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標志,以貴義、尚利的功利主義特點,在先秦諸子學術中獨樹一幟,具有許多合理的內容。其中所包含的舍己為人的犧牲精神和“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的俠義氣概,被人民群眾和正義之士所繼承,并融入中華民族的性格之中。但墨學研究長期處于沉寂狀態,如何挖掘其精華,批判地繼承這筆遺產,是我們當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墨學的歷史命運及其對現代的啟示
歷史上,墨學命運坎坷。回顧一下歷代人們對墨子及其墨家思想的態度,會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
墨子生活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以較快的速度向前發展,諸侯爭霸、戰亂頻繁。在這一動蕩的社會狀態中,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人們的精神狀態、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墨子創建的墨學代表小生產者利益,與儒學并稱顯學。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墨翟聲名炳耀,幾與仲尼相埒,其徒屬之眾,亦幾與洙泗比肩。”[1]墨子之后,墨學分為三派,“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2]史稱為后期墨家,拋棄墨子思想中“天志”“明鬼”因素,發揚其合理成分。但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儒學卻鄙視墨學,孟子以辟楊、墨自居。他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3]
秦漢以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學一直在傳統思想文化中居主導地位,而墨學突然中絕。一代宗師墨翟附于《史記·孟荀列傳》之后,太史公只用了24個字述之:“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直至今天,墨子生平既不知其詳,其弟子中有姓名可考者也還不到四十人。所幸《墨子》一書還保存下來,但已殘缺不全,在漢代有71篇,北宋時剩了63篇,宋以后就只有現存的53篇了。《墨子》這部古典名著,幾千年來竟沒有人對它做過全部的詳盡的注釋!正如孫詒讓所說:“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鳴呼,xī@①已!”[4]在清代甚至治墨學者也為人所譏。汪中治《墨子》,翁方綱便罵他是“名教罪人”。墨學之衰,由此可見一斑。
墨學由盛到衰原因何在呢?
有人認為墨學代表勞動者利益,不符合統治者需要,不符合時代的需要,因而失去了生存的條件。但這還只是外因。從墨學本身來看,(1)墨學倡導“漫差等”“尊卑無別”的平等思想,但其學派組織卻實行封建家長式的專制統治。鉅子作為墨派的最高首腦,不是由全體成員民主選舉,而是由前代鉅子指定,對其下屬成員具有家長般的權力,下屬成員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鉅子的命令,這無異于獨裁統治。(2)“兼愛”說有其矛盾前提,即承認一切現存的等級秩序和差別對立,它批判的只是宗法等級制。(3)墨家“以自苦為極”的精神,為常人所難忍受,其勤生薄死,兼愛天下,非眾人所能行。《莊子·天下》說:“墨子雖然獨任,奈天下何?”(4)后期墨家的科學理性精神受到重人文輕科學傾向的壓抑。這些應是墨學衰微的內在原因。
墨學沉寂千年之后,隨著近代西學的輸入,又重新新興盛起來。首先發掘墨學的是近人鄒伯奇。他通過墨經和西方科技的比較研究,發現《墨子》中有算術、光學、重學等,遂以為西人“天學”之伎倆,“不出墨子范圍”,并斷言“西學源出墨子。”此后黃遵憲、薛福成等人得出西方政治、宗教等也是源于墨學,這是以西學比附墨學的鴉片戰爭時期。
戊戌和辛亥時期,無論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犧牲精神,作為自己變革社會,拯救人類的信念源泉,以墨子作為人生楷模。譚嗣同“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5]墨學精神成為譚嗣同傲視一切、視死如歸的人格動能。而梁啟超“幼而好墨”,聲稱“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則何以哉,舍墨學之輕生死則何以哉!”“今惟救亡,厥惟墨學。”[6]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高揚墨家精神。孫中山對墨子的“兼愛”推崇備至,認為中國“古時最愛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7]章太炎對墨家的道德觀也極為贊賞。他說:“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8]這一時期墨學理想及其精神成為改良先鋒和革命志士的道德準繩。
五四時期,在倡導民主、科學和反傳統的吶喊聲中,墨學卻在被遺棄的傳統文化中受到時人所獨許。易白沙、胡適、梁啟超、章士釗等發表闡述“墨辯”的專著和專論,重視已沉淪的墨學邏輯。當時反傳統最激進的人物陳獨秀將墨學奉為國粹。文化界旗手魯迅也推崇墨學精神,他在《非攻》和《鑄劍》這兩篇小說中,塑造了兩個墨家人物,一個是救世斗士,自苦為極的英雄墨翟,另一個是魯迅注入墨學精神的傳說中人物。在魯迅看來,正是這種埋頭苦干,舍身求法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共產主義者蔡和森早期思想是尊墨非儒的,并試圖把“兼愛”思想與西學中的平等學說融合起來,力求在消滅貧富貴賤差別的基礎上實現“兼愛”和平等原則,他早期就是帶著這種墨學精神進入共產主義運動的。
救亡、強國的時代促使墨學的復興。近代以來,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嚴酷現實,促使人們以西學為鑒反思儒學,逐漸認識到儒學難以救世,于是許多有識之士從傳統文化中發掘新文化的生長點,墨學因其含有原始民主、科學的成分,特別是其非儒思想而為時人所重。
二、墨子倫理思想的特點
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9]但“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0]其學說雖因先習儒而保留了儒家的某些思想,其主要內容卻與儒家有原則的不同,那么就墨子倫理思想而言有哪些特點呢?
(一)以“兼愛”原則為根本
墨子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愛生也。”[11]人們之間的相互爭斗,都是由于不能相愛造成的。于是他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的方法來改變這種狀況,“兼”就是相互、彼此之意,與“別”相對。“兼愛”就是不分親疏貴賤無差等地互愛,視人若己,即“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12]反對視人我利益對立的自私自利,而且否定了親疏有別的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宗法觀念。為了具體貫徹其“兼愛”學說,墨子在政治上提倡“尚賢”,主張“官無常貴,民無終賤”[13]。為避免諸侯間的征戰,提出“非攻”,認為侵略戰爭“賊滅天下之萬民”,同樣違背了兼愛的道德,他稱“兼愛”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根本方法,只有天下人皆相愛,才能“合其君臣之親”,“彌其上下之怨”[14],達到“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15],社會由此安治,富庶。但這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罷了。在階級社會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對抗是不可調和的,在社會制度大變革時期尤為如此,墨子企圖以“兼以易別”的道德力量來改造社會的思想,離開人們現實利益關系和政治關系,就顯得蒼白無力而難以實現。
但墨子的“兼愛”說畢竟有其光輝之處。他要求統治者成為“兼君”,對萬民實行“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16],反映了處于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要求生活保障的心聲。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勸以教人”[17],正反映了人們間相互同情和互助精神,體現了“兼愛”原則具有人民性的品格。
(二)貴義、尚利的功利主義
墨子把“兼愛”原則展開為“兼相愛,交相利”,認為愛人應以利人為內容和目的,體現了墨子倫理思想的功利主義特點。
儒墨都講“義”,但理解不相同,儒家講的“義”是指履行禮的道德意識,凡符合禮的言行都是義,而把“利”理解為私欲,并把“義”與“利”對立起來,認為對于“利”的追求必然會妨礙“義”的實行。而墨子則既貴義又尚利,主張“義”以“利”為內容、目的和標準,“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一切行為的善惡價值,根據行為本身對他人和天下所產生的利害功效來判斷。墨家認為每個人都有追求生存、富貴和逃避死亡、貧賤的本能。“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惡”,“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18]為了使人們能過上較為富裕的日子,墨子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為的是避免社會財富的浪費,減少勞民傷財、橫征暴斂之事的發生。
墨子在重視“利人”的同時,并沒有忽視“義”的重要,他把“義”看成是達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倡導“貴義”。“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19]“天下莫貴于義”[20],而義之所以可貴,就在于“義可以利人”[21]。墨子既肯定“利人”為至善的標準,又倡導“貴義”,維護了道德原則的尊嚴,具有較大的合理性,雖然在實現問題上,求助于“天志”的權威,只能是美好的幻想。
(三)“合其志功而觀”的道德評價原則
墨子在義利統一的功利主義原則上,進而提出了志功統一的道德評價原則。“志”,行為的動機;“功”,行為的功效。墨子認為,評價一種行為,應以結合動機與效果為原則,“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22]這段話側重講動機,但并沒有排斥效果,而“仁義均,其行說人者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23]同樣主張行仁義,并注重行為的較果,從事上說下教的勸善。
總之,墨子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志功這對范疇,第一次提出以功利的原則作為評判人的道德行為的尺度,這為后來正確地理解動機與效果的辯證關系提供了方向,是對中國倫理思想的又一貢獻。
從墨子倫理思想的特點中可看出,其中還有許多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在改革開放,新舊體制交軌轉型的今天,墨學越發引起人們的興趣,古老的學說正以新的魅力引發人們進行探索。
三、墨子倫理思想與現代社會
悠遠的歷史意識如果不為明晰的現實意識所照亮,任何研究便會失去意義。研究墨學(包括其倫理思想)是為現實服務的,那么墨子倫理思想中有哪些具有現實意義的成分呢?
(一)人際關系和墨子“兼愛”“非攻”的倫理思想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呢?墨子主張“兼愛”,破除人們間由利益造成的界限、血緣的界限、交情的界限,倡導一種不以世俗中任何條件為條件的愛,盡己之所長,毫無保留地愛人、利人。不去幫助別人而只顧自己,與禽獸沒什么兩樣。“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24]這是對利己主義價值觀的挑戰。在市場經濟下,這種患難相扶、對等地愛惠他人的道德情感尤為需要。墨子提出“非攻”,反對互相侵伐,為和平而四處奔波,主張“強不執弱”、“富不侮貧”,是符合當代和平發展這個主題的。我們應反對強權主義,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穩定環境,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二)自強不息,天下為公的“墨家精神”
墨子認為人“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25]因此,人應該自立自強,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奮斗。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26]落后就要挨打。墨子早已向人們提出了警告。
不同于孔子的“述而不作”,墨子強調實行,他的一生就是為了利國利民到處奔波,因此有“墨突不黔”的傳說。當有人以“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之語來勸墨子時,墨子回答說:“今有人于此,有于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今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27]墨子堅持自己的救世道德主張,不為人不信我,不從我而退縮。人們越是相互欺詐,我倡導兼相愛的愿望就更為急切。他不象儒家那樣可勸則勸,不可勸則不勸,而是可勸則勸,不可勸亦勸。這種憂國憂民的意識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28],雖形骸枯槁也孜孜追求不舍的精神與作為,不也是當今時代所需要的嗎?
(三)富裕之路和墨子的義利觀
不斷要求獲得更多的財富,以改善自己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條件,這是人所固有的一種屬性,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有用正當的途徑和手段獲得財富以滿足欲望,就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的混亂與不公正。
墨子也承認人人都有追求財富的欲望,并建議利用人的這種本性,通過賞罚來治理國家,但他并不因此就主張以個人利益的滿足與否作為至善的標準,他關心的是整個社會、國家之利。當個人與天下之利沖突時,墨家毫不猶豫地堅持犧牲自我,不以自身為念。正如《莊子·天下》中所說的,墨子及其門徒“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繩自矯,而世之備。”墨家主張義利統一論,財富的獲得如果是通過不義手段而獲得的,寧可舍棄;而義的功效應就在能給人帶來利益,不是空泛、無內容的道德說教。這對于當前一些走私販毒,坑蒙拐騙、損公肥私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嘲諷。
四、移風易俗,勤儉節約的美德
古代倫理史上,墨子第一次提出節儉是人類美德的理論,這是對人民勞動成果的肯定。
在生產力水平還十分低下,產品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墨子譴責統治者過分奢侈的生活給人民帶來無窮的苦難,“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必厚作效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29]主張節省財政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担,使人民得到休息,并把錢用到能給人民帶來利益的事情上。從節儉出發,提出“節葬”,對儒家的厚葬久喪說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厚葬是浪費財富,久喪是禁止生產和生育,只要“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履惡”[30],就可以了。活著的人,其衣食都應節儉,何況于死人呢?
墨子言行如一,為貫徹他的節用主張,身體力行,他常常穿的是短褐之衣,食藜藿之羹。就是這些,也常是朝得之,而夕弗得。當然,這與他當時的經濟地位有關,但把“利人”放在第一位的考慮當是他如此儉樸的主因。
現在人們的消費水準比古代不知要高多少倍,各方面追求較高層次的享受,這是時代發展必然。但我們不能忘卻節儉的美德,追求脫離實際的貴族生活。一些大款擲金如土,卻沒看到“希望工程”中那些渴求知識的眼睛;款爺們大肆修建祖墳,卻不聞貧困山區的農家是如何渡過寒冷的冬季;一些官員只知“權利不用,過期作廢”,貪贓枉法,營建自己的安樂窩,卻不顧人民的疾苦。當前反腐倡廉正在深入開展,墨子的“節用”思想或許能給人啟示,“勤儉持家”“勤儉建國”是任何歷史時代都應恪守的律言。
此外,墨子在選用人才時,主張任人唯賢的“尚賢”,這也成為當今選拔干部一條標準;注重自然科學,并制造木鳥,原始竊聽器等,在科技意識越來強化的今天,更具有時代感。墨子嘲笑那種“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的愚忠、愚孝,主張“上有過,則微之以諫”[31],認為“天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32]承認每個人有獨立意識,獨立人格,不是依附于他人的影子,這也正是個性解放的一個特點,也是對那種認為傳統道德壓抑個性的否定。同時在修身治學方面,墨子頗注意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在《墨子·所染》中,以素絲比喻人的品格,認為人的品質如同白絲一樣,“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品質的善惡是后天形成的,不可不重視后天的教育。
墨子倫理中還有其他有價值的成分,在此不一一贅述。
世界著名學者李政道講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忘記祖先的民族也是沒有希望的。”墨家倫理在一家程度上體現了勞動人民的利益,有鮮明的人民性特點,其倫理思想中又有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我們要重新審視歷史,發掘和研究墨學,發揚民族傳統美德,增強民族自信心,使我國早日以雄偉姿態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注:
[1]《墨子引得·序》
[2]《莊子·天下》
[3]《孟子·滕文公下》
[4]《墨子閑詁·墨子傳授考》
[5]《譚嗣同全集》
[6]《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冊
[7]《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8]《章太炎政論選集·諸子學略論》
[9][10]《淮南子·要略訓》
[11][12]《墨子·兼愛中》
[13]《尚賢上》
[14]《非儒下》
[15]《墨子·兼愛下》
[17][18]《墨子·尚賢下》
[19]《墨子·尚賢下》
[20][21][27]《墨子·貴義》
[22][23]《墨子·魯問》
[23]《墨子·公孟》
[24]《墨子·尚同上》
[25]《墨子·非樂上》
[26]《墨子·非命下》
[28]《孟子·盡心》
[29]《墨子·非樂上》
[30]《墨子·節葬下》
[31][32]《墨子·法儀》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政治系)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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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學刊長沙46-50B8倫理學郭金鴻19971997 作者:船山學刊長沙46-50B8倫理學郭金鴻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