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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仙逝的一代經濟學大師董輔réng＠①先生，讓京城經濟學界沉浸在默默的哀悼之中，董老嚴謹的學術風格和獨立的做人原則永遠讓人難以忘懷。
    董老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去世是經濟學界一個重大的損失。董老在推動我國經濟改革開放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董老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非常關心，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關鍵時刻，敢于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值得我們學習。
    董老的去世使這一代人失去了一位共同的導師。我們應該學習董老的獨立人格和不怕任何壓力，不屈不饒追求真理的精髓。1979年，董老第一個提出國家所有制改革的觀點，這給他帶來了榮譽，也給他帶來了災難，但他從來都沒有退縮；2000年后，董老關注的課題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董老從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出發，日益認識到產權變革對國企改革的重要性，而產權的清晰化和流動性必須依賴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在2001年2月展開的中國資本市場大辯論中，董老清晰地表明改革開放是推動國家強大起來的理論核心。
    作為本刊的名譽主編，董老給我們留下了最深刻的三個印象：一身正氣，無論是做事還是做人，都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是一個有品質的人；一身骨氣，無論是對誰，都沒有任何媚骨；一身銳氣，觀察問題，敏于思考。
    董老不僅給中國經濟學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而且留下了諸多思考。他常常告誡我們：經濟學家要甘于坐冷板凳，當自己的主張不被采納時要敢于堅持；經濟學家要善于坐熱板凳，一旦受到重用，要冷靜和謙虛；要肯于坐硬板凳，要對問題做持久的研究和探索。
    在稀缺的時間與不足的生命中，董老作為經濟學界泰斗，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因此，如果我們后輩學子能把董老對于資本市場發展要尊重國情、借鑒規范、把保護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一一貫的思想體現出來，才是對董輔réng＠①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
    　　　　董輔réng＠①主要言論摘錄
    “有人說我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莊家，代表老板的，說我有什么利益在股市里面，想封我的口。他們封不住的，我還是要說。中國的股市為促進資本的社會化、公眾化，為把沉淀的貨幣變成資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國企改革上的作用。證券市場不是賭場，不是零和游戲，證券市場能夠創造價值。”
    ——2003年1月談資本市場的價值
    “為什么不讓非公企業享受國民待遇？”“WTO來了，捆著手腳的非公經濟與外國重量級選手的比賽如何能夠贏呢？凡是對外企開放的行業首先要對非公開放！”
    ——2000年12月談非公經濟
    “我從來不知道什么叫泡沫，你說股市跌到多少點沒有泡沫，就是跌到1000點還會有人說有泡沫；原來說市盈率高，但現在市場已經否認了這種看法。”
    ——2002年12月談股市泡沫問題
    “至于說主板市場有些嚴重問題，確有需要改進之處，但不能成為限制創業板的理由。辦好主板市場是無止境的，在不斷變革完善，若由此推遲創業板，將對科技企業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其實好公司很多，否則不能解釋如此多的海外證券交易所來中國游說它們去上市，為什么我們看不到？”
    ——2002年10月談盡快開設創業板
    “此前有人說國有股減持可以按凈資產的情況來算，我想可以研究。我的看法是最好讓利給股民，你們發行新股的時候，賺了很多錢，拿點出來算什么！”
    ——2003年1月談國有股減持問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上海金融報濟南46～52F63投資與證券《投資與證券》全體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風格，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且有某種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彭慕蘭關于經濟史應該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視。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說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但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割斷重視制度分析的百年學術傳統。總結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升經濟史理論水平的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作者對《大分流》的回應，擬分實證與理論兩部分陸續展開。本文僅就研究理念與思路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應《史林》之約刊載于此，目的是向諸位同仁征求意見。高啟杰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the Lands Belonging to the Escaped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EN Ming-guang作者單位：華泰證券 作者：上海金融報濟南46～52F63投資與證券《投資與證券》全體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風格，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且有某種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彭慕蘭關于經濟史應該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視。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說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但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割斷重視制度分析的百年學術傳統。總結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升經濟史理論水平的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作者對《大分流》的回應，擬分實證與理論兩部分陸續展開。本文僅就研究理念與思路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應《史林》之約刊載于此，目的是向諸位同仁征求意見。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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