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本文以世紀之初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為背景，按照孫中山先生文化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線索，分別對其早年含有西化意識的“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民元以后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的“保守固有之文明”“作成一中西合璧之中國”的理念，及至晚年具有明顯的文化復歸傾向的“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等三個不同時期的文化構建思想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軌跡作了分梳和評價，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在跨入21世紀之際回首和反思本世紀之初的先行者們對中國文化現代化過程的艱苦探索的啟示意義。
　　作者郭齊勇，1947年生，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　　　　　　　　　＊
　　孫中山先生的文化思想，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力圖從中西方文化資源中選擇、轉化其精華，以適應現代化過程的品格。大體上說來，他早年的“西化”趨向較為突出，對中土文明頗有離異的決心，以“步武泰西，參行新法”為目標；但自1900年左右，目睹西方之弊病，在設計中國改革方略的過程中，開始逐漸注目傳統資源，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可現代化因素。至1911年，孫先生已確立了以歐美為范型，并取數千年固有文明而加以融貫的文化立場。民元以后，孫先生的文化民族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情結同步增長。孫先生晚年的文化復歸傾向更加明顯，但取法西方近世的制度文明與價值觀念的基本架構并未消解，最終主張“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總體上來說，孫先生的文化思想是以綜貫中西為主要特點的。
　　　　　　一、“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
　　孫中山早年對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是：第一，開放式學習西方文明，但不是全盤照搬；第二，欣賞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第三，通過比較與選擇，發展新的中華文明，拋棄與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舊的文化包袱。
　　孫中山先生青少年時代生活的穗港澳地區和檀香山地區，是中西文化雙向交融滲透的地區。他早年“于圣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于胸中；于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1〕乃至投身革命，參與政治活動之后，孫先生更以全球眼光透視中國，同時又以中國眼光透視世界，既引進西學啟蒙觀念，又護持中國人的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
　　早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就指出富強之本不是西器而是西制——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制度。如此“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2〕。1895年，孫中山在《擬創立農學會書》中，自謂“弱冠負笈外洋，洞悉西歐政教，近世新學靡不博覽研求”〔3〕。他當時所作的中西比較，不僅肯定西方新的制度，而且肯定西方新制度對知識與知識分子的尊重，以及知識分子作用的充分發揮與發展。他說：“泰西諸國……以士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植之會；工匹也，有講求制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皆能闡明新法，著書立說，各擅專門，則稱之曰農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詞。以視我國之農僅為農、工僅為工、商僅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國轉弱為強，反弱〔衰〕為盛，必俟學校振興，家弦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后可與泰西諸國并駕齊驅，馳騁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練兵制械為自強計，是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也，惡乎可？”〔4〕從這里可知，青年孫中山反對徒襲西洋船堅炮利之皮毛。他所說的“顧己之命脈”，意在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以科學知識、理論與方法滲透到士農工商的方方面面。非如此，則不可能與泰西諸國并駕齊驅。他提倡“以士類而貫四民”，“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足見他對科學知識、學問、專長、技能，乃至理論與方法的重視。這才是自強之本。
　　1897年初，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批評中國文化的種種負面，鞭笞專制主義“涂飾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不幸中國之政，習尚專制，士人當束發受書之后，所誦習者不外于四書五經及其箋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且任意刪節，或曲為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5〕孫先生對傳統專制主義對人民的桎梏予以充分揭露，同時與西方近世以降的民主制度相比較，倡導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以復活國民的創造精神。孫先生對經學注疏的教條主義與盲從態度的批評尤為中肯。他在《與〈倫敦被難記〉俄譯者等的談話》中指出：“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就停滯不前了。時至今日，這種文明已經和人民群眾完全格格不入了。”〔6〕
　　1901年春，孫中山在與美國《展望》雜志記者林奇的談話中，肯定了中國需要日本式的改革，而且說日本人用三十年辦到的事情，中國最多用十五年就能辦到。林奇的這篇報道，標題稱孫中山為“西化的東方人”。但孫先生的“西化”是有分寸的。在取法西洋的同時，他看到了西方的弊病。例如1903年在《復某友人函》中批評歐美“貧富之懸隔”——“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夫歐美演此懸絕之慘境，他日必有大沖突”〔7〕。他希望中國的改革能避免這種貧富懸隔。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指出：“我們中國先是誤于說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曉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時不取法他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他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兄弟愿諸君救中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后禍。”〔8〕這一演說的中心，旨在說明中國不能躺在舊有的文明和歷史的輝煌之上，指出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無論是政治法律、科技手段，還是思想學術，都必須選擇地球上現時最先進的東西來學，取法乎上，不要怕說“躐等”，不要怕說“中國此時改革事事取法于人”。
　　1905年10月，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概括了歐美進化的實質。他認為歐美由民族獨立到民權尊重民生發達，正是我們中國改革的中心問題和價值目標。他又認為，由于受千年專制的毒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則可能因未受西方病的影響而優越于歐美。這一方面表明了孫中山的急迫心情，主張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對學習西方是有分析的。在他看來，歐美的社會問題極多，歐美也面臨著社會革命，而民生問題、社會革命問題，中國可能解決得更好一些。
　　1906年11月，孫中山在《與該魯學尼等的談話》及次月《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進一步分析了學習西方與中國改革的問題。例如憲法，他說：“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9〕一家“不能學”，一家“不必學”，表明了孫先生在學習西方上的自立權衡。他研究了西方三權分立的利弊，依據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資源，探討了“考選權”與“糾察權”的問題。“考選”制度和監督彈劾制度，在中國官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孫中山分析了我國古代這些制度的優劣和實行中的困難，又分析了英美制度的流弊，提出了東西方各國制度史上所未有、學說上也不多見的、破天荒的“五權分立”政體。他指出：“考選制和糾察制本是我中國固有的兩大優良制度，但考選制度被惡劣政府所濫用，糾察制度又被長期埋沒而不為所用，這是極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們共和政治中復活這些優良制度，分立五權，創立各國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學說，創建破天荒的政體，以使各機關能充分發揮它們的效能。”〔10〕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政治文化思想中的主體性和選擇性原則。他一方面強調中國改革必須趨新、向西，事事取法于人，取法乎上；另一方面又強調為我所用，保留、轉化固有文化資源中的積極因素，以與西學相融和并加以創造性重建。選考制和監察制作為皇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自有其負面價值。孫先生沒有將其作為糟粕，一概拋棄、打倒、推翻，而是把它們從專制主義政治架構中剝離、抽取出來，分析其利弊和執行與運作中的困難，然后加以轉化，為中國改革所用。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文化中尋找資源，為現代化服務，這是孫先生的突出貢獻。
　　1908年，孫中山在《平實尚不肯認錯》一文中批評保皇黨人“泥古而不通今”的態度，指出中國人在現代不必盡守孔孟老莊之言，因為時勢變遷，因革損益是十分正常的事。1911年11月，《在歐洲的演說》中，他指出辛亥革命后組織聯邦共和政體尤為一定不易之理，“將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范，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強調學習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同時又不忘本民族文化的地位，提倡中西文化的融貫。
　　孫中山青年時期的中西文化比較，大體上是服務于他所說的“中國改革”的目的的。他發掘傳統文化精神與制度中的某些因素為現實服務，同時又不陷于泥古；他肯定西方文化精神，特別是啟蒙價值與近世制度文明的優長，同時又不全盤照搬。在這里，孫先生顯示了他不同凡俗的高明的文化洞察力，對中西雙方文化都沒有盲目信從。
　　孫中山從東西文化的沖突之中看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力量和優長，急切地希望從器物、制度、思想與價值觀念諸層面，開放式地學習西方。在力量的強弱盛衰之鮮明對比面前，取法西方是救國保種的必由之路。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等等價值，尤其是其制度文明，成為孫先生政治革命的支撐點及與他的對立面—─腐朽的滿清政府及保皇派斗爭的武器。振起沉疴，建設現代國家，必須學習歐美科學、實業、工業化與民主制度，必須像日本那樣在一定程度上西化。非如此，則不可能根本改變積弱的地位，不可能救中國，不可能解決亡國滅種的危機。孫先生深切體驗了現代化的世界潮流，認識到市場經濟的世界一體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孫先生早年文化抉擇的主要認識基礎。
　　另一方面，孫中山又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與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是聯系在一起的，與西方對非西方的民族壓迫和掠奪，以及它內部的貧富不均等等社會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呼喚西方制度與價值的同時又警惕著西方文化的負面因素，開始注重中國傳統制度與精神資源的可轉化性。從本世紀初年開始，他的視野中不僅有西歐北美的文明，同時又有了中國固有的文明。孫先生的文化洞見和睿識，尤其表現在他對中西雙方的文化所采取的同情理解和雙向揚棄的態度上。
　　　　　　二、“保守固有之文明”，“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國”
　　民元以后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繼續沿著“中西融貫”的道路發展。這一段時期孫先生繼續提倡文化開放主義，但對西方文明的批評更加尖銳，對中國數千年文明的認同感有所加強，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同時開始以道德價值尺度衡估中西文明。也就是說，他所提倡的中西融和，逐漸從制度文化層進入文化系統的核心——價值觀念層。
　　民國元年孫先生批評了歐洲諸國發明的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生存競爭學說，即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指出這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是適用的，但“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有強權無公理”。他代表了被壓迫民族與人民的心聲，抨擊了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同年10月《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的演說》中，孫中山指出“興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緊的就是修鐵路，開礦產，講求農業，改良工藝數大端。但要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主義不可。”他抨擊了滿清的閉關主義，指出在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外國人進來，毫無妨害，有何不可？況開放主義，我中國古時已行之。唐朝最盛時代，外國人遣派數萬學生到中國求學，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國是。彼時外國人到中國來，我中國人不反對，因中國文明最盛時代，上下皆明白開放主義有利無弊。”〔11〕
　　正是在這篇提倡開放主義，主張借取外國資本、外國人才、外國方法的演講中，孫先生指出：“我中國是四千年文明古國，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國人者，只是物質文明。”“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由此看來，我們物質上文明，只須三、五年即可與外國并駕齊驅。我們道德上文明，外國人是萬萬趕不及我們的。結果豈不比東西各國更加倍文明？”〔12〕在這里，孫中山過于樂觀了，他忽略了道德文明也是歷史范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然而他的苦心是弘揚中國傳統的道德文明，吸取其精華，同時借取近世西方物質文明，加以融化。這種設定的意義在于，借取西方資本、人才、方法，借取西方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與保存、轉化、弘揚中國固有的道德精神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之事。有的論者指責孫先生在這里把物質文明與道德文明割裂起來了，其實非是。孫先生此時所呼喚的國民真正平等、自由、民主權利、幸福等等價值，當然是與西方近世物質文明密切相聯系的，但孫先生特意呼喚古代承傳下來的心性文明、道德精神，其旨意實在于彌補或治療西方文明的弊病。他批評中外一些蔑視中國的人，“實在是把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忘記了。中國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歷史上之文明……今日得一種高尚完全之政體，政體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隨之改良”〔13〕。他諄諄告誡國人，同時向外國人提示，切不要忘記中國數千年之文明。他倡導互助原則，以道德精神建國家、建世界，同時他又肯定了政治改革對道德改良的促進。
　　1916年，在論及政治制度改革時，孫中山再次主張直接實施民權，并且指出五權憲法的“彈劾權及考試權實我國之優點，吾人采取外國良法，對于本國優點亦殊不可拋棄”〔14〕。又說：“余嘗見一西人日記，言杭州在五百年前之文明為當時歐洲所不及。吾甚希望諸君，不論職業大小，官階尊卑，各盡其力，以保守固有之文明，并日圖進步，為全國之模范。”〔15〕從制度文明到道德文明，都強調不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
　　民國建立之后，孫中山一如既往提倡效法西方，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則更關注“保守固有之文明”，繼承本有文化的優長。他的總體思路是：第一，不忘我們是20世紀的人類，因此各項改革必取法20世紀的西方先進經驗與制度，不必重復17、18世紀西方舊法；第二，不忘我們是中國人，不忘我國為文明開化最早且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有自己的寶貴文化遺產，萬萬不可輕易拋棄。1918年2月，在《宴請國會及省議會議員時的演說》中，孫中山指出：“我國歷史本素注意政治，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屢言于數千年前，是吾人政治經驗，應算宏且富矣。”〔16〕并再次指出彈劾權、考試權“實系中國良好之舊法”，“故甚望保存此良法，而勿忘記中國自己之良法也”。他企望“駕于歐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國”〔17〕。1920年11月，孫先生《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中指出：“我們現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較為周備。”〔18〕
　　總之，此時孫先生已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道德文明之全方位論及中西文化融和的問題，尤其在制度文明和道德精神方面趨向于從傳統資源中尋找根據，予以創造性轉化。孫中山對儒家心性文明與改良政治之關系的重視，實為20世紀歐風美雨沖擊下頗有深意的回應。
　　孫中山這一時期的文化觀與新文化運動健將、激進主義者陳獨秀和自由主義者胡適等人是不同的，尤其是對固有精神文明的態度方面，差異頗大。1917至1919年間曾分別出版，后結集為《建國方略》之1922年本，及1922年的若干演講，反映出孫中山這一時期比較系統的中西文化觀。
　　首先，在趨新中守成，明了中國文化的優長與危機。孫先生指出：“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有與之匹敵者。”〔19〕中國的“文學、哲理、道德等，不但是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當東西大交通之初，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為中國人是與非洲、南洋等處的土人一樣的，沒有一點兒文化，但是現在都漸漸明白了，有很多佩服中國的，也有要學中國的，并且知道中國的文化，有許多地方，現在外國還有不如的。”〔20〕孫先生特別推崇中國的心性文明，推崇中國人的人文理想和價值世界。但他并沒有把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截然對立起來。他說：“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顧古來之研究，非可埋沒。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頏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彼于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補偏救弊之方。”〔21〕從上下文來看，孫中山是針對新文化運動中有關廢除漢字的議論有感而發的。孫先生認為，中國文字不可廢。文字之廢，可能導致國亡種滅。中國文字乃中國精神的載體，離開了漢字，亦無從理解中國人的心性理想。中國的心性之學是世界級的瑰寶。孫先生的評價是非常客觀的，他肯定了近代中國即使在心性文明方面，不如西方之處仍然很多，但確有遠遠超過西方的精華，不可隨意毀棄。尤其令人欽佩的是，孫中山沒有陷入唯科學主義、唯理性主義，他重視人們的精神生活，試圖重新建構中西互融的新的人文精神與心性文明。
　　另一方面，孫中山又敢于正視中國文化在近世以來面臨的重重危機，指出中國現在的文明，一不如外國，二不如古人。中國文明不進步的原因，是思想上受到種種束縛，不敢創新，不敢實踐，不敢去行，去做，去闖。知識分子習慣于“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象炒陳飯一樣，怎么能夠有進步呢？”〔22〕這種教條主義的經學模式妨害了思想解放和創造性實踐，也戕害了中國人文精神。
　　孫中山說：“世界上文明的發達，是在近來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來五六十年。以后人類知識越發多，文明的進步便越發快。中國兩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從前文化的進步是很快的。近二千多年以來，沒有什么文化，現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漢，近人的知識，不如古人的知識。”〔23〕這種說法當然過頭了，秦漢以后的文化仍有輝煌的一面。近人的知識也超過了古人。孫先生在這里只是強調秦漢以后影響文化進步的原因是“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文字獄，想種種辦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24〕實際上孫先生在《建國方略》中多次肯定了秦漢以降二千年的文明成就，如長城、運河、印版、火藥、瓷器、絲、茶、指南針等等，大有助于世界文明進步。而心性文明，在秦漢以后的宋明時代達到極至的地步。
　　孫中山在重視古代文明成果的積極轉化的同時，反對泥古，主張利用、改造，為現代服務。他說：“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25〕
　　其次，用西人所長，鑒別利弊得失。他批判了長久以來的孤立自大、閉關自守，力倡利用外資、外才，相資為用，互助以成。“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駕歐美矣。”“若吾國人能曉然于互助之利，交換之益，用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數年之間，即可將中國之實業造成如美國今日矣。”〔26〕
　　與此同時，孫先生又強調要鑒別外國經驗的利弊得失，不盲目抄襲歐美舊法，一切都要通過比較，切于實際。他說：“予之于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后訂為革命方略。”〔27〕他認為，中國現代化不必走西方老路，而應另辟蹊徑。“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然此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吾之意見，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28〕而孫中山在革命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構設。
　　綜上所述，從1912年至1922年的十一年間，孫中山的文化思想繼續沿著辛亥以前的道路發展。所不同的是，他在辛亥以前雖已反對全盤照搬歐美陳法，注意固有文化內在寶藏的發掘，但主導傾向是文化開放，甚至提出不妨事事取法于人；民國建立直到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對民族文化資源的認同日益加強，其“中西合璧”的構想逐漸系統化，對中西文化的利弊優劣均有所分疏，摸索尋找一條新的、獨立的中西融和之路。
　　　　　　三、“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
　　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在取法西方近世制度文明與價值觀念的基本構架下，其文化復歸傾向更加明顯。
　　為改進國民黨，孫中山起草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于1923年元旦發表。宣言首先指出，中國之所以革命與革命之所以成功，根本上不外兩條，一是“歷史之留遺”，二是“時代之進化”。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有民族歷史文化之根源可尋，亦是時代思潮的結晶。孫先生“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29〕，再次強調了“民為邦本”等中國文化資源與民權主義的內在關聯，“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資源與民生主義的內在關聯，以及民族歷史文化意識與現代民族主義的內在關聯。孫中山在1923年1月所寫《中國革命史》中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30〕在中國思想方面，他發掘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及民貴君輕說，與民權思想相接殖，又以考試、糾察之制與歐美三權分立相補充。
　　除了在制度文明上發掘中國固有資源之外，孫中山還十分重視中國傳統道德資源的開發。1923年10月《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說》中，他系統闡發了“人格建國論”。在孫先生看來，好政府、好團體、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他認為，必須正本清源，從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來救國，來建國。一個良政府、強國家的基礎，是這個政府的從業人員和國民，都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而我國當時的國際地位所以一落千丈，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不自振作，不講人格。孫先生認為，欲要有好的政治，必先要有好的道德。靠軍閥武力不可能統一中國，只有像成湯和文王那樣，以良好的政治才可以統一中國。而良政治、良政府的背后是良好的道德。他十分欣賞中國原始儒學的“大同”理想境界，并把“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理想社會作為自己社會改革的目的〔31〕。這些，都是對當年軍閥混戰、政治腐敗、社會凋敝的一種批判。他提倡道德人格建國的目的，是為了民族與國家的強盛。
　　孫中山這種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制度文明和道德精神中吸取可現代化因素的致思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復歸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趨向。從根本上說，這是受文化民族主義的心態所驅使的。在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和價值觀念的移植過程中，出于拯救和重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的目的，出于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的軍閥混戰的困局中為中國未來尋找出路的目的，孫先生的民族主義情意結和保守主義情意結同步增長。
　　1924年，在孫中山的思想體系——《三民主義》這一宏篇巨制及1924至1925年間其他著作的有關論述中，一個成熟完整的中西文化觀凸顯在國人面前。
　　在這些著作中，孫先生高度肯定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地位。他指出：“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名‘文物之邦’……”〔32〕；“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才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33〕。他又說，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他認為西方文化是從亞洲、中國的古文化中發生出來的，甚至認為“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34〕。這些看法固然都是值得檢討的，而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他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體認，確有可取之處。
　　首先，他指出，中國的政治資源大有可以發揮的地方。他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于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于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的科學之偏。”〔35〕他指出，黃老的政治哲學、孔孟的政治哲學，都有高深精微之處。他認為，中國四千年歷史有治有亂，君權政治有利有害，而民權政治在儒家思想中確有根芽。孫中山說，“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36〕，這種說法顯然也過了頭，但儒家資源的“天下為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仍是很重要的、可轉化的因素。從“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中，可知庶民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孫中山說歐美的政治哲學還不如我們的政治哲學系統完備，所舉的例子就是《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他說：“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37〕他認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于道德的范圍，今天可以把它放到知識范圍內來講。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需要宋儒那種精微的生命體驗，此外還要有齊家、治國等外修功夫。孫先生主張放到知識層面上來講，使其規范化、客觀化，使后人可以遵循，這是有意義的。他說，我們的民族精神喪失之后，這些珍寶也被人普遍拋棄，不能自修其身、自治其國，是十分遺憾的事情。孫先生沒有平面化地理解“內圣”—“外王”結構，力圖揭示以“修身”為本位的由內省心性到外王事功的道德一政治學說的現代意義，這是十分深刻的認識。有的論者認為由內圣推到外王，不合邏輯。這也許的確不符合形式邏輯，不宜于平面地、表層地順推與逆推，但深層地說，這確有一種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命邏輯。《大學》德化政治的八目，對治世者的道德素質的強調，是完全可能與當代法制社會的要求相結合的。反過來講，如果內無道德良知，外無法制秩序，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修身與責任、義務意識有關，而責任、義務與清明的政治，與當今的人權、法治，都有不可分離的關系。
　　其次，孫中山肯定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道德精神，只有把固有道德恢復起來，才有民族的地位。孫先生說：“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38〕
　　孫先生還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39〕孫先生肯定固有道德，特別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僅是國與國、族與族、人與人共存互尊的保證，使得國際與國內的社會秩序和民心得以維系，而且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是人的價值和意義的根本。
　　在人們視“忠”“孝”為糟粕的時候，孫先生肯定了“忠”“孝”的現代價值。他認為“忠”可以轉化為忠于國家、人民、民族，忠于職守，不畏犧牲，始終不渝。“忠”的精神仍需保存與發揚。“孝”道本身也不能廢除。“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40〕
　　“仁愛”的繼承問題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孫先生的缺憾是沒有分疏墨子的“兼愛”、耶穌的“博愛”與儒家“仁民愛物”之仁愛的差別。實際上，儒家講“愛有差等”，是由親情之愛推擴開來的，十分符合人性。孫先生把墨家、儒家和基督教的博施濟眾、利濟天下的精神統一了起來，統稱之為“仁愛”。孫先生號召國人學習西方基督教的實行精神，把仁愛恢復起來，再發揚光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擴“仁愛”之心，對于天、地、人、我日益疏離和緊張的社會，對于恢復人之本心本性，使人自識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確實是十分必要的。
　　“信義”的繼承同樣十分重要。孫先生說，國家、民族之間，工商業交易之際，人與人和朋友之間，都需要講信義。沒有信義，就沒有一定的秩序和一定的國格、人格、族格。此外，孫先生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41〕
　　孫先生創造性地轉化、發展了傳統儒家的“五倫”思想。他剔除了“三綱”等等封建等級權威和君主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的內容，積極引導儒家傳統精神進行現代轉化，經受現代洗禮。這是十分重要的開拓。今天，當全球各國（包括西方）的有識之士在思考西方現代化所導致的人類困境時，人們都在發掘各民族固有的道德、哲學和宗教資源。中國傳統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德目和以“修身”為本的德治思想，在當代宗教、民族、階級充滿誤會與緊張，在財產、權力、資源、訊息的分配極不合理，貧富懸殊，往往出現對抗與沖突的時候，的確可以為家國天下提供相處共存之道。西方的價值——以強力、功利、競爭為背景的西方文明的理念——自由、平等、理性、人權、法制等等，與中國的價值，例如孫先生特別加以揭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修身等等，實際上可以相互融攝、相互補充、相得益彰。
　　孫先生抉發國粹，弘揚民族精神，對片面、單維地學習西方或“全盤西化”之論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評，但決不走向另一面，決不片面、單維地沉溺于國粹之中。他對激進主義思潮、自由主義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曾經起過作用，但并未執著于任何邊見。他指出：“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后。”〔42〕他認為復興固有文明與吸納西方科學技術和人文精神可以結合起來。他還強調指出，對外國的東西，不可以“照本抄謄”。“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43〕他分析了西歐北美民權發達之后產生的許多流弊，指出：“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后塵”，而是“要駕乎歐美之上。”〔44〕
　　孫先生清醒地認識到，歐美的機器、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乃至管理物的制度、方法，我們可以仿效，可以搬用，但社會管理、政治模型則不能完全仿效和搬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像仿效歐美的機器一樣。”〔45〕他指出，歐美的政治仍有很多弊病和缺陷，有些問題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不能一味地盲從附和，否則對國計民生是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46〕他明確地表達了從中國國情出發，順乎世界潮流，發展中國的現代化的思路。
　　孫先生一再反對妄自菲薄，認為中國人在學習西方，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完全可以走一條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外不脫離世界潮流，內不拋棄固有精粹。他說：
　　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仿效，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復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仿效。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47〕
　　總之，在孫先生那里，無論是恢復國粹，還是學習歐美之長，都依據現實中國的情形加以選擇和改造，決不照搬照抄。他力求在世界思潮和民族精神之間，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在科技與人文之間，在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之間找到契合點，創造性地以現代回應傳統，以傳統回應現代。面對西方的挑戰，孫先生以“迎頭趕上”、“駕乎歐美”的氣概，為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騰飛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且啟發我們辯證地思考世界發展普遍趨勢與民族文化個性特征、思想啟蒙與資源認同、現代性與民族歸屬感、個體發展與國家強盛等等關系問題。
　　孫中山文化思想的流變轍跡，大體上由青年時代的西化傾向很快轉入中西合璧的立場，直至晚年，回歸傳統的趨勢較為明顯。但是，孫先生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選擇并不簡單地呈現“由離異到回歸”的走向。事實上，在尋找、設計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不斷地從西方現代化經驗和理論中和我國古已有之的經驗和理論中吸取營養，創造性地建構了他的思想體系和建國方略。
　　綜而思之，孫先生的文化觀給予我們的啟示主要在于：
　　第一，從物質文化層面學習西方和從制度文化層面學習西方應有某種程度的區別；現代化的制度文化建構（例如政治、經濟、法律等等）必須充分借鑒西方的先進經驗和學理，并與我國的傳統和現實結合起來。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但西方的制度文明和價值觀念是中國現代化極其重要的參照。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孫先生堅持的政治改革和價值理念的內核，主要是西方的。但他力圖充分協調世界思潮與民族精神，整合“現代性”與“民族本己性”。
　　第二，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價值意識的現代化必須與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同步推進，而且前者更為艱巨。全盤西化和復歸傳統的二元對立，表明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單維性。作為社會革命家，孫先生在選擇重新整合中國社會的參照系時，表現出了某種彈性。尤其是他中晚年構設的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相融互補的方式，十分值得珍視。他致力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來整合中國社會，推進現實改革，并且有時強調為了國家富強不惜犧牲個人自由。
　　第三，堅持從古代正統、精英文化中吸取政治資源和道德資源，是孫中山與自由主義者、激進主義者的重大區別。對西方政治民主、科技理性及其他理念：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法制的片面性、單向度性和平面化等弊病的揭露，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資源和道德價值資源，例如選考制、監察制、內圣一外王結構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發掘，正是孫中山的睿識之所在，值得我們深思。人權離不開責任與義務，法治不能代替道德倫理。當然，對東西方制度與價值的互融，必須作出深入的理論分析。孫先生對中西雙方的制度文明和價值系統的深入研究還做得不夠。例如對孔孟民本思想與現代民權思想的比較，例如他有時混淆自由與散漫、個性自由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等，都表明了這一點。
　　第四，傳統的價值體系和道德倫理是不能被簡單拋棄的。孫先生珍視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而這正是克服當代人精神危機的重要資源。在經濟繁榮的當代世界，全球社群整合的問題和天、地、人、我的疏離病痛愈來愈嚴峻，中國和東方精神價值有其用武之地，當然要經過艱苦的創造性的轉化。孫先生啟發我們，必須重新擁有我們自己的傳統，必須重建中國人的人文理想和民族精神，必須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并發揚光大。
　　第五，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民主政治與倫理社會的整合，是構建21世紀人類文明和中華新文化系統的基本框架。今天，人類的現代化和中國的現代化遇到的問題比孫中山當年所遇到的問題更為復雜，特別是人類生存狀態的困境和危機進一步凸顯。終極關懷的旁落，精神道德的沉淪，生態環境的惡化，家國天下的疏離，科技的宰制，群己的緊張，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等新的矛盾和沖突層出不窮。孫先生對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探索，是我們絕對不能輕視的寶貴財富。
　　第六，在跨入21世紀之際，重新解讀上一世紀之交以來孫中山等人的文化觀，最為重要的啟示是，必須重新省視“現代性”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無論是社會政治、民情風俗層面的，還是道德價值、終極關懷層面的，都是可以而且必須加以創造性轉化的。“現代化”和“現代性”都是多元的。在一定意義上，“現代性”決不只是西方制度與價值理念的普遍性。我們在回應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多重問題或矛盾時，需要以多維的價值系統、評價尺度和詮釋維度審視、疏導傳統，并視之為我們現代化的內在基礎、內在資源和內在動力。
　　〔1〕〔2〕〔3〕〔4〕〔5〕《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6、15、25、24—25、51頁。
　　〔6〕〔7〕〔8〕〔9〕《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6—87、228、281—282、329頁。
　　〔1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0頁。
　　〔11〕〔1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2、533頁。
　　〔13〕〔14〕〔15〕《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5、332、342頁。
　　〔16〕〔17〕《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32頁。
　　〔18〕《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92頁。
　　〔19〕〔20〕〔21〕〔22〕〔23〕《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第224、69、180、69、68頁。
　　〔24〕〔25〕〔26〕〔27〕〔28〕《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68—69、180、227、204、397—398頁。
　　〔29〕〔30〕《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60頁。
　　〔31〕參見《致犬養毅書》，《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01—406頁。
　　〔32〕〔33〕〔34〕《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15、227、230 頁。
　　〔3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30—231頁。按，這里不僅指政治哲學，更有一層生命體驗的哲學涵泳其中，救科學之偏的東方哲學之勝義，已漸漸進入孫中山的視野。這里亦可見孫先生受到德國近世人文學者的影響。另請參見姜義華《論〈孫文學說〉人文精神的新建構》，《學術月刊》1994年第1期。
　　〔36〕〔37〕《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62、247頁。
　　〔38〕〔39〕〔40〕《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2—243、243、244頁。
　　〔41〕〔42〕〔43〕〔44〕〔45〕《孫中山全集》第九卷， 第246—247、251、289、314、320頁。
　　〔46〕〔47〕《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20、344—345頁。
　　　　　　　　　　　　　　　　〔本文責任編輯：馮曉林〕＊
　　
　　
　　
中國社會科學京146-159K3中國近代史郭齊勇19961996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146-159K3中國近代史郭齊勇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3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