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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62X(2003)01-0107-07
　　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幾乎沒有幾個人像老舍這樣與中國民間通俗文學保持如此密切的關系。他曾花費很大精力制作通俗作品，這些作品是他文學世界的重要構成；在非通俗性的許多作品中，也表現出很明顯的通俗性——語言、情節兩大基本要素之外，還表現在人物形象、審美情趣的民間色彩；他還曾花費很大的精力探討民間通俗文學的理論問題，其深刻獨到的見解既是他文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20世紀中國民間通俗文學理論的重要構成，他為推動中國民間通俗文學的健康發展和品格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考察民間通俗文學對老舍的影響，最值得重視的是兩個相關的事實：出身于下層旗人家庭，生長于20世紀初期。在那個激烈動蕩的時代，擺在少年老舍面前幾種文學樣式：古典文學，民間通俗文學，新興文學。它們以不同的力量和方式吸引著老舍的審美興趣，作用著老舍審美意識的原始積累和早期形成，其中，真正填充老舍審美空間、對其文學意識的生成產生重大影響的，是中國民間通俗文藝。清末是民間通俗文藝最為繁榮的時期，北京下層市民社會是民間通俗文藝最發達的地方。民間通俗文藝是他們須臾不離的精神食糧，“其重要或僅次于小米兒和高粱”[1](P164)，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自己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缺少“生活藝術”即民間通俗文學所帶來的精神娛樂。全民族將精力、才華致力于生活藝術，極大地推動了各類藝術的發展，形成濃郁的民間藝術氛圍。戲園、茶館、地攤、廟會，是民間藝人們獻藝掙錢的場所，也是旗人消遣娛樂的地方。眾多的娛樂場所和形式，為老舍接觸民間通俗文藝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生活在民間文藝空氣濃厚的環境里，他每時每刻都能看到或聽到民間的藝術演唱活動，接受民間通俗藝術的熏陶和浸染，就此形成濃厚的興趣和潛在的審美意識。
　　因此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他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常常和好友羅常培到一小茶館里聽《小五義》或者《施公案》，有時耽誤了功課，受罚挨打，也樂此不疲。到能讀書的時候，他就入迷地讀《三俠劍》、《綠牡丹》之類的小說，有時思緒沉浸在作品世界，或者把自己當成作品中的人物，精神在虛構的世界遨游；或者產生幻想錯覺，模仿作品里的人物行事。走上社會之后，他的審美趣味仍然寄托在民間通俗文藝方面。他有固定而且不甚菲薄的收入，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和優越條件，可以到較高檔的場所觀看高水平的演出，甚至欣賞民間藝術大師們的表演，而無須像過去那樣，只能利用課余時間看不花錢的演出，到簡陋的茶館書肆觀看較低檔的演出。誰也不知道老舍曾經聽過多少諸如評書、相聲之類的曲藝，看過多少民間藝人的演出，但從他后來的著述中可以猜想，那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因為老舍提到過很多很多，并且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欣賞和寫作能力；誰也說不清老舍讀了多少通俗小說，但從他的著述中可以猜想，那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因為他曾經提到過許多許多作品，他對那時流行于民間的通俗小說都很熟悉。
　　廣泛持久地接受民間通俗文學熏陶，生成巨大的審美力量，對老舍的審美選擇和美學追求都產生了重要作用。老舍帶著早期的審美積淀走出國門來到倫敦，曾經一度集中精力閱讀英國文學，擺在他面前的作品很多很多，讓他敬佩的作家也很多很多，但他最感興趣的卻是狄更斯——狄更斯自然是偉大作家，但也是公認的市民作家，他的作品以通俗性、趣味性得到市民社會的廣泛歡迎，也因此而得到老舍的喜愛。他在狄更斯的影響下走上創作道路，也在狄更斯的影響下確定了自己的審美傾向，走出一條與民間通俗文學有密切關系的道路。考察老舍創作道路的來龍去脈，就會清楚地發現：老舍在缺乏理論指導、創作經驗、也缺乏明確的藝術追求的情況下，隨心所欲地“畫稿子”，憑借的就是早期的審美積累。因而其作品在形象刻畫、故事情節、語言風格等很多方面表現出趣味性、通俗性、民間性。無須多舉事例，只要看看下面的形象描寫，便可以知道民間通俗文學對他早期創作的影響有多么深刻，多么直接，多么明顯：“趙子曰先生的一切都和他姓名一致居于首位：他的鼻子，天字第一號，尖、高、并不難看的鷹鼻子。他的眼，祖傳獨門的母狗眼，他的嘴，真正西天取經又寬又長的八戒嘴。鷹鼻，狗眼，八戒嘴，加上一顆鮮紅多血、七巧玲瓏的人心，才完成了一個萬物之靈的人，而人中之靈的趙子曰!”這樣的人物及其描寫，語言風格及其審美情趣，與民間通俗小說或者說書藝人如出一轍。
　　老舍對于民間通俗文學的愛好廣泛持久；民間通俗文學對他的影響同樣廣泛持久。他不僅在文學意識開始形成時期親近民間通俗文學，或曰：因審美欣賞能力低弱而欣賞民間通俗文學——“下里巴人”的藝術形式，因缺乏欣賞高雅文學的條件和能力而親近民間通俗文學，因審美意識空白，缺乏容納高雅文學的心理圖式而選擇和親近民間通俗文學，而且在外國作品大量涌現，可讀的作品很多且藝術魅力很大很強的情況下，他自己已經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很高的審美鑒賞眼光的時候，甚至在他本人已經發表了很多作品，已經成為很有成就也頗有名氣的作家的時候，已經在大學講臺上講授過《文學概論》、《歐洲文藝思潮》等理論課程，翻譯過西方現代理論家的理論文章，對他們的理論見解表示贊同，即具有相當的理論素養和理論自覺的時候，也仍然保持著對民間通俗文學的濃厚興趣，在審美意識深處也仍然親近民間通俗文學!這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其一，早期審美意識的深厚積淀對藝術追求和創作實踐的無意識性制約作用，屬于自然傾斜或曰自然走向。其二，早期審美意識積累在特定的條件下轉化成藝術自覺，親近民間通俗文學是他的自覺追求。
　　第一種情況指老舍的二、三十年代。他在高雅的文學及其理論作用下探索創作道路，尊崇藝術女神，自覺追求偉大不朽的道路，但由于早期審美意識的積淀作用，其作品常常表現出俗文學性。早期的兩部作品處處帶有俗文學色彩，姑且不論；我們主要分析《二馬》以后的情況——從《二馬》開始，老舍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念都開始步入自覺探索階段。在我們看來自覺階段的表現更說明問題。
　　在文學理念上，早期積累形成的俗文學理念意識被抑制，因教學需要接受的雅文學理論進入理念意識的核心地帶，并形成自覺的知識集成和主導性的理論取向。因此，在中國左翼作家極力提倡大眾文學、要將整個文學推向大眾化道路、在大眾文學旋風般地沖擊文壇的30年代，老舍卻將目光投向外國的理論資源庫，投向中國古代的理論典藏室：他尊崇亞里士多德、尼采、劉勰、鐘嶸等古今中外的理論大師，從他們那里汲取理論觀點、充實學識、武裝思想，并用以檢討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主張。他在中外文學理論的參照對比中建立的是以西方思想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理論體系，也是以維護高雅尊貴的藝術女神的中心地位為宗旨的理論體系。他無情地撕下強加于藝術女神身上的各種裝飾佩帶，傾盡全力維護藝術女神的獨立和尊嚴，而民間通俗文學及其藝術傾向則被冷落在一邊——不僅僅是冷落!在理論的余光掃射到的地方，還表現出相當的輕視。他援引西方和中國古代理論經典闡述文學藝術的本質特點，力圖將文學推向高雅的藝術殿堂，而對于民間通俗藝術，則率性拒斥，“十續《施公案》，反不如一個武松的價值”[2](P241)，充分表明他理論主張的抑揚褒貶。
　　在創作實踐中，他有意識地學習雅文學的藝術形式，明確表示要向世界偉大作品看齊，攀登世界文學高峰。他推崇莎士比亞、但丁、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古典藝術大師，也學習和借鑒包括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在內的現代理論大師和包括康拉德、阿爾杰農·布萊克伍德、威爾斯、勞倫斯、伍爾芙、喬伊斯、赫胥黎在內的現代主義作家。他博采眾長，轉益多師，在偉大作家、理論家的引導下尋求偉大不朽之路。他苦心經營，陸續推出《離婚》、《貓城記》、《月牙兒》、《陽光》、《斷魂槍》、《老字號》、《駱駝祥子》等一大批高雅的作品，并以現代著名作家的身份躋身于30年代作家隊伍的前列。
　　但這只是老舍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無論老舍怎樣自覺抑制和拒斥都無法泯滅早期的審美積淀，因而也就剪不斷民間藝術的臍帶——無論是創作還是文學理念都是如此。只不過，后一方面較為深潛和隱蔽，屬于潛隱性意識的習慣作用。我們不妨結合老舍的創作實踐作具體分析。
　　比如語言風格層面。老舍在獲得文學自覺后有意識地追求語言的通俗、明快、自然、樸實，追求民間性、通俗性，并且不無偏頗地認為，偉大作品的語言就應該通俗、淺簡、樸實、自然。他說他要“試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語言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2](P172)，他要用“平民千字課的一千個字寫出很好的文章”[2](P179)。他的作品，無論短篇還是長篇，無論整體傾向還是局部描寫，也無論敘事抒情還是寫景狀物，大都表現出通俗性、民間性。如《駱駝祥子》，用字之少實在驚人，有人作過統計，《駱駝祥子》實有字數為107 360個，其中不同的字數為2 413個，出現頻率最高的都是常見字，一個讀者只要認識621個字就能閱讀95%，一般的四、五年級小學生都可以通讀(注：參見首屆全國老舍學術研討會黃俊杰等的論文《利用微型電子計算機對＜駱駝祥子＞進行語言自動處理》。)。這樣的語言追求和語言風格曾經受到批評，說他的“文字太俗、太貧，近于車夫走卒的俗鄙”，但老舍“一點也不以此為恥”[2](P179)。這種堅定性、自信心、執著甚至固執，與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與早期審美意識的形成有重要關系。老舍說得明白：通俗文藝“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間的語言，什么是中國語言的自然的韻律”[2](P696)。
　　次如情節結構層面。情節結構是表現作家藝術思維的重要形式。老舍的藝術思維中有許多高雅的東西，因而其作品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傾向；但也有不少作品的情節結構與民間通俗文藝相近，或曰帶有俗文學性。如短篇小說《斷魂槍》，在情節發展、場面描寫、氣氛營造以及比武打斗、江湖規矩、武林行話等方面都屬于武俠小說的路數。在長篇小說中，除某些作品的局部性情節之外，突出地表現在故事情節發展到最后，老舍往往運用包括戲曲在內的民間通俗文學的方法解決矛盾，如《離婚》最后讓丁二殺死作惡多端的小趙，財政所的矛盾得以解決；《牛天賜傳》則寫牛天賜窮途末路之際，消失很久的私塾教師王寶齋前來報恩，接走天賜，改變了主人公的命運——惡有惡報，善有善果。曾經有人說這樣安排故事情節落入俗套，且不論這樣的批評是否合理，但批評者顯然道出一個基本事實：老舍受俗文學乃至俗文化觀念影響很大、很深。
　　又如人物塑造。首先表現在形象隊伍的構成上。老舍筆下的人物，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構成一個復雜的市民社會，且有些是民間通俗文藝熱中描寫的“江湖人物”，如《斷魂槍》中的神槍沙子龍和他的徒弟王三勝以及孫老者，《上任》中尤老二和山上那些土匪；其次是某些人物身上具有民間通俗文學熱中于表現的豪俠之氣，如趙四、丁二以及李子龍、李景彬等人，他們不在江湖上，也沒有社會地位，但他們有時扮演著江湖豪杰的角色，具有江湖豪杰的品性；再就是那些命運悲慘的妓女們，如《新時代的舊悲劇》中的宋鳳貞，《駱駝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兒》中的“我”，像某些戲文或通俗小說所寫的那樣，她們命運悲慘，生不如死，卻具有俠肝烈膽，火熱心腸，為孝為悌為義，勇于犧牲自己。老舍筆下的人物，從不同的方面和側面顯現出老舍小說創作的俗文學性及其與民間通俗文學之間或隱或顯的聯系。
　　第二種情況指特殊時代，老舍與民間文學結下更為密切的關系。他看重民間通俗文學和文學的通俗性，這既是清醒理性的選擇，也是高度的藝術自覺。他不僅致力于通俗讀物寫作，而且致力于民間通俗文學的理論建設和理論提升，從而使老舍與民間通俗文學的關系表現出明顯的互動性。民間通俗文學影響著老舍，同時老舍的各種努力也從理論和創作的各個方面有力地促進了民間通俗文學的健康發展。其審美意識的民間性、通俗性得到更為突出的表現和張揚。在此我所說的是抗戰初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兩個時期。
　　抗戰開始后，老舍放棄現代著名作家的追求，以國民的身份出現在文壇上；既然是國民，就無需過多地照顧藝術家的追求，于是埋在心理深層的平民意識配合著現實壓迫和時代需要發作膨脹，早年間積淀在意識深處的俗文學意識也趁勢活躍起來，并且很快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改變著他的意識格局和藝術思維——雅文學意識受到前所未有的壓抑，而俗文學意識得到空前的張揚。他一度中斷通向雅文學的道路，向著民間通俗文學的道路徑直地傾斜下去。寫作民間通俗文藝，追求文學的民間性、通俗性，不是隨心所欲，偶爾為之，也不是零散的思緒、隱潛的意識；而是自覺的追求、清晰的觀念、明確的愿望，是他藝術思維中的主導性的意識。他急切而嚴肅地提出，“大時代到了”，作家要放棄“前此一切文章的舊套與陳腔”，“學到民間的言語與民間文藝的形式與技巧”，“以民間的言語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熱情與共感”[3](P93)。他不僅大力提倡，積極推廣，而且果斷地停止已經寫了十萬多字的兩部長篇小說《蛻》和《小人物自述》，費盡心血嘗試寫作各種民間藝術形式：歌詞、鼓詞、相聲、河南墜子、新三字經、唱本、通俗小說、西洋景畫詞以及評劇、京劇等戲曲曲藝。他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也取得很大成績——僅相聲、鼓詞就有數十段之多。這些作品贊美了抗戰軍民，打擊了漢奸，鼓舞了軍民的斗志，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上面所說“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并非虛擬。通俗文藝看上去簡單，其實每種形式都經過歷代民間藝人的加工提煉，形成固定的演唱形式或曰程式、套式。老舍既不能如法炮制，也不能完全打破，哪些該保留，哪些該更新，都很講究，也都很困難。每一種形式的寫作都要花費很大精力，付出很大代價。具體的寫作技巧不說，單是對自由寫作的限制就苦不堪言——過去寫作，創作才能可以盡情展示，藝術想象可以縱橫馳騁，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有創造的快感；現在則是把藝術想像納入某種固定格式，把創造才能置于某種固定的模式，寫作如同帶著鐐銬跳舞，處處受限，時時扼腕。老舍深有體會地說：寫作通俗文藝“給了我很大苦痛。我不能盡量的發揮我的思想與感情，我不能自由創構我自己所喜歡的形式，我不能隨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貓畫虎的描畫，粗枝大葉的述說；好像口已被塞緊而還勉強要唱歌那樣難過”[2](P560)。即使如此，他也堅持“俗”下去!他抱著“有時候真想自殺”的決絕，執意踏出一條通往民間通俗文學的路!“趨俗”意識的強烈還表現在，為掌握民間藝術的語言形式、格式技巧、寫作規律和藝術規范，使作品發揮實際效果，他知難而進，矮下身子，放下架子，跟民間藝人建立友好關系，虛心向他們學習。在濟南，他和幾位熱心宣傳工作的青年去見大鼓名手白云鵬與張小軒先生，“向他們討教鼓詞的寫法”[2](P215)；在武漢，他向唱河南墜子的藝人請教，探討河南墜子的句法及格式[3](P381-382)；在重慶，他跟鼓書藝人富少舫、董連枝學了好幾個月鼓詞的寫法[3](P391)。凡此種種，都表現出老舍利用民間藝術形式宣傳抗戰的決心和毅力，也都表現出他堅定不移地走俗文學道路的決心和毅力。
　　老舍以民間通俗文學專家的身份出現在抗戰初期的文壇上。其精力大都用于通俗文學，除花費很大氣力制作民間通俗文藝外，還集中精力思考通俗文學的理論問題。他這期間寫了許多理論性文章，就文學的通俗性問題，尤其是通俗文學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綜觀老舍的理論思考，最深刻的變化在于：過去，他參照高雅的文學作品和經典性的理論著作立論發言，得到的是雅文學理論和事實的支持，表現出追求高雅的藝術傾向；現在，他置身于民族抗戰洪流，思考的是救亡圖存，將民間通俗文學作為參照，用以檢討雅文學的優劣和新文學的得失，得出的是俗文學性理論主張。老舍對民間通俗文學的思考是深刻而全面的，由此形成的理論思想也非常豐富。其中涉及思想內容、藝術形式、語言風格、情節格調、形象塑造、審美情趣、技巧技能、閱讀接受、社會效果等許多方面，且在每個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老舍集中精神思考民間通俗文學的創作和理論問題，盡管他非常重視并一再倡導寫作通俗文學，盡管他大講特講民間通俗文學如何如何……但他并不認為通俗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更不想以通俗文學“推倒新文藝”[2](P591)。他說“假若有人要圖謀文藝復辟而打倒新文藝，我必是捍衛新文藝的戰士之一；新文藝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2](P595)。他很清楚，代表民族文學發展水平和方向的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能有資格加入世界文學之林、參與世界文學大角逐的也是新文學。但如上所述，他自然注意到，新文學“只是在中上層社會流傳”，脫離人民大眾；既與他的民間立場相悖，也與他的俗文學意識不符。怎么辦?他冷靜思考，提出自己的文學理想：新文藝要“顧及通俗”，“顧及民間”，“與通俗文藝合到一處，以新文藝的精神提高通俗文藝，而以通俗文藝的長處來堅強并開展新文藝。這就是說，因通俗文藝所給的刺激，而使新文藝舍棄了對西洋文藝的模仿，而結結實實的產生中華民族的偉大作品”[2](P602)。可見，即使老舍的思維跳出抗戰這一特定的背景，在意識王國的深處也給俗文學留下偌大空間。而這也說明，由俗文學思考所帶來的思想觀念的變化，帶有恒定性、持久性。
　　這時段老舍與民間通俗文學的關系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民間通俗文學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老舍，形成他的文學意識；而現在老舍也對民間通俗文學產生很大影響。創作之外，突出地表現在理論上，即他對民間通俗文學理論的提煉和升華。因為民間通俗文學的“庶民性”使它備受研究者冷落，在老舍之前，似乎還沒有像樣的理論歸納；老舍根據時代需要，結合自己的藝術實踐，悉心研究，認真分析，提煉概括，抽象升華，使那些原本零散的感性知識系統化、理論化，使作為“自在之物”的民間通俗文學獲得理論自覺。老舍這些論述從理論上接通了雅、俗文學互相溝通、互相轉化、互相提升、共同進步的道路，無論對提高民間通俗文學的藝術檔次還是加強新文學的人民性，都具有重要意義。概括地說：民間通俗文學為老舍的思考提供了對象，他在思考中深化了對通俗文學的認識，強化了俗文學意識及其理論自覺，也在思考中升華了民間通俗文學理論。
　　老舍對民間通俗文學的理論思考引發了整個文學思想的發展變化。因為他不單從發展民間通俗文學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在某種程度上是從促進現代文學健康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思考的深化必然引起文學思想的整體性變化。這一變化最簡捷的表述是：老舍從對民間通俗文學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過去對民間通俗文學的自然興趣發展到自覺追求，并從這種自覺發展演變為對所有文學的民間性、通俗性和宣傳性以及對文學社會功利性的自覺追求。如關于文學是宣傳的主張。老舍在30年代曾經批評過于強調社會宣傳和教育作用的革命文學。他理直氣壯地說：“文藝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乎它有藝術的價值沒有”，“以藝術為宣傳主義的工具”，“不管所宣傳的主義是什么和好與不好，多少是叫文藝受損失的”[2](P36-37)。抗戰時期，他把文學看做“抗戰的武器”[3](P97)，認為“文藝的工作就是宣傳”[3](P148)，“藝術必須盡職宣傳”[2](P564)。他甚至建議：“文藝工作者應把工作調整一下，盡可能的使文藝發生確定的宣傳效果”[3](P195)。在老舍的強調性闡述中，曾經有某些限制詞，如“在抗戰中”、“通俗文藝”等，似乎是特指專指；但隨著老舍思想的轉變，“專指”、“特指”都成了“泛指”。也就是說，由通俗文學推向一般文學；由抗戰時期推向一般時期。而關于文學是宣傳的思想也就經過通俗文學這一“中間環節”演變成老舍通常的和恒定的思想主張，即如他說：“凡是文藝作品都要宣傳一些什么。”[2](P643、P638)
　　這預示著，老舍從崇拜藝術女神到伸出一條腿走向民間性、通俗性和宣傳性的“雙向發展”。同時也預示著，即使離開抗戰這一特定環境，老舍的創作也會向著雅俗具備、重視社會功利性的道路發展——俗文學思想同化了整個文學思想領域，老舍逐漸走向文學是宣傳的道路。這主要表現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高漲的政治熱情弱化了理性意識，他遵從時代需要調整藝術思維和創作選擇，很快回到抗戰初期的層面上：中斷了以《四世同堂》為標志的高雅的創作追求，也中斷雅俗交匯的路，傾其全力寫作通俗文藝，寫作通俗性、普及性、宣傳性強的藝術形式。
　　本來，老舍在回國前曾經有過龐大的創作計劃，他要寫以北京舊社會為背景的三部歷史小說——三部像《四世同堂》那樣流傳百世的輝煌巨著[4]。但回國后，他很快放棄計劃，像抗戰初期那樣一步跨到通俗文藝的道路上。他寫的第一篇作品是太平歌詞《過新年》，第一次演講是《大眾文藝怎么寫》，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對口相聲》，第一個單行本是京津大鼓《別迷信》，他最關心的是民間藝人的生活和演出問題及民間通俗文藝的創作和發展，最先開展的活動是同北京相聲界藝人一起討論改編舊相聲——此后他一直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系，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有力支持，最早參加的文藝組織是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最早編輯的刊物是《說說唱唱》，他說他最大的野心和最感興趣的是用鼓詞這一民間形式表現偉大時代的進程，他寫的最多的是通俗文藝以及關于通俗文藝的理論文章——1951年晨光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二本作品集《過新年》，內收論文6篇，都是關于通俗文學的；創作10篇，皆通俗性作品。這還不是當時創作的全部，他那時寫的通俗性作品和有關通俗文藝的理論文章比這多得多，也就是說，他幾乎把全部精力和心血用于通俗文藝。
　　老舍不僅自己全力寫作民間通俗文藝作品，而且極力強調民間通俗文藝的重要性。他寫了許多文章，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闡述民間通俗文藝的作用，呼吁文藝工作者重視民間通俗文藝制作：“不管我們的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高深，內容如何豐富，假如我們的語言不通俗不現成，它就不可能成為具有民族風格，為人民所喜愛的作品。”“我切盼因為我的呼吁而增多參加普及工作的作家，而且寫出鏗鏗然，落地作金石聲的通俗韻文與散文，使通俗文藝工作風起云涌地活躍起來，能夠滿足人民普遍的迫切的需要!”[1](P70-76)綜觀那時的老舍，無論是報刊輿論(如《人民日報》)，還是文藝界領袖(如周揚)，也無論是民間藝人(如相聲界人士)，還是廣大讀者，都一致認為，老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藝的通俗運動”，是功績卓著的通俗文藝作家——這是他在有生之年第二時期獲如此殊榮。
　　但實事求是地說，即使在當時，老舍的文學意識中并非沒有高雅的藝術追求，《茶館》、《正紅旗下》等作品的出現，《論悲劇》等理論文章的發表，均說明，他的雅文學意識始終如火般地奔騰，只要有適宜的環境，就會沖出限制而噴突，發揮巨大作用，閃爍耀眼的光芒。但這種意識卻一直被更為強大的俗文學意識壓抑著、封閉著，得不到張揚的時機。
　　老舍的俗文學意識膨脹，既與老舍本人有關，也與時代有關。就老舍本人而言，不僅因為老舍的俗文學知識積累深厚，觀念意識強烈，具有高度的理論自覺這些“歷史事實”，而且緣于當時生活境遇的重大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思想感情及其意識格局的變化。他由備受冷遇的窮作家變成備受尊崇的國家干部，深刻變化誘發極大的政治熱情，也誘發了“庶民意識”甚至“臣民意識”，以及社會使命感、責任感等中國文人所具有的那些品性。在這些“意識”“品性”作用下，藝術家的個性追求慘遭摧殘，他更多地從盡職盡責的角度確定自己的日常行為，思考文學問題。他想得更多的是服從時代需要，發揮文藝的宣傳教育作用。他沿著抗戰初期的思路前進，將思維集中在通俗文藝以及話劇藝術方面——話劇不屬于通俗文藝；但老舍集中精力寫作這一藝術形式，則是看重它的普及性、宣傳性，其動因，與制作通俗文學相同，因而其話劇帶有明顯的俗文學性。
　　老舍俗文學意識強烈的另一表現是對時代要求的認同和服從。建國后，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藍圖的設計者對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提出許多具體而明確的要求，其基本精神則是：用工農兵所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塑造工農兵形象，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即文藝的“二為”方向。應當說，服從這個方向，適應時代要求，是那時幾乎所有作家的心愿。因為他們和老舍一樣在偉大時代感召下爆發了巨大的政治熱情，也像老舍一樣具有飽滿的創作熱情，并且摩拳擦掌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但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很多很多作家遇到時代要求與個性追求之間的矛盾。他們想按照時代要求創作普及性強、宣傳效果明顯的作品，符合工農兵審美水平和審美習慣的作品，但在創作定勢的作用下常常不自覺地回到藝術個性的天地，程度不同地偏離時代要求。有些作家費了很大的氣力都不能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也就寫不出符合時代需要的作品。但老舍不同，他很容易地認可了當時的方針政策，并且按照時代要求調整自己的創作機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創作實踐中，都與時代要求融為一體。他按照時代要求寫作通俗文藝，按照時代要求寫作普及性強、宣傳作用大的話劇，也按照時代要求寫作理論文章——他是時代要求的實踐者、信奉者，也是熱心的理論闡釋者!
　　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在于以“普及”為主的時代要求與老舍的俗文學意識高度一致。而一致性的出現則是因為時代要求誘發了老舍的俗文學意識，或曰老舍的俗文學意識遇到適宜的環境而高度膨脹。
　　在俗文學意識作用下，老舍堅定不移地走上為工農兵服務的道路。他走的艱辛，也走的榮光。
　　綜述老舍與20世紀民間通俗文學的關系，我們可以如是說：
　　民間通俗文學對老舍文學意識的形成、文學品格的構成、創作道路的延展，尤其是對他成為人民藝術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對民間通俗文學的十分熟悉、深厚積累、深切理解、自然親近，依靠對民間通俗文學的借鑒，或者說依靠民間通俗文學對他的滋養和助力，他的創作和理論才表現出如此強烈和鮮明的民族性、民間性、人民性、民俗性、通俗性，他才成為深受人們喜愛的人民藝術家。
　　民間通俗文學自始至終伴隨著老舍，既伴隨著生活道路的始終，也伴隨著文學道路的始終。其文學創作和思想理論每有新的發展演變，民間通俗文學都從中起著或強或弱的作用：早期的熏染浸潤使他自幼積累下朦朧但終身難以改變的俗文學意識，初步文壇就表現出很強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創作道路發展和思想理論形成階段，由于“原始積累”的作用，他看重理論經典，崇拜藝術女神，卻又表現出理論和創作的“二重性”，其創作中常常表現出某些俗文學色彩；在創作道路和思想理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又是自幼形成的俗文學意識幫助他一步跨到民間通俗文學的道路上；新中國成立后，在時代需要和俗文學思想的作用下，他順利地完成創作機制和文學觀念的大調整，走上為工農兵服務的道路，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他的創作和思想理論，乃至人格意識和生活追求，都不會是這個樣子。但這不是最令人滿意的老舍。老舍的生活和創作有許多遺憾。遺憾的致因機制可以找出許多許多，但在我們看來，與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不無關系。
　　民間通俗文學良莠不齊。與高雅的文學藝術相比，不僅檔次低，卑陋之處也很明顯。因此，說到影響，也與影響者一樣，具有二重性：既促進，也促退。有時引導他走向康莊大道，有時將他引向沼澤泥坑，有時幫助他獲得某種創作和理論個性，有時則誤把羊腸小道當坦途，把苦果當仙桃，特別是在缺乏或者失卻分辨能力的情況下，在創作和思想理論出現重大轉折的時候，更是如此。
　　事實上，民間通俗文學在不少情況下，在不少問題上，都影響著老舍向平庸淺簡的層面上漂浮，創作出簡單幼稚的作品，生成平庸的思想理論。無論是整體還是某些局部，他的創作和理論都應當向著更大氣、更深刻的方面發展。論他的能力和才氣，他應該寫出更加偉大的作品，或者說寫出更多偉大的作品，他的思想理論也應該更加博大——起碼，不應該有這樣多的水分和雜質、庸言和俗倫。但在民間通俗文學影響下所形成的興趣、愛好、藝術思維、審美習慣、藝術和理論參照、價值標準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藝術修養，也限制了他的創作和理論思考。
　　縱向地說，其文學道路，無論是正常情況下的發展還是特殊年代的轉折，都曾經出現因陋就簡順流直下的情況。有時與促進作用共生，被促進作用掩蓋著；有時則表現為明顯的藝術滑坡——初登文壇，對民間通俗文學的興趣愛好使他親近狄更斯，模仿狄更斯，致使早期作品有些油滑；抗戰初期，向民間通俗文學轉變，擱淺高雅的藝術追求，作品檔次不高，理論固然有其特殊意義，但在很多方面走向平庸；如果說民族危難，抗戰第一，情有可原，那么，建國后的大轉變則顯得欠理智，欠妥當，不能高估。對俗文學的偏愛和偏重使他對普及性、通俗性、功利性、宣傳性等理論作了狹隘的理解，囿于一隅，忽視了博大，偏離了高雅。尤其是在“庶民意識”作用下，他只求盡職盡責，把自己限制在一個固定思維模式，其創作圖解政治觀念，配合政治運動，其思想失卻獨立性，挖空心思闡釋既定的理論主張。這些變化固然與時代的“高壓”有一定關系，但與他對民間藝術的偏愛及民間通俗文藝對他的影響有很大關系。
　　橫向地說，在雅文學與俗文學問題上，在現代性與傳統性問題上，在世界性與民族性問題上，在提高與普及問題上，在藝術性與功利性問題上……他都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偏愛和偏重。他的偏愛使他成為人民藝術家，對此，因情況比較復雜，且達到相當的高度，取得相當的成就，不便挑剔；但是，倘若不如此偏愛，尤其是不如此偏廢，毫無疑問，他的成就會更加突出。足以成為佐證的是，他的優秀作品，如《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都是在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影響下寫出來的，夸大一些，也只能說是在正確處理了雅俗關系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或者說是雅俗融合的產物。而他的一些難以入流的作品，應景之作，則大都是偏愛和偏廢的結果。完全可以說，老舍不是沒有“趨雅”的資本和能力，也不是沒有調和“雅”與“俗”關系的能力，他完全能夠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寫出雅俗共賞的作品。但由于各種原因，他有時厚此薄彼，執著于通俗，限制了藝術才能的發揮，影響了創作成就，也影響了思想理論建設。他的偏廢和偏愛的原因多種多樣，但與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有很大關系——既然現在的發展與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相關，則發展中的“雙偏”也就與其相關。
　　完全可以這樣假設：如果他不那么熟悉民間通俗文學，他對民間通俗文學沒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和審美自覺，那么，他將沿著《貓城記》、《離婚》、《月牙兒》、《微神》、《駱駝祥子》、《茶館》……的道路發展，那將是另外一個老舍。也許，那個老舍的創作道路不能延伸許久，但那無疑是一個自由創造的、有突出個性的、能夠充分發揮藝術才能的老舍，是一個向著世界文學高峰奮力攀登的老舍!
　　歷史不能夠重復，人生只有一次。功也罷，過也罷，利也好，弊也好，促進促退都好，老舍之為老舍，與民間通俗文學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沒有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就沒有現在我們看到的甚至說稱道的老舍。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也是毋庸置疑的結論。
　　收稿日期：2002-05-25
學習與探索哈爾濱107～1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石興澤20032003老舍與中國民間通俗文學關系甚為密切。其文學意識的生成和文學世界的建構，創作道路的延展乃至生活道路的選擇都與中國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相關。其創作和理論更表現出明顯的俗文學性。老舍在接受民間通俗文學影響的同時也為20世紀民間通俗文學的健康發展和理論建構做出了突出貢獻。老舍/中國民間通俗文學/俗文學聊城大學　中文系，山東　聊城　252059　　石興澤(1954-)，男，山東茌平人，聊城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學習與探索哈爾濱107～1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石興澤20032003老舍與中國民間通俗文學關系甚為密切。其文學意識的生成和文學世界的建構，創作道路的延展乃至生活道路的選擇都與中國民間通俗文學的影響相關。其創作和理論更表現出明顯的俗文學性。老舍在接受民間通俗文學影響的同時也為20世紀民間通俗文學的健康發展和理論建構做出了突出貢獻。老舍/中國民間通俗文學/俗文學

網載 2013-09-10 20: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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