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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醫門
　　孫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孫家原）人。他自幼天資聰慧，七歲就學，日誦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曉諸子百家，尤善談老子、莊子并且還喜好鉆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稱為“圣童”。
　　當時的社會風尚是“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缺而弗論”。孫思邈目睹民眾缺醫少藥，回顧自己幼遭風冷之疾，屢造醫門，為治病而罄盡家產的痛苦經歷，遂志學做一名“蒼生大醫”，毅然放棄仕途。他以歷代名醫為榜樣，刻苦鉆研醫藥典籍。對于診療疾病的方法，采藥和制藥的法度，養生保健之術，凡有一事長于己者，他總是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在他二十歲左右時，便打下了一定的醫學基礎。
　　孫思邈年長時，因避當時戰亂和朝廷征辟，曾隱居太白山，后又隱居終南山。唐武德年間與道宣律師相識，結為知交，每一往來，談論終夕，使他們在醫學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醫方明”也是有關醫學研究的學問。孫思邈的醫書佛教典籍中有關于印度醫學的“四大”――地、水、火、風學說，百一學說，耆婆、阿伽佗諸方，天竺國按摩等內容。而道宣的醫學知識對孫思邈是有影響的。相傳“天王補心丹”就是道宣發明的。
　　據《華嚴經傳記》卷五所載：“義寧元年，高祖起義并州，邈在境內，高祖知其宏達，以禮待之，命為軍頭，任之四品，固辭不受，后游歷諸處，不恒所居。”但他曾與親友說過，待將來社會上出了賢明君主時，我可以出來做些濟世活人的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特將孫思邈召詣京師，準備授以爵位，孫思邈仍婉言謝絕。此次進京，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長安醫家，閱覽各類醫藥書籍。孫思邈與甄權、甄立言兄弟關系密切。他推崇甄權的針法。深州刺史成君綽身患急癥，頸部腫脹，喉中閉塞，滴水不下已有三日，求治于孫思邈，孫思邈請甄權會診，由甄權針刺而愈。他還記錄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湯方，指出該方有良效。
　　孫思邈不但重視書本知識，而且更注重實踐。他遍歷關中的山川，并在貞觀年間南下到四川考察風土人情、采集藥材、煉制丹藥、沿途施診。此行豐富了他的醫藥知識，開闊了視野，積累了實踐經驗。他曾在峨眉山道士處得高子良服柏葉法，在江州（今江津縣）治愈前湘東王的腳氣病，為梓州（今中江縣三臺）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間，他親自為六百多麻瘋病人作過治療，治愈者達十分之一。歸途上又為梁州（今陜西漢中）漢王李元昌治療水腫獲效，為隴州韓府君用馬灌酒治療風疾，還用瞿麥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頭經服藥后自行脫出。
　　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孫思邈有感于醫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癥求檢困難的情況，遂博采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結合他個人的學術經驗，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30卷。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兩字命名。該書較系統地總結我國自古以來至唐初的醫藥學成就：“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采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眾說之所未至”。故被醫家和學者所尊崇。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召見孫思邈，欲授以諫議大夫，他辭謝不受。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問世。這次應詔孫思邈在長安達十六年之久，其間曾隨從唐高宗到避暑的勝地麟游九重宮等地。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孫思邈以疾病為由請求回鄉，朝廷賜以良馬代步，又將京城光德坊一所舊宅賜給他居住。于是孫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來。當時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人，皆以孫思邈為師尊，請教學問。
　　孫思邈晚年回到故鄉，住在罄玉山。這里山勢巍峨，古柏茂密，勝跡頗多。他繼續從事醫藥研究，堅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書名取“r相濟”、“羽翼交飛”之意，藉以對三十年前撰成的《備急千金要方》進行補充并對新的學術經驗作一總結。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年逾百歲的孫思邈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囑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須宰殺牛羊來舉行祭祀活動。但他“功在生民，則民祀之”。人們為了紀念孫思邈，尊其為“藥王”，將他晚年隱居的五臺山稱為“藥王山”。“簫鼓年年拜藥王”，已成了孫思邈故鄉人民千百年的習俗。
　　孫思邈終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還有《老子注》、《莊子注》、《枕中素書》1卷、《會三教論》1卷、《福祿論》3卷、《攝生真錄》1卷、《龜經》1卷等。
德識才學
　　孫思邈學識淵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論述了作為“蒼生大醫”的兩個基本條件：“精”、“誠”。
　　所謂“精”，是指精深的醫學造詣和精湛的醫療技術。他在《大醫習業》中指出：凡想學醫并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好醫生，首先必須熟讀古代的醫藥典籍、熟記醫學理論和各家的學術經驗。如對《素問》、《甲乙經》、《黃帝針經》、《明堂流注》等書；對人體十二經脈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脈學理論、五臟六腑的生理病理變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藥物學，也要了如指掌；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名醫的著作也要精讀，細心領悟奧妙。同時，又須妙解陰陽、五行、《周易》、相法等數術，只有這樣，才可能成為“大醫”。不然猶如“無目夜行”，“動致顛殞”。其次是讀醫書當尋思妙理，留意鉆研，這樣才有探討并與人切磋學術的起碼條件。另外，還須涉獵群書，必須具備除醫學之外的哲學、文學、史學和其他有關自然科學知識，才能使自己在醫學上精益求精。如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孫思邈尤為推崇。在寫《千金要方》時，他未能看到該書全本而感遺憾。后經過幾十年的搜尋，終于在晚年時覓得。他在醫療實踐中首創以法類證、以方類證等研究方法。 所謂“誠”，就是對病家、對同道懷有一片赤誠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講了醫德問題，《大醫精誠》論述了醫德與醫術的辯證關系。他認為：“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九候，動數發息，不滿五拾，短期未知決診，九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只有用心精細的人，才有從醫的資格，否則，虛而損之，盈而益之，熱而溫之，寒而冷之，只會使病情加重。所以孫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及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孫思邈回顧自己初學醫時，對治狂犬病無把握，治療輒不效驗。“自此銳意學之，一解已來，治者皆愈，方知世無良醫，枉死者半，此言非虛。故將來學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須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學之，乃得通曉，莫以粗解一兩種法即謂知訖”。他反對這種學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學風，認為這是“識悟非深”的表現。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指出：凡大醫治病，必須安神定志，無私心雜念，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人們的疾病傷痛。假如遇到患有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或人所惡見的病人，但發慚愧凄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關于大醫之風度儀表，孫思邈認為：須得端莊，望之儼然，度量寬宏，從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養性。診斷疾病，專心致志，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方用藥，或施針刺，不得有誤。遇到危重急癥，要須臨事不惑，應當審諦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來夸耀自己，去追求虛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綾羅滿目，也不要東張西望，不要被音樂、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況病人正在痛苦之中，醫生怎能分心去享樂呢？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他人短長，炫耀自己，惡語攻擊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為了不起。這些都是醫家特別要注意的道德問題。 在《千金要方・道林養性》中，孫思邈還指出：即使醫生處于條件優越或簡陋的條件下，都應恪守醫德、堅定專業思想，不要以貧富易志改性。學有所得，不應當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孫思邈還列舉古代醫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醫令李醯妒賢嫉能，派刺客殺害了在秦國行醫的名醫秦越人（扁鵲）。以此告誡醫林中人，“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他還從正反兩方面論述醫德的重要性，指出：“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針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為世無良醫為其解釋。”孫思邈更進一步又把醫生分為上中下三等，從醫學與社會的高度來評述，認為上醫醫國，醫未病之病；中醫醫人，醫欲病之病；下醫醫病，醫已病之病。 學術成就
　　孫思邈對醫藥學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繼承前代醫藥各家學派，發揚光大，通過實踐而注入新的學術內容。
　　醫經學派研究的重點是關于醫學基礎理論如何指導臨床實踐的。孫思邈對此非常重視，在《千金要方》中系統地記載并論述了臟腑的生理、病理、診斷及治療。從卷一一至卷二○為肝臟、膽腑、心臟、小腸腑、脾臟、胃腑、肺臟、大腸腑、腎臟、膀胱腑，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學術淵源既遵循《黃帝內經》、《難經》、《中藏經》和謝士泰的《刪繁論》，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和方藥，以便實用。他把咽歸于肝膽，這與《內經》的說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傾向。在臟腑病診斷上重視四診合參，注重臟腑辨證和八綱辨證，在疾病癥型分類和治療方面，自成系統。 經方學派在漢唐之際主要是研究經驗方，稍后也包括對張仲景經論方的研究。孫思邈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擇其善者，或經驗證后著錄。他說：“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于是，孫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類醫方，僅《千金要方》就載方六千三百余首。這些方劑都是他采諸群經、刪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簡要實用，有些來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當代，有些采自太醫院或皇室檔案中，相當多的方劑來自民間，如齊州榮姥方、韓光治療腫方等等。孫思邈認為：“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他在篩選治痢方時說：“古今痢方千萬首，不可具載，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對少數民族有效的方劑，予以推廣，對外來的方劑，使之中國化，為國人所接受并應用。孫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說：“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師拔摩來帝，以大業八年與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洛州大護德法師主矩師筆譯出。”特別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驗方劑如阿伽陀圓（丸），可用于內、外、婦、兒等科五十余種病癥的治療，孫思邈尤為推崇。孫思邈目睹當時傷寒病流行，而時醫又多不解療，或亂投藥物或囿于經論，江南諸師秘仲景方不傳的不良醫風，盡力搜集張仲景方論，直到撰《千金翼方》時才見到《傷寒論》全本，遂創分類研究經論方之先例。 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將婦科列于各科之首，認為“婦人之別有方者，以其胎妊生產崩傷之異故也。是以婦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難療”。并希望人們掌握有關婦女衛生保健的知識，教子女學習“婦人方”，令其精曉，以便實用。“產育者，婦女性命之長務，若不通明于此，則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學，常宜繕寫一本，懷挾隨身，以防不虞”。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婦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載“婦人方”4卷，收載了大量的醫論及方藥，論述了婦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點，探討了有關月經病、崩中帶下、求嗣種子、妊娠諸病、養胎宜忌、難產、產后諸病及婦科雜病。指出不孕癥當為男女雙方或有五勞七傷、虛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責之于女方，在治療上男女皆治，則無不見效。同時還引述轉錄了前人關于婦科的方論，列舉了有關絕育、引產的方藥與灸療法。 孫思邈的醫著從排列體例上，體現了“先婦人小兒，而后丈夫耆老”的原則。認為“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為大，若無于小，卒不成大”。將小兒科分為初生出腹、驚癇、客忤、傷寒、咳嗽、癖結脹滿、癰疽瘰癘、雜病等門類。在序例中對小兒的發育、哺育、衛生及母病對小兒健康的影響，作了詳細論述。認為“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為異”。但他注意到小兒的生理特點，最早提出搶救新生兒窒息，防止新生兒肺炎、破傷風、臍部感染等措施。重視小兒營養和消化、皮膚、五官科諸疾，對不同年齡的小兒采用不同的藥劑，給藥途徑有內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兒科病癥防治方面的應用。孫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使小兒科學有了獨立的學科內容，為兒科學家所遵循。 在內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臟腑病癥逐一論述，這是孫思邈對內科學的一大貢獻。將神經和腦血管病分為偏枯、風痱、風懿、風痹進行診治。記載了神經病人在認識、情感、思維、語言和行為等方面的障礙，在治療上按病癥分類用藥，如驚癇藥品、失魂魄藥品及其他療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節制飲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較高的食品。在治療上不要使用針灸，以防外傷成瘡久不痊愈；除用藥物治療外，還要用飲食療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記述了數十種內科急癥，如癲癇、驚厥、眩暈、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診治搶救。廣泛地使用黃連、苦參、白頭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瘧。認為霍亂等傳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飲食不節不潔所生。對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孫思邈主張用藥物、飲食、運動等調養方法。用含碘豐富的動物甲狀腺（靨）及海藻、昆布來治療甲狀腺腫（癭），用富含維生素A的動物肝臟來治療夜盲癥。用地膚子、決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車前子、枸杞子來防治維生素A缺乏癥。用谷白皮、麻黃、防風、防己、羌活、吳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來防治維生素B1缺乏癥。
　　對于骨傷科病患，孫思邈提倡首先當復蘇、止痛，可用大麻根葉止痛、熱土熨等物理療法。重危創傷用燒烙法處理傷口，用蒲黃、阿膠、當歸、大黃、側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內傷出血。用補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傷昏厥癥。推廣小夾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復位法。創用蔥管導尿法。用鹿筋漬軟，一端縈之為彈丸，一線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異物。用瞿麥丸內服治療箭鏃入骨肉不出，從而免除了手術之苦。孫思邈還將疔瘡歸納分類為十三種，要求及早診治，并廣泛采用單驗方。他認為常見的疔腫，多由外邪侵入人體，或人體抵抗力不強，致使病邪頓折皮膚、流注于經脈，使腠理擁隔，榮衛結滯，陰陽之氣不得宣泄，變成為癰疽、疔毒惡瘡諸腫。同時又指出發背的原因，多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單純服鐘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遺傳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發病的諸種因素，是減少疔瘡癰疽病的重要環節。 《千金要方》專列“備急”，記載了魘、中惡、自縊、中暑、溺水、凍爛瘡、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動物所傷，從高墜下、竹木刺、惡刺、生漆引起的過敏瘡傷，金瘡、燒傷、燙傷、毒箭傷，諸種救急方藥和療法，特別提到上述許多傷病是完全有可能預防的。
　　孫思邈把目、口、舌、唇、齒、喉、耳、面的疾病，統稱為“七竅病”，系統地總結了《內經》、《難經》和《傷寒雜病論》中對七竅病認識和防治經驗之精華，并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例如對眼病病因的認識，認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熱飲食、熱餐面食、飲酒不已、房室無節、極目遠視、數看日月、夜視星火、夜讀細書、月下看書、抄寫多年、雕鏤細作、博弈不休、久處煙火、泣淚過多、刺頭出血過多”。對預防近視、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據。列舉了“洗眼湯”、滴眼藥水方、眼藥粉、眼藥膏、濕敷法、藥枕等，均有較好的療效。采用中藥沖洗劑治療鼻炎、用油膏藥治鼻部干燥、用薔薇根治口瘡、用湯藥漱口治齒痛，同時還用外科手術治療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防治面部色素沉著、面上風、面無光澤、面皮粗澀、粉滓、熱毒惡瘡等病的面藥，如散劑、丸劑、湯劑、膏劑、泥糊劑、澡豆、散粉劑、挺（丹）劑、膠劑、酒浸劑等二百余首，分為內服、外用、熱冷熨各種給藥途徑。孫思邈還呼吁醫界，希望公開秘傳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 愛清潔、講衛生，孫思邈對此竭力宣傳倡導。他要求人們注意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要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多栽植樹木花草和種植既有觀賞價值又有藥用效果的藥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黃精、牛蒡子、商陸、五加、甘菊、苜蓿、蓮、梔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攜帶備急藥，養成不隨地唾痰的習慣。要安不忘危，用調氣、導引、飲食諸法來增進健康、預防疾病。許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藥，而針灸之功，往往過于湯藥。 在針灸學術上，孫思邈參考了隋唐名醫甄權的明堂人形圖，繪制了三幅經絡腧穴彩圖，十二經脈以五色作之，奇經八脈以綠色標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側面一百七十四穴，這對于針灸的形象教學和針灸學術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闡發腧穴名稱涵意，使人們能夠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時所采用的形象、意會、解剖、醫學的方法，便于記憶穴名。還創用“指寸法”以確定人體穴位，對民間針灸經驗進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對法”，以利臨床實用。
　　對臨床各科病癥的診斷與鑒別，孫思邈有許多精辟見解，認為：“為醫者雖善于脈候，而不知察于氣色者，終未盡要妙也。故曰：上醫察色，次醫聽聲，下醫脈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見于面部，所以善為醫者，必須明于五色，乃可決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脈》中具體列述了臟腑在正常和病理情況下的病人膚色、目色、脈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脈色。掌握診斷法還須會在臨床上應用。有的醫生不懂得水腫與蠱脹的區別，如“又有蠱脹，但腹滿不腫；水脹，脹而四肢面目俱腫，大有醫者不善診候，治蠱以水藥，治水以蠱藥，或但見脹滿，皆以水藥，如此者，仲景所云愚醫殺之”。因此，特別要求學醫者和經驗不多的醫生，要細細鑒別，慎重診治，萬無一失。對有些疾患，醫生應該詳細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診治，例如“腳弱”之病，自古至晉代少有，從永嘉之亂，北方人南遷之后，才開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齊間釋門深師、仰道人、支法存等醫家留心經方，偏善治腳弱之疾，多獲全濟，而魏周之際的《姚公集驗方》、《徐王選錄》對此病語焉不詳，關西河北的醫生當時不識此病。孫思邈認為自然與社會情況都在變化、醫家應重視診療新出現的病，不能總是用老一套方法診治復雜的疾病。 在藥物學方面，孫思邈在廣泛深入地繼承前人學術經驗的基礎上，經常到藥源豐富的山區去考察、采集標本和地道藥材，及時吸收外來藥物。他強調采藥的時節性，指出采藥若“不知時節，不以陰干、暴干，雖有藥名，終無藥實，故不依時采取，與朽木無殊，虛費人功，卒無裨益。其法雖具大經，學者尋覽，造次難得，是以甄別，即日可知耳”。他對兩百多種最常用的藥物的采集都有論述。其次，論及炮炙，如烏頭、附子等有毒性的藥物，通過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對地黃，則分生、熟兩種，經過蒸制之后，可以改變生地黃的寒性為甘平，變平宣功效為溫補，并詳載蒸大黃的工藝過程。他強調干燥和封閉對貯藏與保管藥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對藥房建筑都有較完整的設計。對藥物的煎服很講究，要求用井華水煎藥，然后絞去藥滓，可盡取藥效，須注意服藥的時間、藥量、禁忌和藥后的護理。在研究藥物的基礎上，孫思邈更重視對方劑的收集、研究、化裁與創新。在兩部《千金方》中約載方八千余首，包羅之宏大，內容之豐富，為前世所罕有。孫思邈善于用煉丹術來增進方藥的研制，最早用砒霜來治療瘧疾，為了防止中毒，改用棗泥合藥。他還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勸誡世人。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孫思邈的學術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術、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績得到后世學者的高度評價。藥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寫道：“鑿開徑路，名魁大醫。羽翼三圣，調合四時。降龍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師。”

網載 2013-09-10 2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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