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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5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597(2001)03-0044-04
　　當代紀實小說在新時期波瀾壯闊的大潮流中并未構成驚濤巨浪，但對于文學的傳統偉岸，它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波，產生過一定的轟動。雖然，在幾經波折之后，少了幾許喧嘩與騷動，卻似乎完成了對界碑的逾越而多了幾分從容與灑脫。面對這一充滿活力的發展態勢，盡管理論界早有有識之士給予過熱切的關注和科學的探討，但也一直存在兩種窘境：一種是比較寬容的保守姿態，將紀實文學統統劃入亞文學之流。最近在學界引起極大反響、代表了當前最高學術水平的兩部當代文學史新著（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均未對紀實文學（包括報告文學、紀實小說、傳紀文學等）在20世紀的興起、繁榮和發展狀況進行描述與評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另一種窘境，是圍繞紀實小說是不是個“文學怪胎”，它能否“存活”，以及“紀實的文體能否虛構，虛構的文體能否稱紀實”等老話題爭論不休。近來，馬振方、孫春ｍíｎ＠①在《文藝報》筆戰三個回合，再次將紀實小說的爭議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注：馬振方．分別于1999年10月21日，2000年4月25日，2000年8月8日在《文藝報》上發表了《小說·虛構·紀實文學——“紀實小說”質疑》之一、之二、之三。孫春ｍíｎ＠①于1999年11月23日在《文藝報》上發表《紀實小說：作為文體的合理性和可能性》，2000年7月18日又在《文藝報》上發表《走出自囚》與馬振方展開論爭。）。
　　紀實小說從80年代興起，發展至今有近20年的歷史了。層出不窮的優秀作品應當是這一文體實驗的最好驗證。但偏激者卻非要視其為“怪胎”，斷言它不可以“存活”。至于“勿謂紀實為小說”，“勿謂小說為紀實”的論調，在今天聽來，就像“別把理短發的人叫女人”，“別讓女人理短發”一樣沒道理。所以，類似的爭論可以休矣。對于一個雜交的新品種，本來就不應該作單向度的判斷，而應給予多維的審美批評。特別是對于紀實小說創作本身，應當給予及時的關注和探討，從而對這一文體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帶著這樣一種愿望，對紀實小說再談一點粗淺之見。
　　實體化的寫實：新聞的敘事立場和觀點與紀實小說的信息價值
　　隨著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信息革命早已遍及我們當今社會的各個層面與角落。紀實小說作為新聞與文學結合的新文體，它的產生與興盛，正意味著信息革命對文學的全方位滲透，也意味著現代社會新的審美意向和期待。因此，可以簡單而肯定地說：新聞性是紀實小說文體的本質特征與文體意義的核心所在。
　　對紀實小說執不同看法的人，多數是將“紀實”與“虛構”絕對地對立起來，將“新聞性”與“新聞”絕對地等同起來。因此才不能容忍“紀實”中摻雜“虛構”，認為是違反了新聞道德；而維護小說文體規范的人，更是反對“紀實”對小說的介入和侵犯。他們還認為，既然小說創作源于生活，本來就具有“紀實”性，像古代的《水滸傳》、《紅樓夢》，現代的《社戲》、《沉淪》及建國后的《紅巖》、《林海雪原》，是否都要改稱為“紀實小說”？因此，“紀實小說”完全是多余而且荒謬的名目。不錯，從中國小說發展史來看，“神話傳說、街談巷語、志怪志人之作，以及傳奇講史等都是小說發展的先河”[1]，可見小說文本向來就是具有“紀實”因素的。而《紅樓夢》、《社戲》、《紅巖》也的確是取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自然其中包含著更多的“紀實”成份。但是，古代小說家是否已具備新聞意識與立場？是否自覺地以適合大眾傳媒的語體創作小說以滿足當時人們對現實社會的參與需要和交流需要？20世紀之初，雖然產生了新聞與文學的結合體——報告文學，但從魯迅到羅廣斌，他們是否有意識地將新聞與小說再作進一步的文體雜交，從而創造新的“紀實體”？顯然，這些問題都是找不到可靠的答案的。作為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們以高度典型化的手法，將源于生活的素材進行了藝術化的提煉與創造，實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美學原則，達到較高的藝術真實與藝術審美的統一。而紀實小說，則是帶有小說文體的一些基因，卻又向傳統文體規范大膽挑戰的新型現代文體，也是直接受到美國新新聞主義影響而把新聞性作為突出標志的一種“紀實體”。按照日本評論家十返肇的觀點，19世紀的現實主義是“反映的寫實主義”，20世紀的紀實文學則是“實體的寫實主義”[2]。可見，紀實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新發展。當然紀實文學的“實體化寫實”并不是一個僵化的定義，對于紀實文學中的不同“紀實體”，應該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報告文學，就要求恪守全方位的真實原則，不允許有虛構的成份；而對于紀實小說來說，既與“小說”聯姻，當然就可以有“小說化”傾向。所以，紀實小說的“實體化寫實”，應該主要依賴于材料及結構的真實——作者將社會現實或歷史上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富有新聞性的事件以及事件參與者、經歷者的主要言行、思想、情緒等作為“紀實體”的框架和內容，但可以以“小說化”的虛構方法進行心理描寫、場景描寫和細節描寫等。關鍵是，作者必須以新聞的敘事立場和觀點完成“紀實體”的實體敘事——比如以敏銳的新聞眼光發現題材，以較強的判斷力和承受力把握題材，以公正、客觀卻又不乏主體性創造的思維方式與表現能力展示題材，使讀者從中可獲取新鮮而又形象的信息，滿足基于了解社會真相的閱讀期待。
　　80年代以來頗受好評的紀實小說，如劉心武的《公共汽車詠嘆調》、《王府井萬花筒》，以及他90年代末新推出的長篇紀實小說《樹與林同在》；梁曉聲的《京華聞見錄》、《父親》；張辛欣等的《北京人》、《在路上》、《回老家》；蔣子龍的《燕趙悲歌》；王毅捷的《信從彼岸來》；鄧賢的《大國之魂》；張平的《天網》；安頓的《絕對隱私》、《回家》等都是敏銳地將人們普遍關注卻又不能透徹了解或不能全面了解的某些社會真相、焦點問題作為敘事的“實體”——諸如“公交”、“住房”、“消費”、“就業”、“腐敗”、“出國”、“離婚”、“打工”、“犯罪”等等每天都與我們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與情緒的種種問題與現象，而這一切又往往是我們的主流媒介所漠視所忽略甚至所封閉的。因此，我們才會真正體味出這些優秀的紀實小說所提供的信息價值。它們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觀照中國社會在歷史轉折的變革年代所特有的光明與陰暗、痛苦與歡欣，以及處于這樣的時代氛圍里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普通人所特有的人生況味和精神風貌。我們能夠從文學中認識自己、認識人類，這不正是文學永恒的意義嗎？
　　為了人類的今天與明天，那些有思想、有膽識的作家，也把敏銳的新聞眼光投向歷史、投向昨天，反審“歷史的新聞”，將那些長期被歷史封存的人與事、那些長期被主流話語蓋棺論定的人與事挖掘出來，給予了充滿現代科學理性和現代人文理性的雙重觀照與判斷，以新的歷史觀和歷史主義精神重新書寫歷史。當然，為了更慎重地對待歷史，也為了更多地介入個人的思索與見解，他們突破了“史志”和“傳記”的文體局限，以報告文學或紀實小說為載體，創作了大量極有影響的好作品。1999年榮獲解放軍最高文學獎八一文學大獎的《英雄無語》，是一部感人淚下，寫得沉甸甸的長篇紀實小說。作者項小米以自己的“紅色家族”為敘事對象，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認知、展現了祖父項與年以及他的革命史。這位在中共黨史上留下輝煌功績、曾被喻為紅軍的“救星”的傳奇人物，既是一位出生入死、叱咤風云、令敵人聞風喪膽的英雄，卻也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人，一個對待上級近乎愚忠，而對待家人卻似乎全無普通人的情感、沒有愛心的人，一個在性格和教養上有太多缺陷的人。對歷史的真實還原和充滿現代意味的重新審視，使得這位紅色的人物身上蒙上了一層黑暗，他成為一個“紫色英雄”，一個令他的孫女和當代年輕人既不能接受卻又從心底感到敬佩的復雜的藝術形象。這部作品給予我們的全新感受、感動和震撼還不僅僅在于一個人性復雜的革命前輩，更在于讓我們對復雜的革命歷史，對于戰爭與人類，有了更客觀更深刻也更人性的立體觀照和思考。
　　主體化的寫實：親歷與經驗的介入與紀實小說的思情價值
　　優秀的紀實小說之所以比虛構的小說更有社會影響和更具強烈的思情感染力，除了紀實小說的內容和形式更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之外，也與紀實小說充分主體化的寫實品格息息相關。形成主體化的寫實品格，主要建立于作者的親歷與經驗上。也就是說，一個紀實小說家，僅僅坐在明亮的圖書館或家中舒適的書房里，是難以寫出好的紀實小說的。他必須將自己融進時代的潮流中，與社會共同呼吸、共同經歷、共同前進。僅此尚不夠，他還必須以新聞記者與小說家的雙重姿態與素質親歷生活、體驗生活、思考生活。他不能只靠艱苦的采訪調查獲取翔實的第一手材料，或僅僅把個人親歷的事作原始記錄就能夠創作紀實小說了，他必須把自己的整個身心與思想感情“介入”進去。當他對親歷親聞的人與事真正產生了血肉相聯的“痛”點，真正從心靈深處涌出情感之潮并有了沉甸甸的思考積累，這時他的主體世界才會被創造的靈感所照亮，于是他便可以在一個真實而又虛構的文學境界里構思作品了。這兒所說的真實，是指作者的親歷經驗，以及深入的調查和采訪所獲得的可靠藍本；而所謂的虛構，則是指小說創作過程中作者不能不產生的藝術聯想、藝術想象和審美選擇。一方面，作者最大限度地縮小了主體世界與客體世界的距離，他為紀實而作；另一方面，形象思維的自由躍動又必然將某些他人的經驗或作者的情理推斷有機地交融在一起。因此，主體化的寫實，往往以最坦誠的風格，讓讀者直接走進生活的真相中、人性的真相中和情感的真相中，并與作者產生精神上的共震。
　　張辛欣、桑曄在80年代中期推出的系列“口述實錄體”紀實小說，其中所見、所聞、所問、所錄無一不是我們現實社會與現實人生最具普遍性和公眾化的“焦點新聞”，但又無一不滲透著她們個人感懷最深、思慮最切、愛憎最強的“主體情愫”。所以，我們一方面著迷于那一個個口述實錄的人生故事；同時又在作者的心路歷程中與之產生了精神的交流溝通。梁曉聲的《京華聞見錄》，在真實記錄知識分子生存境況的圖景中，也是處處介入了個人化的體驗與情志，使我們在洞悉作者的人生信念的同時，真切地品味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酸甜苦辣，并透視出他們的整體精神狀態和人格發展輪廓。
　　王蒙的《在伊犁——那淡灰色的眼睛》系列與老鬼的《血色黃昏》都是寫個人在動亂歲月中的一段人生經歷，然而兩者的敘事視角和敘事風格迥然相異。前者以含淚的幽然筆調，娓娓動人地講述了一個個與作者血肉相連的故事，但“我”的下放勞動改造經歷與艱苦生活狀況都變得微不足道，作者所要著重展現的，卻是長期被主流媒介所忽視、所遺忘，或者僅僅是作大而無當的假象宣傳、報道的邊疆少數民族的生存境況，傳達出深邃的人文主義精神。知青老鬼則是以粗礪的筆墨，徹底抹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絢麗色彩，暴露出那血與鐵的嚴酷真相：命運悲慘、人性扭曲、精神崩潰、信念動搖、青春喪失、情操墮落……讀來憾動人心，發人深省。
　　親歷性較強的紀實小說往往帶有“自傳”色彩，與“自傳體”或“自傳體小說”有時難以區分；所以就有人指責現在許多傳記文學作品混同于紀實小說，嚴重損壞了傳記文學的真實性品格，讓人對傳記文學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筆者認為，傳記文學（包括自傳體）作為“生平”的文學，理應恪守真實性原則，絕對排斥胡編亂造。但“生平”能否轉化為“小說”？這恰是紀實小說文體可以大膽嘗試的。它與傳記文學的不同應該在于：傳記文學客觀而真實地描述自己或他人的生平經歷、主要事跡或思想，突出的是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位置、貢獻、影響等。紀實小說則要力圖找出個人生平與社會歷史的某一共振點和契合點進行渲染，突出的是新聞意義與主體精神。借用瑞典《松德斯瓦爾斯日報》對世紀之交在海外最有影響的一部華人文學作品《饑餓的女兒》一書的評語“它把私人的與公眾的結合起來，又把公眾的與精神的結合起來”[3]，正好說明了具有自傳色彩的紀實小說的一個顯著特征和價值體現。
　　現旅居英國倫敦的女作家虹影，以清醒而冷峻的現實主義姿態，以不加任何修飾、不帶一點矯情的“紀實體”，對她成長中充滿靈與肉的痛苦的那段歷史，對那個動亂、荒謬、貧困、暗淡的時代作了“準確的、具體的、令人嘆息不已的描摹與感受。”[4]讀來令人心情難以平靜。《饑餓的女兒》不僅僅是作者的“自傳”，不僅僅是一個貧民窟出生的少女所經歷的人生苦難，而是整整一代人的苦難證詞。她的成功對當代文壇應該具有一種啟示。
　　早幾年暢銷的另兩部海外華人的紀實小說，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雖然在思想和藝術上存在較多的缺陷，但它們的親歷性、新聞性以及率真的紀實風格也吸引了大量讀者，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
　　近幾年，隨著網絡文學的迅猛發展，傾向于渲泄個人情感、寫照真實人生的紀實小說創作呈現出方興未艾的趨勢，這也是值得批評界格外關注的新的文學現象和走向。
　　邊緣化的寫實：文體交叉、融合的審美選擇與紀實小說的藝術價值
　　小說的誕生意義，即在于對傳統詩文趨向理想化的文本體式的蔑視和破壞。然而，小說的發展卻是在“不斷的規范”與“不斷的變革”兩種意向相悖的力量牽制下，開始其艱巨的文體建構與文體解構交錯并進的演變歷史。理論批評一直力圖將這一日臻完善的文體給予審美形式規范的界說和評定；而創作自身又一再力圖突破規范的限制以保持創造的自由快感和生命力。因此，傳統的、保守的小說文體觀念常常跟不上小說文體的變革與發展。比如關于情節、線索、人物塑造、細節描寫等小說基本要素的理論闡釋，在后現代主義小說家看來，毫無價值和意義。他們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結構、混亂的時序、抽象的人物，并以超現實的寓言、神話、傳奇、模擬等方式曲折地反映或暗示現代社會本質。如果說后現代主義以更離奇的虛構手段對小說文體進行了突破和超越，那么，紀實小說則是以強烈的寫實精神對文學傳統進行挑戰——它使與文本形式相對應的客觀世界完全拋棄暗示、象征等審美中介，絕不刻意營造敘事迷宮，而是以適合大眾傳媒的語言符號直接、明快地傳達社會信息與時代精神。
　　因此，紀實小說的寫實特征不僅取決于實體化、主體化的寫實精神，也取決于邊緣化的寫實風格——對多種文體進行交叉、融合，達到自由的審美選擇和文體實驗目的。由于紀實小說中雜交、融合了新聞文體、散文文體、隨筆文體、訪談文體、影視文體、評論文體、傳記文體以及評書故事文體等多種文體因素，于是就有了更寬闊的邊緣領域，更彈性的表現張力。
　　就結構而言，紀實小說一般不著意線索的設立和情節的戲劇化處理，而是突出強烈的現代節奏感：場景、畫面的交替轉換；事件發展的時斷時續；人物形象的特寫處理或快速閃出式的展覽；新聞式小標題的醒目提示；畫外音的情理勾結；鏡頭跟蹤的動感效果；卡片集合的檔案形式……它們最充分地讓我們感受時代脈博的跳動，歷史長河的奔騰不息，以及我們曾經共同經歷或正在經歷著的千姿百態的生活圖景與情感流程。
　　作為小說的一種，紀實小說自然也不能夠漠視其藝術價值的實現和審美理想的追求。小說的敘事美學、形象刻畫、細節魅力……也在不斷向“紀實體”中滲透；而散文化的語言風格，以其平和隨意、坦誠親切的藝術力量，感染著紀實小說家的文筆，促使它向著更高的審美層次進展。
　　當然，紀實小說的文體實驗，目前仍然處于探索和發展的階段，總會存在文體觀念上的不同意向和主見，審美選擇上的不同理想和追求，藝術創造上的不同途徑和手段，也必然存在作品層次的高低之分和作品質量的優劣之別。但是，面對新世紀，面對人類社會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新聞價值的紀實文學，將被歷史賦予新的使命，開始新的藝術求索。所以，切不可粗暴地剝奪了紀實小說自由生存和發展的權力。我們應該相信，“自由”總是相對的，真正能夠約束它的，不再是文體規范，而是作者自身的素質、修養、美學品味以及為人類寫作的良知。
　　［收稿日期］2001-06-20
《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社版呼和浩特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璦20012001對于爭議中的紀實小說，不應再作單向度的判斷，而應給予多維的審美批評。就寫實特征而言，或以新聞的敘事立場進行“實體化”寫實，體現其信息價值；或以個人的親歷與經驗側重于“主體化”寫實，體現其思情價值；在文體實驗上，則顯示出“邊緣化”的寫實風格，實踐著文學現代審美理想與追求。實體化/主體化/邊緣化Objective/Subjective/PeripheryRealistic Featares and Value of the Non-Fiction NovelZHANG Ai(Jimei Normal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China 361021)The controversial non-fiction novel should be aesthetically reviewed form various aspects instead of only one.In regard to the realistic features,the non-fiction novel can either be objectively narrated by news-reporting narration to exhibit its information value,or be subjectively narrated by one's experience to exhibit its emotion value.In respect of the style,the non-fiction novel demonstrates a kind of peripherial realistic style,and the aesthetic ideal of modern literature.張璦(1962～)，女，江蘇人，集美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學碩士。集美大學師范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作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社版呼和浩特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璦20012001對于爭議中的紀實小說，不應再作單向度的判斷，而應給予多維的審美批評。就寫實特征而言，或以新聞的敘事立場進行“實體化”寫實，體現其信息價值；或以個人的親歷與經驗側重于“主體化”寫實，體現其思情價值；在文體實驗上，則顯示出“邊緣化”的寫實風格，實踐著文學現代審美理想與追求。實體化/主體化/邊緣化Objective/Subjective/Periphery

網載 2013-09-10 2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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