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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 —1698（2000）01—0017—09
　　　　　　一
　　國際社會日益增強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給人類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帶來了深刻變化。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 其基本特點包括：（1）有的單純從政治學角度認識全球化，視全球化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西方價值觀一統世界的過程，但這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內容，也不是當前全球化的本質之所在。（2 ）有的單純從世界貿易的多邊化著手來認識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本質在于國家貿易體系的自由化，但這僅只是從現象上理解全球化，沒有抓住本質。（3 ）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機械的客觀歷史進程，不以具體的環境、體制、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態為轉移，其決定因素是技術進步，各國只能去接受和適應它，其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全球化的驅動力。（4）對全球化的分析僅滿足于“雙刃劍”的范式，羅列了全球化的利和弊，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如何面對和適應全球化問題。
　　全球化首先表現為一個經濟過程，即效率第一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各國內部在外界壓力下結構變遷、階級整合和個人意識覺醒的社會過程，即社會現代化過程，因而全球化還自然表現為一個政治過程。（注：王逸舟《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政治穩定與國際關系》，《學習與探索》1998年第5期。 ）當前世界全球化的本質既不能從純粹的政治學理論角度也不能從單純的經濟學角度來認識，而必須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高度來加以把握。全球化是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應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辯證統一的高度來認識全球化。同時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最易遭受沖擊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研究應如何面對和適應全球化問題，更具現實意義。
　　　　　　二
　　分析和理解全球化的問題應剖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和運動規律，因為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與變化，總體上仍取決于西方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了……，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馬克思敏銳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它自始至終是一種擴張性制度，是一種“全球性”的制度。全球化不是一種條件或一種現象，而是一種已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進程，“自四、五百年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社會形態在世界上出現以來，這一過程就開始了。　 ”（注：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1997.李慎之在《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載于《太平洋學報》1994年2 月） 一文中也同樣指出“自從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半球會合之時起，全球化進程就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資本積累、競爭和利潤最大化，已經從意識上滲透進世界每一角落，……甚至于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外圍，一切經濟活動也按這一邏輯來進行的”，“資本主義正在成為全球性制度”。（注：Ellen Meiksins Wood, 'A Reply to A · Slanandan',Monthly Review, Feb, 1997。）可見，全球化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過程，是使整個世界范圍“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進程。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其根本驅動力在于資本積累的內在沖動，（注：宿景祥《關于全球化的幾個基本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科技進步為這一進程創造了必要的客觀條件， 但技術因素本身不能決定社會制度的變化。馬克思已深刻揭示出擴張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永久性因素的原因在于從外部取得更大利潤的可能性。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這一理論，指出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Rosa Luxenburg，1912 ）：“與世隔絕的”、“抽象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通過包圍非資本主義空間來生存的，因而也就引出了帝國主義歷史必然性問題，整個帝國主義無非是“積累的一個特殊方法”，即為爭奪新的地區展開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競爭，今天的“全球化”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是使資本盡快發展，達到其存在的客觀極限的最可靠手段。“當這種空間被用盡時，將帶來最終危機，并使資本主義無路可逃。”（注：轉引自布哈林《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布哈林文選》（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歷史不可能終結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因為這一進程并非“自然的歷史過程”。
　　全球化歷史進程發展到20世紀70—80年代，其性質、結構和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從舊全球化時代向新全球化時代的重大轉折。這主要表現在：（1）經濟基礎上：直到20世紀中葉， 舊全球化時代的產業經濟基礎一直是工業文明，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先進的工業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對落后國家的統治；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后工業時代”，產業經濟基礎從工業文明轉向以信息與通訊、電子、空間技術，生命技術等高科技為主要支柱的后工業文明，初步完成了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后工業文明的經濟—政治—文化控制體系的過程。（2 ）結構內涵上：舊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建立了“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兩極結構為基礎的“中心—邊緣”發展格局，新全球化時代和基本結構為“后工業文明—工業文明”，資本積累的結構中資本取得了對勞動的優勢，使金融市場全球化成為全球化的核心。（3 ）全球化的內在張力上：舊全球化時代的全球化是以民族國家為基點，以大一統的抽象理性與野蠻殖民地主義來實現的，兩極間的張力十分有限。而新全球化時代則以跨國公司與文化碰撞為基點，以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為契機形成“一體化”與“多元化”并存格局，兩極間保持著很大張力，（注：〔2〕任平等《公共哲學（四篇）》《新華文摘》1999年第8期。）任何跨國公司都不能無視各民族國家與地區的差異。同樣，在全球范圍內的政治—文化層面上，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對話與合作，又存在著差異與沖突。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指出：在農業社會，主要矛盾發生在人與自然界之間；在工業社會，主要矛盾存在于人與機器等工具之間，而在后工業社會，主要矛盾存在于人與人之間，具體而言，差異主體間的交往或一體化中的多元化及沖突，將成為后工業文明的主要難題。同時，這也是以后工業文明為基礎的新全球化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多元主體間通過相互作用和改造共同的中間客體而結成網絡關系的物質活動即交往實踐。交往實踐觀認為當代社會的本質是全球化交往社會，進而構成不同于私人領域的公共空間，這一空間是由多層次的交往活動即物質交往、精神交往和語言交往等構成。作為交往社會和公共空間的基礎，交往實踐是由“主體—客體”與主體際雙重關系的統一構成的整體，即“主—客—主”結構。“公共空間”不是簡單的“類”聚合，而是多極主體間的交往關系的整合形態。新全球時代的社會形成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一體化”與“多極化”兩個相反相成的向度。它們之所以能對應生成，其內在機理正是由于交往實踐雙向建構與雙重整合的產物。所謂雙向建構，即指交往實踐一方面具有公共整合性，在多極主體基礎上建構全球性交往共同體；另一方面，交往實踐具有返身性，各交往主體將在交往中所獲得的一切用來重建自我，形成具有差異的獨特個性的自我。所謂雙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產生主體系列，形成參與全球公共交往的多極主體，另一方面對應整合而生成交往關系系列，即全球性公共領域內經濟和政治的新秩序、新格局。（注：任平等《公共哲學（四篇）》《新華文摘》1999年第8期。 ）交往實踐具有廣延性、層次性和歷史性，以及結構多重性，不能僅關注如何重建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考察公共交往的結構與規則，還應在意義——價值層面上進一步透析交往共同體內部的意義取向、價值認同與規范制約問題，公共政策與公共機構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危機及其解決的可能性等，更應在辯證結構的層面上考察與預測公共領域內的規范結構與否定結構的相互關聯及其運動的未來趨向。
　　　　　　三
　　發展中國家期待著從全球化交往中獲益，但全球化的交往實踐及其對社會和文化的不同效應，可能會妨礙這一目標。如果全球化伴隨日益加劇的失范現象，那么它的整套改革方案便會岌岌可危。社會變革對于影響所及的民眾來說必須是可承受的，絕不能毀棄他們的身份和關系。從規范——失范的概念出發，針對全球化進程、意義、結構上的引導和認可似乎占據著切要而又至為敏感的地位，因而這一概念是分析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沖擊的科學手段。（注：〔奧〕霍利（H·Holley ）《全球化與社會失范》《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8年第11期。）
　　失范是“規范”的否定，所謂“規范”，（注：這一術語的希臘語即“nomos”柏拉圖的后期作品名為《Nomoi》，這一著作的英譯本冠以《法律篇》這樣的稱謂，或許這就造成了對規范一詞的某些偏見或誤解，規范的含義非“法律”一詞所能涵括。薩姆納（W.Summner ）是柏拉圖作品的譯者，在他的術語表中，規范的含義更廣泛，還包括作為某個社會的社會文化一部分的社會習俗。所以在柏拉圖看來，不能僅限于從法律體系來詮解規范，而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具體社會的形式和結構。這樣來說，齊爾曼（R.Zihcmann）的評言之確鑿，他寫道：“規范是賦予某些個具體社群以意義的秩序。”）其不僅僅是社會的秩序，更是擁有政治結構的社會產物。社會的變化會影響到社會的“規范”，問題在于：這樣一種社會變化是否會在更高水平上達成新的現代化的和普遍接受的規范，抑或這一過程是否會導致規范的喪失，即失范。歐洲人的殖民化過程就是這樣一種毀滅規范并導致失范的外來沖擊的例子，即殖民地規范遭到毀滅，卻又無能享有占統治地位的殖民勢力的規范的狀況。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也在趨于破壞各個社會的規范。同時，失范不僅可看成無規范狀態，而且可把它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在社會變化過程中，傳統規范不足以對新出現的情況有效地作出適當的回應時，這種社會現象便會產生，這是在缺乏一種普遍認可的規范情況下的社會不穩定狀態。
　　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人們借助微電子、信息網絡等新技術而使他們解決問題的知識大大擴展，與此同時，那種尋求定性尺度和道德準則的導向性知識則滯后，而道德規則是社會結構，具有特定的文化特征，一旦否認了這種文化上的特質，失范的后果則指日可待。因而，失范具有較為消極的，甚至破壞性意義。但失范現象也許暗示著淘汰某些社會規范形態的必要性，這些規范已經不再迎合民眾及其社會的取向。當某一社會規范舍棄了人性而充塞著意識形態的成份，就無疑會遭受這種情況，因此，失范也可看作是克服超規范的一次機會。（注：〔奧〕霍利（ H·Holley）《全球化與社會失范》《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8年第11期。）失范的兩面性，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化的困惑與適應全球化的難度。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在于維護國家利益和追求國家利益增長的統一。
　　　　　　四
　　在以交往實踐為特征的新全球化時代，國家還是被界定為非全球性的，并在主客觀方面都是如此。從民族國家角度看，“國家”是首要的，并在性質上是獨一無二的；從全球角度看，“國家”只不過是總體系統中眾多的組成成分之一而已，但全球化與其內部異質成分具有共存性，這種共存性使影響國家利益的變數增多，國家利益極富彈性，外部因素對國家利益影響作用上升。同時，維護國家利益的方式、手段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實力博弈”原則已經過時，國與國之間受一系列條約、協議、機制和規則約束，即國家間關系存在著一定的法理基礎，一國不可能在使對方受損而受益，只能在雙方或多方都受益的基礎上受益。隨著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和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生產要素的全球性流動不是在民族國家這一國際關系中傳統的行動者的控制之下進行，而是由世界經濟中各行為者——跨國公司、銀行乃至個人以經濟利益為轉移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全球化本質上是以世界經濟發展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而經濟的全球化又對世界政治體系和國際關系產生巨大影響。在全球生產結構取代各國生產結構的發展變化中，全球經濟的基本結構日益從世界政治結構中分離出去，并且超越了世界政治結構的范疇。市場力量正在取代國家權力特別是政治和軍事權力而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國家”的其它一些要素能夠并且已經被經濟全球化所輕松地跨越，種族和語言就是兩個明顯例證。我們必須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給文化以適當定位，國家都是以特定民族文化為根基，視本國文化為至尊，文化步入國際關系、視為重要的國家利益是自然而然的。而在全球化進程中，世界性大眾文化正在超越甚至毀壞了地方性文化，與民族特性產生深刻矛盾。沒有什么比這更奇怪的事情了：歐洲年青的右翼民族主義斗士們在毆打外國人的同時，卻穿著符合他們年齡段的牛仔褲和T 恤衫之類的全球化服飾，聽著他們這一代的全球化音樂——搖滾樂。
　　文化普遍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矛盾即全球化在政治上的基本矛盾，（注：劉世軍等《全球化進程與中國政治發展的價值選擇》，《學習與探索》，1997年第4期。）具體表現在：（1）全球政治觀的形成將對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形成挑戰，全球化進程對政治發展的價值取舍、戰略選擇、動力結構、發展進程等諸多方面形成沖擊。全球化的形成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應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全球政治觀是開放的政治體系面對全球問題而作出政治回應的產物，其一旦形成，便反作用于各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新全球化時代的交往實踐中的公共領域必然包含著一些共同的價值標準，各民族國家的政治關系在致力于自己政治發展時，必須承認、維護和促進這些共同價值，否則它將為全球化進程所拋棄。（2 ）新全球化時代的交往實踐觀意味著全球化的過程伴隨著文化滲透、價值變遷、制度移植等因素對政治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經常以東西文化的沖突表現出來，文化普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矛盾在這里異常尖銳。全球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與文化擴張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全球化進程中政治發展的價值取向應是多元共存，文化相對價值應予以充分肯定，政治制度或文化的原生性與移植性應達到有機統一。一般而言，文化的移植與變異是同時發生的，因而全球化進程中的政治發展必須剔除教條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觀念，尋求各國文化的相互滲透與共同繁榮，其價值追求趨向于地蛆性與全球性的統一，允許民主、平等、發展、穩定等共同價值在不同的政治關系中各有側重。因為政治發展的價值選擇要受到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結構、政治發展現狀等諸多因素的制約。這種影響并不一定損害人類的共同價值，但至少在實現這些價值時存在著輕重緩急的次序。價值次序選擇有時會引發人們對政治體系的責難，理由是不同的人對不同的價值有不同的偏好和需求。政治穩定是發展中國家首要的價值，否則就談不上民主改革和發展，因此，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是政治發展目標的根本所在。發展中國家能否穩定地發展，將直接影響到全球的安全與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中國家不能時時處處事事遷就于西方的壓力。
　　　　　　五
　　全球化在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表現為作為經濟全球化基礎或核心的市場經濟要超越國家，而國家要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利益，即市場經濟與國家間的矛盾。正是這對矛盾的運動派生出其他許多矛盾的運動，并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1 ）全球化進程使得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更加無序，經濟跨國運行速度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增多，這加大了各國政府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難度，因為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無法超越國際政治疆界。而這卻為國際投機者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尤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提供了機會，發展中國家最易遭受沖擊。因為發展中國家為了解決資本缺口問題，往往依賴于外國資本，“而金融資本的目標不是真正的社會大眾生活，甚至不是宏觀經濟的健康，而是純粹的資本家利益，其標準是利潤率和資本積累，他們對整個國家的效率和勞動生產率不感興趣，他們是在向真正的自由發動進攻”。　（注：Andreas　Jorgensen, Efficiency　andWealfare　　under　　Capitalism, Denmark　　Vs　　the　 UnitedStatels, Ashort comparison, Monthly Review, Feb, 1997.）資本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全球市場正在對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濟政策進行著裁決和懲治，一旦用于投資、基礎設施和政府項目的資本突然抽離，結果將會是毀滅性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已給人們留下了慘痛教訓。（2）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跨國追逐利潤的過程，它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減少干預，甚至交出部分經濟決策權，由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主體協調和仲裁。而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職權范圍上雖是全球性的，但仍依賴于國家系統，確切而言是依賴于其內部成員中的最富有國家，特別是美國。因此，這對發展中國家可能是場災難。
　　發展中國家為了在全球化進程中追求國家利益增長，必須重新審視其發展戰略，采取有利于市場競爭的建設性措施。一方面因為市場競爭力已成為國家利益的重心，另一方面政府作為一種組織機制，市場對其并非無代價，全球化市場效率不僅取決于這些市場買賣方的交易行為，還取決于許多外部因素，包括其它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組織政策。為了深入分析這一問題，有必要區別自然性資產和創造性資產以及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概念。（1 ）自然性資產是指自然賦予和未經培訓的勞工存量，所有其它資產都是人類利用自然性資產創造出來的，而其中通過人所擁有的知識和智慧，經過復雜勞動創造出來的資產即創造性資產，其大部分為無形資產，如專利、商標、商譽以及企業文化和組織結構等。在全球化進程中，企業專有利益在與不同國家的企業進行貿易時，與其子公司或分公司間貿易比與其它企業間貿易容易得多，一國的競爭能力越來越決定于其創造新資產的能力，競爭關鍵在于一國的企業需要擴展自己的市場。（2 ）生產成本是指不存在中間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失效條件下，提供一定量產品或服務必然產生的成本，包括所有生產企業在增值鏈各階段所發生的成本，從根本上講，生產成本表示生產某類產品所用資源的機會成本。分析交易成本時，須論及市場的失效，其具體包括：①某一或某些市場參與者的反競爭戰略，以及政府的干預而造成的市場失效即結構性失效；②市場處于次佳狀態，因特定交易外生的需求或供給條件的變化導致的市場失效即地方性或內在性的失效。這兩種市場失效都會使交易成本產生。根據增值行為的性質及其區域分布，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增值活動總成本中的相對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差別，結構性市場失效和地方性市場失效間的影響也會因行為和區位不同而不盡一致。大量事實證明，隨著工業化國家全球化行為的增加，創造性資產對自然性資產的比率和交易成本對生產成本的比率亦將提高，制造業和服務中的這類比率的提高尤為明顯， （注：Lipsey, R. （ 1997）　'Globoliz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olicies：An Economist's view ', in　J. Dunning（ ed. ）, Governments, Global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dward Elgar）.）同時， 這類部門也是行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增長最快的行業（尤其是先進工業國）。總之，在全球化進程中，相對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增強；對價值增值而言，相對于自然性資產，創造性資產的重要性提高。
　　隨著經濟行為構成從自然性資產決定型向創造性資產決定型轉變，國際貿易出現了兩大變化：（1 ）以占有自然性資產為基礎的企業和國家貿易的比較優勢轉向以擁有創造性資產為基礎的比較優勢；（2 ）許多貿易，尤其是創造性資產密集型產品與服務貿易的競爭從同一國家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轉向不同國家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之間。（注：約翰·H ·鄧寧《一國政府對經濟全化應如何反應》，　《經濟資料譯叢》1999年第2期。 ）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和行業間的跨國競爭加劇了國家間的競爭。但全球化的主要影響在于它強化了創造性資產作為成功因素的作用和交易成本在價值增值過程中的作用。如同跨國公司為利用全球化市場和生產，抗衡外國競爭者競爭措施而開發新的組織結構一樣，政府也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管理藝術，重構內部體系，以適應全球化的變化。具體政策內涵包括：（1）建立知識創新體系， 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把經濟增長真正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和人的素質提高的軌道上來，搶占新國際分工的制高點。（2）建立自己的“新經濟”，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造就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中占一席之地。（3）對任何一種市場失效， 政府卷入都是有代價的。在減輕結構性市場扭曲（政府自己導致的市場失靈除外）的努力外，政府往往總是逆市場參與者行為而動，并常常會傷害至少一部分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在地方性市場失效條件下，政府應當發揮更為順市場參與者行為的作用，與市場參與者結盟，使市場更好地運轉。而在市場和生產的全球化下很可能使地方性市場失靈的代價大于政府消除或減輕市場失效影響所采取的卷入成本。因此，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政府卷入應得到加強，而重點在于增強國有企業有效組織、使用自己資產的能力以及政府保證企業賴以競爭和生存的市場扭曲最小的能力。
學術界合肥17～25F11理論經濟學殷德生20002000本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層面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用歷史辯證統一的方法深刻剖析了全球化的本質和進程。認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歷史進程，到了20世紀70—80年代，其性質、結構和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進入了以交往實踐為特征的新全球化時代，這一時代對全球化進程中最薄弱環節——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產生了一系列沖擊，改變了國家利益的內涵結構。發展中國家如何面對和適應新全球化時代，如何重新審視發展戰略成為本文研究的又一重心。全球化/資本主義/交往實踐　　globalization/capitalism/communication本文系國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開放》的階段性成果，項目主持人為李方教授。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Struc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y　　YIN De-shengThis　essay　gives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essence　 anddeveloping proce殷德生，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上海　200062　　殷德生，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作者：學術界合肥17～25F11理論經濟學殷德生20002000本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層面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用歷史辯證統一的方法深刻剖析了全球化的本質和進程。認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歷史進程，到了20世紀70—80年代，其性質、結構和趨向發生了重大變化。人類進入了以交往實踐為特征的新全球化時代，這一時代對全球化進程中最薄弱環節——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產生了一系列沖擊，改變了國家利益的內涵結構。發展中國家如何面對和適應新全球化時代，如何重新審視發展戰略成為本文研究的又一重心。全球化/資本主義/交往實踐　　globalization/capitalism/communication本文系國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匯率制度與資本項目開放》的階段性成果，項目主持人為李方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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