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K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575(2003)01-0093-05
　　為了促進21世紀我國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研究發展，中國民族史學會和新疆社會科學院兩家單位于2002年8月19日至21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召開了中國民族史學會第九次學術研討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關專家、學者90余人，收到會議論文提要70余篇。在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郝時遠做了題為《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歷史、現狀、未來》的報告。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歷史、現狀、未來作了回顧、評論、展望。
　　現按照大會議題的主要內容，對主要代表的發言和會議論文提要加以整理。
　　　　一、古代中國疆域與近現代中國的邊界問題
　　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張正明研究員在《古代中國版圖成因述略》的大會發言中認為：中國版圖得以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自古以來中國就存在自成一體的地理環境。2.以華夏族為主體，多種少數民族共同發展的民族形式。3.有恒久的儒道互補的主流文明，其中就滲入了蠻夷戎狄的文明。4.阿爾泰語系諸族與漢藏語系諸族的磨合，不但開拓了北部邊疆，而且開拓了西南邊疆和東南邊疆。5.觀念意識上許多民族都有共祖意識，《魏書序記》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記載、南方布朗族和賽夏人的神話傳說、西部以柯爾克孜人為例的傳說，都是證明。6.正統觀念牢不可破的影響，就使中國古代的版圖，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當權，都以正統自居。7.內地皇朝的開明政策，其特點是和平環境下對邊疆少數民族禮遇之，優容之，厚恤之，善撫之，因而頗得遠人之心。它對于開拓邊疆和鞏固邊防所起的作用，勝于雄兵十萬。該發言從地理、歷史、民族意識等方面分析了我國古代版圖的形成原因，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遼寧省沈陽市東亞研究中心孫進已研究員在《歷史上我國疆域形成、變遷的理論研究》的發言中運用歷史學、民族學、國際法等學識，指出疆域是由一個國家的管轄范圍來決定的。在歷史上，我國中央政權管轄疆域的方式程度多種多樣。因此，歷代疆域不斷變遷，但大體上是逐步形成一個傳統疆域的。
　　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偉洲教授在《吉爾吉斯斯坦阿克別希姆遺址出土的唐代兩件漢文石刻碑銘研究》中，以其非凡的史學功力，對20世紀80年代在今吉爾吉斯境內阿克別希姆古城出土的兩塊鐫刻漢文的石碑進行了考證。其碑一乃唐安西都護、安西副都護杜懷寶為其亡父母瞑福造像碑之基座，作者認為此碑銘的出土，確認了過去學術界推測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鎮，就在今托克馬克西南阿克別希姆古城的事實，并引論分析了“碎葉鎮壓十姓使”一職。其碑二，乃殘余40字，作者考證其為裴行儉等平定西突厥反叛的紀功碑。這兩碑銘是唐經營西域的重要歷史見證。
　　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秦和平在《清末滇緬北段邊界爭執的由來及影響》一文中認為：由于中緬兩國的長期友好，中緬兩國對于滇緬北段邊界一直沒有詳細的勘劃，直到清末一直相沿習慣的邊界走向。
　　　　二、跨界民族成因與處理等問題
　　遼寧省沈陽市東亞研究中心孫泓在《跨界民族的形成及處理》一文中認為：跨界民族通常由于民族的遷徙、疆界的變動等因素而造成。跨界民族又可分為歷史的跨界民族和今天的跨界民族。對歷史上的跨界民族，我們應“尊重歷史”、“雙向繼承”、“一史兩用”。對今天的跨界民族，我們應“尊重現狀”、堅持原則、平等共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董洛教授在《跨界民族問題淺議》一文中認為，跨界民族問題產生主要是歷史緣由、地理條件和帝國主義侵略等因素形成的。因而引起的現實問題也各不相同。作者認為我們只有正確處理好跨界民族問題，才能促進與鄰國的共同進步與繁榮。
　　　　三、歷代中央政權民族政策與對邊疆經略
　　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苗普生教授在《新疆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和鞏固過程中的歷史地位》一文中認為，新疆在維護中國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他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這一問題：不守西域，河西則危，河西危機，則隴右不固，隴右不固，必將震動京師長安；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歷史上中國由于棄守或新建的封建王朝沒及時統一西域，從而造成全國不穩定的事例也并不鮮見。
　　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邢蒂蒂教授在《唐代民族政策探析》一文中認為唐朝執行了一條平等、寬松、尊重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唐朝的民族政策對中央政權的鞏固起著積極的作用。在該文中作者引用實例進行了論證，在指導思想上，唐采取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路線；在行政上實行羈縻政策的執行方略；用人政策上的任人唯賢路線；處理被征服部落的“順其土俗，全其部落”的重大舉措；加強民族友好關系的和親政策等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盧勛研究員在《唐王朝與南詔關系述論》中認為：唐王朝為了改變在西南地區與吐蕃爭奪中不利的形勢，穩定邊疆，主動改善與南詔關系。南詔為了借助唐朝的勢力抵御吐蕃的入侵、完成統一，也有與唐友好的需要。這種互相利用的關系，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南詔首領皮羅閣曾鼓動部下挑起事端，乘機擴充勢力。唐朝為了解除這一不斷壯大的外在威脅，采取鎮壓，制裁手段。同時鑒于南詔與吐蕃相抗衡，又不愿過分削弱南詔。這種矛盾的演變與激化，自然引發了“天寶戰爭”。最終兩敗俱傷，戰爭迭起，打破了和平共處的局面。作者比較客觀地評述了這段歷史。運用辯證的觀點，從尊重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總結了唐與南詔關系的利弊得失。
　　云南大學法學院方慧教授在《略論元代對云南治理政策的特點及影響》一文中論述了元代對云南治理政策的特點及影響。治理政策的三個特點：1.指導思想發生根本改變，元以前“羈縻政策”——元代以后土官土司制。2.全方位的治理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3.針對實際的統治方法，進行行省統治與宗王統治相結合，任命各民族首長為土官。對云南治理政策的影響：1.加強了云南在政權上與內地的統一。2.促進了云南地方經濟的發展。3.成功的民族政策。4.增加了各民族之間的凝聚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蔡志純研究員在《略論元代屯田與民族遷徙》一文中，認為元代統治者主觀上是為了解決軍糧，開墾荒地，發展農業。在客觀上通過屯田，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打破了邊疆少數民族封閉狀態，使民族遷徙與開發邊疆地區相結合。使邊疆民族地區發生了新變化。1.民族分布格局發生變化，主要是少數民族被遷移到漢族地區居住、屯田，使中原地區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分。2.各民族在農業生產中互相學習，最突出的是漢族向少數民族地區遷徙，帶去了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和生產工具。3.屯田促使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出現了民族融合的趨勢。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田衛疆教授在《從“哈密衛”之興亡檢討明經略西域的政策》一文中，認為明建立哈密衛的初衷是由于明王朝為了維護內地與西域各地交通道，斷瓦刺之右臂，阻其南下或向西發展；其次敘述哈密衛隨不同時期職能的轉化；最后論述了哈密衛喪失的三個原因：1.察合臺汗國的進逼。2.西南以及西北邊疆的吃緊。3.明朝宮庭內部矛盾的尖銳化。4.明在邊疆民族政策上的重大失誤。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羅賢佑研究員在《略論明朝的海禁與海防》一文中，作者先闡述了明朝海疆的地理概況和沿海民族的概況。繼而敘述由于“倭亂”導致明朝實行海防與海禁。其海防措施有建衛所、巡檢司、筑城堡、墩臺、烽堠、派軍隊戌守及修造戰船。海禁則與其同生共長，互為表里。接著評價了明朝海防措施產生了積極作用，海禁的作用卻是消極的。海禁沒有起到加強海防的作用，因斷絕了瀕海人民的生路，激化了社會矛盾，不利于國家的安全和海防建設。這種保守封閉的海禁政策，并未隨明朝亡而亡，又被清統治者因襲之，從而徹底扼殺了中國的海外貿易。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王冬芳在《明代東北邊疆政策特點和對后世的影響》文章中認為，朱明王朝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政策特點有四：一是羈縻政策，二是華夷之別的民族觀，三是漢族正統觀，四是枉自尊大。羈縻政策包括衛所制度、貢賞制度和馬市制度。羈縻政策迎合了各民族的根本需求，該政策奠定了滿族崛起的物質文化基礎。華夷之別的民族觀中，狹隘的民族偏見主要表現在對女真、蒙古等族的歧視，這種思想認識形成了“以夷制夷、剿撫并用”的策略思想。漢人正統觀念是在此前提下，對邊疆價值的估量產生的誤差，這種觀念是民族地域分隔的屏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劉正寅研究員在《和卓問題與清代西北邊政》發言中認為，西域和卓作為一支強大的伊斯蘭宗教政治勢力，一直是西北邊疆地區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嚴重影響著清朝西北邊疆政策與邊疆建設。劉正寅先生從和卓家族的演變及在清統一西域進程中的活動，清廷對其采取的相應措施，19世紀早、中期和卓在新疆叛亂、被浩罕利用入侵我國等幾個方面論述了和卓問題與清代的西北邊政。
　　中央民族大學達力扎布教授在《試論清前期對喀爾喀的政策》一文中，論述了清廷在爭取喀爾喀歸附時采取的政策，即經濟上控制，軍事上施壓，并通過達賴喇嘛施以影響。其次闡述清廷對喀爾喀歸附后采取的政策，制定了處理喀爾喀事物的準則：因俗而治，眾建以分其勢和政教分離，由間接管理過渡到直接管理。逐步強化并保持清統治的穩固。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方素梅研究員在《北洋政府民族政策述評》一文中論述了北洋政府時期的民族政策，該文以較詳實的資料論述了北洋政府是1912年3月—1928年6月中華民國初期繼南京臨時政府之后，以北洋軍事政治集團為核心建立的政府。這一時期的民族政策的內容為：1.在中央設立蒙藏事務處，蒙藏院等民族事務機構。2.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特別行政機構和職官。3.吸收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參與國家政治管理。4.保留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權如盟旗制度、土司制度、王公制度。5.在民族地區實行移民墾荒，以取得增加收入和實邊的效果。該文對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進行了客觀地評價。
　　　　四、關于少數民族在邊疆邊防中的作用問題
　　湖北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研究員在《楚人對西南邊疆的經略》一文中以慎密的手法論證了楚人對西南邊疆的開拓經營。作者先引《淮南子·兵略訓》中的原文“西包巴蜀”這句話。傳統觀念上人們認為此是指楚對西南的統治僅限于巴蜀一帶。而作者根據對文獻記載的鉤沉和對考古材料的爬梳對這一觀點產生了質疑。其次，作者引用《戰國策·楚策》記載蘇秦對楚威王所說的話中有“蒼梧”一詞。及對“蒼悟”的理解，通過《史記》、《漢書·地理志》考證“蒼梧”指的是今天廣西，而把楚人統治邊界擴大到廣西地區。同時作者引用《淮南子·兵略訓》一文中對“南卷沅湘”證明戰國中期楚國將沅水上游地區囊括無疑。再次從地理方位上論證了楚人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統治和管理。作者進一步引《漢書·地理志》中記載＠①柯郡有鱉縣，證明楚人為加強對貴州地區的管理在今貴陽北部建立鱉邑。同時還引證《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楚人莊ｊｕé＠②在以滇池為中心的云南地區的經營，從行政管轄上再次證明楚人對西南邊疆的管理。最后強調楚人對西南邊疆經略的意義。該文思路嚴密，層層闡述了楚人對西南邊疆的經略。
　　　　五、中國民族文化史等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易華副研究員在《與游牧有關的幾個技術問題》，論述了新石器以來歐亞游牧文明的傳播路線問題。作者認為約1萬年前西亞居民馴化了綿羊和山羊。大約5千年，羊傳入了東亞，青銅時代東亞發展了養羊業。印歐游牧居民將羊毛加工技術傳入東亞。馬的馴化最早在烏克蘭南部，它加速了當地居民游牧化進程。馬和戰車的傳入使印歐人向四方擴張。商代西亞的馬、車及騎術傳入中原。西亞農民新石器時代就已開始擠奶，由于生物學上的原因東亞居民不習慣擠奶而引發了奶制品加工技術在東亞的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石茂明在《開邊·治邊：漢晉時期民族關系的人類學分析》一文中，從一個新的視角分析了漢晉時期西南民族的構成：西南地區的民族構成和他們的族系淵源，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隨著漢族統一政權的建立和強大，開始有意識地接觸和認識西南民族地區，開始對西南地區進行開拓，并分析了強勢民族與弱勢民族之間的沖突，主要涉及中原王朝及其代表地方官吏與邊疆民族之間的沖突。最后，作者提出問題，回顧歷史上民族之間的沖突，它對人類的歷史有什么價值？在各種民族沖突中，有沒有一種被雙邊民族認可的普遍性原則來處理糾紛？作者認為，人類各民族之間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借用文化相對主義的思維模式，采取平等互利的態度，我們總能以最小的犧牲不斷接近共同繁榮。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樹輝副研究員在《古代回鶻文史詩〈烏古斯可汗的傳說〉有關問題考辯》一文中提出了獨創的見解和新的看法。作者通過考辯《傳說》的語音、詞匯、語法上的特點和其體現的宗教色彩，根據《傳說》與《世界征服者史》及《史集》有關記載，烏古斯的稱號淵源。烏古斯可汗的治國、分國的特點及烏古斯可汗的形象考證等方面，論述考證了《傳說》是一部記述烏古斯部族的勃興史，是早期回鶻汗國時的民間文學作品，它形成于8世紀后半葉，創作者出自著名的烏古斯部族。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木拉提副研究員在《傳教士與近代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文化》一文中認為，世界兩大宗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傳教士在新疆傳播的“雙泛主義”，激化了新疆近代社會民族矛盾，并導致各種文化的沖撞。作者從四個部分進行分析：1.傳教士在新疆的文化活動。2.例舉了內地傳教士的文化活動。3.例舉了瑞典傳教團的維吾爾文化研究（維吾爾民間宗教研究和一些歷史上的著名的傳教士的文化研究活動）。4.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文化過程中發生三次大的沖突。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佟克力副研究員在《論錫伯族使用和繼承滿語滿文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文中認為，在移駐新疆前，錫伯族的語言與滿族就極為相近，錫伯族人均能講滿語。在清政府“國語騎射”治國政策感召下，少數民族積極學習滿語，這種社會文化氛圍為操用滿語、滿文的新疆錫伯族創造了繼承、發展滿語、滿文的基礎。在新疆屯墾戍邊時，八旗與錫伯族民間哈拉莫昆制有機結合的社會組織、錫伯營駐扎地的相對封閉、獨立的地理環境、以及清政府后勤供給、自然經濟相合的經濟體質為錫伯族繼承和使用滿文、滿語提供重要保證。
　　　　六、關于民族史上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陜西師范大學王欣教授在《常惠與西域》一文中認為，鑒于在西方與西域，尤其與烏孫關系中，常惠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對西域的穩定及漢與烏孫關系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新發現的簡牘材料，以常惠在西域的活動為中心，對其一生的活動加以總結，借以管窺西漢在西域的邊政與邊疆間的得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研究員在《清季聯豫在西藏實施新政的評價》一文對聯豫在西藏的新政從不同角度給予功大于過的評價。首先指出學術界關于聯豫在西藏實行新政的觀點的偏頗之處，然后作者認為對聯豫新政應一分為二地看，既看到新政的封建性質的局限性，也應看到這一改革的積極意義：1.新政打擊了英帝侵藏的野心。2.對西藏分裂勢力給予有力回擊。3.新政改革對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權統治下的西藏社會帶來了強有力的沖擊，如興辦教育、文明衛生等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東主才讓在《第五世達賴喇嘛的歷史功業述略》一文中對五世達賴的歷史功績給予充分肯定，作者認為，五世達賴喇嘛生活在明、清兩朝政權更替的歷史轉折時期，在此種歷史背景下五世達賴喇嘛以其特殊地位的影響，為西藏地方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廈門大學歷史系連心豪教授的《施瑯在清初開海設關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以施瑯在清初開海設關過程中有第一功臣之美譽為切入點，論述了施瑯在完成統一，治理海關，鞏固海防，恢復發展沿海經濟的作用。他認為，因明鄭勢力，清廷幾番禁海遷界，危害慘烈，是施瑯力排眾議，進擊澎臺，解決邊患，才能使朝廷放心地開放海禁；后施瑯封靖海侯，負責東南海防，以其豐富閱歷較好地處理了開放與管理的關系；也是施瑯一力促成海關的設立并以福建水師提督之位身體力行，坐鎮閩海軍事，調水師、輯走私、恢復對外貿易。
　　西南民族學院李全忠副研究員在《論孫中山邊疆建設思想》中肯定了孫中山邊疆建設思想的開拓性和前贍性。他從邊疆交通建設，移民邊疆及開墾邊疆富源等三個層面論述了孫中山邊疆建設的思想。孫中山的邊疆交通建設計劃是以西部和北部陸疆鐵路建設為先，同時也規劃了東南海疆建設事宜，移民邊疆和開墾富源是其邊疆思想的兩個方面，故此三者之間相互聯系，互為補充。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文遠在《張治中主新述論》一文中，主要論述了張治中在新疆時，與三區革命方面進行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及其任省主席時采取的措施，認為張治中先生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具有較強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平等意識，對穩定新疆局勢和促進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收稿日期〕2002-09-2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片加羊
　　　　＠②原字趺去夫加喬繁體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93～97D5民族問題研究王茜20032003王茜(1957-)，女，甘肅甘谷人，新疆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93～97D5民族問題研究王茜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27:2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