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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柳宗元詩歌的人文思想之核心是強國利民。文章從強調國家強大與統一，反對分裂；強調仁政愛民，反對苛政害民；強調尊重知識人才，反對迫害德才兼備勇于革新進取之士三個層面論述了這種人文思想的時代特色和社會意義。
　　關鍵詞　強國利民　統一　分裂　仁政　知識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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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國家。我國古典人文主義不僅強調人的自身地位、作用和價值，也強調人與社會發展進步的聯系，強調人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因此，社會與人生歷來就成為人們研究和探討的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問題。儒家自孔子始，幾乎代有人出，對它進行過長期艱苦的思考和探索，為謀求一條二者能彼此適應、和諧相處，又能互相促進、共同進步的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柳宗元在他短短的四十七年生涯中，對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他的研究，有對古代圣達人文思想的批評和繼承，又有自己新的見解，形成了他自己的人文思想。他的人文思想的核心就是強國利民。對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人們都懂得二者是彼此依賴協同發展的，但真正具體落實到實際事務上，并非個個明白，且能正確對待和解決的。正因為如此，柳宗元才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人文問題來加以思考和探索，并力求從理論和實踐上給予解答。這是他作為思想家可貴的地方。柳宗元這一人文思想在他的詩歌中是得到了充分表現的。本文擬就這個問題作些探討，以期加深對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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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的“強國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對國家要進行高度統一的認識之上的。古典人文主義非常重視和強調國家強大與統一的相互關系，認為天下為一，國乃可有安寧之日，民亦乃可有安生之地，于內方能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力量，于外方能抵御和反擊異族侵略且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具有強烈的愛國感情的人文主義教化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柳宗元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深深懂得強國利民是以國家高度統一為基礎的，因此他堅決反對分裂。然而他生活的中唐正是一個王權受到嚴重削弱，藩鎮分裂日益加劇的時代。據《新唐書·方鎮表》載：“當時全國方鎮有四十二個，其中勢力最大、為患最烈的有成德、魏博、盧龍三鎮，他們表面上尊奉朝廷，實際上卻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其法令、官爵皆由他們自己決定，賦稅也不納入中央。此外，象淄青、淮西等重要藩鎮，也是擁兵自重，專橫跋扈，割據稱雄。與這種形勢相適應，思想界分封觀念抬頭，藩鎮也有以春秋諸侯自居者，他們模仿諸侯盟會的做法，聯合稱王反唐。面對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柳宗元一面義無反顧地參加了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運動，制訂了打擊藩鎮的措施；一面撰寫了《封建論》從理論上給予批駁反擊。這篇文章以高屋建瓴之勢，立足于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對分封制的產生形成及其發展進行了全面的歷史分析，認為分封制自生民初始漸次形成，是處決于當時的形勢，非處決于圣人之旨意。周有天下后，承襲前制，實行分封，其結果“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1 〕，導致王朝權力分散，國力衰微，諸侯強盛，末大不掉。漢興，實行分封與郡縣并舉的方針，柳宗元通過這一段歷史的分析后尖銳地指出：“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2〕認為諸侯王是制造分裂的禍首， 而分封制助長了這種分裂局面的形成，是其禍根；實行郡縣制則不然，天子之權不受削弱，天子之政令暢行無阻，“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中”〔3〕。 這篇文章集中表現了柳宗元主張統一，反對分裂的人文思想，其反擊力量之大，威懾敵膽，沉重打擊了藩鎮的囂張氣焰；同時，對后世也有很大的影響。蘇軾說：“宗元之論出，而諸子論廢矣。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4〕
　　柳宗元的詩歌把這一人文思想作為歌詠的主旋律，大加弘揚。比如《平淮夷雅二篇》就是二首頌揚統一，反對分裂的詩歌。其一《皇武》高度贊揚了裴度董師平息淮西藩鎮所立下的赫赫功勛，揭露和譴責了淮西藩鎮“狡狡昏囂，其毒于醒，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的滔天罪行，展現了皇師威武雄壯，所向披靡的力量，告訴人們朝廷只要用人得當，鞏固統一，削平藩鎮是完全可能的。其二《方城》極力稱贊李ｓù＠①在淮西戰役中立下的不朽戰功。詩歌對李ｓù＠①主動請戰來到前線，牢記帝訓，謀求戰機，率兵奇襲蔡州，活捉吳元濟之后撫諭蔡州人民的仁義之舉，蔡州人民被解放后的狂喜之情描述尤為詳盡，揭示了仁義之師不可戰勝，喪義作惡之徒必遭滅亡的規律。二首詩寫得雍容典雅，且多溢美之辭，令人讀后，無形中會受到其人文思想的教育和鼓舞，增強鞏固統一，反對分裂的信心和力量。又比如《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是仿效漢魏鼓吹的體義寫成，分別頌揚了高宗、太宗、李恭孝、李靖等興師平亂所建樹的輝煌功德。這些均是唐王朝建立不久，政權尚未鞏固時所舉行的軍事行動，時隔二百余年后，詩人為何要把這些史實搬出來大加褒揚？在序中他是這樣解釋的：“紀高宗、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原來，詩人意在諷諭朝廷要知道統一天下艱難，而保守天下統一更為艱難；削平藩鎮分裂艱難，而有高宗、太宗之神奇則不難。可見，國家能否統一，關鍵在皇上。詩人在創作這一組詩歌時，分別通過每一次具體戰爭場面的描寫，將高宗、太宗在統一天下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勞動和經歷的艱難曲折真實具體地表現了出來。比如第四章《涇水黃》，全詩十二韻，前七韻著重敘寫薛舉據涇率兵掠奪歧渭時的瘋狂之狀，后五韻描寫秦王李世民率軍討伐薛舉時的神武威嚴之姿。從內容安排來講，前重后輕，然而，這種欲擒故縱的手法，妙在突出了“取天下之勤勞，用師之艱難”的主題，同時揭示了國家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幾只跳梁小丑想抵擋歷史的車輪，鬧分裂，圖稱霸是絕對要失敗要滅亡的。總的說來，這十二首詩亦多溢美之辭，這固然出于詩人對賢圣的敬仰之情，但主要目的還是希望皇上能象他的祖宗那樣把藩鎮削平，使國家重新統一起來，繁榮昌盛。除此之外，詩人還對社會上那些反對分裂的義勇之士寫詩贊揚。比如《韋道安》，詩人對韋道安見義勇為，鋤暴救弱及以死反對張建封之子張ｙīｎ＠②叛亂分裂的感人事跡作了熱情的贊美，突出了他的“義重利固輕”、“顧義不顧形”、“所死在忠貞”的高貴品質。在《古東門行》中，詩人憤怒地批判了藩鎮李師道、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死宰相武元衡所犯下的罪行。詩人這種正面揭露批判藩鎮罪惡的詩雖不多見，且寫得委婉含蓄，但是，詩歌始終圍繞并突出詩人主張統一，反對分裂的人文思想，因而具有較強的教化作用。
　　　　　　二
　　柳宗元強國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又與他提倡實行仁政德治，反對苛待人民的主張有關。仁政德治是古典人文主義所倡導的一種重要的政治倫理思想，認為當政者若能以仁愛之心愛民，那么他在實際政務中便會注意審察人道民心，制定并施行仁愛的政治和法令，給人民一個安定、寬松、平和的社會環境，讓人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發展生產、增加財富，這樣民富國強，外可御敵，內可防盜，進入那種長治久安的境界。這是一種處理社會與人生關系的最理想的途徑，受到了后人的青睞和推崇。柳宗元對此也是極力贊賞并恭身力行的。他在年輕時寫的《答元公謹書》中就一再表示要“延孔氏之光，燭于后代”，要“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回憶自己當年在長安從政的指導思想時說：“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厲，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這里所說的負罪者當指王叔文。他同王叔文等人實行永貞革新，一是“立仁義，裨教化”，二是“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之務”。從永貞革新制訂的打擊宦官，取締宮市和五坊小兒，貶黜貪官，裁減冗員，減免賦稅，停止進奉等措施來看，是稱得上“立仁義”，“利元元”的仁政之舉。革新失敗被貶永州后，柳宗元的仁政德治的人文思想并未泯滅，這可從他給僚友的書信和一些詩歌中得到證實。比如《貞符》這首詩并序，是針對漢儒董仲舒之流鼓吹“君權神授”這一天命神學觀而寫的，他在序中通過對人類社會形成的歷史和歷代帝王登上政治舞臺的史實的考察，認為朝代的興亡更替，不在天命，也不憑藉祥瑞之符，而是決定帝王本人是否推行仁政德治。他在詩中寫道，帝王若能推行仁政德治，那么天下百姓就會“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其國祚便能“俾爾億萬年，不震不危”，帝王的寶座亦能代代相傳。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如果說真有天神，那天神“宜鑒于仁”，“宜仁之歸”。這首詩并序，從哲學的高度，通過反對天命論來闡述并強調了他的仁政德治、強國利民人文思想之重要。
　　柳宗元不只是從理論上強調仁政德治是“強國利民”之本，而且在詩歌中對那些在任官期間能實行仁政德治之士進行謳歌稱頌，弘揚其德。比如《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寄澧縣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這首排律詩，詩人用了三十一韻的篇幅對張署被貶南方后的德操、政績進行了由衷的贊美。“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褒德符新換，懷仁道并遮”。此贊張署任虔州刺史時為政廉正清明，反對奢侈淫佚，深受人民愛戴。當他由虔州刺史赴任澧州刺史時，老百姓紛紛遮住道路不讓他離去。而張署到澧州后，“禹貢輸苞匭，周官賦秉＠③”，按時向朝廷進貢橘柚、糧食：“即事勸農稼，因時展物華”，親自下鄉勸農，領導當地農業生產：“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貰”，嚴肅法令，軍隊不騷擾百姓，街市禁令寬松，社會治安井然：“不應虞竭澤，寧復嘆棲苴”，對百姓不實行苛政，百姓也不為之担憂，為之怨憤與悲嘆。他們安居樂業，努力發展生產，物資財富增多了，以至江邊的貨物堆積成山，使得運貨的船也難以進入碼頭停泊；外逃之人紛紛返回原籍，山區耕地倍增，人們載歌載舞，社會陳風陋習為之大改。詩人以飽含贊揚的筆墨來描述張署的這些優秀事跡，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與此同時，詩人對那些施行苛政殘害百姓的不仁不義的行為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比如《田家二首》便是這類詩中寫得最好的詩歌。其中，寫一農民天未亮就起床吃飯，趕著耕牛到田野耕地，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家休息。然而他竭盡精力，拼命耕作，待各種雜稅交納完畢，家里卻空蕩無物，子孫們天天長大，吃喝靠什么呢？而這種情況并非一年二載，而是代代如是。其二，寫農民們在秋天的一個傍晚相聚交談，有說起家里“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的，有講起“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的，但一談到官長嚴酷，催促交納租稅之公文嚴厲時，便都說開了。后來講到東鄉農民拖延了交租日期，租交上去后還挨毒打之事時，個個都在思忖，今后要“努力慎經營”，方可免肌膚之苦。其三，寫農民收獲結束后便忙著上山打柴牧牛，日暮方歸。詩人此時也忙于趕路回府，卻被蒺藜古道迷惑，正在徘徊猶豫時，一個老農熱情地邀他進屋，招待時告訴他說：“今年幸少豐，無厭＠④與粥。”豐年以＠④粥待客，災年情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這三首詩分別運用三個特寫鏡頭，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把農民世世代代在繁重的苛捐雜稅的威逼重壓下拼命掙扎、艱難度日，貧困不堪的生活狀況逼真地表現了出來。酷吏們的兇殘面目未以顯露，但“苛政猛如虎”的事實卻力透紙背，具有很強的批判性。
　　詩人自己担任地方官長時又是如何做的呢？這在詩中也有所反映。比如他流放柳州為刺史時，柳州一帶不僅山林瘴癘很重，水中有“射工”含沙射影，空中有臺風出現，而且陳陋習俗更為古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御蠟縫山＠⑤，雞骨占年拜水神”，生活習性，民間風俗為北方所罕見，同時，其社會秩序也很亂，“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對此詩人一方面“愁向公庭問重譯”，另一方面“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ｆú＠⑥鼓手所操”， 整日沉泡在繁忙的公務中思考策略，給予整治。此外，詩人還在柳州城隅種柑樹，在柳江邊上栽柳樹，在庭前植花草，企圖以此來改變這里的落后狀況。如果我們再檢索他的文集，就會進一步發現他是如何施行仁政德治的。比如柳州當時盛行以男女作為借貸的抵押品。借貸者若過期還不起債，贖回不了人，就將抵押的男女沒為奴隸。柳宗元對此很反感，想方設法使他們贖身，有的贖不起，便令其把贖契改為傭契，讓他們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錢去贖身，傭金一滿就可回家。對有的已被沒為奴隸的，他有時甚至自己出錢，將其贖回。近一年的時間，這樣被贖回的未沒為奴隸的男女近千人。如此等等，足以說明他是以實際行動來實現自己的仁政德治的人文思想的。
　　　　　　三
　　柳宗元“強國利民”的人文思想的形成，還與他提倡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反對摧殘和迫害人才的主張分不開。人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一個國家搞得好與不好，關鍵在于人的管理。人有賢愚忠奸之分。如果政權落在忠賢之士手里，國家就會被治理得井井有條，強盛發達；如果落在奸愚之徒手里，情況就會大變，國亂民擾，后患無窮。為此，中國古典人文主義就十分重視和關注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強調知識的重要性。比如孔子一生以傳播知識為己任，對舉賢才更為重視。柳宗元繼承了中國古典人文主義的優良傳統，對知識人才都看得很重。拿傳授知識來說，他在京城九年就培養了二百六十余個士子；到永州后，即使環境很壞，當有人前來拜他為師時，他仍然樂意接受。他強調治國要得人，說：“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5〕。他認為，理想之士的人格應象屈原、樂毅那樣， 為國家民族的利益不屈服于世俗權貴，故特撰《吊屈原文》、《吊樂毅文》。柳宗元這種尊重知識、愛惜人才的人文思想在詩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比如《哭連州凌員外司馬》這首悼亡詩是哀悼凌準而寫的。凌準是王叔文革新集團重要成員之一，革新失敗后被貶為連州司馬。詩歌對凌準一生進行了高度的評價：“文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天姿ｓｈàｎ＠⑦高文，萬字若波馳。記室征西府， 宏謀耀其奇。ｙóｕ＠⑧軒下東越，列郡蘇疲贏。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然而這位學貫六經，著書立說起筆如馳而為政清正耿直之士卻不幸早逝，這怎能不使詩人感到痛惜！再如《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這首悼念呂溫逝世的詩，對呂溫生前人格之高尚，為政之清廉，才學之超群，聲譽之顯揚等都給予了熱烈的贊美。詩人如此地稱揚他們，雖與尊重友誼，哀悼死者有關，但更與他惜才的人文思想分不開，因為這些人既有德又有才，是應該居上位的，然而卻死在貶所，這就更令他感到不平。
　　詩人在他的一部分贈答詩中，對那些遭受壓抑，屈居下僚或謀官不得不飄泊江湖的士子象劉禹錫、張署、李幼清、元克己、婁圖南、吳武陵等，都不同程度地從他們的人格、品性、才學等方面極力予以褒揚，認為他們都是國家的有用之才，都應該進而用之。可是這些人為何落得如此的下場？在詩人看來，其因有二：一是中唐存在著壓抑人才的惡劣環境。比如《ｑí＠⑨烏詞》、《籠鷹詞》和《行路難三首》等詩，便是揭示這一問題的。前二首著重描寫了烏和鷹生活環境之兇險。烏的環境是：“無乃暮高近白日，三足ｄù＠⑩爾令爾疾。無乃饑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途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踴身失勢不得高。”面對這種生存環境，烏只好“努力低飛逃后患”。鷹的環境是：“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殘。草中狐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為此鷹也不得不“但顧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云間翔”。韓醇云：“此詞（指《ｑí＠⑨烏詞》）及《籠鷹詞》、《行路難》諸作，雖有寓言之體， 然詞皆憤然，顯以自況”〔6〕。其說甚確。這二首詩重在環境的刻劃，且把環境描寫得那樣的兇險可怖，其用意也是很明顯的。它揭露了朝廷中竊權誤國的宦官和守舊的官僚所構筑的羅網成為肆無忌憚地迫害革新人士，摧殘有用人才的魔窟。《行路難三首》，其一以神話為題材，寫夸父志大，與日競走，終因“力盡道渴死”，且尸骨被“狐鼠蜂蟻爭噬吞”，而北方＠①①人短小無志，卻能終其天年。其二寫虞衡受工命，斤斧羅千山，泛砍濫伐之后，將木材委棄道路，躪躒＠①②壑，致使“南山棟梁益稀少”。其三寫雪冰嚴寒之時，木炭顯得特別珍貴，然時令變換，寒去暖來，卻又顯得特別賤。這三首詩以《行路難》命題，便含有“備言世路艱難”之意。而詩中所說的“世路艱難”，亦是生存環境之艱難。無論志大如夸父者，有用之材如南山棟梁者，抑或是貴如木炭者，它們或受“狐鼠蜂蟻”噬吞，或受“斧斤”砍伐，或受“時令”逼迫，一個個落得悲慘的結局。這些“狐鼠蜂蟻”、“斧斤”、“時令”交織起來，便成為一個可怖的環境，成為摧殘迫害它們的兇手，這就告訴我們，人才在這樣的環境中是無法生存的，等待他們的將是難以逃劫的厄運。詩人這種揭露是何等深刻有力！
　　二是壓抑人才的總的根源是當今皇上。這可以從《詠史》、《詠三良》和《善謔驛和劉夢德酹淳于先生》這三首詩中得到說明。《詠史》詩歌吟燕昭王設黃金臺招納賢士，而樂毅自魏來到燕國，三年為燕下齊七十余城。然而昭王死，惠王登位后，輕信讒言及齊國的反間計，把樂毅從齊國召回。樂毅知道惠王對他不懷好意，畏誅而投奔趙國。詩人在詩中以議論的筆調分析了造成樂毅離燕歸趙存在著“世情異”、“蠢蠕群”、“交私”三個方面的原因，但這些若沒有惠王的支持和慫恿，便不可能存在，因此惠王便成了壓抑摧殘人才的罪魁禍首。何焯云：“此詩以燕惠王比憲章”〔7〕。章士劍云：“詩全為吊王叔文而作。 ”〔8〕很明顯，詩人借古諷今， 把憲宗看成了壓抑和摧殘永貞革新之士的總禍根。《詠三良》首先歌頌了“子車氏三子”“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的高貴品德；接著指出秦國用“三良”殉葬，影響與損失很大，致使自己的霸業不振，又使晉楚擴大了力量；最后總結原因，認為責在穆公的兒子康公身上，是他害了三良，使其父蒙受了罪名。很顯然，此詩批判的矛頭也是指向憲宗的，詩人認為順宗革除弊政之志在憲宗手里不僅沒有得到實現，而且他的革新之士也深遭壓抑迫害。這就違背了其父之志。這與康公違背穆公爭霸之志有何區別？《善謔驛與劉夢德酹淳于先生》高度贊美了齊人淳于髡使楚救齊的功績，善于納諫的才智和忠心為國的品質，同時又通過“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的詠嘆，將詠淳于髡與贊劉禹錫結合起來，指出劉也有淳之才能與德操，然淳深得齊王信任，成就了功業，而劉卻無從施展，反遭貶謫。造成這種狀況之因在哪里？詩人沒有明指，然一看就清楚，根子還是在憲宗那里。三首詩把矛頭都指向了憲宗，把他看成為壓抑摧殘人才的總根源，這就點明了問題的實質與要害，這不能不說是很有膽識的。詩人若沒有“強國利民”的人文思想作指導，或許是缺乏這種勇氣來揭示這個問題的。
　　對于自身的迫害，柳宗元雖不敢公開反抗，但也通過一系列的詩歌表達了內心的苦悶和抗議。這集中表現在他的一部分山水、贈答、飲酒、嘆老、懷舊、思鄉之作中。他長期貶謫蠻荒，過著囚徒般的生活，內心深感憤慨和不滿。為了排解這種積淀于胸的抑郁之氣，他長時間流連于山水之間，企圖從欣賞大自然的美中發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和人格力量，從而獲得精神慰藉與心理平衡。而結果并非如此，游賞山水倒成為他“放情詠離騷”之契機。因此，他的山水詩常常將自己的身世之感、政治理想和現實處境結合起來，使之具有濃厚的激憤情緒和深受壓抑迫害的痛苦感受。比如《游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這首詩，一下筆就寫自身之感，突出“竄逐官湘浦”時的痛苦現實和憤懣情緒，然后再寫游覽所見之景。這些景物雖隨著空間的變換各具特色，但籠罩著一股境幽、水寒、人少、霜嚴的孤冷氣氛，與這種孤冷氣氛相映襯的便是詩人孤寂的身影。最后詩人回筆于游覽的感受，寫他領悟到了人生歡樂的真實價值并不在于“居寵”，而在于自己的辛勤耕作所換回的果實，因此他表示愿意隱居為農。這種隱逸思想的產生與形成，實質是現實壓抑的結果，與詩人早年的“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的遠大政治抱負有天壤之別。這種被扭曲變形的想法實是對黑暗現實的無聲的反抗與控訴。又如《江雪》這首膾炙人口的小詩，詩人塑造了一個冰雪覆地、嚴寒冷冽的世界，在這廣袤的孤峭冷絕的空間里，看不到鳥的飛翔，人的蹤影，只見到寒江之上一葉小舟橫在那里，一位身披ｓｕō＠①③笠的漁翁悠然自得地坐在船上釣魚。這個畫面集中表現了主人翁那種坦然瀟灑，英勇無畏的氣概，笑傲天地的膽略和晶瑩透徹的情操。這種悠然自得的人生，使他真正享受到了戰天斗地的歡樂和自由自在的情趣。因此，這個形象的塑造，充分貫注了詩人遭受迫害之后所富有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心底無私天地寬的豪情，表現出一個仁義志士高尚的人格和抗爭的力量。而這一切正是改造那個污穢世界所需要的。他的一部分贈答詩表現的也是這種主題，此時詩人不單寫自己，也寫同他一樣遭受貶謫的戰友。比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這首詩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詩人開筆直寫登樓遠眺，海闊地長，愁思與之彌漫。接下四句細寫所見之景，突出其風狂雨密，危勢逼人的特征。這幅景象比興寄托顯然，“狂風密雨”隱喻著朝廷一些小人對改革者的迫害有增無減：“嶺樹江流”二句隱喻四位戰友各處邊遠一隅，相見無期，內心戚愁郁結，難以排解，最后兩句寫人，正面點出題旨。整首詩沉郁激憤，表現出深受壓抑迫害的痛苦。他的飲酒嘆老之作，抒寫憂怨直截了當，痛快淋漓。如《覺衰》，詩人對自己齒疏發落、奔走無力的早衰故作放達，顯得心胸坦然，毫不在乎，然放達之深處烙上的正是慘遭壓抑摧殘的累累傷痕，想抹掉也是抹不掉的。這是詩人有苦難訴、眼淚往肚里落的真實寫照。
　　總之，詩人對壓抑摧殘人才的現實是深表不滿的。詩人抗議這種不合理的現實，渴望重用人才的日子的到來，以便效力于國家，這正是他忠誠祖國忠誠人民高貴品質的具體體現，是強國利民人文思想支配指導的結果。
　　注釋：
　　〔1〕〔2〕〔3〕〔5〕柳宗元《封建論》。
　　〔4〕《東坡志林·論封建》。
　　〔5〕《訓詁柳集》。
　　〔7〕《義門讀書記》。
　　〔8〕《柳文指要通要之部》。
　　　　　　　　　　　　　　　　（作者單位　衡陽師專中文系）＊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朔加心，上下結構。
　　＠②原字為忄加音，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禾加乇，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食加顫去頁，左右結構。
　　＠⑤原字為加傻的右半部，左右結構
　　＠⑥原字為木加包，左右結構。
　　＠⑦原字為扌加炎，左右結構。
　　＠⑧原字為車加酋，左右結構
　　＠⑨原字為足加支，左右結構。
　　＠⑩原字為女加石，左右結構。
　　＠①①原字為立加爭，左右結構。
　　＠①②原字為石加間，左右結構。
　　＠①③原字為竹加衰，上下結構。
　　
　　
　　
衡陽師專學報：社科版5-1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周唯一19961996 作者：衡陽師專學報：社科版5-1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周唯一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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