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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研究型文學史、普及型文學史，或者是教材型文學史，雖然它們各有有的接受對象，各有各的評價標準，但是都強調學術性，都要求突破。這不僅因為目前我國文學史研究中知識老化、觀念陳舊，亟需突破，也因為世界各國的文學史學思維方法不斷沖擊中國學術界，形成一種挑戰之勢；特別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對那些教材型的文學史，早已發出不滿之聲，強烈呼吁更新文學史教材。在這種情勢下，那些銳意進取的年輕學者既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又設計出“學術推進的大致路向：研究型文學史中的某些精彩結論，逐漸為教科書所接納，而后又逐漸為普及型文學史所推廣，終于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常識’；而公眾文化水準的提高，又無形中形成一種壓力，逼近專家學者進一步探索，尋求更加完美的文學詮釋。”［①］這說明“研究型文學史”的突破是我國文學史總體格局更新的關鍵所在，但從目前我國正處在一種文化轉型、“科教興國”的重要歷史時期來看，高等文科教育迫切需要的是教材型文學史的突破，這當然需要借助于研究型文學史的最新學術成果。
　　從廣義上說，任何一次文學史的編著都具有程序不同的“重寫”意義；但是作為一個特定的口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來，就賦予“重寫文學史”的特定含義，它不只是透露出對過去的種種文學史的清醒的理性反思、有意識的結構，而且也表現出對新型文學史的預設和呼喚，以及行動的決心和力量。然而，“重寫文學史”談何容易！就拿中國現代文學史來說，經過幾代學者的苦心研究，精心營造，已建構起大同小異的文學史模式，并形成了難以攻破的“教科書心態”，因而“重寫文學史”在局部上突破已有明顯效應，但在整體上突破卻是相當艱難的，重新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模型更是難上加難。翻開一些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盡管前言后記或評論文章都說是“三新”（即思維新、觀念新、方法新）型的文學史，然而仔細研究對照，并未見重大突破，它們能夠在局部上有所拓展有所創新我們就敬佩不已了。況且，眼下“重寫文學史”的主客觀條件在我們看來并不完全具備，有待進一步完善與創造。從主觀上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主體尚未自覺地對以往的文學史進行整體性的反思和總結性的深入研究，既沒有擺脫過去文學史范式、觀念和史識的束縛，又沒有對文學史研究對象重新挖掘、重新整理、重新感悟和重新認識，總是解不開文學史的傳統情結，這在老一代學者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仿佛使人感到他們在文學史研究上有點“抱殘守缺”之嫌；即使那些具有先鋒意識的中青年學者，對于以往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也缺乏認真細致的研究，常常是否定的多繼承的少，他們熱衷于借鑒西方并非新潮的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等批評模式或者較新潮的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批評等，往往是接受各種牌號新理論的興趣大于下苦功夫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本體的興趣，這也難以建構理想的新文學史。從客觀上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需要有一個優化的環境，它包括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精神環境等內容。這里著重探討一下后兩者對“重寫文學史”主體思維的影響與作用。阿瑞提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環境的產物，亦即是他所隸屬的文化的產物。”［②］這里可以理解為，人在順境中可以更為充分地發揮其才能，盡可能地實現自我價值，改善和創造思維環境，與環境達到更高層次的和諧統一；而人在逆境中實現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則需要人在與壓抑他或不適宜他的環境進行抗爭的過程中鍛煉成長，增進才干。就文學史研究而言，逆境往往能成為創造思維的反方向動力，激發研究主體思維的靈活性與創造性。不過，人之所以為人，最根本的一點就在于他是環境的改造者和創造者，盡管主體思維環境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但“客觀成分的一條規律是：環境并不排斥自我，與此相反，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從他們各自的自我環境關系中獲得了意義。”［③］一個有志于文學史研究者，就應以這樣的辯證態度來對待自己所處的工作環境。所謂工作環境即物質環境，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每個學者的物質環境得到程度不同的改善，較之昔日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同左鄰右舍相比又感到腦體倒掛的現象仍嚴重存在，特別在商品大潮激蕩下常常有一種“清貧寒酸”之感，導致心理失衡，不能不影響研究者積極性與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文學史研究不如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研究容易出奇制勝一鳴驚人，它很難成為學術上的“暴發戶”，即使再有才氣的學者也要有較長時間的坐冷板凳，過清苦生活的思想準備，然而在目前物欲主義、拜金主義猖獗的情況下，若不提高青年學者的物質生活標準和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究竟有多少人能耐得住人文科學研究生活的寂寞呢？不得而知。當然，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大多數的莘莘學子對物質環境的要求并不苛刻，他們的物質欲望最容易滿足，這不只因為有成就的文學史研究者總是在物質環境不夠理想的條件下憑著頑強的意志力和韌性精神去戰勝困難而創造了奇跡，而且也因為中國學者似乎更懂得欠優的物質環境與主體的深刻思維關系，懂得樸實氣質和淡泊情懷之可寶貴。不過，對中國學者這種意志力與精神美德應有個恰如其分的評價與弘揚，否則會陷入意志決定論或精神決定論。因而，惟有盡快優化研究者的物質環境，方能使文學史研究主體的創造思維、開拓思維得以正常健全地施展與運作。比較而言，精神環境即思維氛圍對文學史研究者來說比物質環境更重要，因為“重寫文學史”需要研究主體有一種開放的自由心態，真正擺脫“左”傾思潮陰影的干擾和控制，無憂無慮地面對研究對象，少一些功利之心多一些求實之意，充分發揮創造思維與幅射思維的威力；而欲獲得這種獨立自主的學術研究心態與精神環境，思維氛圍的優化過程與之直接相關。在文學史研究思維場中，既有小型思維氛圍又有大型思維氛圍。所謂小型思維氛圍主要指受制于一定物質環境的對話氛圍，如在會場上或沙龍里可以對文學史的某些問題展開面對面的討論所形成的對話氛圍，它能夠在情感的誘導下或對方話語的啟迪下大發議論，不同的見解進行交鋒，激發出含有真知灼見的思維火花，這有助于研究者作出正確的思維結論。但是目前就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問題開展對話，尚達不到公開化的暢所欲言的自由爭鳴的程度，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自覺不自覺地左右著在特定物質環境下的對話氛圍，將自由的學術話語導向非學術話語。所謂大型思維氛圍，它不受任何直觀的物質環境局限，象空氣一樣彌漫在思維主體的周圍，無形而有力地影響著文學史研究者。大型思維氛圍也稱為文化心理環境，大致包括民族氛圍、時代氛圍和階級氛圍，前兩者在文學史研究思維場中所形成的思維氛圍更有利于文學史研究者主體思維的健全與完善。民族氛圍對文學史研究者思維取向的影響極為顯著，總是使思維結論有利于本民族，這種無形壓力的作用究竟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應作出具體分析。從任何民族都不能接受有損于本民族尊嚴的文學史結論這個意義來說，民族氛圍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它用無形的手控制著文學史研究者，使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內民族尊嚴的捍衛者和文學民族化方向的肯定者；不過越是大民族的文學史研究進越需要進行自我反省，檢查一下自己的思維結論是否被民族氛圍推向了沙文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現代文學史的構成應包括多民族文學，而中國的多民族的現代文學生成又同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學具有深廣的聯系，因此重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內要警惕民族沙文主義的抬頭，對外應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作崇。這兩種錯誤傾向在過去、現在的新文學史研究中都或輕或重地存在，雖然那些優秀的文學史家敢于并善于排除民族氛圍所產生的消極作用，但從根本上清除這種消極影響恐怕需要一個艱難的歷史過程。時代氛圍大于民族氛圍，它表現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形勢，也就是時代的大氣候。特別是在新舊交替的變革時代較之相對穩定的時代，更容易形成具有更為強大穿透力的時代氛圍，它能穿透民族氛圍而作用于該時代的文學史研究思維主體。“改革開放”形成我國當今獨特的時代氛圍，伴隨而來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對現代文學史研究者的思維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敢于提出來正是時代氛圍開啟了研究者的主體思維，我們今天能夠自由地探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也是得力于改革開放的時代氛圍。不過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們面臨的時代正處于歷史轉型的激變期，時代氛圍所籠罩的文化心理環境是多元混雜的，現代的與傳統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洋的與土的、精華與糟粕、真善美與假惡丑，甚至“左”的遺毒，統統交織在一起，它對于文學史研究主體思維的優化既能帶來積極效應也能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左”的陰風能對研究者的學術思維造成新的傷害，使其存在余悸的心理再增加恐怖感，這無疑給突破現代文學研究的老大難問題設置思維障礙。
　　盡管目前重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客觀條件尚未完全成熟，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外學術對話的日益頻繁，以及研究主體思維和學術個性的漸趨優化，“重寫文學史”的機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好；況且作為文學史研究者更不能坐等時機的成熟，必須以銳意開拓的氣魄和勇于探索的膽識去改善和創造“重構”文學史的主客觀條件，那怕是在某一點上或局部上有所突破有所發現有所進展也是值得肯定和贊賞的，即使在探索中有所失誤也比墨守成規、不思更新者高明得多聰慧得多。早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胡適就堅信“自古成功在嘗試”這個名言；我們動議編著這部文學史的緣由之一，就是想在重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艱巨工程中作點“嘗試”。
　　純客觀的文學史研究是不存在的，它絕對地受限于研究者的文學史意識及其所選用的理論模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史觀念的調整或更新決定著中國現代文學史體系重構的基本面貌。所謂文學史意識，主要指研究主體對文學發展軌程的整體觀照和把握，意在建構一套能夠為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定位定性并對各種復雜文學現象進行闡釋的理論框架和操作程序。然而文學史意識或觀念的更新并不容易，這里至少面臨兩個難題：一是敢于沖破對現代文學研究已成定局的框架和思維定勢，如幾代文學史研究者習慣于“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歷史范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建構模式和操作規程；二是“歷史只能參照不斷變化的價值系統來寫，這些價值系統則應當從歷史本身中抽象出來。”［④］此種邏輯上的循環昭示出，在價值與史實之間的反復調整中潛伏著多種可能，雖然文學史研究者的眼力和膽識可以得到充分發揮，然而究竟確立何種文學史觀、選取何種價值標準和理論框架才是科學的，確實需要動腦筋下深功。我們編著《中國新文學六十年》（１９１７—１９７７），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按照革命歷史分期和社會發展階段分期的傳統界定，而把現代文學史的演變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上限從１９１７年文學革命啟動始，下限止于１９７７年“文革”的結束。這不僅僅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而是現代文學史觀念的變化，蘊含著一種新的文學史意識。這種看法并非我們的發現也非主觀臆斷，曾有人這樣主張過，且有充分的根據；但是在這一文學史觀指導下建構的新文學史卻至今尚未問世。我們這部《中國新文學六十年》是否可算成開風氣之先的“嘗試”之作呢？
　　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變遷進行這樣的把握和規范，既符合歷史邏輯也符合思想邏輯，是對文學發展自身規律的尊重，更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堅持。以１９４９年作為現代文學終結的界碑，它只能標明新中國成立后現代文學的發展由多元并存的局面進入一元的新天地，文學由為思想啟蒙張目或為奪取政權的戰爭服務變成為鞏固政權階級斗爭服務，現代文學的總體形態和基本性質并沒有因為新政權的建立而發生根本性轉換，只有更加擴大和強化了解放區工農兵文學的聲勢和規模，使之移位于文學主潮的中心，而且文學的社會化、政治化傾向越演越烈，實質上這是與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的革命功利傳統一脈相承的。因此把現代文學的下限定在１９４９年并不切合歷史邏輯和文學演進規律。我們之所以認定１９７７年“文革”結束是現代文學演變順理成章的下限，乃是基于這樣一些考慮和認識：
　　歷史邏輯清楚地顯示出，從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７７年中國現代文學由誕生、發展至末途恰好走完一個循環圈：五四文學革命否定了封建專政下生成的非人文學，建構起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現代文學；但歷史推進到“文革”十年，“人的文學”遭到無情摧殘而“非人的文學”又猖獗起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秀傳統被徹底否定，仿佛中國文學重回到比封建專制下更加黑暗殘暴的時代。這是個歷史怪圈，也是現代文學演變的一個完整過程。在這個漫長過程中，我們可以梳理出數條貫穿始終的相互變奏交叉的文學史線索，正是它們規定并顯示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本質特征和價值取向。從文化視角來看，現代文學的演變總是受到各種文學思潮的制約和規范，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學形態結構變化也沒有像現代文學這樣與文化思潮解下不解之緣，而且更直接更主動地隨著文化思潮旋轉。概言之，現代文學大致環繞著三大文化思潮變奏和旋轉演變：人文型文化思潮、政治型文化思潮和民間型文化思潮。所謂人文型文化思潮，主要指以人為本位的人道主義思潮，它崛起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滋潤培養了“五四”一代“人的文學”；政治型文化思潮所關注的是社會的變革、民族的命運和階級的利益，它與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結合起來則變成了權力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這股文化思潮在五四時期的突出表現是反帝救亡；“九一八”事變直至抗戰爆發，中經解放戰爭到達“文革”，政治文化思潮的主要表現形態乃是戰爭文化和階級斗爭文化，服務于“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所謂民間型文化思潮應是多維度多層次的，這里主要指來自民間社會的廣大農民的文化傳統，它是精華與糟粕交雜在一起的文化思潮。這三大文化思潮并非完全絕緣，既對立又互補，它們的相互變奏相互沖突相互交替，有力地制約和推動現代文學的演變。五四時代，人文型文化思潮處于中心位置，民間型文化思潮處于邊緣位置，政治型文化思潮則處于中心與邊緣之間。這種文化格局就規定五四文學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文學”，政治型文化和民間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學形態并不醒目，僅處于次要地位。隨著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銳，以及階級矛盾的激烈化，人文型文化被擠出中心，政治型文化思潮逐步以絕對優勢占據主導地位，民間型文化經過政治意識形態的強滲透和改造逐漸向政治型文化靠拢，大有被同化吞并之勢，到了六、七十年代變成了政治型文化的一統天下，借著政權的威力而左右一切、主宰一切，到這時，人文型文化思潮則成了被掃蕩被清除的重點對象，獨尊政治文化格局的三角鼎立已不復存在。從２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三大文化思潮的位置、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這個變化則是反復交叉逐步衍化的，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把五四時期的文化格局顛倒過來。伴隨三大文化思潮的沉浮、移位，現代文學的結構形態日趨社會化政治化，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學已逼近非人化或非文學程度。文化思潮滲透并作用于文學結構，最敏感的是主題意向的變化。從文學主題的視角來觀照，人文型文化思潮投身下所形成的文學母題，主要關注人的個人發現、人的覺醒、人的生存、人的死亡、人的命運等等，總是把對個體人的思考引向對人類問題的思考，似乎在人——人類之間的家庭、民族、國家等則構成了人的全面解放的障礙。這種主題意向在五四文學中得到充分表現，從２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只是在部分文學中得到表現。在政治型文化思潮煜照下鑄就的文學母題，它所關注的主要不是個體人的生存，而是把視線集中于群體的命運、國家民族的命運甚至階級的利益，使個體消融于群體之中，總是把表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階級斗爭置于文學的中心地位，似乎個人問題在國家、民族、階級等重大的政治課題面前是微不足道的。這種主題意向在五四及２０年代文學中并不明顯，到了３０年代中經４０年代直至６０年代初越來越突出，甚至出現了完全政治化的主題意向。民間型文化對現代文學主題的滲透，在五四文學中雖然受到啟蒙主義思想的排拒，但表現民間社會生活面貌和下層農民市民情緒的作品依然存在；３０年代一次次文藝大眾化討論、抗戰爆發后的民族形式問題論爭，從某種意義上是對民間文藝的呼喚，特別是４０年代解放區工農兵文藝運動的勃興，不僅民間文化的原始自在形態得以升華，而且民間文化精神在文學主題中也得以弘揚，其中代表作家趙樹理既嘗試著將民間文化越過人文型文化傳統直接與政治型文化結合，又立足于民間主場通過小說創作為農民代言以忠實表述民間意識，但是到了５０年代末以后，貫穿“左”傾政治文化思潮的意識形態，不只是借助政權力量摧毀了人文型的文化傳統，也摧毀了來自民間的文化傳統，文學主題蘊含的民間文化意識完全被“左”的政治文化意識所取代。總之，“文革”前夕，現代文學主題意向被三大文化思潮所主宰的局面不復存在了，這是新文學走進死胡同的重要信號。從作家的創作思維來看，“三分天下”的文化思潮作用于現代文學創造主體，最根本的是思維模式的變化，它不只是決定作家對題材的選擇、主題的表達、人物的刻畫，也制約著作家的藝術構思、表現手法和語言運用。人文型文化思潮和民間型文化思潮對創作主體的影響尚不能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前者講人道重寬容后者講中庸崇和諧，惟有政治型文化講階級重斗爭，特別同戰爭文化、“左”的意識形態結合后，在強大的外力擠壓下內化為作家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心態。戰爭是政治斗爭的極端化，而中國現代文學六十年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抗美援朝，這種沉痛厚重的戰爭文化積淀于作家的敏感文化心理，怎能不形成二元對立的思維習慣？五十年代中期后“左”傾政治文化思維推動階級斗爭不斷升級和擴大化，又進一步強化了作家的兩極對立的思維形態。這種思維的特點就是把各種貌似對立的現象夸張到兩極，將一切復雜現象納入簡單化、公式化的思維軌道。試想，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工農兵文學等，有多少文學作品不是遵循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炮制出來的？這是造成文學創作公式化、雷同化的思維根源。上述僅是從三個不同視角對現代文學六十年所作的粗略考察，旨在說明我們這樣認識和把握新文學流變史是有充分思想根據和歷史根據的；同時也便于站在世紀之交對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進行反思與總結。
　　我們就是在這種文學史觀的指導下來設計框架結構的，力求突出如下幾點：以中外古今文化縱橫交叉作為探討、描述、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坐標系；在新文學由運動形態、理論形態和創作形態構成的三大板塊中，簡化前兩者，強化后者；著力突出“史”的線索，揭示文學流變過程、內在機制和審美特征，增強歷史感；理清中國文學古典向現代轉換的脈絡，總結經驗教訓；重在簡明、系統、實用上下功夫，也要注意學術性。
　　注：
　　①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第２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美］阿瑞提《創造的秘密》第３９０頁，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③轉引自［美］Ｍ．幸著受編《當代美學》第４１５頁，光明日報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④韋勤克、沃倫著《文學理論》第２９６—２９７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４年版。
　　　　　　　　　　　　　　　　　　　　　　　責任編輯　劉國賓
　　* 此文為《中國新文學六十年》前言＊
　　
　　
　　
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德發/邢富鈞19961996 作者：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德發/邢富鈞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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