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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873(2006)05—0019—11
　　一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于日本東京。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國同盟會總章》，將孫中山所倡導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確定為同盟會宗旨，選舉產生了總部主要干部。中國同盟會統一了國內各地分散活動的革命力量，聯合了歐、美和東南亞各國僑民與留學生中傾向于革命的人士，將中華民族的現代覺醒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開創了中國革命與中華民族振興的一個新時代。在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一致推舉為同盟會總理，成為中國革命當之無愧的領袖。陳天華記述此前幾天即8月13日東京留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盛況時，稱孫中山為“中國英雄之英雄”：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于將來有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辭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之英雄也。① “非徒注眼于本族上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確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真實寫照。
　　記得1985年在中國河北涿縣召開的“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為孫中山算不算是一個思想家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學者認為，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他所主張和宣傳的，大多屬于西方國家政治與社會常識，在這方面，孫中山沒有多少獨特的創造，因此稱不上一個真正的思想家。這一觀點遭到許多學者反對，但是所列舉的主要是他晚年撰寫的《建國方略》、國民黨改組時所作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辛亥革命爆發前，孫中山的著述不多，他的思想淵源、理論基礎，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料，一直難以闡明清楚，因此很難使那些持否定論者信服。
　　孫中山究竟是不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如果他僅僅摭拾西方國家通俗讀物中的一些流行觀點，怎么能那樣高屋建瓴，切中中國時弊，而為海內外那么多大革命家、大思想家所敬仰和折服？孫中山一生中，究竟接觸了哪一些西方思想與學說，這些思想與學說對他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近20年來，我一直試圖從孫中山所讀過的西學書籍以及他對西方各國的實地考察中尋找到合乎實際的答案。
　　1991年應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所長楊同旭之請，我檢索了上海孫中山故居西文藏書，寫成《民權主義思想淵源一瞥——上海孫中山故居部分藏書疏記》，發表于該所出版的《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6卷第2期。該文說明故居現存政治方面西文藏書不下500種，其中與民權主義相關的政治學概論性著作有17種，政治民主與政治自由著作12種，各國憲法與憲政著作23種，政黨政治著作10種，聯邦制與地方自治著作10種，各國政治制度與各國政府著作12種，法與法治著作24種，以上總共108種。該文指出，這些著作大多為英美等國學者、政治家的代表性著作，而且最新出版的著作收羅較為齊備，它們表明，孫中山購置和閱讀西文書籍有著明確的標準和嚴格的選擇。他的民權主義，特別是他的民主觀、自由觀、憲法觀、政黨觀、地方自治觀、法治觀，同這些著作有著直接的聯系。
　　同一年，我在發表于上海中山學社《近代中國》創刊號上的論文《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實業計劃〉戰略構想析評》中指出，據故居現存藏書分析，孫中山在撰寫《實業計劃》時，除去關于歐美各國工業革命、工業發展史等一批西文名著外，僅關于交通、港口、鐵路方面的西文著作就不下60種，城市規劃與城市管理方面的西文著作近10種，銀行、信貸方面的西文著作和經濟學理論著作各60種，以上著作約200種。
　　1993年春，我在日本東京講學期間，日本女子大學久保田文次教授將新發現的孫中山1914至1915年在東京丸善書店購書目錄清單的復印件相贈。回國后，征得久保田文次教授的同意，撰成《孫中山思想發展學理上的重要準備——跋新發現的一份孫中山購書清單》一文，發表于1994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第4輯。這份清單所購書籍共150種，包括英文書130種，法文書10種，日文書9種，大部分現仍保存于上海孫中山故居。另一部分，估計被孫中山攜去廣州，在陳炯明炮轟粵秀樓時被毀。
　　其后，我發表于《學術月刊》1994年第1期上的《論〈孫文學說〉人文精神的新構建》一文中，疏理了《孫文學說》基本觀點同故居藏書及丸善購入書籍中數十種人文主義著作的關系，《孫文學說》從十個方面為“知難行易”說作證時用作依據的近百種西文書籍目錄。1996年我在新撰寫的《論孫中山晚年對于生存斗爭社會哲學的批判——孫中山褒揚儒家政治哲學思緒尋蹤》一文中，從故居藏書及丸善購書目錄，說明了與他思想轉折相關的西文進化論、天文學、地質學、生態學、遺傳學、優生學、人類學等著作至少有50種，社會學、倫理學等著作有近30種。
　　通過上述幾個專題的研究，我深深感到，孫中山對于西方思想學說的了解，完全不是像先前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僅僅是通過一些通俗讀物獲得若干常識性的知識。上海孫中山故居現存的西文藏書中，除去孫中山去世后宋慶齡繼續在這里居住時增添的少量書籍外，出版于1924年以前的著作接近1300多種，加上在廣州粵秀樓被炸時的西籍數百種，孫中山本人購置和收藏的西文書籍當在1800種以上。他的閱讀，當然并不僅僅局限于自己的藏書。在香港求學時，在大英博物館，在歐、美、南洋、日本各國居留時，他還借閱過許多圖書館藏書。從日本丸善購置的書籍目錄和日本警視廳監視孫中山一次次從丸善購書的秘密報告，清楚地表明孫中山閱讀是如何用心，品味是如何之高。1905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與中國留學生討論中國革命之際，孫中山曾說：“我亦讀破萬卷也。”② 這完全不是自吹自擂，他所讀的，主要是西文書籍，包含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在20世紀所有中國人中，就閱讀西文書籍數量之多、方面之廣、層次之高而言，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可以超越孫中山。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他精心研讀大量西方理論、學術著作，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認為孫中山的西方思想、學說知識有限，并以此否定他的思想家地位，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關于孫中山革命思想和中國同盟會，環繞這個題目已有過數以百計、千計的論文及著作。這里，我試圖結合上海孫中山故居所收藏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各類西文書籍，對當時孫中山革命思想形成和逐步成熟的端緒作一番梳理。孫中山這一時期所讀的書籍當不限于這些藏書，而且也不限于西文著作，但是西文著作確實是孫中山閱讀的主體部分。當孫中山居住在日本橫濱時，日本的神奈川縣致內務大臣的一份報告書曾專門反映孫中山讀書情況：“清國流亡者孫逸仙平日耽于讀書，只偶然出來散步，或往來訪問客人。”③ 孫中山如饑似渴地力求從世界各國思想學說中尋找到救國救民的真理，可從這里清楚窺見。中國同盟會活動并不止于1911年，但是孫中山1911年底返國后，立即投入組建臨時政府的緊張工作，潛心讀書的機會已經喪失。不久，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所以，本文便以孫中山故居現存藏書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書籍為切入點，考察一下孫中山這一時期革命思想的西學淵源。
　　二
　　從故居1911年以前出版的西文現存書籍中，首先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孫中山宏大的世界意識，對世界潮流、世界發展大趨勢的真切了解，以及這一切如何成為他考慮中國命運、中國問題的基本出發點。這應當是孫中山這一時期革命思想的首要特點。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廣東香山翠亨村，1879年即隨母去檀香山就讀。從這時開始，直到1911年底歸國，除短期回國返鄉外，幾乎全部時間都在海外渡過。這中間，從1883年至1892年，大部分時間在香港讀書；1892年，在澳門行醫；1894年以后，輾轉于檀香山、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比利時、新加坡、吉隆坡、越南、暹羅等世界各地。1897年至1902年，在日本居住近5年；1904年，在美國各地居住近10個月；1905年，在英、法、比、德居住約半年；1905年7月至10月、1906年10月至1907年3月，兩次在日本居留約9個月；1907年至1909年，在河內、新加坡等地居住約2年；1909年5月至1911年12月，又三度赴歐、兩度赴美，每次逗留都達數月。這30多年的海外生活經歷，使孫中山對于歐美各大國和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狀況，有著豐富真切的感性了解，在其語言運用、知識結構、思維方法、審美情趣以及行為方式上，都深受西方的影響。
　　康有為等人也曾長時間居留海外，多次游歷歐美等國，對世界有著廣泛的直觀的感性了解。由于語言的隔閡，他們只能通過西語中譯，間接地獲得系統化的理性認識。和他們不同，孫中山沒有任何語言和知識基礎的障礙。從故居現存藏書中可以看出，1911年以前，孫中山早就特別重視閱讀世界歷史特別是歐美各大國的歷史著作，以期對歐美文明、大國興衰以及世界發展趨勢獲得系統而全面的認識，并從中吸取豐富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鑒戒。
　　故居中現存一批1911年前出版的世界史、地區史著作。綜合性著作，有J. W. Draper《歐洲文明史》(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紐約，1876)1-2卷；Edited by Williams25卷本《世界史》(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倫敦，1908)；Edited by Ward13卷本《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m History, 劍橋，1906-1911)；J. McCarthy3卷本《當代史》(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倫敦，1902)；F. Guizot2卷本《羅馬帝國衰亡至法國革命期間的文明史》(The History Civiliza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紐約，1887)；F. Guizot《歐洲文明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紐約，1911)；H. W. C. Davis《中世紀的歐洲》(A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倫敦，1911)。專門研究世界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W. Cunningham《從經濟角度看西方文明》(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劍橋，1899、1904)；W. Müller《近代政治史，1816-1875年》(Political History of Recent Times, 紐約，1882)；C. Seigobos《1814年以來的歐洲政治史》(Seigobos'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814，紐約，1899)；H. Hoffding兩卷本《近代哲學史》(A History of Modem Philosophy, 倫敦，1900)等。
　　國別史方面，有關英國歷史的著作最多。通史性著作，有T. G. Smollett5卷本《英國歷史——從革命到喬治二世的死亡》(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Death Of George the Second, 倫敦，1825)；L. Macaulay6卷本《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 倫敦，1898)。專史性著作有J. R. Green4卷本《英吉利民族史略》(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紐約、倫敦，1892)；1卷本《英吉利民族史略》(倫敦，1907)；G. Smith兩卷本《聯合王國政治史》(The United Kingdom: A political History, 倫敦，1899)；T. E. May《英國憲政史(1760-1860)》(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760-1860，倫敦，1875-1878)；H. R. Gneist《英國政體史》(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倫敦，1891)；H. R. Gneist《英國議會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倫敦，1895)；H. Hallam3卷本《英國立憲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倫敦，1908)；E. P. Cheyney《英國工業社會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紐約，1901)；H. T. Buckle3卷本《英國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倫敦，1902)；M. V. Bérard《英帝國主義與商業霸權》(Brithish Imperialism and commercial Supremacy, 紐約，1906)；H. E. Egerton《英國殖民政策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倫敦，1910)；S. J. R. Seeley《英國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倫敦，1900)等。加上《戰斗的克倫威爾》、《納威爾遜傳》、《查爾斯·達爾文》等一批傳記，共約20余種。
　　有關美國歷史的著作也很多，大多為專門史。這里有R. Frothingham《合眾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波士頓，1910)；G. Smith《美國政治史綱，1492-1817》(The United State: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History, 1492-1871，紐約，1889)；H. E. Hoist8卷本《美國憲政史1750—1832》(The Constitutional &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 S. , 芝加哥，1881-1892)；W. A. Mowry《美國領土的擴展》(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紐約，1902)；A. P. Andrew《美國統計資料(1867-1909)》(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09，華盛頓，1910)；E. L. Bogart《美國經濟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紐約，1907)；J. W. Foster《一個世紀的美國外交》(A Centu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波士頓、紐約，1902)；J. W H. Foster《美國在東亞的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波士頓、紐約，1903)；H. P. Willis《美國殖民政策研究：菲律賓問題》(Our Philippine Problem: A Study of American Colonial Policy, 紐約，1905)等。加上《華盛頓將軍傳》、《馬歇爾的生平、性格和司法生涯》、《本杰明·富蘭克林自傳》等一批名人長篇傳記，一批戰史著作和一批銀行史、企業史著作，總數近30種。
　　法國歷史，是孫中山關注的又一個重點。孫中山最關心的當然是法國大革命，故居現存F. V. A. Aulard4卷本《法國革命史(1789-1804)》(The French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1789-1804，倫敦、萊比錫，1910)；L. L. T. Gosselin兩卷本《法國革命傳奇》(Roman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倫敦，1908)，從中可以了解法國革命的過程。孫中山對于拿破侖的特別關注，故居中有4種拿破侖的長篇傳記，它們是J. H. Rose兩卷本《拿破侖一世傳》(The Life of Napoleon Ⅰ. , 1902)；W. Yorck兩卷本《拿破侖將軍》(Napoleon As A General, 倫敦，1902)；T. A. Dodge4卷本《偉大的首領拿破侖》(Great Captains: Napoleon, 倫敦，1904-1907)；C. M. Baron3卷本《拿破侖一世傳記續補》(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 倫敦，1895)。敘述導致拿破侖失敗的滑鐵盧之役專著兩種：一是W. Siborne《1815年滑鐵盧戰役》(The Waterloo Campaign: 1815，倫敦，1904)；二是E. Erckmann《滑鐵盧》(Waterloo: A sequel To the Conscript of 1813，紐約，1910)。從對拿破侖命運如此濃厚的興趣中，可以觸摸到深藏在孫中山心靈深處的某種心路。此外，故居中還有一些敘述法國銀行、信貸發展歷程以及法國在遠東戰略的著作。這10多種法國歷史著作表明，孫中山了解法國歷史有著明確的目的性。
　　國別史方面，故居還有一批敘述俄國、德國、荷蘭、朝鮮、埃及、印度、墨西哥等國歷史的著作，總數也有近20種。
　　從故居現存藏書中可以看出，孫中山非常重視古代希臘、羅馬特別是古代羅馬帝國興衰的歷史過程、歷史經驗。古希臘史方面的著作有G. J. M. Grote11卷本《希臘史》(A History of Greece, 紐約，1911)；兩卷本《希羅多德傳記》(The History of Herodtus, 倫敦、紐約，1910)；《修昔底斯》(Thucydides, 倫敦、紐約)。古羅馬史方面的著作，有E. Gibbon7卷本《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倫敦，1903-1906)和同一作者6卷本同名著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紐約、倫敦，1910)；G. Ferrero5卷本《羅馬帝國的盛衰》(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 紐約，1909)；T. Mommsen《羅馬史》(The History of Rome, 紐約，1911)；Tacitus兩卷本《塔西佗著作集》(The Works of Tacitus, 倫敦，1908-1909)；C. Middleton《西塞羅生平和書信集》(Cicero' s Life and Letters, 愛丁堡，1892)；愷撒的傳記有3種。希臘、羅馬都曾經是文明古國，都曾盛極一時，后來衰弱了，尤其是羅馬帝國，還延續了相當長的歲月，它的命運可資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警惕與借鑒。這顯然是孫中山對古代希臘、羅馬歷史如此關心的基本原因。
　　故居中現存的這批史學著作，顯然不是西方國家的通俗讀物，幾乎都是水準很高的學術名著。孫中山并不是一位歷史學家，而他所閱讀的這些著作，能使許多歷史學家為之汗顏。孫中山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這區區4個字，凝煉了孫中山對世界各大文明興衰、歐美各大國崛起各種知識的深刻理解。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所做的演說中曾說：
　　渡太平洋而東至米國，見米國人物皆新。論米人不過由四百年前哥倫布開辟以來，世人漸知有米國，而于今時文明，即歐洲列強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覽會為世界最盛之會，蓋自法人將圣路易斯買來之后，特以此會為紀念。米國從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況，皆非中國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見各洲從前極文明者，如羅馬、埃及、希臘、雅典等皆敗，極野蠻者如條頓民族等皆興。中國的文明已有數千年，西人不過數百年，中國人又不能由過代之文明而變為近世的文明；……不過我們中國現在的人物皆無用，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易舊為新。……中國從前之不變，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為我中國的文明極盛，如斯已足，他何可求。于今因游學志士見各國種種的文明，漸覺得自己太舊了，故改革的風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進步日速。如此看來，將來我中國的國力能凌駕全球，也是不可預料的。④
　　結合故居中現存的以上歷史著作，就能理解孫中山這一段論述決非泛泛之論，而是他認真研究了古代埃及、古代希臘、古代羅馬帝國歷史，和英、美、法、德近代以來的歷史，得出的深思熟慮的結論。
　　檢視孫中山故居現存歷史類西文藏書，還有一個不可漠視的特色，這就是孫中山特別關注西人論述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各種書籍。1911年以前出版的這一類著作，至少有60種。
　　美、英等國人士綜論中國歷史與現狀的代表性著作，故居中幾乎都有收藏，如P. Du. Halde4卷本《中國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倫敦，1736)；M. Huc兩卷本《中華帝國》(The Chinese Empire, 倫敦，1855)；S. W. Williams《中央王國》(The Middle Kingdom, 紐約，1883)；S. R. K. Douglas《中國》(China, 倫敦，1887)；D. C. Boulger《中國史略》(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倫敦，1893)；R. S. Gundry《中國今昔》(China Present and Past, 倫敦，1895)；W. A. P. Martin《中國三循環》(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紐約、芝加哥、多倫多，1896)；A. S. Krausse《衰敗中的中國》(China In Decay, A Handbook To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倫敦，1898)；C. W. D. Beresford《中國的分裂》(The Break-up of China, 倫敦、紐約，1899)；A. H. Smith《動蕩的中國》(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倫敦，1901)；C. Holcombe《中國問題的癥結》(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倫敦，1901)；F. L. H. Pott《中國史略》(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上海，1903)；H. C. Donby《中國及其人民》(China and Her People, 波士頓，1906)；W. A. P. Martin《中國的覺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 紐約，1907)；M. Broomhall《大清國》(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 倫敦，1907)；J. S. Thomson《中國人》(The Chinese, 倫敦，1910)；J. K. Goodrich《將來的中國》(The Coming China, 芝加哥，1911)等。
　　故居藏書中，還有一部分是專論中國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區的西文著作。專論中國農村的，有A. H. Smith《中國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紐約、芝加哥、多倫多，1899)；E C. King《四千年來的農民：中國、朝鮮和日本》(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Madison, 1911)。專論中國信仰與宗教的，有R. J. Edkins《中國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倫敦，1893)；M. Reynaud《中國的彼岸世界》(Another China, 倫敦，1897)；H. A. Giles《古代中國的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 倫敦，1905)。專論中國邊遠地區的，有W. J. Gill兩卷本《金沙江》(Burmah, 倫敦，1880)；E. H. Parker《上溯揚子江》(Up the Yang-Tse, 香港，1898)；S. A. Horsie《在西部中國的三年(川黔滇游記)》(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倫敦，1897)；M. S. Wellby《穿越未為人知的西藏》(Through Unknown Tibet, 倫敦，1898)；S. A. Hosie 《滿洲：它的人口、資源和近代歷史》(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 倫敦，1901)；F. H. Nichols《穿越神秘的陜西》(Through Hidden Shan' xi, 倫敦，1902)。專論臺灣的，有G L. Mackay《來自遙遠的臺灣》(From Far Formosa, 倫敦，1896)；J. W. Davidson《臺灣島今昔》(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紐約，1903)等。
　　收集、購置和閱讀西方人士所撰寫的關于中國歷史與現狀的著作，清楚表明孫中山渴望從不同視野、不同角度深化對中國國情的認識。解決中國問題，既需要認清世界潮流，又需要認清中國國情，而認清中國國情，實非易事。中國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彼此差異甚大，憑藉感性直觀，極易以偏概全，一葉障目；憑藉官方文書和其他方面資料，則太多文過飾非的虛妄之詞。西方人士所撰寫的有關中國歷史與現狀的著作，自有其片面性，甚至會有不少偏見，但是，如與中國自己的文獻相結合相補充，必定有助于對中國國情獲得較為真切的認識。這就是孫中山雖非歷史學家，卻一直那樣認真廣泛地了解中外歷史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
　　對于具有普世意義的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自覺認同與熱忱追尋，是上海孫中山故居現存藏書所顯示的孫中山革命思想又一特色。
　　所謂現代文明，所謂現代性，有著數以百計的不同定義、不同詮釋。為絕大多數詮釋者所公認的現代文明、現代性的主要指標，包括疆域固定和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性聯系的實現，公眾主體性的確定和世俗公眾社會形成，社會流動速度加快和幅度擴展，公眾通過選舉制度和代議制度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理性批判精神高揚，科學與技術作用日益突出，由自由、平等、博愛、進步、民主、法治、公平、效率構成的新的價值體系逐漸成為主導性價值。對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自覺認同與熱忱追尋，就是對這些主要指標的自覺認同和熱忱追尋。
　　當中國人開始全方位直面現代文明、現代性時，現代文明、現代性自身已面臨嚴峻挑戰和深刻危機。這是因為現代文明、現代性從西歐發端時，一開始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地理大發現、殖民掠奪與殖民統治、資本原始積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英國工業革命，是西方現代文明、現代性形成的一座座里程碑。資本主義深刻的內在矛盾，使現代文明、現代性在西方社會得到發展的同時，又導致西方社會陷入普遍的異化民族國家的建立走向了殖民擴張，與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世界化相伴的是社會兩極化，社會出現尖銳階級對立，世俗公眾社會和代議制政治制度成為對于公眾新的奴役，理性常常陷入非理性。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否定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漲。以斯賓格勒、叔本華、尼采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將資本主義制度和現代文明、現代性未加區分，在抨擊西方資本主義的同時，對現代文明、現代性也進行了解構，以致走向否定現代文明、現代性。與此同時，在歐美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他們批判資本主義，而肯定現代文明、現代性，主張現代文明、現代性通過社會主義而重建。
　　針對歐美社會矛盾的現實和紛繁復雜的各種社會思潮，20世紀初的中國，在現代文明、現代性應否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目標問題上，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趨向：一是震慄于西方資本主義深刻社會矛盾和劇烈的社會沖突，而傾向于否定現代文明、現代性；二是認定資本主義道路無可避免，中國應準備付出必要代價，依循西方所走過的道路走向現代文明、現代性；三是接受歐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認定中國可以通過社會主義道路，既走向現代文明、現代性，而又避免資本主義道路的弊端。當時，可以說，“翼教叢編”這一派代表了第一種趨向，康有為、梁啟超代表了第二種趨向，孫中山和同盟會核心成員代表了第三種趨向。
　　在同盟會核心成員中，孫中山對現代文明、現代性普世主義核心內容信仰與追求最為堅定，主張中國應當探擇社會主義方式走向現代文明，培育中國自身的現代性最為明確、最為熱切。在西方國家各社會主義派別那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通常被視作現代文明、現代性成長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而在孫中山這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已成為東方國家區別與西方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現代性的另一條道路。1905年5月，孫中山赴布魯塞爾社會黨國際執行局會見該局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胡斯曼，要求第二國際接納中國革命黨為其成員時，就將這一立場表達得非常清楚：
　　中國社會主義者要探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他們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他們吸收我們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為它的糟粕的犧牲品。換句話說，由于它們中世紀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剝削的痛苦。⑤ 這也就是1905年11月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所倡導的“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⑥
　　孫中山信仰之所以如此堅定，主張之所以如此明確，根植于他對西方各國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運動極為認真的系統研究。他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一再指出，社會主義已變為“一種很繁博的科學”，“這里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⑦ 孫中山故居現存藏書生動地表明，孫中山這一時期確實已將社會主義作為一門科學，并對之進行了十分認真的研究。
　　孫中山說過：社會主義“其中流派很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于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⑧ 在故居現存藏書中，綜合討論各派社會主義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著作就有近10種，如C. H. Vail《科學社會主義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芝加哥，1899)；J. B. Peixotto《法國革命與現代法國社會主義》(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Modem French Socialism, 紐約，1901)；M. Hirsch《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Democracy Versus Socialism, 倫敦，1901)；W H. Mallock《對社會主義批判的檢驗》(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 倫敦，1908)；J. T. Stoddard《新社會主義》(The New Socialism: An Impartial Inquiry, 倫敦，1909)；R. W. Kauffman《什么是社會主義》(What is Socialism, 紐約，1910)等。通過這些著作，對于歐美各國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不同的主張，自然能夠獲得較為準確而不是泛泛的了解。
　　孫中山非常關注現代文明、現代性經由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各種問題。他指出，“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盡享，貧民反食惡果，總有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⑨ 故居藏書中有相當一批著作專門討論孫中山這里所說的社會問題，如T. G. Spyers《勞工問題》(The Labour Question: An Epitome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abour, 倫敦，1894)；B. Kidd《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 紐約，1895)；C. B. Spahr《美國財富分配現狀》(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紐約，1896)；H. George《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 倫敦，1898)；G. Tarde《社會規律》(Social Laws, 紐約，1899)；Le Bon《大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倫敦，1900)；G. F. Lydston《社會的弊端》(The Diseases of Society, 倫敦，1904)；J. R. Day《對繁榮的入侵》(The Raid On Prosperity, 紐約，1908)；L. Austin《美國無產者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Proletarian, 芝加哥，1910)等。故居藏書中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芝加哥1904、1911年兩個版本，顯示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在孫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孫中山擯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正是基于對歐美各國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
　　亨利·喬治是孫中山非常器重的一位美國社會主義思想家。亨利·喬治認為，財富分配不公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弊病，而土地投機買賣和壟斷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解決辦法就是土地公有，將全部地租作為賦稅收歸國家所有，廢除其他所有捐稅。他的主張因此被稱作土地國有和單一稅制，19世紀80年代以后在英國等社會主義運動中曾風靡一時。孫中山對亨利·喬治的學說有濃厚興趣，在加拿大溫哥華地區還專門去考察過實施這一主張的情形。在故居藏書中，除去上述《社會問題》一書外，還有亨利·喬治的《保護貿易或自由貿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 倫敦，1890)、《政治經濟學》(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倫敦，1898)。亨利·喬治出版于1882年的《進步與貧困》一書，孫中山曾多次提起，并給予很高評價，但在故居中未曾發現，孫中山理應收藏過這部著作。這一事實，也證明了故居中現存藏書并不完全，孫中山閱讀范圍也并不限于自己的藏書。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城市和鄉村的土地占有狀況，孫中山購置了不少這一方面的書籍。在故居現存藏書中就有F. Seebohn《英國村社》(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Examined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Manorial and Trial Systems, 倫敦，1884)；W. Epps《大洋洲的土地制度》(Land Systems of Australasia, 倫敦，1902)；W. A. Somers《為征稅對不動產進行估價》(The Valuation of Real E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ation, 明尼蘇達，1901)；F. Verinder《土地、工業和稅制》(Land, Industry and Taxation, 倫敦，1902)；J. Hyder《土地國有化實例》(The Case For Land Nationalisation, 倫敦，1907)；H. J. S. Maine《東方與西方的村莊》(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倫敦，1907)；R. M. Hurd《城市土地價值原則》(Principles of City Land Values, 紐約，1911)等。從這些著作可以了解孫中山關于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形成的豐厚的學理基礎。
　　對于社會主義各種思潮之中的馬克思主義一派，孫中山給予了特別高的評價。1912年10月，他在上海中國社會黨本部連續3天所作的演講中詳細介紹了西方各派社會主義學說和他本人的社會主義主張。他說：“嘗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即為‘均產派’，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資產而均分之。……厥后有德國麥克司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余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組織粗淺激烈之言論矣。”⑩ 他還認為，掌握了馬克思資本公有的主張和亨利·喬治土地公有的主張，即掌握了“社會主義之真髓”。(11)
　　所有這些事實表明，孫中山對于社會主義確實進行了十分系統的研究，而將社會主義視作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現代性的必由之路。
　　四
　　孫中山在力主中國應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走向現代文明、現代性時，對于實現現代文明、現代性的核心價值歸趨自由、平等與博愛，民主與法治，也始終堅信不疑。
　　1911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倫敦與英國記者談話解釋為什么一定要推翻清朝統治時，歷數清王朝統治的各項“虐政”：
　　一、滿洲人的統治是為其本族的私利，而不是為了全體國民。
　　二、他們反對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進步。
　　三、他們把我們作為被統治民族對待，否認我們各種平等的權利和特權。
　　四、他們侵犯我們不可讓予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五、他們縱容和鼓勵貪污行賄。
　　六、他們壓制言論自由。
　　七、他們未經我們的同意，不公平地向我們征收重稅。
　　八、他們實行最野蠻的酷刑。
　　九、他們不經法律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
　　十、他們不能履行職責，以保障其轄區內居民的生命和財產。
　　在這篇談話的最后，他說：“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中國，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躋身于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12)
　　孫中山對現代文明、現代性核心價值堅信不疑，同樣根植于他對闡明這些核心價值觀念的相關西方思想學說的深入研究和忠實繼承。從故居現存藏書中，可以大體梳理出孫中山這一方面思想繼承與發展的主要脈絡，這一脈絡由以下幾個側面構成：
　　其一，關于民主、自由觀念與現代民主制度。作為其理論淵源的著作，有F. Macdonald兩卷本《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A New Study In Criticism, 倫敦，1906)；W. A. Dunning《政治學說史——從路德到孟德斯鳩》(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Luther to Mantesquieu, 紐約，1910)；G. N. F. Heger《歷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紐約，1900)；F. W. H. Myers《人的個性及其不朽》(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紐約，1909)；M. Y. Ostrogorski兩卷本《政黨體制與民主》(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紐約，1908)；H. J. S. Maine《民治政府》(Popular Government, 倫敦，1909)；J. S. Mill《代議制政府研究》(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倫敦)；T. W. Wilson《國家：歷史組合與政治實踐》(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波士頓，1911)等。專論美、英等國民主政治制度的著作，如R. Frothingham《合眾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波士頓，1910)；A. Hamilton、J. Jay《美國聯邦制擁護者》(The Federalist: 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紐約，1898)；P. S. Reinsch《美國聯邦政府論文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Abridged Edition, 紐約，1911)；J. M. Robertson《英國政治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olitics, 倫敦，1900)等。此外，還有一批討論俄國、德國、日本政治體制的著作。關于民治、民有、民享，關于人們的生存權、自由權、財產權，關于人們能夠共同參與創造和共同享有智力方面與物質方面的進步，以及所有這一切如何通過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架構與有序運作而獲得保障，是這些著作的核心內容，也正是孫中山關注的中心。
　　其二，關于法治建設理論和憲法、法律建設。闡述法治理論的綜論性著作，其中有B. Montesquieu兩卷本《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 紐約，1900)；R. H. Pollock《法學與倫理學論文集》(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Ethics, 倫敦，1882)；J. Bryce兩卷本《歷史與法學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牛津，1901)；R. Sohm《法理概要》(The Institutes, 牛津，1907)；T. E. Holland《法學基礎》(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倫敦，1908)；H. Taylor《法學》(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紐約，1908)；W. W. Howe《羅馬法研究及與英美法律的淵源關系》(Studies In the Civil Law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Jurisprudence of England and America With References To the Law of Our Insular Possessions, 波士頓，1905)等。關于各國憲法和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典的著作，包括J. W. Burgess兩卷本《政治學與比較憲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紐約，1890-1891)；J. R. Tucker兩卷本《美國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芝加哥，1899)；W. Bagehot《英國的憲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and Other Political Essays, 紐約，1908)；W. E. Dodd《近代主要國家憲法》(Modern Constitution, 芝加哥，1909)；J. F. Stephen《英國刑法概觀》(A 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倫敦，1890)；F. H. Goodnow《比較行政法》(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紐約、倫敦，1893)；J. H. Gubbins《日本民法典》(The Civil Code of Japan, 東京，1897)；L. H. Lnholm《日本商業法典》(The 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and the Law Conceming Its Operation, 橫濱，1898)；J. S. Risley《戰爭法》(The Law of War, 倫敦，1897)；F. M. Gregg《國會法手冊》(Handbook of Parliamentary Law, 波士頓，1910)等。變禮俗社會為法理社會，被視為現代文明區別于古代文明、現代性區別于古代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對于通過憲法和完備的立法建立現代法理社會，孫中山完全不滿足于抽象化、概念化的了解，這些著作充分表明，他對此作了精心研究。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以后，孫中山那么急切而執著地堅持制定臨時約法，從這里可以得知，這絕非偶然。
　　其三，在推行民主與法治中特別富于應用性與可操作性的著作。其中專門研究比例代表制選舉方法的著作，就有七八種之多，如T. R. Ashworth《適用于政黨政府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pplied To Party Government: A New Electoral System, 倫敦，1901)；《比例代表制社會》(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ociety, 倫敦，1907、1909、1910、1911年等各個不同版本)。專門研究司法機關及其判例的，有G. P. Moriarty《巴黎的法院》(The Paris Law Courts, 倫敦，1894)；H. S. Hogan等《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Ohio, 俄亥俄，1911)；E. Wambaugh《判例研究》(The Study of Cases, 波士頓，1894)；G. Bemis《韋氏案例報告》(Report of the Case of John W. Webster, 底特律，1897)等。專門研究國際公法的，有L. Levi《國際公法》(Intemational Law, 倫敦，1887)；T. J. Lawrence《國際公法手冊》(A Handbook of Public Intemational Law, 倫敦，1898)；F. Meili《國際民事和商業法——理論、立法、實踐》(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s Founded Upon Theor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紐約，1905)等。
　　從以上這些著作可以看出，孫中山閱讀西文書籍目的性、針對性非常明確，這就是如何引導中國真正實現政治民主與法制健全下的社會自由。
　　五
　　現代經濟發展，現代經濟制度的建立，是現代文明、現代性得以確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孫中山立志將中國引向現代文明、現代性，西方各國經濟發展歷程和成功經驗便成了他閱讀的又一重點。故居中現存1911年以前出版的有關經濟學理論、工業發展、銀行與信貸、危機與蕭條、壟斷與托拉斯、財政學等著作，差不多有120種之多。
　　在經濟學理論方面，除去前面提到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和亨利·喬治《政治經濟學》之外，故居中還有一批歐美第一流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專著，如美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 N. Kaynes)《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倫敦，1897)；意大利經濟學家龐塔勒奧尼(M. Pantaleoni)《理論經濟學》(Pure Economics, 紐約、倫敦，1898)；英國社會經濟學家霍布森(J. A. Hobson)《分配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紐約，1900)；美國經濟學家哈德利(A. T. Hadley)《經濟學——私有財產與公共福利的關系》(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Welfare, 紐約，1901)；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倫敦，1898)與《工業經濟基礎》(Elements of Economics of Industry, 倫敦，1907)；美國經濟學家拉弗林(J. L. Laughlin)《政治經濟學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紐約、芝加哥，1902)；荷蘭經濟學家皮爾松(N. G. Pierson)《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倫敦，1902)等。哈德利的《經濟學》一書，重視私人經濟發展，強調要確定政府職權范圍；皮爾松的著作強調經濟發展是改善物質福利的基礎；馬歇爾是劍橋學派創始人，他以生產成本解釋供給價格，以邊際效用解釋需求價格，是自由經濟的堅持者；龐塔勒奧尼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對邊際效用理論作了出色分析，是自由競爭經濟運行機制的熱情支持者。從這些可以看出，孫中山非常重視經濟學理論新的進展。
　　壟斷資本的出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經濟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新的動向。故居中有好幾部著作，分析這一現象，如E. V. Halle《托拉斯》(Trusts, or Industrial Combinations and Coal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紐約，1899)；R. T. Ely《壟斷集團與托拉斯》(Monopolies and Trusts, 紐約，1900)；H. J. Levy《壟斷與競爭》(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A Study In English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倫敦，1911)等。孫中山在經濟領域的敏銳性于此可見一斑。
　　故居現存藏書中，1911年前出版的有關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瑞士、比利時、意大利、加拿大銀行制度、銀行法、銀行史的著作有40多種。有關財政學、財政制度、貨幣制度的著作近10種，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屬于這一領域權威性著作。
　　故居現存藏書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關于發展鐵路交通、國有鐵路管理、鐵路建筑、路橋設計、鐵路業務經濟學等方面的著作，差不多有30種。孫中山后來之所以力主大量修建鐵路、發展鐵路運輸，和他在這一領域的知識準備顯然密切相關。
　　這一時期孫中山關于經濟如何發展的論述并不多，《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劃》直到1918年方才寫成。而正是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時期對于經濟問題的密切關注和不斷思考，為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六
　　對于中國同盟會而言，孫中山不僅是一位思想上、政治上卓越的領袖，而且是一次次武裝起義的策劃組織者和軍事指揮者。同盟會建立后，在中國南部發動的潮州黃岡之役(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防城之役(1907年9月)、鎮南關之役(1907年12月)、欽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至4月)、河口之役(1908年5月)，都是在孫中山領導下進行的。對于現代軍事科學，對于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對于現代戰史，孫中山理所當然地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了解到這一點，便不難理解，在故居藏書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關于軍事與戰爭方面的著作為什么多達七八十種。
　　首先是戰史研究著作。其中研究美國南北戰爭諸戰役的著作最多，共有10多種，綜合性的著作就有J. D. Cox《亞特蘭大：南北戰爭諸戰役》(Atlanta: Campaigns of the Civil War, 紐約，1882)；M. F. Force《從亨利堡到科林斯(南北戰爭諸戰役)》(From Fort Henry To Corinth: Campaigns of the Civil War, 紐約，1898)；A. S. Webb《半島(1862年麥克萊倫戰役)》(The Peninsula: McClellan' s Campaign of 1862，紐約，1898)等。其他研究日俄戰爭的、研究1813年萊比錫戰役和1815年滑鐵盧之戰的、研究1870-1871年法德戰爭的、研究1877-1878年保加利亞戰役的，都各有一種至數種。
　　其次，是專門研究戰爭、戰略、戰術的著作。這里有克勞塞維茨(K. P. G. V. Clausewitz)3卷本《戰爭論》(On War, 倫敦。1873)；V. B. Derrécagaix兩卷本《現代戰爭》(Modem War, 華盛頓，1888、1890)；F. N. Maude《近代戰略的發展》(The Evolution of Modem Strategy From the xviii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 倫敦，1905)；F. Hoening《未來戰術探究》(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Tactics of the Future, 倫敦，1899)；W. L. Goltz《戰爭指揮》(The Conduct of War, 倫敦，1899)等。
　　再次，研究槍枝與射擊的著作。主要有W. W. Greener《槍與它的發展》(The Gun and Its Development, 倫敦，1910)；C. Lancaster《射擊術闡釋論述》(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Art of Shooting, 倫敦，1898)等。
　　故居現存軍事類藏書中還有一個亮點，就是專門研究海軍發展與制海權的一批論著。這里有1901、1902、1903、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年樸茨茅斯與倫敦出版的《海軍年鑒》(The Naval Annual)；1906、1907、1908、1909、1910年倫敦出版的《簡氏戰艦年鑒》(Fighting Ships)；A. T. Mahan《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倫敦，1889)；同一作者兩卷本《制海權對法國革命與帝國的影響，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倫敦，1892)；同一作者《美國在制海權方面的利益：現狀與未來》(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倫敦，1898)；G. Y. Fiennes《海上帝國》(The Ocean Empire; Its Dangers and Defence, 倫敦，1911)等。對于海軍發展和掌握制海權戰略地位的特別關注，反映了孫中山世界視野下的宏大的戰略眼光，革命尚未成功，但他已經在思考中國未來在這一方面應當如何部署的問題。
　　眾所周知，科學技術的最新成就、文明的最新成果，經常最先運用于軍事和戰爭。戰爭中新技術的運用、新戰略的形成、新戰役的指揮，以及軍隊新的組織和新的訓練，常常是新文明產生的催化劑。現代戰爭與現代軍事，同現代文明、現代性的關系也不例外。研究現代軍事、現代戰爭，應當是孫中山更為敏銳更為強烈地認同現代文明、現代性的又一動力。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被迫卷入由西方資本主義所開辟的世界體系之中，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走向現代文明的世界現代化大潮之中。中國如何化被動為主動，既立足中國實際，又能充分吸取世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各種優秀成果，尋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以推動中國自身走向現代文明，這是一個放在全體中國人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面對這一歷史性的挑戰，孫中山高度自覺地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以其廣博的知識、精粹的思想、超強的能力和卓越的成果，為人們做出了表率。孫中山本人也由此成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今天，當13億中國人齊心協力，立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之際，孫中山的這種氣概與精神最值得我們努力繼承和大大發揚。我以為，這才是對孫中山最真誠的緬懷和紀念。
　　(本文撰寫過程中，重點參考了上海孫中山故居管理處、日本孫文研究會合編《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錄》〔日本汲古書院，1993年10月〕，并獲得上海孫中山故居管理處的幫助，謹此致謝。)
　　注釋：
　　①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第1號。
　　②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第188頁。
　　③《神奈川縣致內務大臣芳川顯正》(明治38年8月16日)，《日本外務省檔案》秘第2047號。
　　④《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8-279頁。
　　⑤《中國的社會主義》，布魯塞爾法文版《人民報》1905年5月20日報道，見《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
　　⑥⑦⑧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326-327，327，326、327-328頁。
　　⑩《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06頁。
　　(11)《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頁。
　　(12)《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55-556、557-558頁。

史林滬19～29K3中國近代史姜義華20072007
孫中山/同盟會/革命思想/西文藏書
辛亥革命爆發前，孫中山的著述不多，其思想淵源、理論基礎一直難以闡明清楚。據統計，孫中山本人購置和收藏的西文書籍當在1800種以上，內容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他精心研讀大量西方理論、學術著作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本文試圖結合上海孫中山故居所收藏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各類西文書籍，對當時孫中山革命思想形成和逐步成熟的端緒作一番梳理。
作者：史林滬19～29K3中國近代史姜義華20072007
孫中山/同盟會/革命思想/西文藏書

網載 2013-09-10 2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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