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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前景如何？如何才能促進中國社會工作的良性發展？這是近年來我國社會工作學者考慮得比較多的問題。影響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因素很多，如果從社會工作最核心的要素來看，我們認為，主要涉及三個因素：政府、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公眾。社會工作制度化、社會工作專業化和社會工作社會化，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三重理想境界，也是社會工作發展的必經之路。
　　一、社會工作的制度化
　　現代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助人利他的社會行動，既不是奉獻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而表現出制度化利他主義的基本特征。社會工作利他行為是有組織的集體行為，這種社會行動是受特殊情境中的社會準則以及社會所能提供的資源控制的，并非直接來源于社會工作者個人的動機或道德。社會制度提供的資源和規則為社會工作分別確定了支持的向度和制約的向度，從而使得社會工作者個體經濟理性行為轉化為具有終極關懷倫理意義的集體價值理性行為。這樣，這種利他主義就打上了制度的烙印，是制度支持著社會工作的利他主義。離開了制度，社會工作的利他行為就無以發生，社會工作作為社會公益事業也不能持續有效地發展。因此，我們把這種利他主義稱之為“制度化”利他主義（Institutionalized altruism）。①
　　社會工作是如何制度化的？其資源和規則主要來源于哪里？我們認為，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都有可能成為社會工作制度化的源泉。現代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政府社會、經濟社會和市民社會。相應地，存在著三大塊機構：國家政府機構、市場機構和社會工作機構（廣義的）。它們各自承担著不同的功能，遵循著不同的游戲規則。政府機構是管理機構組織，市場機構屬于營利組織，社會機構屬于非營利組織。
　　政府在社會工作制度化中起著核心作用。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政府社會工作制度化功能的最顯著的體現。當前我國將進入社會政策時代，以改善弱勢群體和廣大民眾的生活狀況為目的的社會政策正普遍形成，并被逐漸有效實施。社會政策是影響社會工作的動力機制、穩定機制和協調機制。政府部門將關切到哪些群體利益的客觀事實優先“制度化”為社會問題，并動用社會資源加以解決，這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對社會工作的范圍以及重點對象的導向作用。目前，我國社會政策的“經濟化”和“福利一元化”、局限在政府機構的“部門利益”來制訂政策以及正確的社會政策實施“走樣”等問題的存在，致使中國社會工作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我國的救助事業投入嚴重不足，這種援助只占政府支出的一小部分。2004年，國家用于撫恤和社會福利的總支出為563.46億元，占GDP的比重為0.4％。② 社會工作政策的中國制度化需要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在向國外借鑒的基礎上尋找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社會政策，促使我國社會政策由官本主義和事本主義向民本主義、人本主義轉變，使社會政策能夠有效地起到保護弱勢群體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在社會工作制度化中起著主要作用。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和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在大政府小社會的情況下，政府無論對企業、還是社會機構，都是直接管理，而且是一管到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首先從國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隨著這一塊的“放開”，政府主要把管理的重點放在社會層次上，設置專門的行政機構和人員，設置專款來進行社會管理。然而，社會效果并不理想，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社會問題增多，社會工作需求增大，政府的財力難以支撐；從事社會工作的政府人員往往不是出自個人的信念和興趣，因而工作起來不是盡心盡力；更為嚴重的是存在著挪用救助公款、中飽私囊的現象。因此這種管理社會的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得政府的形象受到某種損害。由此看來，國家在對社會的管理上也存在著職能轉化的問題。國家應當從過去那種對社會的直接管理中退出來，轉變為間接管理。那么非營利性組織就成為政府開展社會工作的極好幫手。非營利組織在參與社會工作制度化方面具有極大優勢。民營組織是有效實施社會政策的重要組織力量。與政府的工作人員不同，這批人不受科層體制的約束，有著獨特的社會工作價值觀念，本著對捐助人和受助人負責的原則開展工作，使雙方受益。他們似乎在體制之外，但實際上又與政府的工作方向一致，是對政府工作的支持，因此政府對民營組織也會有所投入。社會工作組織作為職業團體也可被包括在社會機構（非政府組織）這個大的體系內，它是這棵大樹的分支，依托著這棵大樹。非政府組織不僅為社會工作提供基金和各種財力、物力支持，而且它們本身就具有較強的社會工作服務觀念和道德準則，注重服務內容和形式的標準化、程序化、規范化，讓服務對象滿意，使社會受益。它們價值理念和方法技術，對促進社會工作制度化提供了很好的模式。
　　企業在社會工作制度化中起著基礎作用。資源是社會工作的生命線。像任何組織一樣，社會工作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都有賴于充足的資源。資源缺乏是目前我國發展社會工作的最大障礙。企業對社會工作制度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的發展才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工作必須以企業發展的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這是企業對社會工作的間接推動作用；二是直接的作用，即企業直接為社會工作提供捐款和物資等資源。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形象主要取決于政府的評價，而在政府看來，哪個企業上繳的利稅多，哪個企業的形象就好，政府就會給予大量扶持。因此，企業對社會沒有承担責任和義務的積極性，缺乏動力和壓力，從而斷開了企業與社會公眾的聯系通道。企業成了生產的機器，盈利的工具，難以有良好的公眾形象。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的形象成為公眾形象，“要公眾買我”，必須首先“要公眾愛我”。有鑒于此，企業越來越重視社會責任感，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利潤和自身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國家在對社會的工作中引入了競爭機制，采用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來引導社會工作。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把對企業的管理與對社會的管理結合起來，在兩者之間架起相關的橋梁。例如，過去，國家通過向企業征稅，其所收的相當一部分是用于社會的公益事業。本來這項資源來源于企業，但是這個環節由于政府的中介從而使得企業的對社會的貢獻變得模糊而匿名化了。企業的納稅成了純粹的經濟行為，而與社會發展無關。現在則對企業實行納稅的社會獎勵政策，即企業可以通過對社會的直接資助來抵消相應的納稅款額，這樣企業雖然只出同樣的錢，但這筆錢由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轉化為社會效益，更重要的是，這種社會效益又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二、社會工作的專業化
　　中國社會工作尚處于低級水平，還沒有達到國際社會公認的那種專業化水準，經驗的、政治的、行政色彩濃厚是實行社會工作專業化進程中的主要障礙。按照美國E·格林伍德對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分析，它是指社會工作在系統理論、專業權威、社會認可、倫理守則和專業文化五個方面逐漸發展、成熟和完善的過程。包括：從業人員的專業化、工作方法與技巧的專業化、職業道德守則的專業化、工作內容性質的相對穩定性、教育培訓的專業化、從業資格的專業化等。社會工作專業化在社會上的表現就是社會工作的職業化，主要包括職業道德守則的完善，職業資格標準的確立，職業工作者的產生等。羅伯特·K·默頓指出，專門職業必須具備三重性價值：求知（knowing）價值，即專門職業獲取系統化知識和專門技能的價值；實用（doing）價值，即專門職業具有的獲取訓練有素的能力和技術技巧的價值；第三重價值也是默頓所特別強調的是援助（helping）的價值，這是將知識與技能結合起來，以服務他人為取向的職業價值。對這種援助價值的支持和確認就是利他主義規范的確立，默頓稱之為“制度化的利他主義”。③ 社會工作的性質就具有默頓所講的“制度化的利他主義”特征。社會工作作為一門職業，首先必須是能解決人的實際問題，能滿足受助人的某種需要，并且能作為從事該職業的人的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這一點，社會工作從它產生的那一天就已具備。然后在其發展過程中，則是社會工作逐漸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在向專業化方向發展過程中，又鞏固了其職業地位，完善了其職業性能。同時，職業化反過來又可以促進該專業向縱深發展，促使該專業的成熟。因此，社會工作的職業化與專業化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
　　社會工作專業化涉及到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尤其是與社會學的關系問題。我國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晚，是從社會學分化出來的。盡管實際上這是兩門性質迥異的學科。社會工作專業化要處理好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的關系問題。兩者首先是有區別的。任何一門學科都由三大要素構成：研究對象、學科性質和方法論。社會學是以社會及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社會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社會學也研究人，但研究的重點是社會層面上的人，通常是以群體為研究單位，研究社會協調的機制和條件；社會工作的對象是某一類特殊人，即遇到困難和需要解決問題的人，主要包括：異常群體、越軌群體、弱勢群體，重點是弱勢群體。兩者都以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作為研究核心，但社會學側重的是作為決定個人的社會，研究個人也是為了維持社會的協調；社會工作側重的是作為遇到困境的個人，研究社會是為了找到引起個人問題的社會原因，反思社會制度的解決辦法。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前者以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背景，多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其重要點是：研究個體是為了研究整體，遵循著從個體到整體的研究邏輯。主要特點有：原子論假設（把整體分解為基本單位或個體，并假設個體之間具有同質性，因而能夠制作統一的調查表格進行調查），操作主義，數學統計分析；后者以反實證主義為方法論背景，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其重要點是：把個體作為研究本體，遵循著從個體到個體的研究邏輯；主要特點有：注重個案研究（幸福的個人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個人各有各的不幸）；對問題的原因作多元的、全面的了解；深描法，對個人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尤其注意隱藏在表面現象后面的深層次原因；地方性知識，聽從案主的觀點和意見（所謂自決）。社會工作的價值介入性強，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研究對象都有價值介入。社會工作是實踐性很強的工作，通過自己行動去直接影響和改造社會事件，直接參與過程，因此它不是停留在理論的描述或僅僅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上。從層次上來看，社會學屬于宏觀層次，是在宏觀上對具體社會工作進行理念導向、方法論指導；而社會工作屬于具體操作層次，是對具體的服務對象提供其需要的社會服務。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與社會學有著密切的聯系。表現在，社會工作是社會學的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因此必須以社會學理論為基礎，應用是理論的應用，沒有理論就沒有應用；從應用性的成果來看，必須提升到理論的層次才能具有普遍性價值。社會工作實踐的過程也是知識積累的過程，也是理論研究的過程。社會學本身是個多范式的學科，社會工作者們向社會學采擷理論時也呈現多元化。如果缺乏理論的指導，社會工作只限于實務性，就會對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無法捕捉其實質和關鍵，只能就事論事，在社會工作實務過程中迷失基本的目標和方向。英克爾斯在其名著《社會學是什么》中指出，學術界并不是一艘防水船，不是整整齊齊地分為幾個單獨的知識防水艙的。社會工作專業化是開放性的，社會工作應跳出狹隘的專業范疇，樹立大專業的思想。當代的社會工作學者應是多學科復合型結構人才，其知識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醫學、信息科學等。社會工作專業化不是要排除其他學科的知識，相反，越是專業的，就越是知識多樣的。
　　發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事業和落實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認證制度是解決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根本途徑，因為只有這樣，社會工作才會滿足中國現實的社會需求，也才會被中國社會本土所接受。發展社會工作教育是基礎，但專業化的根基在社會。正如阮曾媛琪指出的，專業地位及認可是外界所賦予的，我們應著力的方向是積極尋找在社會轉變中社會工作專業的方向和定位；專業化絕不等同于專業注冊制度，也不等同于專業資格④。否則，即使通過考試拿到了社會工作的學位證或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也難以在社會中找到合適的位置。社會工作專業本土化其實質是社會工作教育中所灌輸的理論和實務知識能否符合和滿足中國社會現實需要的問題。為此，在社會工作教育中，必須制定一套切合中國實際需要的社會工作教育體系。使得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畢業后走向社會，能夠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在解決社會問題，維持社會秩序與和諧中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實實在在的表現和對社會的貢獻，來贏得公眾對社會工作的認可和信任。
　　三、社會工作的社會化
　　社會工作的社會化主要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社會工作首先要得到其工作對象的認可和接受。第二方面的意義是社會工作要得到全社會的認可并廣泛的參與。
　　社會工作是助人自助的工作，這種界定只是就我們社會工作者而言的。關鍵的還有另一方，就是社會工作的對象的求助需求。社會工作是非贏利性的，但也符合市場的規律，有“市”才有“場”，社會工作服務的供給是求助者需求的因變量。說社會工作是助人的，并不意味著這種幫助不是雙向互動的結果，同時也不意味著受助者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社會工作者的助人行動不會憑空產生，是作為對受助者狀況的反映或者是受助者主動求助的結果。其次，社會工作者對受助者的援助能否有助于實現社會工作的目標，也取決于受助者對幫助能否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若僅僅社會工作者因受助者的不幸而產生了對他幫助的意向，但受助者對自己的狀況渾然不知，甚至不以為然，那么社會工作者的幫助也就失去了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工作者的助人行動是“情境建構”的，是在與受助者的互動中形成的。在現代社會，出現了所謂的“關懷市場”，這種市場滿足的是人類關懷與被關懷的需要。社會工作組織是關懷市場的杰出力量。關懷市場的另一方——當然是有明確需要被關懷意識的群體，主要包括病人、窮人、流浪者和喪失人生信念的人。關懷市場是由關懷的需要與接受關懷的需要所共同推動的。
　　在我國社會現實中，社會對社會工作組織提供的服務“客觀上”存在著巨大的需求，但是卻沒有轉化為受助者主觀的需求，沒有與社會工作的供給銜接起來。我國公眾有了問題、遇到困難習慣于找政府、尋求媒體或法律的援助，但不會想到要去尋求社會工作的援助。這使社會工作處于一種有服務供給而社會公眾不屑于接受的尷尬境地。究其原因，一是人們對社會工作不了解，甚至有誤解，把社會工作等同于義工，只能臨時做做好事，而不能像政府、法律、媒體那樣具有強大而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社會工作幫助的都是弱勢群體，他們缺乏社會資源。社會資源包括社會權力、地位、知識水平、群體組織化程度等。那些處于劣勢地位的社會群體，往往是遭受社會不幸和痛苦最多，但卻最沒有能力將其不幸和痛苦建構成社會問題的群體，也就不能尋求制度化的援助，其中包括對社會工作的求助。在弱勢人群中往往彌漫著悲觀主義的宿命論色彩，在這種價值觀中，自然很少有社會問題的觀念：把廣泛的貧困、疾病的蔓延等問題簡單地當作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合理存在的。這樣，他們就會放棄改變自身狀況的求助行動，而聽天由命。弱勢群體的命運悲劇轉化為性格悲劇，這是非常危險的，是開展社會工作的大忌。
　　可見，中國社會工作社會化所遇到的首要障礙就是受助者的可能缺失和流失，就如同企業沒有顧客就無法生存和發展一樣，社會工作如果沒有求助者的接納和信任，也會從關懷市場上喪失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要解決這個問題，社會工作組織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建立自身在社會中的良好形象，顯示社會工作解決問題的優勢力量；社會工作者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幫助受助者認識到自己的“不幸”，強化問題意識，進行價值介入，這樣才能使救助者配合社會工作者一起來解決自身問題。
　　社會工作社會化應該具有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社會公正理念在社會中獲得普遍認可，社會工作得到公眾的支持并有廣泛地參與。就這方面來看，我國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國公民缺乏社會平等意識的自覺，志愿精神還不夠強，積極參加志愿行動的人占總人口比重不高；社會工作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一些人把社會工作僅僅當作“剩余”性工作（即指社會工作是政府當有剩余資源時才愿意推行）、“消耗”性的工作（認為社會工作只耗用資源而不具備生產功能）和“補救”性的工作（認為社會工作只是作善后服務的）來對待。社會對社會工作的排斥態度阻礙了社會工作的正常發展進程。
　　一方面，我們既要把“把社會工作納入決策主流”，使政府領導和權力階層關注弱勢群體，做出政策承諾。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把“社會工作納入社會主流”，促使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廣大民眾接受和積極參與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化發展的好處在于：使公民更有社會責任感，激發廣大公民的同情心；社會工作組織可充分利用社會上豐富的資源，組織和調動更多的志愿者參與公益性活動，形成廣泛的社會支持網絡。這樣，同情弱勢群體的事業就不僅僅是少數人的事業。同情的社會化、普遍化，有利于促進社會合情性的擴大與發展，使得社會更為和諧，人際關系更為融洽。同時，由于改變了傳統的由上至下的幫助路徑，對于被幫助的弱勢群體來說，不僅得到的是一種更為直接友善的人際關懷，更為重要的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尊嚴。社會學家們認為，國家有責任也有義務幫助社會成員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但是，國家畢竟是機械的政權機器，它至多能夠提供一些服務設施和有序的管理，人性化的友愛和同情心仍需要人們相互給予。那種以利他感和團結紐帶為基礎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應該受到鼓勵和提倡，而不該被國家非個人化的機制所取代。⑤
　　在上述三重境界中，社會工作的制度化是保障，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及其合法地位需仰仗社會政策的支持和保護，這是中國社會工作初級發展階段所要求解決的主要問題。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是關鍵，是社會工作制度化要實現的目標，反映了社會工作制度化所提供的資源和準則的實現程度，同時也是推動社會工作社會化的動力。社會工作社會化既是社會工作制度化和專業化的實現機制和群眾基礎，也體現了前兩者的社會效果；在一定意義上，社會工作的社會化表明中國社會工作進入成熟階段。如果說，社會工作制度化著眼的是社會工作的自上而下的建構，社會工作社會化則強調社會工作的發展要走自下而上的路徑，那么，社會工作專業化就是溝通兩者、協調兩者的中介和橋梁，使得決策高層與普通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之間能夠通過專業化的社會工作保持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從而達到既維護社會秩序，又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理想境界。
　　注釋：
　　① 郭景萍．現代社會工作的基本特征：制度化利他主義[J].社會科學研究，2005,(4).
　　② 盈竹．影響中國小康進程的十大焦點問題[J].小康，2005,(12).
　　③ ［美］羅伯特·K·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M].北京：三聯書店，2001.131—132.
　　④ 阮曾媛．邁向二十一世紀香港社會工作的趨勢、挑戰與使命[A].何潔云、阮曾媛琪．邁向新世紀：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新趨勢[C].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9.446.
　　⑤ ［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502.

探求廣州16～20C4社會學郭景萍20072007
社會工作制度化/社會工作專業化/社會工作社會化/三重境界
社會工作制度化、社會工作專業化和社會工作社會化，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三重理想境界，也是社會工作發展的必經之路。三者的逐漸遞進發展，反映出中國社會工作的不斷深化、普及和成熟的過程。如果說，社會工作制度化著眼的是社會工作的自上而下的建構，社會工作社會化則強調社會工作的發展要走自下而上的路徑，那么，社會工作專業化就是溝通兩者、協調兩者的中介和橋梁。
作者：探求廣州16～20C4社會學郭景萍20072007
社會工作制度化/社會工作專業化/社會工作社會化/三重境界

網載 2013-09-10 21: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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