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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我國迅速地融入全球經濟，并且實現了持續快速的增長。我國制造業布局也呈現出顯著的空間聚集態勢，各行業的平均基尼系數從1990年的0.494增加到2003年的0.606；制造業重心明顯東移，除煙草加工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以外，大多數制造業行業均高度聚集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粵、蘇、浙、魯、滬等5個沿海省份。沿海地區出口貿易、FDI和制造業三大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貿易和國外市場與國內制造業區位變遷之間的內在聯系。
　　本文將在新經濟地理分析框架下建立一個三區域兩部門模型，通過參數模擬的方法考察開放經濟背景下經濟系統的內生力量如何決定制造業的空間分布模式；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聚集的實際，利用工資方程構建計量分析模型，檢驗外部市場潛力變化對我國制造業聚集的影響，揭示基于出口的制造業聚集的特殊性和發展趨勢，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提供針對性的解決思路和辦法。
　　一、開放經濟下的國內制造業布局理論模型
　　開放經濟下國內制造業聚集涉及多方面的影響因素，為簡化分析，本文在理論部分抽象掉了區域之間在要素稟賦、技術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主要考察貿易成本的變化對國內制造業布局的影響。這里的貿易成本是廣義的：國內貿易成本既包括有形的運輸成本，也包括地方保護引起的貿易壁壘等因素；對外貿易成本除了天然的海運運輸距離，還包括中央政策對沿海地區的傾斜和扶持以及各種管制的放松。
　　（一）基礎模型與均衡條件
　　
　　
　　
　　
　　生產方面，假設包括固定投入α和邊際投入β，則對于產量q有：l=α+βq。采取迪克希特(Dixit)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的壟斷競爭框架[1]，廠商定價策略為邊際成本加成定價，均衡時利潤為零，因此企業的產出q[,r]和企業數量n[,r]為：
　　
　　1.短期均衡。假定短期內勞動力空間分布固定，根據產品市場出清和零利潤條件得到工資方程：
　　式中Y[,r]表示區域r的總收入，包括本區域工人的工資收入和農民的勞動收入，即：
　　
　　G表示各個區域消費所有地區生產的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即：
　　
　　接近大市場的企業能夠支付更高的工資，因此一旦出現一個區域間非對稱沖擊導致勞動力流動，市場效應將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勞動力聚集；另一方面，在制造業勞動力或企業大量集中的地區，企業之間爭奪消費者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工人的名義工資降低，因此競爭效應成為企業和勞動力向外圍擴散的力量。短期均衡將取決于聚集力與分散力的強弱對比。
　　2.長期均衡。長期中，工人在區域間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區域的實際工資。由于制成品消費在工人的支出中只占μ，考慮到相對于城市規模而言的擁塞成本，則兩地區的制造業實際工資方程為：
　　式中，分別表示兩個地區的擁塞成本，即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某地區人口增加會導致該地區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勞動力根據實際工資的差異在國內兩個地區之間流動，即：
　　
　　長期均衡條件下，勞動力不再發生轉移，即。根據(6)式，區域價格指數隨著本地制造業份額的增大而下降，在名義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價格指數下降意味著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使該區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價格指數效應是導致制造業聚集的另一種力量。
　　（二）對外貿易成本變化與均衡的穩定性
　　如前所述，最終決定模型長期均衡狀態的力量包括國內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競爭效應。那么對外經濟開放將如何影響制造業在國內兩個地區間的配置？由工資和價格指數方程(3)、方程(5)、方程(6)可知，隨著對外貿易成本降低，巨大的外部市場構成總需求的重要部分，會相對削弱國內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在制造業布局中的作用，導致產業向外圍地區擴散；另一方面，外部需求和供給增加也緩解了聚集中心在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上的壓力，促使制造業進一步向現有的中心地區聚集。
　　當國內兩個區域的對外貿易成本不同時，對外經濟開放對這兩個區域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國外需求和供給削弱了國內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但為了更好地利用國外市場，國內企業將選擇布局在更靠近國外市場的地區；另一方面，國外需求和供給緩解了聚集中心的競爭壓力，但為了避免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企業也可能偏向內陸地區選址。
　　（三）參數模擬分析
　　如前所述，對外開放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有影響，它們將如何變化并決定系統的長期均衡狀態？由于上述均衡條件難以用顯函數形式表示，下面借助參數模擬（σ=6,μ=0.4）的方法直觀地進行說明。[2]
　　1.假設國內兩區域對外貿易成本相同。首先考察國內兩個地區對外貿易成本相同的情況。為避免內部貿易成本設置影響模擬分析結果，本文將直接考察突破點的變化。如圖1所示，對外貿易成本降低使U型曲線右移，特別是曲線的右半部分變動非常顯著，說明對外貿易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國內制造業在更高的內部貿易成本下實現聚集。但由于假定兩地區對外貿易成本相同，模型不能事先預測聚集會發生在哪個地區，或者說產業聚集在哪些地區出現是由歷史偶然因素決定的。
　　其次，從曲線左側可以看到，對外貿易成本的降低也使得產業擴散的臨界值提高。這說明，當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較高時，對外開放為國內兩個地區都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而其自身市場規模上的差異變得不再重要，制造業將從中心向外圍擴散，兩個地區都實現專業化生產，形成對稱的空間分布狀態。
　　
　　圖1 對外貿易成本變化對突破點的影響
　　2.假設國內兩區域對外貿易成本不同。當國內兩個區域的對外貿易成本不同時，對外經濟開放對這兩個區域的影響有所不同。圖2模擬了沿海和內地對外貿易成本存在差異時的情形，其中所有曲線都向左偏移，曲線不再關于0.5對稱。在封閉經濟中，曲線向右下方傾斜，表明國內制造業在長期均衡狀態下分散布局，而沿海地區的制造業勞動力份額略小于內陸，說明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政策時，經濟活動布局會略微偏向內陸地區。
　　
　　圖2 實際工資差額與制造業份額的關系，T[,12]=1.55
　　隨著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圖2中曲線(T[,01=1.6,T[,02]=1.85)轉為向右上傾斜，說明工資差額隨λ單調遞增，聚集成為唯一的穩定均衡。由于沿海地區對外貿易成本更低，曲線明顯左移，說明沿海地區發生聚集的可能性更大。顯然，模型預測出聚集更容易在哪個地區發生：隨著對外貿易成本降低，接近國外市場成為沿海地區的優勢條件，使這一地區成為聚集中心的可能性更大；國外市場相對需求越大，沿海地區對國內產業部門的吸引力越強。
　　3.基于出口的制造業聚集。前述分析假設國內區際經濟聯系強于沿海地區的對外經濟聯系，本文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貿易狀態。下面將分析貿易成本“扭曲”的情況：國內區際貿易成本高于沿海地區對外貿易成本。該假設的經驗依據是，經濟轉型時期國內市場分割以及內外企業差別對待等原因往往導致企業在國內區域市場銷售產品也需要支付較高的貿易成本，而通過OEM等方式進入國外市場則可以有效地規避上述不利因素的影響，支付的貿易成本更低。[3]
　　參數模擬的結果如圖3所示，曲線向右下傾斜并且嚴重右偏，說明制造業將在國內兩區域分散布局，但沿海地區所占份額將遠遠大于內陸地區，本文稱之為“基于出口的制造業聚集”。地區間貿易壁壘的存在削弱了“國內市場效應”，制造業的集中高度依賴于國外市場需求，因而缺乏內生的聚集動力；沿海地區大量出口企業不是通過國內市場銷售實現規模經濟，而是以OEM為主要形式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貿易條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日趨惡化，因而這是一種低水平的聚集狀態。只有國內市場一體化與對外開放的同步深入，才能創造出內生的聚集動力，如曲線。這也意味著沿海的制造業份額會進一步擴大。當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達到很高水平而兩地區對外貿易成本趨于一致時，制造業將會重新回到分散布局的狀態。
　　
　　圖3 實際工資差額與制造業份額的關系
　　二、對外開放對中國制造業聚集的影響檢驗
　　（一）計量分析模型
　　工資方程(3)是理論模型的核心，反映了制造業聚集與分散的重要機制：對于給定的替代彈性，當鄰近市場的需求旺盛，或者當進入這些市場更加容易時（貿易成本降低），該區域的工資率越高。因此，本文將工資方程作為實證檢驗的基礎。
　　首先須確定貿易成本形式，令，其中d[,rs]表示兩地之間的距離，τ表示單位距離貿易成本(τ＞0)。其次，G[,s]是隱含的價格指數無法直接觀察，因此須找到代替它的指標。由于前面假定國內的勞動力根據區域間的真實工資差異而自由流動，在均衡狀態下：
　　式中ψ[,r]表示r地區的制造業就業占全國的份額，利用(8)式可以將G[,s]表示為ω[,s]和ψ[,s]的函數。為考察國內外市場效應的不同影響，還須將國內區域市場潛力和國外市場潛力變量分離開來，假設國外的價格指數是外生固定的，則工資方程轉換為：
　　式中τ′表示國內地區對外貿易的單位貿易成本；s∈S，表示國內地區的集合；j∈J，表示國際市場的集合。
　　此外，由于理論分析中假定各個區域的勞動力是同質的，區域之間的工資差異完全取決于其市場潛力的大小。但現實中各區域的勞動力技能水平存在差異，高學歷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往往更高，因此地區間制造業工資率的差異也可能僅僅源自邊際要素生產率的不同。由于計劃經濟條件下制造業職工工資可能存在剛性結構，地區間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也可能影響到估計的結果。本文將引入相關的變量控制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其他一些可能影響工資分布的因素，本文假定它們隨時間變化很小并采取差分的方法去除。修改后的計量模型如下，其中X表示所有控制變量的集合：
　　
　　（二）估算方法與變量設定
　　本文采取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LS)進行估計，但在上述計量模型中可能存在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若直接估計將導致回歸系數出現偏誤。本文將采用各解釋變量滯后兩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估計。格蘭杰檢驗表明，不能拒絕異方差假設，因此選擇加權最小二乘算法，它按照右側變量回歸結果的殘差絕對值對每個方程賦予權重，使之變成一個新的不存在異方差性的模型，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參數。
　　變量設置方面，總支出Y用期初的區域最終消費表示。它包括了區域用于購買商品的全部消費性支出，能夠較好地刻畫區域需求的大小；國外總支出用期初的出口額代替。各省區之間的距離采用省會之間的公路距離而非直線距離d[,rs]，這樣可以間接考慮到地形地貌的差異性。至于本地市場，取各省半徑的三分之二作為內部距離d[,rr]：
　　
　　海運是對外貿易中最主要的形式，從節約成本看，各省區離沿海越近就意味著越接近國外市場。本文用各省到沿海的距離近似地代替各地與國際市場的距離：對于沿海省份，即為該省的內部距離；對于內地省份，則需加上到最近沿海省份的距離。
　　控制變量選取國有企業占全部工業企業的比重(NOE[,t])反映各地的市場化程度，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t])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實際控制能力，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HC[,t])的替代指標，以反映地區間技術生產率的差異。
　　（三）數據和檢驗結果
　　本文關于各省制造業平均工資、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由于我國自1996年起才開始對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進行系統的統計，1996年以前數據根據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以及《人口統計年鑒》1990-2003年推算。省區之間距離的數據取自《中國公路運營里程地圖冊》。為保持相關數據的完整性，本文將重慶和海南分別并入四川和廣東，去除了西藏自治區，在空間上共有28個省區樣本。
　　在表1中報告了估計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分別是1994-2004年、1994-1999年、2000-2004年三個時間段的制造業平均勞動報酬。回歸方程(2)中加入了NOE[,t]、GOV[,t]等控制變量。
　　表1 NLS回歸分析主要結果
　　
　　注：表中數字上標***，**，*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數字為t統計值。
　　由表可見，國內和國際市場潛力的回歸系數在各個時期均為正，且基本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市場潛力可以解釋地區間的工資差異；正如理論中預言的那樣，市場潛力高的地區有更高的收入。此外，國外市場潛力的彈性系數略大于國內市場，說明國外市場潛力變動對制造業聚集的影響更大，這與我國當前過分依賴外需的狀況有關。分段估計結果表明，國內外市場潛力在解釋制造業聚集中的效力都明顯增強，說明制造業聚集的動態演進過程中，市場效應越來越顯著。
　　β[,4]和β[,6]反映了距離對區域工資的影響，估計結果為負數符合理論假定。回歸系數的絕對值較大說明中心地的影響隨距離衰減很快，各地區的制造業工資主要受臨近的區域影響；距離海岸線遠的地區，其名義工資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很小。β[,6]的估計結果不十分顯著，可能是模型假定各省單位距離對外貿易成本相同造成的。事實上，國內東中西部在交通基礎設施以及觀念制度上都有較大差距，這有待進一步利用細分的地理單元數據進行對比分析。
　　考慮到地區在市場化進程、技術生產率等方面的差異，本文在估計方程(2)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加入NOE[,t]和GOV[,t]后，1990-2004年、1994-1999年兩個時間段國際市場潛力的系數都略微增大，表明在去除造成工資剛性的各種因素后，國際市場潛力對聚集的解釋力增強。加入人力資本變量后，國際市場潛力大幅減少（表中沒有報告），原因可能是市場潛力與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內在的相關性，換言之，消費需求強勁增長的地區可能對高技術的工人更有吸引力。[4]
　　（四）經濟轉型時期制造業聚集的特殊性與發展趨勢
　　實證分析結果說明，國外市場潛力對制造業工資空間結構的影響超過了國內區域市場。這表現為大量依賴外資和外貿的產業在東部沿海地區集中，它日益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而地處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份，雖面臨廣闊的國內區域市場，但在利用國外市場過程中卻落后許多，逐漸淪為外圍。[5]
　　這一現象與經濟轉型期我國區域間相互開放滯后于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實際有關。在分稅制財政框架下，地方政府有對區外產品設置壁壘以保護本地企業的動力，加之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國內市場一體化受到很大制約。這一方面使得我國企業無法依托國內市場發展規模經濟，可能長期鎖定于OEM的出口貿易方式；另一方面也導致制造業聚集缺乏內生的動力機制，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沖擊的影響，是一種低水平的產業聚集現象。
　　盡管如此，接近國外市場以及國際制造業轉移仍然給予了沿海地區發展制造業的初始條件。隨著國內市場一體化與對外開放的同步深入，規模收益將進一步強化東部地區的優勢，繼續吸引制造業聚集。計量分析結果也表明，國內外市場效應都有隨時間不斷增強的趨勢，尤其是國內市場效應在聚集過程中將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這也意味著在相當長時期內，即使東西部的某些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如政府的發展政策偏向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仍然將不斷擴大，直到市場競爭效應構成的分散力超過了規模收益，發達地區的產業才會開始向落后地區擴散。
　　三、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開放經濟下國內制造業布局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貿易成本是影響制造業布局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成本的降低及其區域差異，促進了國內制造業向沿海地區聚集。
　　第二，區域市場的分割削弱了“國內市場效應”，制造業的集中高度依賴于國外市場需求，因而缺乏內生的動力機制；沿海地區大量出口企業不是通過國內市場銷售實現規模經濟，而是以OEM為主要形式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致使出口貿易條件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日趨惡化，是一種低水平的聚集狀態。
　　第三，國內外市場效應都有隨時間不斷增強的趨勢，說明隨著全面對外開放和國內市場化的推進，規模收益將進一步強化東部地區的優勢，繼續推動制造業向沿海地區聚集，而國內各省區間的差距在一定時期內仍然會繼續擴大。
　　研究結論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目標的政策含義在于：首先，提高內地開放程度，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制度、觀念上的轉變來縮小東中西部對外貿易成本的差距，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區域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而西部沿邊省區憑借發展邊境貿易方面的區位優勢，加快與周邊國家的一體化進程，將促進產業在邊境地區的聚集，形成經濟增長新極點。
　　其次，消除區域市場分割等制約需求的各種因素，堅持走創造內需的道路，是實現中部崛起的關鍵。和沿海地區相比，中部地區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存在天然的地理劣勢；而過分依賴外需造成東部制造業低水平聚集的現實也提示我們，中部地區不能再走單純依賴出口的發展道路。事實上，中部地區不僅本身是一個擁有3.6億人口的巨大市場，而且中華腹地，對全國市場具有高度的可達性。把國民經濟發展從過分依賴出口轉移到主要依賴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來，無疑有利于中部地區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順利實現崛起。
　　最后，加快國內市場一體化進程，降低國內區域間的貿易成本，還將有利于東部地區制造業發展質量的提高：大量通過OEM方式從事出口的民營企業將逐步由國際市場轉向國內市場，充分依托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來實現規模經濟，建立企業自有品牌，然后再進入企業自有品牌的出口發展階段，通過規模和技術上的優勢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11～17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陳秀山/張若20072007
對外開放/制造業聚集/貿易成本
貿易成本的變化是影響制造業空間聚集的重要因素；區域對外貿易成本的差異，促進了國內制造業向沿海地區聚集；區域市場的分割削弱了“國內市場效應”，致使制造業聚集呈現低水平特征。提高內地開放程度、縮小地區間外貿成本差距和促進國內市場一體化、降低區際貿易成本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作者：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11～17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陳秀山/張若20072007
對外開放/制造業聚集/貿易成本

網載 2013-09-10 21: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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