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北京建工學院　武才娃）
　　由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文化書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馮友蘭學術研究會籌委會聯合發起，于1995年12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中西哲學與文化的融合與創新——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0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并成立了“馮友蘭學術研究會”，設立了“馮友蘭學術基金”。約150名國內外知名學者與會。 會議高度評價了馮友蘭在當代中國哲學及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造詣和地位，特別是對他在19世紀以來對中西文化的融合所作的貢獻作了充分的肯定。現將會議研討的重點和熱點問題摘要紀述如下。
　　　　　　一、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展
　　在大會發言時，任繼愈、張岱年、張豈之等先生高度評介了馮先生對于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巨大貢獻，認為他融合中西思想而創立的思想體系是重要的文化精神財富。
　　陳鵬通過對馮友蘭對中國哲學近代化的思考及其在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的控討，揭示了馮友蘭關于哲學、哲學的發展、中西哲學、民族哲學、未來世界哲學的整體架構。并在此著重闡述了馮友蘭的思想在該方面普遍的方法意義。（1）方法意識和方法建立。 這種方法體現在哲學探討中，就是對哲學的對象、方法、內容、結論、目的等的自覺和反省。新理學是自覺彰現理性精神的。（2）哲學的理論意識或“學”的自覺。新理學始終以為哲學是一種“學”，是“思議”和“言說”的系統。這是我們言說哲學和發展哲學的首要前提。（3）哲學、 理性和理的“本體意識”即“自身意識”。新理學是從客觀的“理”本身（認知對象）、完全的“理性”本身（認知方法與過程）、完全的“哲學”本身（認知結果）出發來思考哲學問題的。（4）世界哲學意識。 即新理學的中國哲學的近代化，就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世界化。
　　范鵬認為，馮友蘭哲學的構成有機地融鑄了道家、儒家、佛學、西學，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內容，而且是世界現代哲學的一種形態。范認為這種哲學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在可信與可愛之間周旋，使其成為近代以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思潮的中介；在中學與西學之間游泳，使其成為純哲學意義上復古與西化的中介；在思古與憂今之間穿梭，使其成為文化交融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中介；在政治與學術的夾縫中求生存，使其成為現代哲學史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介；在舊邦與新命的天平上權衡損益，使其成為今天與明天的中介。
　　胡軍認為，馮友蘭的《新理學》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而不是“照著”宋明哲學講的。《新理學》中的形上學系統與宋明理學有著思想淵源的關系，又有著性質上的差異。它淵源于中國傳統哲學，而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傳統；差異于“宋明道學，沒有直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所以他們所講底，不免著于形象”。因此《新理學》的哲學性質在于馮友蘭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重新建立形上學。胡又認為，由于建構的方法和起點已經完全不同于中國的哲學傳統，所以《新理學》中的人生境界說也不同于典型的中國傳統的人生境界說了。
　　劉仲林認為，馮友蘭對中國傳統哲學“接著講”是采用了“正的方法”即形式邏輯分析方法，和“負的方法”即直覺的方法。劉認為正、負兩種方法在馮友蘭新理學體系中的地位輕重和出現先后十分微妙。劉說，“正的方法”是構成新理學體系的基礎，是主導方法，深得馮友蘭的偏愛，始于構想之初，貫穿貞元六書；“負的方法”是補充性方法，是為提高新理學“極高明”程度而引入的，在《新理學》一書出版后馮友蘭才認識到此方法的重要性，直到最后一部書《新知言》時馮才予以正式討論。
　　田文軍認為，馮友蘭與梁漱溟一類人物的區別在于他們對中國文化生命的理解不同，而導致他們文化意識的差異。田認為這種差異首先表現在馮友蘭與梁漱溟一類人物理解考察的文化范圍不同。馮友蘭是從廣義的角度思考中國文化問題的，梁漱溟一類人物則是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對于人的精神生命的安頓，是以儒學為代表的文化系統上來考察中國文化的。田又說，這種文化觀念的差異，致使馮友蘭與梁漱溟一類人物對于近現代中國文化狀況的認識也不相同。另外，田還認為，馮友蘭所說的“正的方法”是西方的邏輯方法，“負的方法”則主要是傳統的中國哲學方法。
　　　　　　二、對馮友蘭及其治學精神的評價
　　任繼愈先生認為，馮友蘭學術活動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是懷著屈辱走進的20世紀。馮友蘭的哲學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撰寫的，它是一部學術著作，卻又不是純學術的著作。馮友蘭從事哲學研究，不論治哲學史還是從事哲學理論構建，都與祖國的文化建設、民族振興相聯系，他不是尋章摘句地論述前代思想，而在于為民族、國家建立新文化準備條件。任先生主張，馮友蘭的學術觀點，人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見仁見智，不必強求共同的認識，但是馮先生的愛國主義是明白清楚的，是值得欽重的。
　　張岱年先生認為，馮友蘭一生有兩個特點，一是他的思想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的，他是跟著時代走，但不是跟著潮流走的。二是他始終努力追求真理，不怕別人的詆毀。
　　朱伯ｋūｎ＠①認為，馮友蘭作為一代大師，開創了以近代治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新方向，并且將中國哲學傳播到西方，對20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馮友蘭先生離開我們已有五年了，他為我們留下五百余萬言的文化遺產，需要我們認真總結。
　　任劍海認為，馮友蘭后半生的種種失誤，與他的理論建構及其蘊含的人生自我期許有密切關聯。任以為，馮友蘭的人生哲學建構有相當明顯的虛懸性，這內在地決定了他在人生境遇順或不順的情形下，無法從自己的學說中尋求可靠的精神支持和合理的行為指南。任還認為，馮友蘭的人生哲學建構有強烈的社會應急性。盡管他的人生言說非常抽象化體系化，似遠離現實社會人生實踐；但從字里行間可以讀出他希圖借天地境界的言說鼓舞中國人士氣，以改變政治頹局的學術期求。從而導致他以社會政治需要調整自己的人生哲學理論與人生策略的危險。
　　臺灣學者朱高正認為，馮友蘭是杰出的哲學史家，又是具有洞察力、客觀評價力、綜合判斷力的哲學家。朱提倡，我們自己的好的東西要多多發揚光大，只有先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到認識它、反省它、批判它、超越它、創新它，才有重建文化的主體意識，才有現代化。
　　　　　　三、關于“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馮友蘭現象問題
　　蔡仲德認為，馮友蘭一生有三個時期，即從本世紀20年代至48年為馮友蘭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理想影響的時期；從49年至76年為全面否定自己以前思想并同時為自己辯護的時期；從77年至90年為對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己思想作重新反思的時期。這三個時期也叫“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時期。蔡將馮友蘭一生發展的三個階段的歷程叫“馮友蘭現象”。
　　方克立認為，我們要用歷史進步的眼光去看待復雜的馮友蘭現象。他認為可以把馮友蘭的一生分為兩個階段，第二個階段里再分兩個小階段。方還認為，馮友蘭晚年的回歸只是部分的回歸，而不是全面回歸《新理學》和儒學。
　　牟鐘鑒認為，“馮友蘭現象”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理解。就其普遍性而言，它可以與“金岳霖現象”、“賀麟現象”、“湯用彤現象”等聯系起來考察，它們有共同的地方。就其特殊性而言，只是馮先生一個人獨有的現象，很難找到類同者。牟認為，“馮友蘭現象”的獨特性有五點：（1 ）馮先生在國共兩黨決戰而勝負尚不分明的關頭毅然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從此不再離開。（2）從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前， 馮先生長期遭受海外和大陸兩個方面同時的批判和攻擊，其規模和激烈程度都相當可觀。（3）在文革時期一度喪失自我后， 馮先生帶著病弱高齡的身體，能夠及時爬起來，向世人作出誠摯的自我反省，使自己的思想躍入一個新的境界。（4）老當益壯，在八十歲以后， 出現了一個新的學術寫作高峰，新的思路逐漸清晰，創作的個性逐漸增強，于是在理論上實現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一個光彩的“馮友蘭晚年”，彌補了他后半生的許多遺憾和缺陷。（5）馮學正在成為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 受到普遍關注。
　　在對馮友蘭思想變化與發展問題上，與會學者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臺灣學者唐亦男認為，馮友蘭指出客觀的辯證法有兩個范疇，一個是統一，一個是斗爭。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矛盾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斗爭放在第一位。中國古典哲學沒有這樣講，而是把統一放在第一位。馮友蘭引用了張載的“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馮友蘭認為這四句中的前三句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但第四句馬克思主義就不會這樣說了，它該怎樣說呢？馮先生說他還沒有看到現成的話可以引用，然他的推測，可能會說：“仇必仇到底”。因為“仇必和而解”是講和諧的，這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思想。唐肯定馮友蘭以上的見解，認為這是馮先生的超越所在，從而也完成了他的辯證發展階段。
　　方克立認為，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對立統一，看成是“仇必仇到底”、只講斗爭不講同一，把“仇必和而解”看成是客觀辯證法，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將來，這種看法錯誤的。方對馮友蘭在晚年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仇必仇到底”的斗爭哲學感到十分的遺憾。
　　錢遜認為，馮友蘭肯定了“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和”是宇宙發展的正常狀態；對于“同歸于盡”，打破原有的統一體，只說革命者和革命政黨，“當然要主張”這樣做，沒有從客觀辯證的角度給以明確的評價。如果我們承認“裂而解”，同歸于盡的情形在客觀辯證法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話，那么，重要的問題在于要認識“裂而解”與“和而解”的關系及它們的條件性，這才是有待于我們接著講下去的問題。
　　還有的學者認為，馮友蘭“貞元六書”的開頭是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了“新編”的尾語仍舊是這四句話，這是馮先生的不變；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個過程，而馮先生的思想隨之變化而變化，這是馮先生的變。
　　與會的學者們還提出一些新的問題，如，關于馮友蘭哲學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關于以理性主義的態度作為研究馮友蘭思想的新起點問題；關于在馮友蘭現象中應該怎樣吸取文化方面和哲學方面的教訓問題；關于境界和存在、天和人、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問題；關于文化交流、轉型和回歸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將進一步推動馮友蘭哲學思想的研究。
　　　　　　　　　　　　　　　　　　　　　（責任編輯　干春松）
　　　　　　　　　　　　　　　　 （《哲學動態》1996年第3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山加昆
　　
　　
　　
哲學動態京11-14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武才娃19961996 作者：哲學動態京11-14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武才娃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2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