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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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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產生不同文化。當今，舉世公認最完整、最發達、影響最大的文化巨流是以古希臘、羅馬文化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以華夏文化（黃河、長江流域）為主的東方文化。中西文化差異點很多，這里僅就主要方面作一扼要比較。
　　在歷史淵源上，中華民族歷時五千年，淵源一貫，自堯、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統，經久不衰，世所罕見。漢唐以后，雖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其核心卻始終未有所動。西方文化有三個來源：希臘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倫和愛琴文化）、羅馬文化、希伯來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藝復興，并在吸收了北非、西亞先進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見其源雜。
　　在歷史觀上，西方人主易變，演進、發展；中國人主不變，循環，法先王，重榜樣。中國人重歷史，西方人重哲學；在人生態度上，西方人進取，也易趨絕望，好走極端，比較執一；中國人重節制，講持中（中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知足常樂是典型表現。
　　在認識路線上，西方人重知識性分析、邏輯驗證，好對事物進行細密解剖，層層推衍，因而有較高的抽象思維、邏輯推理方法；中國人重直觀感受，切身領悟，慣于對事物進行整體觀照，養成生動活潑的具體思維及一套取譬托諷，言近旨遠的表達方式；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總體上是由內向外的思維方法——科學性差；西方人總體上是由外向內的思維轉化——科學性較強。
　　在意志方面，西方人主張鼓勵欲望，中國人主張容忍欲望，西方人鼓勵能動性，中國人既鼓勵能動性，又鼓勵默從。西方人把進步的存在理想化，中國人把現實的存在理想化。西方人致力于改變事物，中國人則以自然的態度去經受改變。西方人把財富的生產理想化，中國人把對生活享受理想化。西方人的理想個人是一個專家，中國人的理想個人是一個享受生活者。中國人熱衷于仕途，所以人們總在政府官員中尋找偉人，而西方人則在政治、體育、娛樂界中找尋偉人。
　　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兒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間的尊卑長幼都平等地接受最后的審判。在中國，人不相信上帝審判或來世天國。于是，人執著地從理智到情感，從現實到觀念，都處在這個細密復雜的人世的倫常關系網絡中。我是誰？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婦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質就在這網絡之中。人只有關系，人的“自己”不見了，個性、人格、自由被關系、集體、倫常所淹沒而消失。人被規范在這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中，他的思想、情感、行為、活動都必須符合這“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存在或本質。于是父有為父之道，子有為子之道，此即“道在倫常日用之中”。沒有脫離人世的“道”，“天道”也不過是這“人道”的同構而已。這與西方認為有獨立于人世的宇宙自然，有超越世間的主宰上帝，有自然律是大不相同的。
　　不僅如此，就在日常生活的一般習慣中，也有差異性，見面打招呼，英國人說“早上好！”中國人問“吃飯了沒有？”路上見面，英國人說：“天氣很好，是嗎？”中國人問：“上哪兒去？”西方人覺得這是“干預私人事務，”在中國卻正是行之久遠表現出某種“人際關系”的習慣。本來你的存在與行為，都是集體的一部分，“集體”是有權過問和表示關注的。在這里，個體的存在、行為是被規定、束縛在綱常秩序的社會關系中，這里難得有個體的自主、自由、平等與獨立。當人被稱道或贊譽時，西方人常常回答：“謝謝你”即已足夠。中國人卻習慣于謙遜不惶地推謝：“過獎”、“不敢當”，這正如中國人不很習慣于夸耀自己的才干、能力一樣。這種種謙虛無非是有意識地去壓抑、貶低、掩蓋個性主體。以尊重、護衛、高揚集體（社會）的倫常秩序。中國人的吵架，也習慣于由第三者的調停、協商解決，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觀審斷。所以禮俗代替法律，國家變為社會，關系重于是非，調解優于判定。“理無可恕”卻“情有可原”。這說明中國以“禮”教為特征，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已滲透到一般現實生活中、風俗習慣中，形成了超越具體時代、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
　　　　二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的存在與發展既受社會的制約，又與社會相互依存。因此，語義不能不受社會文化的制約與影響，中西文化差異也必定導致語義歧義。
　　第一，有些詞由于受特定的文化背景限制，很難從字面去理解其真正含義。《美洲華僑日報》曾登載過這樣一則小故事，一位“老美”漢語學得不錯，特別愛聽用漢語演唱的歌曲，有一次他和一位華人朋友一起欣賞一首香港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女子送丈夫出門的情景，其中有這樣兩句唱詞“雖然已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這位“老美”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丈夫出門與開花有什么關系。后經華人朋友解釋才恍然大悟。又如，美國俚語中科學者為egghead（雞蛋腦袋），這在漢語中找不到相應的形式和涵義（這是對知識分子的蔑?疲潁保梗担材昝攔裰韉匙芡澈蜓∪聳返儻納救擻兄斗腫悠剩畈刻?大，故有此稱）。同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曾一度被污蔑為“臭老九”，如果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很難理解這一稱呼的含義。
　　第二，任何一國的語言都有其地域性、民族性、歷史性，乃至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因此有些詞語是很難從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同義詞語來表達的。比如英語中的uncle，到底是叔父呢，還是伯父、舅父、姨父、姑父，在翻譯中很難確定。英譯漢有這樣的問題，漢譯英也有這樣的問題，中國一個“禮”字，要有十幾個英語單詞來譯，才能譯出它所包含的意思，但沒有一個單獨的英語單詞是和它相當的。英國人對吃下午茶特別講究，普通吃蛋糕一類的茶點叫lowtea，吃肉類的叫hightea，這在漢語中沒有對應詞。同樣，漢語中“推敲”在英語中也沒有對應詞。由于這種語義的不完全對應，英語原文和漢語譯文最終不可能完全等值。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差異，英語的某些詞匯所標示的客觀對象對中國人來講是陌生的。反之，漢語的某些詞匯所標示的客觀對象對英美人也是生疏的。因此在翻譯中很難用對應詞進行語義傳遞。美國社會出現的“hippies”、“yippies”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即使譯作“嬉皮士”、“噎皮士”仍不能表達原英語詞義的全部外延與內涵。同樣，漢語中的“赤腳醫生（bare foot doctor）”“干部（cadre）”、“炕（kanq）”、“饅頭（mantou）”、“叩頭（koutou）”等詞的英譯語義也很難讓沒有在中國生活過的英美人透徹理解。
　　第四，由于不同的世界觀，反映在語言里，也造成文化上的差異。同一客觀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價值，引起不同的聯想，具有不同的內涵。英美人喜愛狗（dog），很多習語中dog用來指人，并無貶義。例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個幸運兒）、old dogs can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難學新藝）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日）。但在漢語中，有關狗的詞語都含有貶義，如“狗仗人勢”、“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走狗”等。再如漢語中的“白象”、“金雞”，不但沒有什么不好的含義，反而含有可愛、吉祥之意，所以被選作兩種名牌商品的商標。殊不知，在英語中white elephant為“無用之物”，英國甚至忌用大象做圖案，認為它是笨拙的象征。golden cock中的cock更是一個污言穢字。“孔雀”在中國是喜慶的標志，可是在英國卻把它看作淫鳥、禍鳥，連孔雀開屏也被認為是自我炫耀吹噓的表現。“龍”在英語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可怕的、惡的象征，在中國古代，“龍”卻是皇帝的象征。中國人視“蝙蝠”為吉祥之物，西方人卻視之為非禽非獸的異類。因此，我國生產的“蝙蝠牌”電風扇出口時不得不變換商標名稱。
　　第五，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學是英語國家傳統的主體，“天”和“王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精神支柱。“天”這個詞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其內涵都指宇宙萬物的主宰，但在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它產生的聯想卻有差別。歐美人多信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而在傳統上，中國人只有“開天劈地”的盤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爺”。“上帝”（God）和“天老爺”所代表的東西不相同，含義也不一樣。“上帝”具有濃厚的基督色彩，是歐美文化的個性。雖然我們可以把英語的“My God！”譯作“天哪！”，但反過來把漢語中的“天”譯為“God”就不大合適，尤其是古典文獻的翻譯。因為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上帝的概念。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中，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閻王”、神話中的“龍王”等概念在歐美文化中都不存在。
　　第六，客觀對象相同，但由于社會文化的差異而使同一個詞具有不同的內涵。英語中orphan與漢語中“孤兒”是對應詞，但二者并非絕對同義。漢語中的“孤兒”作死了父親的兒童或失去父母的兒童解；英語的orphan作a person（especially a child）Lackngione or both parents（一個失去單親或雙親的孤兒）解。很明顯，漢語的孤兒強調“喪父”這一概念，而英語的orphan卻無這一內涵。漢語的“家”、“家庭”相當于英語中的family，但兩者之間也存在文化上的差異，英國人的家庭屬nucleus family（核心家庭），兒女成人之后，各自組織以個人為核心的家庭，兒女并無瞻養父母的法律責任。中國的傳統家庭屬entended faimly（延續型家庭），子女有瞻養父母的法律責任與義務。在家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處理這一關系方面，二者也存有差異。
　　第七，文化中的文學傳統也對語言使用有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希臘、羅馬神話和我國的一些傳說和神話。古希臘文化擁有各種各樣的神：有主神宙斯，太陽神阿波羅，文藝女神繆斯。古羅馬文化也有春天女神維納斯，小愛神丘比特等等。這些都成為歐美人的共同文化遺產，由此產生的一些典故，如Pandora's box（罪惡之源），Judas kiss（背叛行為），Achilles'Heel（致命弱點）等，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是陌生的；而外國讀者對于我們的“盤古”、“嫦娥”、“牛郎”、“織女”也是生疏的。對于這類特定的文化產物，在翻譯中應意譯或直意結合或附加說明。
　　第八，特定的地理環境也使語言交際出現語義歧義。中國人心目中的“東風”是溫暖的，能使草木萌芽，萬物生長，仿佛和春風相似。唐德宗的詩中有“東風變梅柳，萬江生春光”的句子。明朝的藍茂也說“東風破早梅，何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可見東風和春天是密切聯系的。但英國的east wind（東風）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寒風，和我國的西北風相似。英國大文豪Charles Dickens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How many winter dayshave I seen him，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在許多的冬日，我都看見他，鼻子凍得發紫，站在飛雪和東風之中！）
　　第九，思維方式不同也形成文化上的差異，反映在語言上，也常常給外語學習者帶來障礙，產生歧義。中西文化都把時間看作一個連續體，但在用“前”和“后”分別指過去和未來時，它們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觀點，傳統的中國人仿佛是面朝過去站著，把已經發生過的事看作在前面，而把將發生的事情看成在后面，例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則正好相反。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不過我們說到故事的后面去了）。
　　英國女作家Jane Austem寫的一篇小說《說服》（Persuasion），說的是三姊妹的故事。大姊Elizabeth為小說的第一人稱Ｉ，二妹為Ann，三妹為Mary，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問Elizabeth有幾個姊妹時，她的回答一定是：I havetwo sisters-Ann and Mary。這也是中國人的思維和西方人不同的地方。中國說的姊妹，要把父母生下的全部包括在內，自己自然也不例外，而英文則重在“你有的”當然不能把自己包括在內。如果說I have three sisters，I加上three豈不憑空多了一個人，而變成姊妹四個了嗎？
　　第十，英語語言的習慣表達，也往往使學習者陷于語言“陷阱”。英語中有不少詞組、成語和習慣用法，從字面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意思，并且這一意思往往與漢語的某一詞匯合拍，使學習者輕松地挑選了那個合拍的漢語詞匯，卻造成了錯解、錯譯。實際上，這些英語詞的內在含義不是字面意思簡單的總和。例如：“Confidence man”騙子（不是信得過的人），“mad doctor”精神病科醫生（不是發瘋的醫生），“Criminal lawyer”刑事律師（不是犯罪的律師）“talk horse”吹牛（不是談馬），China policy對華政策（不是中國政策）。
　　　　三
　　由于文化差異，不同國籍的人相互交往，往往發生隔閡或產生誤會，甚至感到不快。文化差異性越大，越應該加強交流，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古代史上各自發展，交流稀少，互不沖突的兩大文化區域，迄今為止，中國文化仍然是歐洲最生疏的文化。通過交流，一些國家古老的智慧，在另一些國家會開出燦爛的現代之花，從而加速文化的繁榮與進步。因為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一靠自身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積累和進步；二是靠外來文化的不斷補充、豐富、啟發、刺激與沖擊，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競爭中壯大自己，減少差異性。
　　　　　　　　　　　　　　　　　　　　　　　　（責任編輯　方建春）
　　
　　
　　
固原師專學報080-083H1語言文字學馬生倉19951995 作者：固原師專學報080-083H1語言文字學馬生倉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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