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１９９４年是孫中山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口號的１００周年紀念。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２０日，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在南京組織召開了“振興中華１００年－－第三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的議題包括：（１）興中會成立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２）民國時期的對外關系；（３）對外開放與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４）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５）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研究。
　　來自大陸各省市的９０余位學者和臺、港、澳地區及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意大利、法國、德國、韓國等國家的４０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討論會。會議共收到１１３篇學術論文，就上述議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不少論文提出了新的論點，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反映了民國史研究的新進展。
　　　　政治：新方法新觀點
　　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前些年投入力量較多，學者們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已基本達成共識，有了“定論”。但隨著時間推移，又有人以新的視角來評判那段歷史。
　　以往學者多強調民國推翻清朝，開創新局面的革命意義，不太重視兩者間的傳承關系。臺北“中央研究院”張玉法研究了晚清的政治改革，認為清廷在重重壓力下，實施新政，已著手對教育、司法、地方制度作了大幅度改革，“雖因辛亥武昌革命爆發，使許多改革措施未能貫徹，但民國的開國規模仍建立在晚清的新政基礎上”。遼寧師范大學董長芝對辛亥革命有一些新的思考。她認為臨時政府建立后，內外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新政權隨時有被鎮壓而滅亡的危險，孫中山審時度勢，以臨時大總統職位換取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實現了革命的主要目標－－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所以，“民元讓位”不是錯誤，“而是英明的決策”。同樣，袁世凱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支持并參加過清末憲政改革活動，得到國內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支持，他與革命派合作，承認共和制度，逼迫清帝退位，是進步的，應該肯定。他担任臨時大總統，標志著政權由封建地主階級轉到地主資產階級手中，這是歷史性的重大進步，也是辛亥革命的初步勝利。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徐梁伯也認為，判斷辛亥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不能以某人為首的政權是否穩固存在為標準，所以，“南京臨時政府失敗（北遷）僅僅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失敗，而不是辛亥革命的失敗”。
　　有些與會學者對董長芝等的觀點持不同意見。他們指出，關于上述問題已有的結論是與對辛亥革命的整體評價聯系在一起的，僅僅抽出幾個問題闡述新觀點，難以服人。
　　以往民國政治史研究側重于重要事件和制度、政策的述評，近來已有學者將新的理論與方法（尤其是政治學的理論）引入自己的研究，從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這是將史學研究引向深入的有益嘗試。
　　南京大學楊振亞從紛繁復雜的史實中歸納出民國時期政治斗爭的五個特點：超前的政治理想，軍事與政治的結合，政治斗爭中的黨派聯合，分享勝利成果導致聯合破裂，分裂導致軍事獨裁。這是從總體上把握民國政治發展的嘗試。臺北“中央研究院”沈懷王考察了民國政治制度的淵源及其動作。她指出，除承襲傳統外，民國政治制度還深受西方的影響。３８年間，西方的總統制、國會制、地方自治制、君主立憲制、委員會制都被引進過，但民主政治并沒有生根成長。概括而言，位居中央的勢力集團希望運用政治制度來調節矛盾，維持統治地位，但制度的運作又因軍事的操縱而發生質變，談不上權力制衡。比較而言，國民政府時期較北洋時期的政治體制有所發展，漸入軌道，核心權力的人事嬗遞亦較穩定。
　　江蘇省委黨校李繼鋒從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的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初地方主義的興起與國家整合的關系。民末清初中央政府衰弱，刺激以省區為單位的地方主義崛起，地方主義勢力的興盛又造成了國家統一的困難。由于民國初期缺乏建立穩定民主政治體制所需的物質、文化基礎，因而不論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均有變質而為個人或集團利用的危險。控制中央政府的政治軍事集團，往往利用中央集權來削弱地方獨立發展的機會，以保持其壟斷性權力。而地方性的政治軍事勢力，則利用地方分權為名大肆擴權，以至中央政府無法充分行使權力，國家組織癱瘓。
　　　　經濟：宏觀與微觀并舉
　　當前以經濟為中心的建設方針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史學界研究民國經濟史的興趣，促進了民國經濟史研究的逐步繁榮。
　　近年多有學者研究孫中山的經濟思想，本次會議收到了一些這方面的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張同新認為，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提出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主張，是發展國家經濟的重要原則，有普遍的實踐意義。中山大學林家有對孫中山振興中國商業思想的產生、特點、演變過程及原因作了歷史的考察，提出了如下觀點：孫中山振興商業的思想以《實業計劃》的完成為界，形成前后兩期鮮明的反差。此前，他主張振興商業，其后則不明不暗地限制商業發展。《實業計劃》的研究是個老題目，南京大學茅家琦等參照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指出其中闡述的“混合經濟制度”與“借用外資”兩大思想，已分別在當今海峽兩岸經濟建設中得到體現，這種看法被一些學者認為頗有新意。
　　一些學者從總體上探討了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的得失。日本信州大學久保亨從國民政府政治體制和經濟政策的互動關系入手，分析其失敗的原因。他提出，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在當時并不算強，為爭取國民對政治體制的支持，國民政府需要顯示其經濟發展的成就。在３０年代，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得顯著成績，鞏固了政治體制，但抗戰勝利后的經濟政策卻“幾乎完全失敗了”，“可以說是經濟政策的失敗制國民政府于死命”。舉借外債和發行公債，是國民政府重要的經濟政策。
　　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從大量紛雜的資料中梳理出抗戰前國民政府所借外債共有８７起，起債額約合２０７ ３０６ ９７７美元，實際借款額為１６１１８７６０３美元。他指出，盡管戰前１０年所借外債數額相對較小，但這個時期對外債的整理卻相當成功，“從而為抗戰時期吸收外資，尋求外援創造了條件”。南京大學趙興勝則研究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的三個方面：發行、推銷和償還，認為戰時公債政策是失敗的，沒有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反而造成通貨膨脹，加劇了政府與民眾的矛盾。與此相關的，也有論文討論孔祥熙與戰時財政金融政策，宋子文經濟思想等。
　　有些學者著重研究具體的經濟部門或某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日本神戶學院大學中村哲夫從世界范圍內的金融體制變化，研究在３０年代造成中國巨大經濟損失的金漲銀落問題。他認為金漲銀落的原因很復雜，主要是銀貨喪失了珍寶金屬的地位，而不能全歸于帝國主義的陰謀。當時中國由于不了解國際經濟動態，不僅蔣介石，就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也沒弄清金漲銀落的真實原因，所以不能防止它對中國經濟的惡劣影響。江西社會科學院陳榮華選擇抗戰時期江西經濟發展為研究對象，指出戰時江西經濟是其近代經濟發展歷程的最佳時期，表現為：工農業產品穩定增長，不僅基本上滿足本省境內的軍需民用，還能支援西南各省；創立了煉鐵及制造酸堿等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確立了工業建設的基礎。日本釧路公立大學的荻原充在敘述民國后期鋼鐵業建設特征的同時，還分析了這些特征對新中國鋼鐵業發展的影響。
　　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基礎，一旦經濟狀況變動，社會其他方面也會有相應的變化。史學家常常通過經濟史研究來考察其他社會現象。法國國立社會科學研究院畢仰高透過對長江三角洲地區一千多個抗租抗稅個案的研究，提出決定農民抗租抗稅的主要因素，不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覺悟”高低，而是年成的豐歉，災年往往更容易導致抗租風潮的興起。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研究了清末民初的財政危機與軍閥興起的關系，他的結論是，“財稅制度本身及甲午戰爭以后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財政赤字，應該被看作是使中央政府權力分散和軍人專政形成的兩個重要因素”。
　　　　人物：重點突出　全面開花
　　人物研究是民國史研究中最富成果的一個方面，一些重要的民國人物，已有兩三種以上的研究性傳記出版，各種人物研究的論著內容廣泛，數量繁多。由于有這樣的研究基礎，會議共收到與人物有關的論文３７篇，約占會議論文總數的１／３。
　　孫中山研究已經是民國史研究中的獨立分支，參加討論會的學者們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又有新的開拓。南開大學王永祥從政體模式的角度，對孫中山在五權憲法論中所構想的政體模式的基本特征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這一政體在相當程度上沖破了資產階級共和制的藩籬，也與蘇聯的蘇維埃政體和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政體有明顯區別。南京大學史全生考察了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說明它實際上就是以“平均地權”為核心的民生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是兩碼事，但在當時也具有進步意義。上海師范大學郭緒印研究了孫中山在興中會、同盟會時期與海外洪門的關系。為擴大力量、領導海外洪門走革命道路，孫中山于１９０４年加入了洪門致公堂，１９１１年又在舊金山與洪門實行組織聯合，要求同盟會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洪門致公堂。此舉不僅將洪門勢力納入民主革命的軌道，且“助成了募集大筆革命軍餉的大業”。廣東社會科學院黃彥著重闡述了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時代特征：強調國家群體利益至上是其最高道德原則，“振興中華”是其最高政治原則。
　　蔣介石研究這幾年有了突破性進展。在民國人物研究成果中，有關蔣介石的論著，數量僅次于孫中山研究的成果。會上宣讀的論文中，直接論及蔣介石的有１０篇。兩位著有蔣介石傳記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嚴如平和杭州大學楊樹標，分別撰文評論了蔣介石研究的狀況，臺北“中央研究院”陳三井也介紹了臺灣學者的研究狀況和成果。
　　蔣介石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已經把他放在中國近百年發展的具體進程中進行歷史考察，而不再從抽象的定義出發，基本剔除了政治偏見。近代史研究所陳鐵健等通過對蔣介石與孫中山十五年交往的考察，指出他們之間“是革命黨人之間正常的上下級關系”，不存在以往論著中所稱的那種“騙”與“被騙”的關系。孫中山以崇高的地位與聲望，容納駕馭蔣介石，使其發揮所長，為已所用。孫中山始料不及的是，蔣一旦羽翼豐滿，會挾武力涉足政治。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具體研究了蔣介石在前期北伐戰爭（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中所制定和執行的有關戰略、策略，既大體上肯定了他在選擇北伐時機、實行遠交近攻策略、轉戰江西、進軍長江中下游等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指出其兩次強攻圍城的失敗教訓。
　　在對蔣介石執政后的內外政策研究方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方慶秋認為：蔣介石早年即形成了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有強烈反對外來侵略的意向和富國強兵的要求，因而當日本侵略危及其統治，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抗戰之時，蔣介石自身的民族主義再度發揮作用，因而走上了抗日之路。近代史研究所鄭則民側重于對抗戰前蔣介石推行訓政實績的評價，他認為，蔣通過訓政使戰場上的勝利在“法統”上得到鞏固，得以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完善獨裁機器，以鎮壓革命者和反對派的反抗。同時，抗戰前南京政府由初建到相對鞏固，在某些方面也有向上發展的趨勢。
　　胡適在民國時期活躍于各個領域，著述甚多，長期以來，一直是史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美國圣若望大學李又寧近年來致力于胡適研究，主編了《胡適與他的朋友》，已出版兩冊。她介紹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陳光甫檔案中新發現的胡適資料，說明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為中國抗戰奔走呼號，確有一定實績。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橫山宏章評論了胡適與３０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他的論文認為，胡適在３０年代創辦《獨立評論》，是論戰的中心人物，他反對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批判了孫中山的“賢人政治論”，也批判了國民黨的“黨禁”行為，要求允許自由結黨，以求實現多元化的議會政治，然而胡適的主張“在中國獨裁盛行的潮流中敗下陣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任駿等論述了胡適和蔣廷黻這一對“性格迥異，政治觀點亦有不同”，而又相知相敬的摯友四十多年的交往。
　　會議論文所涉及的民國人物較為廣泛，包括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袁世凱、何應欽、李烈鈞、馮玉祥、閻錫山、孫科、譚延ｋǎｉ＠①、孔祥熙、宋子文、何香凝、張謇、王造時、楊永泰、杜月笙、蔣廷黻、孫立人、章太炎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兩篇關于朱執信的論文均田德國學者寫成：柏林洪堡大學費路研究了朱執信在探索革命理論過程中對德國政治經濟發展道路及理論的借鑒；馬堡大學哈娜論述的是朱執信在國家、民眾和民族主義方面的基本觀點。
　　此外，有些論文同時考察兩個重要人物，通過研究他們之間的交往、互動、對比關系得出結論，這似乎代表了人物研究的某種趨向。李又寧提出，人物研究不應當孤立地研究一個人，要注意多從人物的環境、交友中間尋找新的研究方向，每個人物都是一個點，要找尋點和點之間的關系，把它們連成線，再把線連成面，這樣才可以得出較全面客觀的結論。
　　　　外交關系：個案研究居多
　　近年來，民國外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是，不再把中外關系簡單地描述為侵略反侵略、壓迫反壓迫的關系，不再把舊政權的對外政策統統看作是“賣國”，而是注意客觀地分析當時的內外環境，具體考察外交政策出臺的背景與實績。
　　近期民國外交史研究出現的又一個新趨勢，即注重研究個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增加，國內學者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外國圖書檔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過去外文資料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一般史學研究都有宏觀－－微觀－－宏觀這樣的循環規律，民國外交史的研究可能正處于第二個階段。
　　提交會議的論文中，有的試圖從宏觀角度評價某一時期的外交政策得失。如南京大學申曉云評述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的對外交涉，蘇州大學張圻福研究的是盧溝橋事變與國民政府的外交，南京師范大學張連紅則分析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外交體制。但相比之下，對外關系史的個案研究仍占絕大多數，這些個案涵蓋了民國時期中美、中日、中德、中意、中英和中蘇關系的許多方面，總的說來研究水平比較高。
　　日本駿河臺大學野澤豐以大量資料考證了日本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包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國名承認問題）過程，展示了２０多年間中日兩國錯綜復雜的外交關系和曲折歷程。南京大學任東來考察了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間中美兩國在美國貸款及美軍在華開支問題上的爭執，揭示了兩個戰時盟國基于各自利益而產生的矛盾，他認為，主要由于美國背信而造成的這場沖突，“不僅危害了中美兩國的合作關系，而且給中國戰時經濟及政府威信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意大利威尼斯大學薩馬拉尼利用豐富的本國檔案，研究了３０年代法西斯意大利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政策與南京政府的關系，他認為法西斯意大利的對華政策有兩面性，但各方面要開拓在華利益的呼聲占上風；而中國方面雖然表現出對“法西斯模式”的興趣，但當時壓倒一切的外交努力是爭取國際支持，以制止日本在東北的侵略。由于上述原因，雙方關系一度不錯，但隨著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及與德日結盟，最終導致兩國分道揚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考察南京國民政府的三位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塞克特、法肯豪森）與中國抗日戰爭的關系，具體闡述了他們對中國局部抗戰（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和全面抗戰初期（１９３８年７月前）所做出的貢獻（包括戰略設計、戰役指揮、工事構筑、軍事工業發展等），揭示了德國軍事顧問團這一神秘組織在中國活動的鮮為人知的一面。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土田哲夫研究東北地方史多年，他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由１９２９年中東路事件來研究張學良的東北“地方外交”，獨辟蹊徑，值得注意。他認為，東北易幟之后，張學良的理想是與南京政府“分治合作”，而不是中央集權，事實上東北政權仍擁有相當的獨立性，在外交方面也未必完全聽命于南京。因此張學良敢于以武力接收中東路，從而導致中蘇關系徹底破裂。由此，土田哲夫進一步提出了關于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的新論點，即“張學良基于他對日、對內認識而形成了對日回避沖突政策。這是‘不抵抗政策’的原型，其形成早于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命令。”
　　　　思想文化：尋找新的切入點
　　與政治或經濟相比，社會思潮和社會心理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似乎比較隱晦，但這種影響非常深遠，因而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貴州師范大學吳雁南經過深入分析，總結出民國初期１０年間社會思潮的特點：愛國主義風雷激蕩，催促人們走向新的覺醒；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仍是當時巨大的社會思想潮流；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出現了新的契機；全盤反傳統狂飚突起；面對有如潮涌的新學說主義，敏于納新，淡于吐故。這些特點是由快速變遷的社會現實決定的，又反過來影響現實社會的變化。
　　隨著“文化”一詞外延的擴大和文化現象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對象越來越具體，從而可以涉及社會科學的許多不同領域，民國文化史的研究因此也有新的嘗試和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張亦工借鑒“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提出“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念，據以說明民國政治的民主化問題。他認為，民國政治的發展證明，沒有相應的政治文化支持，政治結構就難以穩定。國共兩黨階級性質不同，但兩黨的政治文化就本質而言都是革命政治文化。
　　美國肯塔基大學的司昆侖選擇了比較具體的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她將目前流行的兩個研究方向－－區域文化和城市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考察成都這個相對落后的城市１９１１－１９３５年間的文化變遷。她認為，與東部沿海城市相比，成都尚未經過工業化的洗禮，但其政治和文化仍然有很大變化：辛亥革命使四川的哥老會變得輝煌，與之相關的秘密組織在成都平原不斷增加；軍閥混戰不已，使四川的生活軍事化，從而促成了在軍閥與大眾之間以調停人身份出現的“五老七賢”（清朝遺老）的復活。這兩者都強調傳統，其勢力擴張必然使成都對現代化的崇拜比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城市弱得多。
　　作為近代社會新興而又有影響的群體，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思考及他們自身的命運，是與會學者普遍關注的對象。
　　教育會在清末民初是與商會、農會齊名的團體，在地方社會多有影響，商會、農會的研究久已受到重視，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教育會卻少有研究。日本明治大學高田幸男詳細考察了成立于１９０３年的無錫教育會的地位與演變，分析了其領導成員的政治背景、受教育程度和年齡構成。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韋思蒂論述了２０世紀初期學校、社會精英和政治運動在地方層次（縣級和縣以下）的交互影響。他認為，廢除科舉后在地方層次出現的各類“新的”、“西式”學校實際上是新與舊的混合物，它們既是年青精英將“新文化”介紹到農村社會的中心，也是儒家書生和農村的保守派實權人物的據點，因而學校也就成為各種知識、各種社會或政治的觀念與力量互相沖突的地方。這些沖突在由精英組織的大量學社和其他協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進而又擴大到青年學生中間，甚至影響到地方社會。
　　加拿大新布朗斯維克大學除乃力研究了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與軍閥的關系，他認為，這一文一武兩大社會勢力都是清末改革的產物，他們的社會和家庭背景并無顯著不同，應該屬于同一社會階級，他們的區別是職業使然；他們年輕時都受到民族主義和反帝宣傳的強烈影響；由于政權掌握在軍閥手中，多數知識分子自愿不自愿地為軍閥做事；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利用其外交、司法的特長供職于軍閥政府，客觀上是在為自己的國家貢獻才智。
　　　　幾點體會
　　１．中華民國史研究與國內其他歷史研究領域相比起步較晚，卻是近年來進步最快、成果最多的學科之一，在海外，民國史研究也成為“中國學”的新熱點。民國史研究迅速發展，方興未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中華民國是距今最近的歷史時期，民國史研究將為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２．民國史研究的選題不斷拓寬，目前有多元化的趨勢。這次會議的論文除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重要人物等方面外，還有一些新銳的選題，如美國加州大學周錫瑞的《由一個家庭的歷史看近現代中國》、復旦大學楊立強的《民初寶山縣社會變遷述論》、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蔣順興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與中國》、南京大學胡成的《試論晚清民族主義思潮中的邊政意識》等，這是民國史研究不斷深化的標志之一。
　　３．從會議所收到的論文、評論意見和討論發言看，中外學者的研究選題、評價標準和研究方法，在總體上有互相接近的趨勢。我們認為出現這種趨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和對外學術交流的加強，一方面是大陸學者逐漸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借鑒和學習了國外有益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外國學者增加了對中國歷史學的了解，接受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當然，這種互相接近并不排除學術分歧，事實上學術分歧正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只要我們繼續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實事求是地進行歷史研究，民國史研究一定會取得更多的成就。
　　　　　　　　　　　　　　　　　　　　　　（責任編輯：張 耒）
　　〔作者陳紅民，１９５８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謙平，１９５５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門內加豈
　　
　　
　　
歷史研究京165-172K4中國現代史陳紅民/陳謙平19951995 作者：歷史研究京165-172K4中國現代史陳紅民/陳謙平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5:4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