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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蒙·阿隆(Reymlond Aron,1905-1983)是二十世紀西方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之一，他的思考范圍極為廣泛，著述頗豐。其著作涉及政治哲學、社會學、歷史哲學、意識形態批判、國際關系等諸多領域。本文主要對他用以進行政治分析和判斷的中心原理和假定做一初步分析。
　　在現代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和社會常常是脫節的。自十九世紀的孔德(Auguste Comte)以來，社會學家一直秉承著將政治排除在社會之外的傳統，而政治學在社會理論取向上也顯得很薄弱。阿隆自稱追隨由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托克維爾(de Tocqueviooe)開創的“法國政治社會學學派”傳統[1](P222-223)。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根據社會和政治的特征及其相互關系來分析社會，顯示出將二者聯系起來的傾向，但他們也只是用社會來“解釋”政治，沒有看到二者的互動關系。既堅持在社會生活中“政治的優先地位”，同時又看到社會條件對政治理想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程度的制約作用，正是阿隆政治思考方法的獨特之處。
　　阿隆政治思考的核心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成功地轉變為社會的或政治的現實，要取決于現實的社會條件。理想或價值以及為實現這些理想所采取的行動，必須與現實條件相聯系，也就是說，從“價值——社會條件”的相互制約關系來分析政治選擇，這就是阿隆政治哲學的社會學分析方法。
　　 一、終級價值及其政治制度
　　對阿隆來說，終極價值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目標，不如說是一種康德式的目的。在終極價值問題上，阿隆堅持反意識形態的立場。阿隆對意識形態作過多種多樣的定義，但是從他最常用的意義上可以看出，他所謂的意識形態是指將終極價值賦予一套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實踐的做法。[2]阿隆認為，對政治問題的“徹底解決”是可以設想的，即設想一種完善的社會類型——在其中，所有的沖突都得到協調，“欲望得到滿足，人們以理性的方式生活。”——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這種設想可以為我們衡量現實社會的不完善提供一種標準，并為我們改進社會的不完善提供指導，但是不能把這種理想目標與具體的一套制度或已知社會相等同。因為我們不能確知理想社會到底是怎樣的，而且這樣做勢必會將一套普通的政治制度過分神圣化，走向意識形態的統治。[3]于是，正如康德對待上帝的態度一樣，阿隆有意將這種理想目標加以形式化，不把它當作終極真理和人類歷史的必然歸宿，而只將其當作一種道德假設、評判現實社會的標準加以接受。
　　反意識形態的立場與堅持終極價值并不矛盾。阿隆認為，每一個人只要愿意就應該帶著自己的價值理想來參與討論：怎樣組織社會是最好的方式，應該選擇怎樣的社會類型，因為這不僅與我們社會的本質是一致的，而且也與人類的使命是一致的[4]。各種價值都有其理性基礎，但是每種價值指向的選擇都是特定的、有限的，“不可縮減為抽象的道德原則”[5](p326)，被賦予絕對的意義，在此前提下就如何改良社會所進行的爭論都是合法的，而對這種終極目標能否真正實現的問題不做定論。
　　作為一位反烏托邦式的政治哲學家，阿隆認為，千年至福式的解決只是某些人的一廂情愿。人們針對政治問題給出的所有答案都是不完善的，所有的政治選擇都是相對的，沒有辦法確定哪種選擇就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人們選擇政治制度時，應該準備既接受它的優點，也接受它的缺點，也就是說，人們的選擇是對整體的選擇。政治制度是一個整體，表達著特定的價值，包含著特定的制度、偏見和傳統，而且彼此不可分割，“從一種體制過渡到另一種體制，并不帶來現有秩序的改善，而是以一種秩序代替另一種。”[6](P196)在阿隆看來，左翼激進主義者和右翼傳統主義者的錯誤都在于：將截然不同的政體零散部分重新組裝成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事實上，沒有比這種烏托邦更危險的了。”[5](p279)
　　既然價值是多元的，而且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相互之間處于韋伯所謂的“多神之爭”的狀態，那么單純就價值本身及其主張的政治制度作形而上學的批判，并不能確定哪種政體類型是最好的。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統治方式，必須從價值及其政治選擇之外尋找判斷的根據。這就是現實的社會條件。阿隆要求各種價值的支持者們應該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實行“理性的合作”[6](P87-88)，即以現實的社會條件來確定價值理想和政治選擇的合理性及其合理性程度。
　　 二、社會條件
　　阿隆將“政治問題”縮減為如何協調“人之為人的平等性及其在社會中作用的不平等性之間的關系”[7](P163-164)，“以此作為自己政治分析的出發點。也就是說，如何保持一種社會，在其中平等性與等級性得以協調。他既不相信孔德關于“和平的工作將使戰爭這個技術和軍事時代的遺產宣告消失”的說法，也不相信馬克思關于工業制度的改造將導致一場真正的革命、從而最終消滅人剝削人現象的理論主張。但是他認為，“把科學應用于生產（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增長）是我們時代的鮮明特征”[8](P23)，工業化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所有理論都應當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
　　阿隆認為，工業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把它當作最終目標就會陷入權力崇拜。”(9)(P91-92)它并不能自動地產生道德或精神的進步[10](P342)。它的結果也不盡如人意。它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各部分功能上的不平等，由此帶來了權力、地位和身份的不平等，但是，他又認為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消除貧困，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為每個人體面的生活提供條件。工業化可以增長社會財富，緩和階級斗爭，為建立一個可以容忍的政策，來限制在收入問題上不可避免的沖突，提供了可能性。[11](p362-363)沒有任何社會可以完全實現經濟平等、社會平等和機會的平等，但是工業化卻為減少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增大機會的平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10](P313)而且，它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平等的要求。它既依賴于日益增長的技術和知識，同時它所創造的財富也為青年人和窮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而又不損害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所以平等與等級的協調就內在于工業社會的要求和結果之中。“資源的增長和不平等的減少對人和社會的原有狀態都沒有損害，它使前者處于不穩定之中，而使后者處于等級之中。”[7](p165)
　　機會平等的政治前提是自由。阿隆對于自由主義所持的非經院式的觀念使他能夠對自由作出一種更豐富、更有概括力的定義。他認為，自由不僅包括消極自由（不妨礙他人）和積極自由（參與），而且包括另一種自由，即在自己的面前擁有未來，有機會通過必要的犧牲來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由于自己的出身被束縛于社會金字塔的底層。自由把人們從習慣中解放出來，并開拓新實踐的前景。從社會的角度來講，這種自由也就是批評的自由，是對通過權衡和探索來追求真理的行為不加束縛的狀態。不是普選權這個新穎而值得爭論的政治制度。不是議會爭斗這個政府進行決定的程序，而是探索和批評的自由，才使現代社會擁有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即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以及大學的自治。所以說，對于西方文化來說，自由具有結構性的特征，它不僅反映這種文化，而且界定這種文化，它不僅是制度的創建者，而且是價值的源泉。正是自由為我們判斷是非的視野，增加了傳統和社會力量獨立性的支持。只有自由才賦予了一個社會道德的意義，它是我們文明的精髓。“一個真正的西方人從我們文明接受來的只有自由，它是這個文明遺留下來用以批評自身并為自身的提高留下發展機會的東西。”[7](p69)
　　工業化及其所帶來的平等和自由，是工業社會最重要的現實條件，它為協調平等和等級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可能性，但它并不能自動地起作用，還需要政治制度的安排來保證其執行，而政治制度的選擇又必須與這種現實的社會條件相符合。
　　 三、政治選擇
　　在工業社會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政治大廈，其結構要涉及托克維爾提出的古典性問題。托克維爾認為，所有現代社會都發展出平等的條件，但它們的政府形式則可能是專制的或是自由的。現代社會注定是工業的、商業的和民主的社會，但它是自由主義的還是專制主義的，要取決于政治制度。
　　在工業社會這同一舞臺上展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是工業社會條件下可供人們選擇的兩種理想類型，即“多元立憲制”(constitu-tional-pluralist system)和“一黨壟斷制”(monoplistc-partysyst-em)，前者以西方民主社會為代表，后者以蘇聯社會為代表。阿隆指出：“我們不要忘記蘇聯和西方，工業社會這兩種版本的代表，宣揚的是相同的價值，它們都以開發自然資源、提高生活水平、控制富裕為目標。在政治上，它們競相聲稱自己才是民主主義者，人民自由和大眾政權的支持者。”[12](P63)而且它們事實上還分享著某些共同的價值，“經濟發展和一般公民資格既是所謂的大眾民主體制的特征，也是所謂的西方民主體制的特征。”[13](P306)而且，就政治制度層面上來看，兩種模式都有著各自的優缺點。多黨制使政治爭論合法化，并且給予被統治者以更多的保護，但同時與生俱來地存在政治沖突和腐敗的危險。一黨政體則暗示著統治集團的官僚一體化，并建立意識形態的遵從，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極權主義的危險。兩種政體類型所遵循的價值都符合現代工業社會的現實條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它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又都有各自的優缺點，沒有哪種政體是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壞。甚至可以說，“傾向于一黨政體的專制而否棄議會討論的緩慢……并非是荒謬的。”[7](P169)所以，單純就價值及其政治制度本身作形而上學的道德批判，難以確定我們應該如何選擇。
　　社會學分析方法既然將社會條件與價值理想相聯系，那么我們就應該從每種價值所導致的可能結果上來分析二者的合理性及其程度。于是，阿隆在引進了另一種方法，即比較的方法。比較就是從它們各自宣揚的價值與各自主張的政體可能導致的結果之間的關系上考察，從而確定哪種政體才是真正保證自由，從而促進平等與等級協調的。
　　多黨制充滿走向寡頭統治、政治煽動的危險，而且在解決國內和對外問題中的效率又很有限。阿隆將這種不完善稱作“事實的不完善”。[14](P346)即在實現價值的過程中產生的缺陷，并不是內在于體制中的。多黨政體則暗示著對立和對話是合法的，并且因為每種觀點都值得挑戰，所以每種觀點都不能以暴力強加給社會。而一黨制的情況則與此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體制宣稱單一教條的存在是合理的，因為社會是單一的，在基本問題上不存在沖突。它也宣稱自己是民主的，因為執政黨以人民的名義來行動。當然，從它向社會只灌輸一種教條的行為可以看出來，它其實是承認社會并不是單一的，如果開放言論自由的話，在基本問題上也會有沖突。阿隆認為，這種不完善與這種體制的基本要素是聯系在一起的，它就內在于一黨專制政體中[14](p347,350)專制政體暗示著將一種意識形態作為終極真理的可能，以及這種意識形態的承担者用足夠強大的力量來維護這種教條的可能。
　　阿隆分析的結果顯然是傾向于民主政體的。他認為，民主政體符合工業社會的現實條件，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政體的社會民主性取決于工業社會的多元性。正因為工業社會是多元的，“這個社會的人類真理就是交往，同意，敵對或沖突。因為多元社會接受對話……所以，如果不是任何集團都不能僭稱掌握著終極真理的話，那么至少也不應該讓任何一個集團擁有足夠大的權力，來運用暴力將這種以終極真理面目出現的東西，強加給人們去遵守。”[15](P366)所以，只有多元立憲政體才能保證自由，為人們提供機會的平等，從而促進平等與等級的協調，保證社會結構的合理性。
　　 結語
　　既然任何選擇都是特定的和有限的，都基于具體的社會條件，那么阿隆并不認為，適合西方工業社會的政治制度也同樣適用于不發達國家。他對多元立憲政體的選擇并不是重要的，也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國家的國情，重要的是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政治思考的方法。他區分了諸如自由主義、言論開放和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意愿的尊重等價值理念，與諸如政黨、選舉和議會等具體的政治制度；前者是現代工業社會普遍適用的，而后者則只適用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或者說，阿隆政治思考的核心就是：把價值、目的或理想形式化，同時使具體的政治制度處于不確定的地位，政治制度的選擇則取決于現實的社會條件，通過對價值與其可能的后果之間關系的科學分析和比較，來確定哪種政體真正符合社會的現實條件和道德要求。
　　阿隆的社會學分析方法通過把社會條件和政治選擇聯系起來，一方面破除了價值的絕對性和意識形態的迷信，避免了歷史決定論；另一方面又把科學與選擇、社會政治學與政治決定結合起來，避免了韋伯式的激進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阿隆的社會學分析方法把價值和政治選擇置于理性的基礎之上，維護了政治理性，這是他的歷史哲學即“或然的決定論”的具體運用。批判意識形態，維護政治理性，是阿隆政治哲學的核心，也是他對現代政治思考的根本貢獻之所在。
燕山大學學報秦皇島38～41D0政治學陳喜貴20022002社會學分析方法是雷蒙·阿隆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從價值與社會條件的聯系中來考察政治選擇，將價值目標形式化，使政治制度處于不確定的地位，然后指出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征，最后對價值與其可能的后果之間的關系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比較，從而確定哪種政體真正符合工業社會的現實條件。阿隆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一方面避免了決定論，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相對主義，對現代政治哲學具有重要意義。終極價值/政治制度/社會條件/政治選擇陳喜貴(1969-)，河北正定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98級博士生。（北京 100872） 作者：燕山大學學報秦皇島38～41D0政治學陳喜貴20022002社會學分析方法是雷蒙·阿隆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從價值與社會條件的聯系中來考察政治選擇，將價值目標形式化，使政治制度處于不確定的地位，然后指出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征，最后對價值與其可能的后果之間的關系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比較，從而確定哪種政體真正符合工業社會的現實條件。阿隆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一方面避免了決定論，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相對主義，對現代政治哲學具有重要意義。終極價值/政治制度/社會條件/政治選擇

網載 2013-09-10 2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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