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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后的憂愁?
[出典] 東漢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注:
1、 《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 但為后世嗤。
仙人王子喬, 難可與等期。
2、注釋:
秉:執也。秉燭游:猶言作長夜之游。
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費:費用,指錢財。
嗤:輕蔑的笑。
仙人王子喬:“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
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說明:這首詩,和《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兩篇用意略同。詩中強調的是及時行樂的思想。
3、譯文1: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后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么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游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不快樂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譯文2: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而已,卻常為古往今來的事所困擾。既然人生苦短,晝短夜長,為什么不掌著燭去夜游呢?尋找歡樂應該及時,為何要等待來年?蠢人才愛惜錢財,誰能保證不被后人譏笑。王子喬雖然成仙而去,但若作這種等待卻是徒勞的。
4、《古詩十九首》,組詩名,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志。為南朝蕭統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入《昭明文選》而成。《古詩十九首》深刻地再現了文人在漢末社會思想大轉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藝術上語言樸素自然,描寫生動真切,具有天然渾成的藝術風格。同時,《古詩十九首》所抒發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幾種情感和思緒,令古往今來的讀者常讀常新。
今人綜合考察《古詩十九首》所表現的情感傾向、所折射的社會生活情狀以及它純熟的藝術技巧,一般認為它并不是一時一人之作,它所產生的年代應當在東漢順帝末到獻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間。
《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志。漢末文人對個體生存價值的關注,使他們與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建立起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情感聯系。過去與外在事功相關聯的,諸如帝王、諸侯的宗廟祭祀、文治武功、畋獵游樂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學的題材領域,現在讓位于與詩人的現實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的進退出處、友誼愛情乃至街衢田疇、物候節氣,文學的題材、風格、技巧,因之發生巨大的變化。
《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詩的發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國詩史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為后人師法,幾至形成模式。它的藝術風格,也影響到后世詩歌的創作與批評。就古代詩歌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言,劉勰的《文心雕龍》稱它為“五言之冠冕”,鐘嶸的《詩品》贊頌它“天衣無縫,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過分的。詩史上認為《古詩十九首》為五言古詩之權輿的評論例如,明王世貞稱“(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碎足并駕,是千古五言之祖”。陸時庸則云“(十九首)謂之風余,謂之詩母”。
《古詩十九首》語言淺近自然,卻又極為精煉準確。不做艱澀之語,不用冷僻之詞,而是用最明白淺顯的語言道出真情至理。傳神達意,意味雋永。遣詞用語非常淺近明白,“平平道出,且無用功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卻涵詠不盡,意味無窮;《古詩十九首》的語言如山間甘泉,如千年陳釀,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韻味。
此外,《古詩十九首》還較多使用疊字,或描繪景物,或刻畫形象,或敘述情境,無不生動傳神,也增加了詩歌的節奏美和韻律美。
許多人認為,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繼《詩經》、《楚辭》之后的一組最重要的作品。因為,從《古詩十九首》開始,中國的詩歌就脫離了《詩經》的四言體式,脫離了《楚辭》的騷體和楚歌體,開沿襲兩千年之久的五七言體式。在中國的舊詩里,人們寫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詩和七言詩。直到今天,寫舊詩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為主。而《古詩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詩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謀篇、遣詞、表情、達意等各方面,都對我國舊詩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組詩,我們大家卻始終不知道誰是它們的作者!
5、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松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后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 ,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 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者,放情游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游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于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游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燭火而游!——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后世詩論家嘆為 “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游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 “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 “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后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游手好閑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于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干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于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云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于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于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余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志。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于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于漢末社會動蕩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后,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游”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嘆,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6、中國詩歌,最早的是抒情詩,最多的也是抒情詩。即使某些所謂敘事詩,其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節,仍有著濃郁的抒情性質。那么,它們抒寫的是怎樣一種感情、“表現”得更多的是什么呢?歡樂的歌唱極少,而抒寫愁、悲、憂、怨的作品,占了中國詩作的絕大多數。
“《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奮(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你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彼蒼者天,此何人哉!”最早出現的就是這悲天憫人、憂心忡忡的形象。舒緩的節奏、廣袤的境界,傳達的憂傷是如何的深廣!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從《離騷》這題目到《天問》、《哀郢》,直到《招魂》的終篇“魂兮歸來哀江南”,一部楚辭,寫不盡詩人感天撼地的憂憤悲傷。
樂府詩、古詩十九首,更是突出了一種對世事人生的深重感喟,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 (李澤厚:《美的歷程》)以至魏晉時期的詩人們,正好為兩句古詩概括:“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到了唐、宋,真就是“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了。
如果說以《春江花月夜》為代表的初唐詩作,還只是有一重“尚未涉世的這種少年空靈的感傷”,那緊接著的陳子昂一聲“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便使人在贊嘆他的偉大孤獨感的同時,深深感到詩人那滿腹憂思,一腔悲憤了。盛唐是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就是在那時,連“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在無比的飄逸和瑰麗之中,依然深自感嘆著:“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日散發弄扁舟。”杜甫有著巨大的現實悲痛,其憂患也更沉郁深重:“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誦轉凄涼。”到中唐、晚唐,詩壇“凄凄不似些情況下會覺得太短,而在另一些場合下又會覺得太長,詞人現在覺得時間太長,并不是因為她有什么急迫的事情,而是因為她孤苦零丁,百無聊賴,愁苦難當。(肖旭)
7、《古詩十九首》彌漫著茫茫的憂傷。這憂傷不知何來不知何止。
在這樣冷雨淅瀝落葉旋飛的夜里,那一脈凄惻的風從時間的深處吹來,直落人心,如果正遇上個人事不如意,隨便念念“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白草”這些句子,是很容易讓人黯然神傷的。好象天地間并不獨有你一人惆悵而環顧四周又確實只有你一個人,你遙遙地看得到這條路上隱隱的光,可是走到頭終究是黑暗,孤獨如暗夜里游動的蛇一個不注意就被它冰涼的身體纏上,寒到心底。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中說:“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就是說的這種沒有來由的亙古之悲吧?人人皆有而莫可為人道。
8、憂患意識是儒家人生的顯著特色之一,它既是一種仁者心態,又是一種通達理想人格的修養方法。憂患自古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普遍心態。“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是自古以來中國式的人文精神,這種憂患意識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純潔的世代傳承的思維方式。千百年積淀下來的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入世”思想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有志的知識分子。他們關注社稷的清明與混濁,關心百姓的饑飽與冷暖。擁有社會責任和社會道義,在古代文人看來,憂患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外力介入的。
9、一部中國歷史,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標志,這期間有多少風云人物,都化作我們祖先創造的漢字。當活在今天的人用敬佩的眼光看著這些熟悉的名字,仿佛仰望茫茫夜空燦爛奪目的星斗,那最高明,最遠大的星圣,完全不像當今社會的成功人士。他們在當世自覺地選擇了窮困失意的生活方式,把個人命運撰寫為歷史悲劇,概括其為人處世,只有“慷慨悲歌”四個字,作一具體解釋:仁者懷憂,智者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