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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35（2007）01—0006—07
　　一
　　唐代翰林學士作為相對固定的使職差遣，確定于唐玄宗朝。
　　在此之前，“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1](卷46，《百官一》) 其本職乃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只因近密之便間或參與政事，“然猶未有名號。”[1](卷46，《百官一》)
　　唐玄宗即位后，經常引弘文館、集賢院學士參政、草詔：“玄宗即位，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2](卷43，《職官三·翰林院》) 但這種臨時差遣根本無法適應政務日益繁雜的局面：“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或屢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列于宮中，承道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于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首充焉。雖有密近之殊，然亦未有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院），俾專內命。”[3]
　　可見，翰林學士從參謀納諫、分掌制敕到“俾專內命”，經歷了文學侍從、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和翰林學士等幾個階段，所担負的政治使命越來越機密，與皇帝的關系也越來越近密①。而無論是翰林待詔、供奉還是學士，其共同特點在于：都是由朝官中深具“詞藝學識”者入充兼職，也就是說翰林學士的人選必須是精通藝文的文詞之士②。
　　唐玄宗朝的翰林學士主要有呂向、尹愔、劉光謙、張垍等人。
　　據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4](以下簡稱《壁記》) 記載，呂向以中書舍人充翰林供奉，直至天寶末年才出院拜工部侍郎。《新唐書·文藝中》載：“呂向字子回，……玄宗開元十年，招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為文章。”開元十年，趙冬曦與賀知章担任集賢院修撰時，“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校理。”[1](《趙冬曦傳》) 可見呂向担任翰林供奉至遲應在開元十年。
　　呂向早年曾與房琯在陸渾山隱居讀書十余年：“（房琯）少好學，風儀沉整，……與東平呂向于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凡十余歲。”[2](卷111，《房琯傳》) 他“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發然，世號連綿書……強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1](《文藝中》)
　　也許正因為他的博學，才應呂延祚之邀，與呂延濟等四人合為《文選》作注：“呂向……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1](《文藝中》) 他們之所以重注《文選》，是因為“李善注唯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為此注。”[5]③ 學界對李善《文選注》與《五臣文選注》素有軒輊之論，此處不贅。不過總的來說，李注詳于征引而略于訓釋，五臣注疏于征引而繁于訓釋。五臣注的學術水準雖不及李注，卻有解詞析義、通簡不繁等優點。唐代盛行《文選》之學，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士子們以《文選》為藍本學習詩賦、駢文，便于應試科舉。唐人特別關注《文選》中的詩文技巧、典章辭藻。“五臣注”串講文義、解讀文學形象的特點很適合舉子們的功利目的，所以在唐宋兩朝都很流行。
　　呂向能夠担任翰林學士，與他參與《文選》注不無關系。唐玄宗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上表玄宗敬獻《五臣注》，表中對呂向等四人評價甚高：“或藝術精遠，塵游不雜；或詞論穎曜，巖居自修。”并極言《五臣注》之功：“其言約，其利博，后事元黽，為學之師，豁若徹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便人。”表明進獻《五臣注》的政治目的：“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允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6](卷300，《進集注文選表》)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中“書首進表之末，載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書甚好之語。”[7](《六臣注文選》) 五代人丘光庭認為：“五臣者，……所注《文選》，頗為乖疏。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于代。”[8](卷4，《五臣注文選》)
　　顯然，呂延祚的上表以及《五臣注文選》都得到了當朝者的肯定與器重，這也正是《五臣注文選》在當時較為盛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而作為編撰者之一的呂向，獲得玄宗的關注并在四年之后入充翰林供奉，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宰相張說也是呂向得以進入翰林院的重要因素。《新唐書·文藝中》載：“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后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全唐文》卷447竇臮《述書賦》下注云：“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作相，諫曰：‘夫鬻拳脅君，愛君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后代有愎諫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為便耳，不如釋之。’于是承恩特拜補闕，賜彩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頌，皆主諷諫。”[6] 張說任相在開元九年，呂向開元十年入翰林待詔，他能夠轉罪為功并得到玄宗的賞識成為翰林待詔，張說的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張說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在任集賢院知院事期間，多引徐堅、孫逖、王翰等文詞之士入集賢院。作為宰相，他也推引文詞之士執掌權柄，當時許多文士如趙冬曦兄弟、韋述兄弟、張九齡等人都趨附于他，逐漸形成文學之士與“吏治之士”相對峙的結黨局面，這正是開元時期玄宗用人風氣的一個顯著特點④。呂向之所以在張說的開脫與推薦之下，獲得玄宗的任用，與開元之初文學之士普遍得到重視、玄宗引用文士粉飾太平盛世的政治目的有密切的關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開元初年朝廷廣引文學之士參與政事，對于促進開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詩壇創作的成熟具有重要意義，而在促進的過程中，翰林學士職事的確立與人選的選用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制度因素。
　　與太宗朝的諫臣不同，呂向進諫玄宗的方式具有濃厚的文學特色，這也是翰林學士參政議政的一個突出特點：“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缺。……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于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荊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污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1](《文藝中》) 駢文的華彩風韻成為這篇進諫之辭的主要特點，進諫的政治功能反而退居其次了，推想《美人賦》也應具有同樣特點。《述書賦》下注說：“頻上賦頌，皆主諷諫”，呂向進諫的主要方式就是以文學之器達政治之用，它反映了早期翰林學士從文章詞人向“天子私臣”、從文學角色向政治角色轉化過程中的性格特征。
　　在后人眼中，呂向這個翰林學士相當稱職。據《舊唐書·裴潾傳》載：“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潾上疏諫曰：‘……伏以貞觀已（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裴潾勸諫憲宗不要服食長生丹藥，并以呂向作為近臣的楷模，認為呂向的政治品格主要表現在“竭其忠誠，悉心規諫”這兩個方面。這兩句話也揭示出皇帝與翰林學士天然的近密關系。
　　草詔、進諫是翰林學士的主要職責，除此之外，也承担一些國事禮儀職責。比如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唐玄宗在西岳華山“自為文，勒石西岳，詔向為鐫勒使。”[1](《文藝中》) 《關中金石記》卷3載：“《述圣頌》開元十三年六月立。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正書。在華岳廟。”[9] 《舊唐書·突厥上》記載：“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赍璽書人蕃吊祭，并為立碑。”
　　中唐以后，翰林學士已經很少承担文化典儀職責，這些職能大都由翰林院翰林書待詔負責。呂向兼任鐫勒使這一事實⑤ 說明，在翰林學士制度的草創階段，翰林學士依然承担著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職責，與舊翰林院待詔存在職責交叉現象，這是新使職在初創階段必然有的現象。
　　也正是在這類頻繁的文化活動中，呂向與許多盛唐詩人展開文學交游活動。
　　開元十三年春初，呂向隨玄宗往華山立碑，孫逖、徐安貞均有詩贈別：“刻石記天文，朝推谷子云。篋中緘圣札，巖下揖神君。語別梅初艷，為期草欲薰。往來春不盡，離思莫氛氳。”[10](卷118，孫逖《春初送呂補闕往西岳勒碑得云字》)“圣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云煙。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墀前。”[10](卷124，徐安貞《送呂向補闕西岳勒碑》)
　　孫逖、徐安貞均為開元之初的著名文士。“孫逖，……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時海內少事，帝賜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開元間，……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1](《文藝中》)“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徐安貞者，……尤善五言詩。……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11](卷15)
　　“（開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學士等賜宴于集仙殿。上制詩序，群臣賦詩。……時預宴者，宰臣源侍中干曜、張燕公，學士徐堅、賀知章、康子元、趙冬曦、侯行果、敬會真、呂向……酒酣，內出彩箋，令燕公賦宮韻，群臣賦詩。”[2](《文苑中》)
　　其實，從太宗朝的“十八學士”到高宗武后時期的“北門學士”、“珠英學士”，再到玄宗朝的集賢院學士，在京城宮廷內部，一直延續著學士群體詩歌創作的傳統特色，如對仗工穩、意象繁復、辭采華美等等⑥。這類學士群體有兩個共同特點：其一，因文詞之才入選宮掖，以備政治顧問之用；其二，編纂修訂經籍圖書，潤色王化，粉飾盛世。由于身處樞密機要之地，兼以文詞之士出身，他們自然成為盛唐文士詩人投獻詩文的重要對象。
　　開元十五年三月，呂向以主客郎中隨駕洛陽，著名詩人儲光羲即以《河中望鳥灘作貽呂四郎中》《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二詩投贈呂向，詩云：“河流有深曲，舟子莫能知。弭棹臨沙嶼，微吟西日馳。……為惜淮南子，如何攀桂枝。”[10](卷137)“劇孟不知名，千金買寶劍。出入平津邸，自言嬌且艷。……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少年不得志，走馬游新市。”[10](卷139) 吐露登科進士后懷才不遇、企求汲引的愿望。孟浩然的和詩看上去則灑脫得多了：“珠彈繁華子，金羈游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10](卷160，《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開元十七年十二月，呂向以主客郎中為皇太子贊諭，沉淪下僚已久的儲光羲再次獻詩呂向，希望他能以近密君王之便向玄宗推薦自己：“上士既開天，中朝為得賢。青云方羽翼，畫省比神仙。委佩云霄里，含香日月前。君王儻借問，客有上林篇。”[10](卷139，《貽主客呂郎中》) 值得注意的是，呂向當時的任職中仍舊有翰林院供奉一項⑦。
　　呂向本人雖因文詞之功入選翰林，然而并不以詩聞名，亦無詩作傳世。但通過前面的描述，可看出呂向等人在盛唐文士中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來自于翰林學士特殊的政治地位，也來自于翰林學士與文士群體之間特殊的淵源聯系。換言之，凡能勝任翰林學士者，首先必為文詞之士，然文詞之士欲為翰林學士，則需要多種政治、文化機緣的湊合。文詞之士一旦遽為翰林學士，則身處近密、上達天聽，必然成為文詞之士競相投獻干謁的對象。翰林學士本人雖未必是當代文豪，但他們的特殊身份卻可招致眾多優秀文學大家云集京城、謀求功名。他們的不同命運、遭際以及種種詠嘆令開元時期的京城文學呈現出多元風格，并衍生出豐富的文學現象。當然，開元時期京城文壇格局的形成有多種因素，翰林學士這個獨特的文士群體是這多種因素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在客觀上促成開元時期京城詩人群體審美趣味的匯聚、整合與形成⑧。
　　二
　　玄宗一朝，張垍也許是最重要的一位翰林學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根據韋執誼《翰林院故事》記載：“至（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根據今人岑仲勉考證，劉光謙于開元二十九年以習藝館入內院校理，校理之職在學士之下，所以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并未官至起居舍人，當然也就談不上充翰林學士⑨。所以，從現在我們所掌握的史料來看，張垍最有可能是唐代第一位名稱與內涵相統一的“翰林學士”。
　　與呂向相比，張垍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壇上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張垍乃宰相張說之子，又是玄宗的駙馬，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礎。《舊唐書》卷97《張說傳附均垍傳》：“均垍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張垍自許甚高，長久覬覦宰相的職位：“天寶中，玄宗嘗幸內宅，謂垍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垍錯愕未對，帝即曰：‘無逾吾愛婿矣。’垍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垍深自觖望。”[2](卷97，《張說傳附均垍傳》)
　　張垍曾積極向玄宗推薦才略之士，玄宗大都能夠采納：“及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有謀略，玄宗追至京師。”[2](卷112，《李巨傳》) “安祿山反，張垍復薦制之（來瑱）。”[2](卷114，《來瑱傳》)
　　正因為張垍的特殊身份與職位，使他在文士中享有特殊的聲譽。許多大詩人都曾向他投獻詩作，請求汲引。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李白第一次來長安，給張垍投獻《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詩，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希望張垍能夠像孟嘗君賞識馮驩一樣，將自己推薦給朝廷。這兩首詩是我們研究李白首入長安及其早年政治理想的重要資料。此時的張垍雖非翰林學士，但因為特殊的出身，早已成為士人干謁的重要對象。這反從一個側面證明翰林學士人選在玄宗眼中的特殊性、重要性。
　　唐玄宗天寶九年，困居長安的杜甫給張垍投獻《贈翰林張四學士垍》，詩中稱張垍“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這是一般文士眼中翰林學士與皇帝關系的寫照。張垍也確實憑借自己的地位，給杜甫提供了一個顯露才華的機會。
　　天寶九年，“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天寶十年，“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子，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12](卷二百一十六) 杜甫于是奏獻《三大禮賦》，即《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由于這三篇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2](《杜甫傳》) 試文章的場面蔚為壯觀：“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10](卷220，杜甫《莫相疑行》) 但只獲得“送隸有司，參列選序”[6](卷359，杜甫《進封西岳賦表》) 的資格。
　　借玄宗朝獻朝享的良機，適時獻上三大賦，這樣的最佳效果只有得到朝中關鍵人物的鼎立襄助方可達到，即便是投匭獻賦也須有朝中官員作保。可以認為，張均、張垍兄弟幫助杜甫的可能性最大，其中尤以張垍出力最多。四年后杜甫給張垍的干謁詩可窺見個中消息：“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云不可梯。顧深慚鍛煉，才小辱提攜。”[10](卷224，杜甫《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杜甫對自己辱沒張垍提供的機會深感慚愧。在這三四年里，杜甫獲得的最大機遇其實就是投獻三大禮賦。而從杜甫開始投獻大賦，到獲得玄宗賞識以至于命宰相試文章，都能看出張垍提供給杜甫的是一個典型的文學弄臣角色，這也許是翰林學士如張垍者給文士們首先提供的常見職位。經翰林學士推薦入朝，顯然成為開天時期文詞之士進階仕途的重要渠道，而通過這個渠道致身仕宦的官員大都具有較豐富的文學才情與創作經驗。
　　事實上，到了天寶年間，詩賦早已成為考試進士的一個重要標準。玄宗雖然重用李林甫等吏治之士，但受到整體社會文化風氣的影響，對文詞之士依然保持著特殊的敬重與親近，他詔李白進宮為翰林待詔就是一個明證。在詩賦、文學逐步成為社會選用人才重要標準的過程中，翰林學士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遺憾的是，張垍并不是一個有信念的政治家，而是一個政治投機者。安史亂起，玄宗一行西逃，“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后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后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氣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1](卷125，《張說傳附均垍傳》)
　　三
　　玄宗朝還有幾位翰林學士，即張淑、張漸、竇華等，“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3] 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依附宰相楊國忠。
　　“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國忠使胥吏于私邸暗定官員，集百僚于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夸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張漸……諷選人于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2](卷106，《楊國忠傳》)
　　“楊國忠兼劍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2](卷115，《趙國珍傳》) 玄宗對楊國忠宰輔之任不滿，命其精求瑞士。竇華等人遂建議國忠任用溫順易制的韋見素為相，朝政大權依然掌握在楊國忠手里。[2](卷108，《韋見素傳》)
　　翰林學士本是專為皇帝執掌內翰的“天子私人”，設置翰林學士的本意也是為了制約、分解相權，然而張漸、竇華等人卻反為國忠所用，成為權相的死黨。這說明玄宗統治的中后期，無論是李林甫還是楊國忠，宰相的權力都開始相對集中并急劇膨脹，玄宗雖然從未真正失去掌控全局的權力、能力，但皇權的衰微以至引起朝臣傾軋、政局動蕩也是不爭的事實。這與玄宗本人政治意志衰退有直接關系，也與翰林學士體制的階段性特征有密切關系。
　　與中唐相比，玄宗朝的翰林學士制度尚處于草創階段，它在中樞政局中的定位，對皇權的加強、對相權的制約，都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運行體制。這樣一來，翰林學士作為天子私人侵奪、挾制相權的作用也就不能得以完全發揮，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就很不穩定，加之翰林學士在官僚機構中無所歸屬⑩，“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1](卷46，《百官一》) 所以對其他政治權力有較強的依附性，在政治傾向上具有動搖性。這個特點其實在張垍身上也得到表現，從政治體制的立場來說，翰林學士體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必然會導致在位其人政治道德、信念的不穩定。
　　玄宗朝另一位翰林學士尹愔也較有特色。
　　尹愔本為道士，也因為這個原因得到玄宗賞識：“（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顓領集賢、史館圖書。”[1](卷200，《儒學下》) 并以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尹愔諫議大夫充。”[4]“尹愔自大諫充供奉。”[3]
　　他的父親尹思貞精通《春秋》，曾受學于國子博士王道珪。后經張說等人推薦就任國子大成，在釋奠禮上講辨三教，又曾撰寫《諸經義樞》、《續史記》等著作(11)。尹愔繼承父學，精通史學、道教，所以能顓領集賢、史館圖書。詔許以道士服視事，足見玄宗對其才能以及道教的特別青睞(12)。尹愔對天文歷法也頗有研究。開元年間，僧一行奉敕修撰《開元大衍歷經》，尹愔與道士邢和璞曾稱譽僧一行修撰新歷堪稱圣人之功。
　　與呂向、張垍相比，尹愔與文壇的交往并不密切，時任右拾遺的大詩人王維有《和尹諫議史館山池》一詩：“云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余。洞有仙人箓，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空虛。”[10](卷126) 意謂玄宗垂恩甚重，切莫辜負君恩。玩其詩意，似為尹愔初任翰林學士時所作。尹愔既為方外道士，又以諫議大夫充翰林供奉，貴為天子私人，兼知史館事，職掌學術。這一連串的身份確是盛唐文化兼容并蓄的真實寫照，他又怎么會辜負盛世圣君的期望呢？
　　說到尹愔知史館事，有一點值得注意。歷代史官，皆隸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時期，史館移至禁中門下省。開元二十五年，“右相李林甫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館于中書省北，以舊尚藥院充館也。”[2](《職官志》) 史館辦公地點移動后，中樞機構與記事官、翰林供奉與宰相的聯系都得到了加強，但距離翰林院與皇帝的內殿更遠了。所以開元二十六年，玄宗不得不在原翰林院以南別建翰林學士院，以便加強翰林學士與皇帝的密切聯系。由此可見，翰林學士創制初期，與之相關的各項規制的確很不完備。
　　從《壁記》《翰林院故事》等材料可知，玄宗朝翰林學士中，呂向、尹愔大體在開元初入充翰林學士，開元末卒或出院。張垍等人在開元末入充，天寶中后期出院。張淑、張漸、竇華等在天寶中后期方入充翰林學士。由于所處歷史階段的不同，這些翰林學士的地位、作用都有所不同。其中呂向、張垍與文壇詩人的交往比較密切，在政治、文化上也頗能發揮翰林學士應有的作用。他們是具有盛唐時代特色較典型的翰林學士。張漸、竇華等人則不同，他們在政治上依附權相，其政治職能與權力傾向都不屬典型的翰林學士，甚至走向翰林學士的反面，這是天寶后期玄宗朝中樞權力失衡傾向在翰林學士身上的政治投影。
　　總的來說，玄宗朝翰林學士雖出身文士，卻并非優秀的文學家，但由于他們在政治、文化、社會上的獨特地位與聲譽，使他們有可能成為匯聚詩人群體、形成文學現象、醞釀詩文格調的重要因素。玄宗朝翰林學士的政治職能、功能也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首先，這一制度處于草創階段，相關體制的不完善必然限制其職能。再者，玄宗朝中樞格局固然出現失衡傾向，但基本的均衡尚未完全打破，作為中樞政治中的重要使職差遣，翰林學士侵奪、補充權力空間的功能也就不可能得到完全釋放。加之玄宗中晚期皇權意志衰退，相權膨脹，翰林學士這個使職便被擠壓到極小的職能空間。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開元二十六年，玄宗在原翰林院以南設立獨立的翰林學士院，從此直至天寶年間，舊翰林院與新翰林學士院人員的稱謂一直都沒有絕對的界限。如《寶刻類編》卷2所錄碑文書寫者的頭銜多為翰林學士。如《廬舍那含珉像碑》（開元十六年三月立），結銜“蔡有鄰翰林院學士、左衛兵曹參軍、集賢院待制書”，《定進嚴碑》（開元二十六年二月立）、《戶部尚書章仇兼瓊碑》（天寶十載），結銜“韓擇木國子四門博士、翰林院學士書”。《金石補錄》卷15著錄《唐封恒山碑》（天寶七載五月二十五日），結銜“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荃撰”[9]。蔡有鄰和李荃其實不過是唐代翰林院中的翰林書待詔，但其結銜卻被稱作翰林院學士。可見，將是否有翰林學士稱謂作為判斷新舊翰林院人員的標準是不準確的。這種稱謂上的混淆局面反映了翰林學士與原翰林院雜流班子密切的文化淵源聯系，也反映了翰林學士從舊翰林院中脫穎而出所經歷的觀念歷程。
　　收稿日期：2006—09—27
　　注釋：
　　① 宋人范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則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系之。”（《唐鑒》卷10）
　　② 其實，翰林學士的前身本來就是與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奕等近侍之臣共同在翰林院中侍從皇帝的“詞學”弄臣。它只是翰林中的一種，不是官名和榮銜尊號。其職責是出入宮禁，為皇帝宴居游藝獻其詞伎。隨著盛唐政治格局的發展，這些文詞之士逐漸參與內廷政事，后來更選為朝官入充兼職。開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在翰林院之南別建學士院，正式設置翰林學士，詞學之士就從翰林院的雜流班子中脫穎而出，學士草詔也就由臨時性差遣成為固定的使職，以至于成為皇帝的“天子私人”。（參見《文獻通考》卷54《職官考8·學士院》條引致堂胡氏語。參見《舊唐書》卷43，《職官三·翰林院》）
　　③ 并參見《全唐文》卷300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
　　④ 有關玄宗朝“吏治與文學之爭”的具體情況，汪《汪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中有相當精彩的論述，此處不再贅言。
　　⑤ 呂向還撰寫、書寫了不少的碑頌之文。如《寶刻叢編》卷7（《叢書集成初編》本）引《金石錄》載：“《唐溫國寺靜泰法師塔銘》，唐呂向撰。劉懷信書。開元十二年八月立。”卷7引《京兆金石錄》：“《唐內侍省楊公碑》，唐呂向撰，李思銓行書，開元十八年。”《寶刻類編》卷3（《叢書集成初編》本）著錄向書五碑：其三《龍興寺法現禪師碑》，李適之撰，天寶元年九月立；其四《長安令韋堅德政頌》，梁陟撰，行書，天寶元年立；其五《壽春太守盧公德政碑》，天寶二年建。
　　⑥ 關于學士群體的文學創作傳統，將有專文加以論述，此處不再贅言。
　　⑦ 《山右石刻叢編》卷6《慶唐觀銘碑陰》：“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集賢院學士、翰林院供奉、輕車都尉、贊諭皇太子、兼侍慶王、……永王文章臣呂向奉敕題碑陰并建碑年月日。”
　　⑧ 關于開元時期京城長安、洛陽詩人群體審美趣味的形成，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在《盛唐詩》（賈晉華譯，三聯書店2004年）中有較詳盡的論述，參見該書第五章“第一代：開元時期的京城詩人”。
　　⑨ 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外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⑩ 參見《新唐書》卷46《百官一》：“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于此云。”
　　(11) 參見《新唐書》卷200《儒學下》。
　　(13) 《新唐書》卷44《志第34·選舉志上》：“……及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滅《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6～1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康震20072007
唐玄宗/翰林學士/翰林供奉/文學之士
　　Emperor Tang Xuanzong(712—756)/Hanlin Scholars/Hanlin Gongfeng/literature scholar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 general account of Hanlin Scholars in the Xuanzong Period As a fixed system, Hanlin Schoalr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Xuanzong Period (712—756) in the Tang Dynasty. I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phases like Literature Attendants, Hanlin Daizhao, Hanlin Gongfeng and Hanlin Scholars. The political positioning of Hanlin Scholars in the Xuanzong Period (712—756) was not definite and the functioning system was not sound. Therefore, its political functions were not fully executed and its social position was not stable. Besides, the selection of qualified Hanlin Scholars in the Xuanzong Period (712—756) was much related to the phenomenon that literature scholars were put in a key position. As they were in a confidential and significant place and of literature scholar origin, they became the targets to whom the scholars in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ang Dynasty (618—755) presented poems and articles. Many outstanding literates gathered in the capital for this reason and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in the capital in the Kaiyuan Period (713—741) had taken on a diverse style, generating abundant literature phenomena. Hanlin Scholars objectively had generated and prompted the convergence, combination and formation of group aesthetic tastes of poets in the Capital. Hanlin Scholars were a significant channel through whom the literates and scholars could start their political career and get promoted.
作為固定的使職差遣，唐翰林學士確定于唐玄宗朝。它經歷了文學侍從、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和翰林學士等幾個階段。玄宗朝翰林學士的中樞政局定位尚欠明確，運行體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發揮，政治地位也不穩定，對其他政治權力有較強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學士的入選與開天之際重用文學之士有密切關系。由于身處樞密機要之地，兼以文詞之士出身，翰林學士成為盛唐文士投獻詩文的重要對象。眾多優秀文學家因此云集京城，令開天時期京城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風格，衍生出豐富的文學現象。翰林學士在客觀上促成開天時期京城詩人群體審美趣味的匯聚、整合與形成。翰林學士是開天時期文詞之士進階仕途的重要渠道。
作者：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6～1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康震20072007
唐玄宗/翰林學士/翰林供奉/文學之士
　　Emperor Tang Xuanzong(712—756)/Hanlin Scholars/Hanlin Gongfeng/literature scholars

網載 2013-09-10 2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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