的歷史，還是當代的經驗，我們都可以辨認出這種二元模式。 但是，它真的可以捕捉到對大都市的體驗嗎?如果還不夠，那又該如何處理大都市繁雜 纏繞的文化和政治呢?特別是針對紐約，這里我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應該是適用于 紐約這樣的城市，但不適用于巴黎、華盛頓、圣彼得堡。正如這個名單所揭示的，那些 相對地脫離了中央規劃、不是被國家政府完全控制、也無需去表現這個國家的城市，就 擁有更獨特的城市生活模式和自我表現的力度。
    馬克斯·韋伯強調，當代大都市的特征源自它的市場性質，他將其定義為“不同個體 能夠共同進入的最無個體性的生活形式”。最能概括當代都市特征的是陌生人之間相互 作用的平淡無奇。在定期的集市中，早期的都市既有陌生人又有人際交往和物質交換。 但正如波德萊爾所堅持的，當代都市令人驚訝的是在平淡無奇的都市日常生活中所蘊含 的高貴。
    市場同樣是權力典型的現代形式，權力的問題十分關鍵。(可它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又 常常缺席。)這里的權力我以為是指制度權力。關注文本性的后結構主義者和成天鼓吹 市場的新保守主義者都忽略了權力，即制度性的權力和市場中不均等的權力。我認為， 作為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一個啟發性環節，市場這一隱喻如果要繼續下去，就必須避免這 種盲目性。
    當代都市文化的表現是不穩定的、搖擺的、暫時的停戰狀態，而交戰的各方則是不同 的由私人界定的意義，在公共空間尋求自身的合法性甚至普遍性。有人會說，這種為了 取得支配地位的努力和其失敗一樣都是必然的，其結果只能是大都會文化的非敘事性和 復雜性。
    如果再靠近壞閔緇峋櫚牟忝妫蠖薊嶸罨蛐砭褪且恢殖逋唬庵殖逋環⑸誒?似西美爾所說的那種個體的內部(或主體)認同和外部認同之間，后者部分地被更廣泛文 化的客觀樣式所決定。但現在，我要提到西美爾之前的一個人，德國社會學家菲爾狄南 特·杜尼斯，他在一本寫于1887年的書中提出了兩個概念，對都市的現代性進行了社會 學的解釋：即gemeinschaft和geselleschaft。這兩個概念通常被譯作“社區”(community or association)和“社會”(society)，這就可以進一步探索公共文化的形 成和更新。都市的公共文化是社區和社會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產物。前者是同質文化 的群體，是同一性的世界，用今天的話來說，人們不僅團結在政治認同之下，還有一致 的利益，無論這利益是地域的還是經濟的。而后者則是一個差異的世界，是不同的個人 利益對權力和合法性展開競爭的空間。
    那么，為不同的勻質群體提供非勻質的公共空間是關鍵問題之一。什么樣的途徑能讓 私人得以進入公共空間呢?私人的生活世界和相應的私人利益又如何影響更大的公共生 活領域呢?公共生活的哪些部分侵入和影響了私人生活?這些關系是互惠的，而且兩個領 域之間的界線總是可以滲透和協商的。與這種共時關系相交叉的是歷時性的和時間性的 歷史。時間和空間一樣，都是大都會中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持續重建的組成部分。
    　　　　公共文化是對差異性的肯定
    在巴黎或維也納，對都市的公共定義——或者說對當代表現的質疑好像不及紐約復雜 。紐約從一開始就是屬于商業和多元文化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是早熟的現代。它沒有 經歷過那種造就了“世紀末的維也納”同時也撼動了它的文化基礎的現代主義文化爆炸 。更重要的是，作為帝國的首都，維也納一直是更傳統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等級的中心。 在維也納，精英文化可以以某種方式代表總體文化，但在紐約不行——永遠不行。我所 提出的這種差異即指紐約更活躍更平等的公共文化。
    對于紐約，最好從我先前試圖定義的公眾文化出發。我們可以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公共 空間，去考察這一空間里各種文化的眾聲喧嘩，特別注意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沖突。 毋庸置疑，這是一個流動的圖景，一個文化和人、商業文化和美術的圖景。這并非精英 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對立，而更多的是人人都可以分享的。
    基于不同的制度結構、大眾、本地和商業的形式與內容的知識傳統是一個復雜的混合 體，而在城市公共文化里尤其如此。所有這些都在爭奪中心地位，但全都失敗了。在崇 尚平等主義的現代都市里，文化生活被沿著縱軸和橫軸一分再分——沒有普遍承認的等 級原則或優先級原則。
    公共文化是肯定差異存在和非勻質性的一種表現，而等級形式的缺席并不意味著不平 等的缺席。在宏大的公共空間和富于表現力的文化里，大都會在所有多樣性里實現對自 我的表現。我們愿意相信這種囊括了每個人的多樣性的表現構建了集體意識和對差異的 容忍。毫無疑問，正是這一原因使得知識分子對都市公共空間和公共文化富有責任感且 如此著迷，即便這其實是由他們維持甚至制造的。
    但是“表現”一詞還有另外的含義，如代議制的政治制度。對現代都市廣場的學術追 求和對嚴肅的政治代議制的漠視，這之間的反差是驚人的，而且是有問題的。
    這里我要回到理查德·塞內特。在近期的《哈佛設計雜志》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民 主空間》的文章，指出，雅典把它的民主實踐置于兩種外在環境里：市鎮廣場(agora) 和劇院(pynx)。因此公共生活包括兩方面，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功用和“場所”，一個是 無形式的，而另一個是制度化的。
    廣場刺激了市民對他者存在的重視，人們的不同需要和權利都應得到尊重。這是一個 再現差異的場所，但同時又在一個集體中暗示了共同關系，它的溝通模式是視覺觀察和 表述。這類場所可以用來提高寬容度和對差異世界的承認。劇院則有不同功能。它使市 民能聚精會神地做出決定。在那里，雅典人對城市的行動進行辯論和決策。當廣場被用 來認同陌生人時，劇院里的演講者和聽眾則都是互相熟悉的——他們甚至坐在指定的座 位上。劇院是半圓形的，因此所有人都一覽無遺，而且每一論題總是和特定的個人、氏 族、部落——以及他們的利益相關。這種古代的公共商議形式讓普通人成為對自己言論 負責的市民。這不僅是辯論使然，論壇的形式也確立了責任，并做出決定，所有這些都 無法在街道上靠波德萊爾式的公共生活來維持。
    　　　　開放性對公共空間至為重要
    關于公共空間還有最后一點，即我們往往傾向于把它看作位于中心的公共空間。例如 在紐約，我們把中央公園作為公共文化形成和自我表述的空間。這確實如此，或者說它 至少在某一特定場合下是真實的。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公共文化規模更小、更有限的形式 。公共文化的規模和它在多大程度上向不同群體開放同樣重要，尤其是就都市的局部區 域和公共設施而言，開放性(Access)更是至關重要。
    這一要點是在都市社會學的新研究中提出來的，可以參見克萊恩·伯克的書《熱浪： 芝加哥災難的社會解剖》。此書研究的是1995年在芝加哥造成了超過200人死亡的那場 熱浪。他提出，公共生活和公共機構開放性的缺乏是大多數人死亡的原因。那么這是怎 樣發生的呢?第一，在這個城市的窮人區——不僅指非洲裔美國人的社區，分散在街道 上的公共生活和死亡直接相聯。無法離開危險地區的人們被孤立起來，因為不能參與至 關重要的社會交往，他們極其脆弱。第二，芝加哥強調的是避免公共對話所應有的質疑 的一種政治文化，當然并非只有芝加哥才是這樣。政治領袖們將維護自身地位的公共關 系運作視為唯一的任務，一旦出現問題，這樣的政治是無法識別和應對的。這樣的政治 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拒絕問題。在這場熱浪中，這個城市的公共關系機構并沒有對 戲劇性上升的死亡數字作出相應回應，反而是對驗尸官辦公室給出的死亡報告施加壓力 。第三，新聞媒體作為大都會文化的重要組成成分對此卻輕描淡寫。他們沒有把這作為 一個普遍的公共問題。克萊恩·伯克發覺，大都會的新聞媒體針對不同的都市社區會有 不同的版本。在較為富裕的城內和郊外的富人區發行的新聞，都不報道窮人區這一令人 不快的死亡消息，而這些市民的政治態度原本可以影響這一事件的進程。
    于是，對都市文化和表現的研究部分地和閱讀文本相關，同時也和理解制度的權力以 及都市空間和關鍵機構的開放性相關。
    都市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是鑒別什么是都市的，什么是國家的，以及哪些是大都會現 代性所特有的，這一點可以把大都會文化和由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工業所推動的一般發 展區別開來。更廣泛地，我們必須深入考察所說的文化(或藝術)到底只是發生在這個城 市還是屬于這個城市。何種特殊的社會構成和經驗在某種特定意義上是城市的，也就是 說，它們多多少少得是空間性的，而何種特殊的社會構成和經驗可以使文化形式定型， 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藝術。
    這樣，我可以提出我的最后一個論點，其實這一點雷蒙·威廉斯在他不斷再版的《大 都會和現代主義的崛起》中作了很好的闡釋。他試圖揭示1900年前后大都會的政治經濟 學(特別是從殖民地流向帝國城市的資源，例如巴黎和倫敦)和制度性資源的發展(博物 館、畫廊、收藏家、管弦樂隊等等)之間的聯系。這些制度性的文化資源對于藝術家和 評論家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它們代表的是過去和傳統。當下大都會的生活經驗 激勵著創新。特定的都市現象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提供了主題。威廉斯認為大都會的分 裂和孤立意味著特定的藝術門類是聯系的主要形式，反過來這也維持了藝術家和觀眾有 組織的社區。其實更多的是它鼓勵著學科自治。當大都會侵蝕既定權威、允許創新時， 它也會創造一些后來必定要消解的事物。因此，對大都會文化的考驗是，對創造性消解 過程的維持能力，制造和再造它自身的能力，以及對認同它的文化表達的文匯報L滬⑧G0文化研究托馬斯·班德爾20052005都市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是鑒別什么是都市的，什么是國家的，以及哪些是大都會現 代性所特有的，這一點可以把大都會文化和由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工業所推動的一般發 展區別開來。更廣泛地，我們必須深入考察所說的文化(或藝術)到底只是發生在這個城 市還是屬于這個城市。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何Memories of a Friend in the Park(美國)
    托馬斯·班德爾，美國紐約大學人文科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本文是作者在華東師范 大學都市研究與上海經驗高級署期研討班上的演講，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文匯報L滬⑧G0文化研究托馬斯·班德爾20052005都市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是鑒別什么是都市的，什么是國家的，以及哪些是大都會現 代性所特有的，這一點可以把大都會文化和由國家意識形態及文化工業所推動的一般發 展區別開來。更廣泛地，我們必須深入考察所說的文化(或藝術)到底只是發生在這個城 市還是屬于這個城市。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

網載 2013-09-10 2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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