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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特征與基本價值
　　富有形而上之精神活動，乃中外所有知識分子之重大特征。從人類共性上來看，盡管飄搖 短 暫的生命存在決定了對形而上終極意義的必然關懷，但由于受知識擁有量的限制，有意義的 形而上精神活動，一般只能為知識分子所擁有。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甚富特色，具有特殊 的歷史內容與表現形式，如隱士在歷史上就一直得到經久不衰的掌聲。細細挖之，頗多趣味 。
　　歷代士子之所以不同于俗眾，或曰之所以不愿等同于俗眾，其間種種心靈的掙扎，蓋出于 形而上之價值追求。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東晉陶淵明高唱：“既自以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注：陶淵明：《歸去來辭》，參見《古文觀止今譯》，齊魯書社1983年版，下冊，第552頁。），都十分清晰地表明了這種超越現實超越自我的形而上追求。 顧頡剛先生曰：“在現在輕忽學問的中國社會上，我已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我所負的責任是 很重的。”（注：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參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圖書館公司1 935年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影印再版，第344頁。）顧先生十分自覺地“不將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以學問自肩使命。從根本 上來說，形而上追求乃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因。超越自然、超越自我既驅動知識分子往更 深更高處攀援，也帶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完美之境挺進。五四時期的北大故而成為醞釀輿論領 導思想之所在。
　　就個人成長角度，一旦進入追求形而上，生命也就發生了質變。魯迅叩問國民性，遂郵《 吶喊》、《彷徨》，從醫治身體到醫治思想。沈從文質疑生命意義，乃出《蕭蕭》、《邊城 》、《從文自傳》……從茫茫塵沙到清醒人生。李澤厚也說：“我從來不為稿費寫文章，也 不為名聲和‘好玩’而工作，人的一生很短促，怎樣使生命變得更有意義？這也許是促使我 寫作的真正動機。”（注：轉引自楊海文、苗凡卒：《李澤厚的心靈世界》，參見駱玉明編著《近二十年文化熱點 人物述評》2000年10月第1版，第12頁。）
　　知識分子的“迂”，其實便有著追求形而上的特性。然而在世俗黎眾看來，這些不考慮實 際利益的形而上都是不著邊際的東西，不是“迂”又是什么？魯迅先生說：“真的知識階級 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不過他們對于社會永不 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 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們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注：魯迅：《關于知識階級》(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勞動大學講)，參見《集外集拾遺》，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第213頁。）魯迅這里所說的“不顧利 害”就是以追求形而上為矢的。而知識階級“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心身方面總是苦痛 的”，亦因了形而上追求所致。馬克思說：受難使人思考，思考又使人受難。顧準晚年潦倒 凄涼子女相棄，可他還在思考中國和人類命運的根本問題，還在思考“娜拉出走之后”、“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等等。
　　設若甘與俚俗等同，甘于認同市井尺度，那也就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了。即便從心理需要出 發，知識分子也要在形而下世俗尺度之上再豎標尺，將自己與俗眾區別開來，從而獲得支撐 靈 魂的自認價值。這也是知識分子愛鬧點獨立性的心理根源。特別對身處微賤尚須奮進的寒 門士子來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道不同不相謀”之類的名言名句，便尤顯急迫實用 了。故而，一條條抽象高尚的“道”之標準應運而出，一則則傲然塵俗的古風古韻流芳于世 。既然一時無法走上仕途，一時無法兌現形而下的現實價值，那么否定現實價值、建立形而 上之精神價值就成了唯一思路，或曰成了一種社會需要。“首陽山二君”、“介子推不言祿 ”、“申包胥拒封”、“魯仲連不納謝”……便是這一盡度下的最高價值典范。老莊哲學橫 空出世便是集這一思路之大成。發展到近代，便有士子以絕對排拒入仕為“雅俗”劃然之界 。張東蓀就主張干政而不參政，認為士在社會上發清議作爭諫，才能形成社會的清明之氣。 （注：參見謝泳：《教授當年》，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1頁。）唯其如此，范進、孔乙己這些窮愁潦倒的讀書人，才仍端著臭架子從貶抑商賈市儈中為自 己覓得“增高劑”。
　　知識分子的形而上特征，其哲學內容涵實為價值追求，所謂的“迂”便是不愿向現實低頭 ， 從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向世抗衡的力量。寧可枝頭抱香死，不隨落葉舞西風。因此，古 代士子在向世俗爭取自身價值的同時，亦為整體社會帶來不可缺少的制衡力，體現了精神對 現實的引導，或曰理性對感性的某種制約與管理。宋元之移、明清之替，兩代遺民之所以倍 受煎熬，即因民族大節這一形而上價值之裁。宋太祖11世孫、南宋宗室趙孟＠①10年間曾得 元廷三清，前二請趙孟均拒之。明確表示自己隱居鄉林的意愿。三清仕元后，趙孟＠①亦對 淪為貳臣難以自釋：“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昔為水上鷗，今為籠中鳥。”（《罪出 》）然就歷史而言，卻正因了兩代遺士的精神對抗與極度無奈的心理矛盾，才形成這兩個 時期最亮麗的人文風景。
　　傲精神而輕物質，在中國士子傳統精神中得到無條件尊重，也是為中國古代士子無條件所 持的重大標準之一。王凡西回憶1925年在杭州讀中學時：“杭州被五四運動喚起了思想生活 的青年們，就當時思想主流的分派說，都屬于胡適之方面，亦即屬于梁任公方面。他們對于 當時為數不多的‘國民黨分子’，雖然不是仇恨，卻是輕視的，因為這些人‘不忠實于學問 ’，卻去搞政客勾當了。”（注：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1月出版，第10頁。）從美學角度，形而上還是文學作品最為緊要的核心內涵。如蘇 東坡的《題西林壁》、《前赤壁賦》中最美麗的光環便是飄逸俊飛的形而上；“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現代名著中，吳祖光的《風 雪夜歸人》、史鐵生的《命若琴弦》，內中最為感人的便是那一縷形而上清香。當《風雪夜 歸人》抱病重歸的魏蓮生，彌留之際強烈依戀精神導師玉春；當《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將 那張白紙塞入小瞎子的琴箱，叫他必須拉斷1200根琴弦；真是于無聲處驚雷起，讓你不得不 為形而上鼓掌。一般偉人也都視精神力量大于物質力量，認為是思想而非物質統治著世界。 羅素說：“人懼思想甚于世界萬物——甚于死亡。思想具有顛覆性、革命性和破壞性，令人 畏懼，思想對于特權、陳規陋習毫不寬容……思想是偉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 光芒，人類的首要榮耀。”
　　　　　　二、道家之要須
　　未當官時只盼入世戴烏紗，既戴烏紗又想出世尋閑適。古代士子的麻煩可謂一言難盡。不 過，兩相比較，讀書人由清貧折騰到寶貴固不易，然反之由富貴再折騰回清貧、由熱鬧再求 閑適則更為困難矣！得而復棄，畢竟依依難舍。苦士孟郊50歲出任溧陽縣尉，因吟詩誤事離 署浪跡，困于貧窮56歲上還是回來出任河南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等職。萬歷進士袁中郎曾 對 “烏紗之橫、皂隸之俗”深表厭棄，以“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而自得。可實際上袁宏道 “吏吳兩載”（注：袁宏道：《虎丘》。參見《古文鑒賞大辭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2 81頁。）后，歷順天教授、國子助教、禮部主事，官終吏部郎中。何曾真正舍得掛冠 而去棄官為民？學兄李慶西評曰：“古人將‘閑適’作為一種境界，并不壞。只是實際上很 難達到。也許正是不易，方為‘境界’。”（注：李慶西：《書話與閑話》，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84頁。）范仲淹大概亦有感于此才贊嘆嚴子陵：“先 生之風，山高水長”。（注：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參見《古文觀止今譯》，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769頁。）一種學說的出現大抵總是既反映了某種現實存在，又滿足了一部分 社會心理需求。
　　偏偏中國封建社會運祚特長逶迤不絕，存在決定意識，儒家學說與道家學說也就跟著活著 特長。盡管儒道二學根深須細，關涉社會與人性的各個方面，但就其所滿足的社會需求與對 中國士子影響而言，實際解決的還是與人格標準雙重化相一致的心理平衡雙重化——入世不 行，出世也行；入世不了，可以出世；身體入世，內心出世；達者奉儒，窮者宗道；外儒內 莊，外莊內儒；亦儒亦道，儒道互補……這就有了古代士子種種心理依據與層出不窮的自我 安慰，這也就有古代士子幾種基本人格類型。只有無論哪種類型，古代士子都必然講究一點 兒形而上的東西，以示清高卓立。所謂參禪悟修、持身修德，均源于這一類精神需求。否則 ，讓私欲私利赤稞稞地走出來，或言之無據行之無宗，非但惹人恥笑，就是自己也會鬧個大 紅臉。古代社會高度道德化，名教第一，即來自各代士子的自覺維護。此即所謂需求決定滿 足，滿足體現價值。
　　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源頭之一的道家，實為極端化文物。朱光潛評曰：“道家思想有兩個基 本原則：一是極端的自然主義，一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惟其偏重自然主義，所以蔑視制度文 為。……惟其側重個人主義，所以蔑視社會。”（注：朱光潛：《談修養、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參見《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4卷，第35頁。）道家的極端性成為中國歷史上種種絕對化 行 為的思想根源，提供了思維框架與邏輯起點。反過來，道家的極端性對絕對化行為的價值支 撐，也形成其自身深厚的社會根基。同時，由于道家思想包含了對社會的批判因素，成為 批判儒家時一面現成的旗幟。五四新文化運動只批判儒家而放過道家，郭沫若等人的詩歌甚 至還高揚道家精神，20世紀寰內思想界對道家的這種態度，抑制了科學理性精神的發展，在 對虛幻的崇拜中無法誕生對精確的關懷。可是，高度道德化、極端精神化無法掩蓋代替現實 中的利益缺損，形而上無法包辦形而下。精神豐富無法替代物質擁有。因此，虛假遮瞞便成 了中國古代社會一道搶眼的景致。就連平頭百姓趕集交易亦是袖里來去，不好意思當眾侃介 。陳伯達明明高官厚爵在身，卻偏偏自貶自抑“小小老百姓”。
　　　　　　三、矛盾與沖突
　　形而上價值追求的負面是中國知識分子容易走極端。據顧頡剛先生所考，伯夷其人究竟如 何？是否為孤竹君之子？均已無法坐實。只因春秋時人們喜歡講修養，人格陶冶以君子為標準 ，因此《論語》中便說他不念舊惡、不肯降志辱身。秦皇一統后，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忠君思想日漸濃烈，《史記》便記載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好似不 走到極端盡頭便不足以強調。再如“五月披裘”的披裘公、非腐不食的公孫鳳、見人如避鬼 的阮孝緒……均以極端手段強調與眾不同。賈島《題隱者居》：“雖有柴門長不關，片云孤 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這位隱者也是以尤殊而自顯。由于形而上 的最大優勢與重大特性乃是其超越性，其同時必然帶有無法避免的負面——脫離現實。當正 負兩面矛盾沖突時，便只剩下一條路——“眼不見為禁”。故而，有人研究認為：若希望做 一徹頭徹尾的隱士，不住城市是非常合理的。據說若修的僧侶每逢到妙齡絕色女子到寺廟進 香，總是故意閉眼不看深恐引起欲念壞了功果。這情形適足說明城市誘惑多多。對于隱士或 僧侶具有莫大的危險性。（注：參見蔣星煜編著：《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7頁。）
　　形而上追求的另一負面是知識分子多為觀念型而非行動型人物，思想多歧的必然性決定了 這一群體分裂的天然性。加之“孤高自賞”隱士心理的不時作崇，中國士子各行其是者居多 ，苦難不能共當，歡樂不能同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是之謂也。浪漫主義的烏托邦終 究無法直接化為理性務實的政治策略。中國歷史上的造反人物均非知識分子出身，便是力證 。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列班君側或入府為僚既是歷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也是 他們實際可能達到的位置。這一特點決定了戊戌以來以知識分子為主導的中國現代化努力， 只能徘徊于鼓蕩觀念的精神層面，而無法落實為制度層面的除舊布新。這一歷史結局自然不 可能不是悲劇性的。孫立平先生說：“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人們回顧這些功不可沒的現 代化努力的時候，也往往只能追憶起那令人激動不已的慷慨陳詞，而很少能數得出幾種政權 與制度建設的成果。”（注：孫立平：《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努力及其失敗原因的動態分析》，載《學習與探索》1 991年第3期。）此外，這里還有一個不易覺察的問題：被五四所拉高的精神標準 與仍然低下的社會現實，勢必形成難以調和的沖突，給知識分子自身帶來無法排解的心理矛 盾與離騷式若悶，極大地影響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
　　形而上的誘惑往往還讓知識分子于不知不覺中陷入思想泥潭。如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 人 》中那個韓常新用似是而非但又威嚴嚇人的詞匯鎮住了青年人林震，認為他比領導還像領導 ，而且很佩服韓常新迅速提高到原則上分析問題的能力。形而上所伴隨的高深性，既是極富 刺激的誘惑劑，也是左傾思想的藏身洞。歷史證明，左傾首先起于思想。形而上追求最大的 負面效應還在于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形而上學，背離實際死守教條。
　　由于人文學者以掌握公共語言為自得，而所謂公共語言又代表并體現了社會生活凝結成的 形而上價值。因此，從邏輯上，公共語的提倡者與運用者便有了一個保持言行一致的問題。 可事實上，滾動在口頭的形而上條款與現實的形而下行為不可能沒有差距，若無差距也就用 不著提倡了。故而，人文知識分子內心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對立沖突與矛盾，自必油然而生。 沒有骨氣不行，不講點獨立性與叛逆性就沒了“士”與普遍俗眾的區別，就沒有非常重要的 面子。當代東北民諺：“寧可身子受苦，不讓臉上受熱”、“寧可被你打死，決不讓你嚇死 ”。瞧瞧，連灰頭土腦的蕓蕓百姓都將面子看得比里子還重要哩！據統計，1991年6億居民人 均送禮118元，占全年收入的14%，合起來可建一座三峽大壩。人情面子在寰內具有不可小覷 的獨特地位。（注：胡富：《全國每年人情費可建一座三峽大壩》，載《北京青年報》1992年8月27日。）
　　“錢財如糞土”、“錢財是身外之物”，越是貧窮的地方，這幾句話就叫得越是響。大概 從古至今，蓋莫能外。已經沒了形而下，再不來點兒形而上，這日子還怎么過？只是現實太 殘酷：上午陪同學上淮海路買1000元的皮夾克，下午再到五角場地攤為自己買5元一件的羊 毛衫，若讀滬上的農家弟子心態如何平衡？誰能在收到母親賣掉100個雞蛋才匯來30塊錢的時 候，真正認為“錢財如糞土”？再說，面子固然要緊，沒有飯吃、沒有老婆也是不行的呀？唯 仕進求官，得了世俗的認可，有了一定形而下的基礎，方可以再講點形而上的東西。中國古 代文士學者多出官宦之門，就是一大明證。出路唯一化，自然不利于中國士子人格的多樣化 。出路唯一化的后面是價值一元化。因此，中國古代社會既無法造就豐富多樣的人路，亦無 法 承載人格的多樣化。
　　既然唯仕進方算顯達才算出息，烏紗帽兒又數量有限質量有別，那么爭搶予奪自在不免。 這一搶一奪，又惹生出多少黑暗。妒嫉、排擠、猜疑、陷害……種種常人想不到的轍兒都給 整出來了。擠在這條道上的士人，不講一點韜晦之道便沒有任何競爭力。說白了，若還想獨 標高潔硬充圣賢，趕快回家抱孩子去。與種種原本看不慣的人事現象之調和、與當途力量之 妥協，勢成必然。邏輯是淺顯的：唯妥協才能得官進職，唯認同才能被認同。知識分子內心 的曲曲折折欲進又退萬般無奈，便化成了歷代文士的陣陣詠嘆聲聲吟哦。一來二去，知識分 子由反省能力而來的“軟弱”竟成了人皆可訐的“先天缺陷”。20世紀50—70年代，知識分 子的自我反省能力竟成了“無知者最聰明”的映襯物。
　　飄逸出世與謹慎入世，就兩者實際操作的難易度而言，終究是入世容易出世難。掛印而去 、采菊南山的陶淵明終究少而又少。自許由巢父而降，二千多年間歷代隱士不過萬余。相比 之下，覬覦軒冕棲心塵表的主兒畢竟是大多數，往還于科場、奔波于仕途者難以千萬數計。 曾鞏云：“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注：轉引自蔣星煜編著：《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28頁。）蒲松齡一面寫《聊齋志異》大罵科舉， “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壁，不能自達于圣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 山而去！”（注：蒲松齡：《與韓刺史樾依書》，轉引自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 版社1964年3月北京第1版，第4卷，第218頁。）可一面又不肯歇手舉業，一直考到70歲援例出貢。能像王國維“棄帖括而不 為，絕舉業而不就”，到底不容易，也是時代不同了。
　　有矛盾有沖突，自然也就有掩飾有虛偽。“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心口難一。這就 給五四英雄們留下了一方極好的馳騁戰場，留給他們一截千載難逢的歷史需求。五四英雄們 扛起“真實”的大旗，真的可以說是“造反有理”。明確的反對面，急切的時代需要，造就 了一大批時代的弄潮兒。而歷史需求乃屬可遇不可求，并不是每個時代都能提供的，時入近 代教育普及，五四后平民階層一般亦能供其子弟求學獲知，與世家后代爭途。知識分子隊伍 驟然擴容，出路上如仍死守仕途一孔，客觀上容納不下，如郁達夫投考高等文官與法官兩度 落榜。于是，價值多元化就成了較為急迫的一種現實需要。當然，如果現實入世之途實在不 通，那么還有一條路可走——出家入佛。“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不林”。隱風早起，名 句既成。清末民初，與革命思想并行其道的佛學盛行。李叔同1918年7月披剃于杭州虎跑寺 、章太炎在革命途中亦想退身佛門、魯迅于民初也曾拜讀佛經。選擇佛門，實在是沒有辦法 的辦法。但這說明知識分子將形而上之精神價值置于首位，一息尚存，堅守到底。
　　　　　　四、方方面面的影響
　　既然知識分子以形而上精神追求自得自傲，那么在道德上提出超然于俗眾的高要求，便在 情理之中了。五四時期，所有新式社團都刻意看重會員的操行。不過，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而 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形而下的世俗化始終遙控著形而上的飛矢。孔子的大同、小乘佛教、王 陽明學派所倡言的“人皆可以為圣賢”、以及如今的“小康”都可以看出思維內涵的形而下 轍印。
　　1999年，有關部門在京進行了“知識分子價值取向變化”問卷調查：對“您選擇職業考慮 的第一位因素”一欄，42.3%的知識分子選擇了能發揮自身特長、實現自身價值；對“您認 為中國多數知識分子最看重的人生價值”一欄，49.2%的人選擇了職稱、身分、名譽。盡管 以上選擇代表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形而上價值取向，但在回答“您生活中最需要解決的問 題是什么”時，則有49.6%的人選擇了相當要緊的形而下的“增加收入”。（注：參見《北京日報》1999年5月16日第6版“新聞觀察”。）這一問卷調 查被認為代表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從上一代信奉無私奉獻、無條件服從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正 逐步轉向重視個人利益、實現自我價值的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或曰：從上一代純粹精神型的 形而上奉獻走向兼顧自身利益的形而下，回歸守取中庸之態。
　　某一個歷史時期內的社會價值趨向所形成的時尚總是牢牢控制了人們的整體選擇，知識分 子亦不可能脫此窠臼。然由人文知識所砌筑而成的精神追求從本質上以否定現實為起點，以 藝術理想搭起人生設計之框架，以與政治保持距離為自得，而現實又需要他們必須掙得所謂 的社會承認，積極參與政事，分一杯羹。故而，在這兩難之尷尬中，以王實味為代表的革命 文人之悲劇便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文人的浪漫與政治的嚴酷，不可能不形成某種 尖銳矛盾。革命文人的所謂“性格悲劇”、“情感悲劇”事實上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歷史局限 ，他們的悲劇也就多了一層普通文人所沒有的沉重——既追求形而上感情的純潔性，又追求 干預現實的力度；既希望解民于倒懸，又希望問心于無愧；形而上追求的最大影響給他們帶 去無法解脫的心理矛盾。
　　當然，對一小部分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形而上追求的特性使他們十分單純，無機心 少俗慮。沈從文逝世后其姨妹與妹夫電傳挽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邏輯大家金岳霖 先生由于摯愛一代美女加才女林徽音，竟終身不娶。林徽音死后，金先生一次在北京飯店請 客，老朋友很納悶，不知為何設宴，到場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全場肅 然動容。形而上追求不僅使他們單純如處子，亦使他們因單純而強大，得有光芒四射的人格 魅力。瞿秋白將一生定位于學術與文藝，并認為由于這一牽引，才使他在政治這條道上沒走 好。如果不是有此形而上追求，瞿秋白也不可能發作他自己所說的“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 我分析的脾氣”。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貴的心靈獨白——《多余的話》。
　　“紅色的30年代”之所以能夠形成，其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馬克思主義對青年知識 分子的征服，“共產主義幽靈”深深吸引了中國知識分子，將他們一個個從科學救國、教育 救國、實業救國等軌道上拉拽到革命救國上來。追求革命事實上也是某種追求形而上。楊剛 送給哥哥一本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原本信奉個人自由主義的楊潮很快就被“幽靈”的魅 力 所征服，加入左聯并1933年入黨。喬冠華16歲入清華開始接觸西洋哲學，從而得出對馬列的 終身信仰。
　　　　　　五、個性解放之源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走出一個巨大的“之”字。從追求個 性解放出發，經過否棄個性，最后回到個性解放，在層次上達到了螺旋形意義上的那種躍升 。對自我與社會、自我與別人、自我與自我等重大關系上，更為理性地看清了自己應處的位 置與坐標。知識分子的這種認識升華與價值歸位，也可以說是本世紀中國社會在歷經種種磨 難后的最寶貴的社會財富，同時也是我們民族與國家迎接21世紀種種挑戰的最重要的社會依 靠。厲以寧先生于1999年出版了《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一書，他強調道德力量是市場與政 府之外的第三種調節，沒有精神的起飛就沒有經濟的起飛。
　　知識分子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進入現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對社會 價值各環節具有難以更替的控制力。對此，王朔曾有一通極具典型意義的言論：“我的作品 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 者最愚蠢’。因為我沒念過什么大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 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 他們控制著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 ，只有把他們打掉，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注：王朔：《王朔自白》，載《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這段話可不能看作調侃之言，其思維嚴密 邏輯清晰，自必出于肺俯。更重要的是：它說出了俗眾對知識分子因控制精神價值而自傲的 “強烈不滿”。以形而上追求為目標的精神自傲，不僅構成了知識分子的價值系統，其實也 代表人類構成了社會的基本價值體系。王朔之論顯然只是一種“酸葡萄心理”，雖在藝術中 能成為調侃資源，但對社會整體的發展卻只能起著反向的腐蝕作用，引出非理性的“痞子邏 輯”。
　　現在應該看得很清楚了：魯迅所說的“人的個體精神自由”（即形而上追求）實為一個現代 化社會的重要指標。但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整整一個世紀的過程中，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 進行全民總動員是眾多政治人物的基本思路，因此，也就屢屢出現要求犧牲個人精神自由的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國家主義思潮。從孫中山先生開始，便不斷聽到這樣的聲音 ：“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犧牲自由”，“吾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 自由者也”。將個人自由與總體自由對立起來，本身就說明了認識的低淺與邏輯之混亂。錢 理群先生痛惜萬分：“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往往在這樣的‘理由’下，作出了關鍵性的讓步。 甚至連嚴復、梁啟超這樣的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在‘國家（民族）至上’的旗幟下 ， 自愿放棄了對個體精神自由的追求。……痛定思痛，反思我們是‘在什么地方落入陷阱’， 就不能不歸之于‘國家（民族）至上’觀念的迷惑，導致了我們在個體精神自由上的決定性讓 步：精神的奴化正由此而開始。這共和國歷史上幾代人的慘痛的生命體驗與記憶，是一刻也 不能忘記的。”（注：錢理群：《絕對不能讓步》，參見《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汕頭大學出版 社1999年5月，第325頁。）
　　從形而上追求而來的個體精神自由，不僅是保證生命質量與基本人性的底線，也是防止極 端理念的最后一道堤閘。應該強調：那些極端理念總是打著最美麗的現代旗號，懸著最饞人 的未來肉餅。在一切炫人的新式理論面前，最可靠的試金石就是看其是否合乎基本歷史常識 。對知識分子來說，最基本的底線便是個體精神自由。這既是知識分子的存在價值，也是全 社會綜合平衡不可缺少的制約力量。1990年代知識界提出的警惕“民族主義”，便是對在新 的歷史條件下“國家至上”的某種必要阻遏。換言之，任何“民族主義”、“國家至上”都 必須帶著“個體精神自由”一起走，否則便是有違人類基本價值標準的假貨。
　　知識分子的形而上追求不僅對現實的形而上起著不可缺少的懷疑與修正的作用，也在社會 整體發展上，拉扯著形而下走向精神理想，制約著形而下的唯利是圖。就歷史而言，當知識 分子無論在思想上每探索一步，還是在行動上每前進一步，就等于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革命 。因此，李澤厚先生說：“哲學并不許諾什么，但它表達希望”。
　　90年代以來，不斷有人打著總結世紀經驗的旗號，提出為了壓倒一切的“民族大政”，每 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都必須為之作出犧牲，還說這是每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必由之 路”。錢理群先生從真正總結20世紀歷史經驗出發，提出：“‘個體精神自由’是絕對不能 讓步的。這是‘作人’還是‘為奴’的最后一條線。守不住這條線，就永遠走不出‘奴隸的 時代’，這本是本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如果忘掉這一切，又回到老路上， 這一個世紀血和淚都白流了。”（注：錢理群：《絕對不能讓步》，參見《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汕頭大學出版 社1999年5月，第326頁。）20世紀中國歷史證明：任何要求知識分子放棄個體精神 自由的要求，都是一種包含政治目的在內之行為，其最終將完全褥奪“個體精神自由”。所 謂現代人文精神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它不僅包含了人類歷史所有的理性積淀，也體現為一 系列不可逾越的生命權利的確認。所謂經濟發展，事實上必需得到人文精神的現實支撐，論 證各種改革與經濟行為的必要性，而各種經濟行為最終也將轉化為人文成果，推動人文精神 向更高層次躍進。如微機的普及，使地域概念日漸淡化，全球一體化的人文精神得以確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兆右頁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57～64D4中國政治裴毅然20022002形而上精神活動乃知識分子重大特征。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甚富特色，具有諸多歷史內 涵。對中國知識分子形而上精神活動進行研究，將使我們看清其方方面面的影響，以便進一 步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特質與局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形而上精神追求/個性解放/modern intellectuals in China/metaphy sical pursuit/individuality liberation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Need for Metaphysical ValueMetaphysical activities are an important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s.There are　more characteristies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i s field,Studies on this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its effect multi-facetedly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property and limit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 tuals.上海財經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433/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China,200433　　裴毅然(1954—)，男，杭州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學報57～64D4中國政治裴毅然20022002形而上精神活動乃知識分子重大特征。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甚富特色，具有諸多歷史內 涵。對中國知識分子形而上精神活動進行研究，將使我們看清其方方面面的影響，以便進一 步認識中國知識分子的特質與局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形而上精神追求/個性解放/modern intellectuals in China/metaphy sical pursuit/individuality liberation

網載 2013-09-10 21: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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