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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武靈王，約生于趙肅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趙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晉后趙國的第六代國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執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將王位傳給了次子趙何，即趙惠文王，自稱“主父”，史家又稱他為“趙主父”。他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對于當時和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趙武靈王在位期間，正處在戰國中后期，列國間戰爭頻仍，兼并之勢愈演愈烈，各諸侯國均在發憤圖強，以圖立于不敗之地。進而吞并諸國，稱霸華夏。當時，趙都邯鄲，疆土主要有當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陜西省東北隅。其周圍被齊、中山、燕、林胡、樓煩、東胡、秦、韓、魏等國包圍著。時人稱趙為“四戰之國”，其形勢之險惡可以想見。趙武靈王即位前，趙的國勢很弱，往往無力抗擊二、三等小國中山國的侵擾。趙武靈王即位后，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于秦、魏，除損兵折將，國力大衰外，還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面前，趙武靈王決心發憤圖強，以振興日漸衰弱的趙國。他客觀地分析了當時趙國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環境，認真研究了壯大趙國力量的辦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氣魄，毅然拋棄了中原傳統的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大膽學習北方游牧族軍事上的優點，下令在全國推行“胡服騎射”。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趙國被動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國這個“心腹之患”，進而繼承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事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必須學習諸胡的長處，壯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動挨打。只有以騎兵對抗騎兵，是增強趙國軍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的寬袖長袍為短衣緊袖、皮帶束身、腳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統和華夏禮樂文化自負的氛圍中，他敢于改革傳統的輿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飾習俗，足見他的確是一位雄才大略、氣魄宏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騎射不單是一個軍事改革措施，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對傳統觀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難外，朝廷內的抵觸情緒也很大。以公子成、趙文、趙造、周紹等人為代表的貴族官僚，抱著“循法無過，修禮無邪”的傳統觀念，拒絕胡服騎射。他們或公開反對，或稱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這樣巨大的阻力面前，趙武靈王沒有灰心，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騎射順應時代的要求，代表趙國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強敵侵擾的愿望，加上趙武靈正采取說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廣的措施，最終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 　

　　胡服騎射初期，趙武靈王攻占了原陽（分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南黑水河南岸），這里草原遼闊，水草豐美，是一處良好的天然牧場，也是訓練騎兵的理想場所，加上這里的人民素有騎射的習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騎射的試點。《戰國策》注云：“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者，蓋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內。”這種在原陽取得經驗后，推行全國的辦法，保證了改革的最后勝利。 　　至于趙武靈工的胡服騎射是在趙全國普遍推行，還是僅局限于北方邊地的將土，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胡服騎射，是在舉國上下軍民中普遍實行的。”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更接近歷史本身。

　　趙武靈正在推行胡服騎射的過程中，通過在全國，特別是在北方近胡地區人民中招募善于騎射的人，改組部分步兵為騎兵；收編邊地游牧族的胡騎等途徑，迅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并通過在代地經營胡馬和迫使林胡王獻馬等渠道，獲得了大批良馬，為騎兵部隊的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隨著軍事改革的發展，趙國的軍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強，多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為之一變：趙于東北攻滅了“心腹之患”中山國，西北打敗了林胡、樓煩。趙國一躍而成為北方的軍事強國，其軍事力量并影響到武靈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國“縱約”瓦解，各國獻地事秦之時，趙尚能屢敗秦軍，威懾匈奴。

　　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打敗林胡、樓煩后，在北方東起無窮之門（今河北張家口外），向西沿陰山直到高闕塞（今內蒙古五原西北黃河東流處）修筑長城，置軍戍守，并實行進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邊地免除了胡騎的侵擾，保護了邊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鞏固了北方邊疆，加強了局部統一，為后來秦漢統一北方邊疆奠定了基礎。趙武靈王在北邊新開辟的地區設置了云中、雁門、代三郡，解放內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隸，讓他們充實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開發了廣大邊地。 　　[NextPage]

　　胡服騎射的影響不僅局限于當時，它對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趙武靈王變胡服是出于騎射的客觀要求，但事實上，胡服不僅只適應于作戰的需要，它比中原原來的衣冠更便于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從而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當時楚、齊兩國已有人效法外，漢代即已成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員皆著胡服，后來一般百姓，甚至婦女、兒童也逐漸穿上胡服。胡服的優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趙武靈王倡導的習騎射對于此后中國的戰爭與交通也有很大的影響。春秋以前，中原地區的戰爭與交通皆用馬車，馬只是駕車的，不作為騎乘。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曲禮上》疏云：“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著，當是周末時禮。”趙武靈王推行的習騎射，推動了整個中原騎射的發展，標志著我國由車戰的時代進入騎戰時代，這在中國軍事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隨著騎射的發展，馬便逐漸用于騎乘，大大加強了各地區間的交往與聯系，促進了各地間，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由此我們可以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族與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趙武靈王在以絕對優勢穩定了北方局勢后，便不再滿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標，而是把主攻目標移到中原，以圖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他已經意識到，當時具有統一實力的只有秦、趙兩家，秦是他的真正對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歷來國君死后始立新君的傳統，主動將王位讓給自己鐘愛的幼子趙何，即趙惠文王，并讓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老臣肥義為相國，而自號為“主父”。他從煩瑣的政務中解脫出來，統率他親手締造的騎兵，準備從河套一帶南下襲秦。為了穩中求勝，趙武靈王冒著很大的危險，化裝成使者入秦，窺審秦王態勢，偵察關中地形，認真研究襲秦戰略。 　　

　　正當趙主父雄心勃勃之時，趙國內部發生了政變。由于他在立趙何為王之后，仍在長子趙章與次于趙何誰為繼承王位的問題上，感情用事，優柔寡斷。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趙為二，封趙何于趙，為趙王，封趙章于代，為代王。正當他猶豫未決之時，政變發生了。據《史記・趙世家》記載；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亂”，先殺肥義，公子李成、李兌起兵靖難，敗公子章。公子章兵敗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兌圍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宮，殺死公子章。他們害怕主父秋后算帳，就將主父圍困在宮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餓死沙丘宮。”趙主父就是這樣在內訌中死去。 　　

　　趙主父死后，依據其生前事跡功過，趙國禮臣上謚號“武靈王”。蔡邕《獨斷》釋云：古代“《雎以晃洹保奧葉凰鷦渙欏薄Ｕ夂蹇晌降筆比碩災鞲傅鈉蘭邸

　　任何歷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趙武靈王也不例外。他側重于軍事上的改革，卻淡化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在處理王位問題上，感情用事，優柔寡斷，釀成了內訌，削弱了國力。盡管如此。他仍不失為一代英才。晚清梁啟超認為，商周以來四千余年，北方少數族世為中國患，華夏族與戎狄戰爭中勝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為歷史之光者，僅趙武靈王、秦始皇、漢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稱趙武靈王為黃帝以后的第一偉人。這雖然有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但可以說明，趙武靈王的確是我國古代一位杰出的軍事家和改革家，對中國的歷史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網載 2013-09-10 21: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