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馬爾庫塞科技倫理觀的內涵與價值  ——兼評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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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2—0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1X(2000)03—0020—07
  赫伯特·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哲學和美學的探索,構成了他理論生涯的主旋律和理論著作的特色。《單向度的人》便是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批判的代表作。這部著作包括了豐富的科技倫理思想,亦是馬爾庫塞科技倫理觀的集中體現。在科技倫理觀的闡發中,馬爾庫塞將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批判的目標指向了當代科學技術。他將當代科學技術當作一種新的控制形式,當作造成發達工業社會及其思想文化單向度的根源,當作工具理性和實證主義思想基礎加以批判,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以剖析科學技術的消極社會功能為著眼點的科技倫理觀。其內涵是通過他對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科學技術與需求、科學技術與技術理性的關系等方面的批判表現出來的[1](P.297)。
      一、對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關系的批判
  馬爾庫塞首先從對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關系的批判切入,闡發了他的科技倫理觀。他認為,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科學技術。在《單向度的人》一書第一章“新的控制形式”的一開頭,馬爾庫塞指出:“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盛行著一種舒適、平穩、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現象,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2](P.3)對此,哈貝馬斯曾說過,在馬爾庫塞眼里,“當代技術和科學取得統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問題的關鍵”[3]。 馬爾庫塞把發達工業社會定義為按技術的觀念和結構而運轉的政治系統。因為,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中,技術合理性的“目的”,在運作中已使當代社會傾向于極權主義。這種極權主義“不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主義的政治協調,而且也是一種非恐怖主義的經濟—技術協調,這種協調靠既得利益來操縱需求。因此,它就排除了一個反對整體的有效的反對派的出現。不僅特定的政府或政黨形式有助于極權主義,而且特定的生產和分配體系也有助于極權主義”[2](P.4—5)。因此,技術進步已擴展至控制與調節系統,并創造出一些生活和權利形式,這些形式能夠調和與這個系統對立的力量,擊敗或駁倒了為擺脫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議。在這種社會中,生產和分配的技術裝備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動化因素,不是作為脫離其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系統在發揮作用;生產的技術手段趨于極權性,它不僅決定著社會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態度,而且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愿望;它消除了私人與公眾之間、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之間的對立;對現存的制度說來,技術成了社會控制的新形式。不僅如此,這種“社會的壓制性管理愈是成為合理的、生產的、技術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個人借以打碎他們的奴役枷鎖并獲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2](P.7)
  因之,馬爾庫塞認為,作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的當代科學技術決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確的政治意向性,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功能。他指出,面對著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點,技術“中立”的傳統觀念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不能把技術本身同它的用處孤立開來;技術的社會是一個統治體系,它已在技術的概念和構造中起作用。在他看來,科學技術之所以具有政治意向性,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功能,一是因為,技術作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它在現存工業社會中特殊的設計和應用構成了人對人統治方式的基礎。技術創造出一個極權社會,它為特定的歷史規劃服務;二是技術作為一種總體體系和文化形式,為現存社會的合理性辯護,它預先封閉了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阻止人類向自由解放邁進,因而取代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三是科學技術在其本質上具有單向性、實證性、功利性和對現存事物的順從性,進而適應于成為統治工具和意識形態。
  馬爾庫塞還認為,科學技術的統治也就是科學技術的異化。在他看來,科技進步本應使人類生存環境改善,使社會結構趨于合理,使人獲得自由,進而更好地發揮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然而,實際情形正好相反,技術創造了一個富裕的當代工業社會,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并未改變人的命運,使人獲得自由,反而使人日益變成技術、物質資料的生產和消費的奴隸,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身及其工作的關系相異化。因之,發達工業社會是人全面受壓抑的社會,技術和文明對人實行了全面的統治和管理。由此,馬爾庫塞深刻地指出:“在一個壓制性總體的統治下,自由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統治工具。個人可以進行選擇的范圍,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的程度,而是決定個人能選擇什么和實際上選擇什么的根本因素。”[2](P.8)一切社會關系變成了單一、片面的技術關系,個人自由的理性變成技術理性,社會協調并統一了人的生產、消費和娛樂,排除了一切對立或反抗的因素。這樣,科學進步造就的是單向度的社會、單向度的人和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因此,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病態或畸形的社會。
      二、對科學技術與需求關系的批判——新人倫關系論
  在馬爾庫塞看來,追求物質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質特征,在人的各種原始欲求中,追求物質享受并不是人的重要欲求。因此,物質需求的滿足并不能給人帶來幸福。在《單向度的人》這部著作中馬爾庫塞對“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作了一定的區分。他認為,“什么是真實需求,什么是虛假需求,這個問題應該由個人來回答。……只有當他們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時,才能這么說。只要他們不能夠自主,只要他們被灌輸和操縱(下降到他們的本能上),就不能認為他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他們自己的。”[2](P.7)但是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則通過制造“虛假需求”如“按照廣告來放松、娛樂、行動和消費,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恨的東西”[2](P.6),以實現“強迫性的消費”。這里所說的“虛假需求”是指那些在個人的壓抑中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給個人的需求:這些需求使艱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長期存在下去。一旦把這種需求強加于人,便會在需求上趨于單向度。因為,這些需求具有一種社會的內容和功能,這種內容和功能是由個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決定的;這些需求的發展和滿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這些需求可以多么完全地成為個人本身的需求,并在這些需求的滿足中找到自我,這些需求仍將是它們一開始的樣子——一個靠統治利益來實行壓制政策的社會的產物。然而,社會需求卻成功地向個人需求轉移,實現了需求的單向性或曰“一體化”[4](P.275),馬爾庫塞指出:“我們再次面臨發達工業文明的一個最令人苦惱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點。它的生產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擴大舒適面,把浪費變成需求,把破壞變成建設的能力,它把客觀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長物的程度,這一切使得異化的概念成了可懷疑的。人民在他們的商品中識別出自身;他們在他們的汽車、高保真度音響設備、錯層式房屋、廚房設備中找到自己的靈魂。那種使個人依附于他的社會的根本機制已經變化了,社會控制錨定在它已產生的新需求上。”[2](P.9)由此又帶來了利益的一體化即人們把自己的利益和命運同社會的利益和命運聯系在一起,似乎統治者的統治不再僅僅是維持某些特權,而是在維持全體人的利益。基于上述分析,馬爾庫塞提出了一種新的人倫關系學說——“新階級結構論”[5](P.264)。
  首先,馬爾庫塞認為,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統治已變形為行政管理,生產的工藝組織對于管理和指揮的影響日益轉化,“統治讓位于行政管理。資本主義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為責任總管的身份,他們在公司機器中正發揮著官僚的職能。”[2](P.29) 而不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大企業集團,卻直接與生產相聯系,處于決定性地位,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實際的統治集團。其次,發達工業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表現為工人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化,即職業層次的趨同化。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由于日益完備的勞動機械化,由于強調把體力變成技術上的和精神上的技能,由于標準化使生產性工作和非生產性工作成為一樣,因而使工人階級內部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在關鍵性的企業中,同白領工作相比,藍領工作正在衰落,出現了藍領工人白領化,即非生產性工人的數目不斷增長。在發達工業社會中,“機械化使花費在勞動中的體力的數量和強度日益減少。這種演變對馬克思的工人(無產者)概念有很大影響。”[2](P.22)因為那時的無產者即使使用機器勞動, 也基本上是在勞動過程中花費和消耗體力的體力勞動者,進而引起了他們對非人剝削現象的反抗。這在馬爾庫塞看來是工資奴役和異化——古典資本主義的生理學和生物學向度。然而,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仍然維持著剝削,但日臻完善的勞動機械化改變了被剝削者的境況和態度。因而,在被組織起來的工人身上,原來的那種否定性已非常不明顯了。再者,上述的勞動特點和生產工具的變化,改變了勞動者的態度和意識,與此同時,新技術的勞動世界迫使工人階級的否定立場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現為同現存社會活生生的矛盾,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同化”和“聯合”。加之,現代管理和消費方式愈來愈把工人和工廠“融合”起來,形成了一種較大的相互依存性,工人們“熱望”參加解決生產問題,甚至工人在工廠里也有既得利益——通過“入股”“參與”資本主義企業,這樣就與資產階級取得了需求和愿望方面的同化,生活標準的同化,政治生活和閑暇活動中的同化。盡管如此,馬爾庫塞仍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并游覽同樣的娛樂場所,如果打字員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兒一樣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掙到一輛卡德拉牌汽車,如果他們讀同樣的報紙,那么這種同化并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來維護現存制度的需求和滿足在何種程度上被下層人民所分享。”[2](P.9)因為無論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饑餓、人身依附、暴力等肉體的控制),還是繁重勞動特點上的變化,無論是各個職業階級的同化,還是消費領域里的平等,都沒有彌補這樣的事實:有關生與死、個人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決定,都是在個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隸,但仍然是奴隸。
      三、科學技術與技術理性關系的批判
  在《單向度的人》一書的“單向度的思想”中,馬爾庫塞對技術理性進行了批判,不僅揭示了當代科學技術異化的方法論基礎,而且也是他科學倫理觀的理論立足點。他認為,技術理性是當代理性觀念的最新結果,在當代,技術理性已滲透到社會的總體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發達工業社會對人實行全面奴役和統治的思想基礎。而實證主義或分析哲學的流行標志著技術理性或單向度的思維方式的全面勝利。馬爾庫塞的這一思想與他對理性的闡釋相關,在《哲學與批判理論》一文中,他把理性看作哲學思維的根本范疇,并認為它是哲學與人類命運聯系的惟一方式,代表著人和生存的最高潛能[6](P.175)。在“單向度的思想”中,馬爾庫塞詳盡地考察了理性從批判理性演變為工具理性的歷程。他認為,理性從批判理性演變為工具理性以社會的科技進步為前提,并有其方法論基礎。一方面,社會在一個日益增長的技術積累中再生產自身,生存斗爭和人對自然的開發變得更加科學和合理,科學管理和科學分工,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其結果就是更高的生活標準。這一理性事業產生了一種精神和行動模式,它甚至為這一事業的最具有破壞性的特征辯護、開脫,這樣,技術理性和操縱結成社會的控制形式[2](P.124)。另一方面,形式邏輯和數學構成技術理性的方法論基礎。借助于數學和邏輯的分析,自然被量化和形式化,現實與先天的目的,真與善、科學與倫理等被割裂開來。在這種方法論中,科學技術理性是中立的,只有對自然規律的探索才是合理的,價值觀是純主觀的,形而上學只是一個假定,人道主義、宗教、道德等不過是理想而已,這樣,剩下的只是一個量化的世界,其客觀性越來越依賴于主體。在科學技術理性的極端形式中,一切自然的問題都消解于數學和邏輯之中,客體的概念則被消除。形式邏輯的形式化,抽象性和排除矛盾性有其現實的基礎,它自身成為技術理性的基礎并發展成為統治的邏輯[2](P.124—125)。
  因此,馬爾庫塞認為,技術理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思維邏輯,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處理理論知識的方式。技術理性主要有以下的特征:一是技術理性是在技術、理性和邏輯的基礎上形成的;二是,技術理性以自然科學的模式來衡量知識,尤其是以定量化和形式化作為知識標準;三是,技術理性把世界理解為工具,關心的是實用目的;四是,技術理性將事實與價值嚴格區分。因而,技術理性是一種單向度的或肯定性的思維方式。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理性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它排除了思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質是統治的合理性,進而適用于維護社會的統治制度。在當代,抽象的技術理性已經擴展到社會的總體結構,成為組織化的統治原則。自動化技術理性的出現則是一種獨特的統治形式,對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對工作過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過整合,或者通過對偏離的有效壓制,構成了實際不會遭到反對的社會“幸福意識”的基礎,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層次上,發生了需求的管制和進步思想的消除。
      四、馬爾庫塞科技倫理觀的特色及對當代科學倫理建構的價值
  首先,從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這部著作中闡發的科技倫理觀的特色來看,一是,作者在語境的設定與運作上,采取了哲學批判的理論語境即以一種否定性的話語為運作。在他看來,否定性是理性的本質,“理智就是顛覆力”。二是,馬爾庫塞在闡發其科技倫理觀的過程中,主要依據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論,而是他早年研究黑格爾哲學的主題:人類解放的先驗理性準則。馬爾庫塞認為,由于人總是要追求“美的生活”,就要擺脫勞苦和邪惡的現存,而現存總是不完美的,因此,它的發生總“滲透著否定性”,進而,人的現實存在“是”又總是包含著“應當”,這便是雙向度的理性。由此,他認為,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歷史進入了辯證法,原來那種“本質與現象、‘是’與‘應該’之間的本體論的張力,成為歷史的張力,對象世界的‘內在否定性’被理解成歷史的主體——與自然和社會作斗爭的人——的作用”[2](120 —121)。人的主體,特別是人的先驗本質的否定性能力是辯證法最重要的方面,否定性和批判性是人類歷史的本真性。當馬爾庫塞用這樣一種尺度去衡量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時,就得出了單向度的人的結論[5](P.264)。他指出,“思想、言論和良心的自由——正像它們所助長和保護的自由企業一樣——曾在本質上是批判的觀念,旨在用一種更豐富更合理的文化來取代一種過時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這些權利和自由一旦被制度化,就開始分担它們已作為其一個部分的社會的命運。結果取消了前提。”[2](P.3)因為“思想的獨立、自主和政治反對權,在一個日漸能通過組織需要的滿足方式來滿足個人需要的社會里,正被剝奪它們基本的批判功能”[2](P.4)。
  其次,馬爾庫塞以多重視角對科學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進行了反思,其中確有一些極富啟迪性的和有價值的深刻見解,同時又有其超越現實的浪漫方面。其深刻的方面就在于,他揭露了在發達工業社會中,資產階級利用科學技術維護自己統治的事實,進而造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中的種種異化現象,使“發達的工業文明中盛行著一種舒適、平穩、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現象”,因為在那里“自由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工具”。由此,他揭示了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社會倫理本質及其巨大的社會倫理功能。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科學技術的主體性(尤指階級性、社會集團性)。現代科學技術從其目標的確立、研究過程到成果的應用推廣都受到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的操縱與控制。從而使“以社會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機械化來壓抑個性,以更有效更多產的公司來集中個人企業,調節裝備上不平等的經濟主體之間的自由競爭,剝奪掉那些妨礙國際資源組織的特權和民族主權”,“這種技術秩序還涉及到一種政治和思想的協調”[2](P.3)。因而,便以一種舒適、平穩、合理、民主的不自由取代了原來令人痛苦、動蕩、不合理、不民主的不自由,形成了一種對社會與個人的新的控制形式。他又指出,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大眾媒介幾乎毫無困難地把特殊利益當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來兜售。社會的政治需要成了個人的需要和渴望,這些需要的滿足推進了商業和公共福利,整體成了理性的根本體現。因此,發達工業社會的特色就在于“它在絕對優勢的效率和不斷增長的生活標準這雙重基礎上,依靠技術,而不是依靠恐怖來征服離心的社會力量”[2](〈導言〉P.2)。二是,科學技術的社會性揭示了科學技術的社會倫理本性與功能。馬爾庫塞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已不是某種代表歷史進步的“中立概念”而是充滿著政治含義,他指出,“在工業文明的發達階段科學合理性轉化為政治權利,表現為歷史選擇發展中的決定因素。”[2] 科學一旦在技術中付諸實施,便開始為特定的歷史計劃所追求的特定目標服務,資產階級已把科學裝進它的剝削和壓迫的武器庫中。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方法雖然為征服自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但它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又提供了促使更加有效地統治人的一整套工具。科學技術成果本身直接充當起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大最有效的意識形態控制。在馬爾庫塞看來,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它在絕對優勢的效率和不斷增長的生活標準這雙重基礎上,依靠技術而不是依靠恐怖來征服離心的社會力量”[2]。科學技術成了一種先驗的決定人的生活的操作系統,是“有助于組成社會控制和社會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2]。一方面,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極大地增長了經濟、 政治和文化部門的生產率;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這一合理的事業產生了一種精神和行為的類型,這種類型證明這一事業最有破壞性和壓抑性的特點是合理的,并為之開脫責任。科學技術的合理性和操縱被結成新的社會控制形式”[2]。由于現代資本主義將大規模的工業研究、 科學技術和增值綜合為一個系統,這就使得科學技術失去獨立性,而成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國家利用科學不僅僅是為了實現技術任務,更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樣,科學技術便有了雙重職能:既是第一生產力,又是意識形態。科學的觀念成為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惟一標準,人們仿佛生存在一種科學的合理的社會之中,好像不是什么資產階級在統治國家,而是一種超人的客觀的力量在進行公正的統治。由于資本主義統治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改變,從而使“人們同統治制度的協調與和諧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7](P.14)。同時, 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維護和開脫富裕社會的破壞力和壓制性功能[2]。因而,他指出,“自由選舉主人并沒有廢除主人或奴隸的地位”[2],而僅僅證明這種控制的有效性。因此,資本主義也就成了一種永恒的自然存在物了。這樣,科學技術作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它在現存工業社會中特殊的設計和應用構成了人對人統治方式的基礎。同時技術作為一種總體體系和文化形式,為現存社會的合理性辯護,它預先封閉了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阻止人類向自由解放邁進,因而取代了傳統的意識形態。由于科學技術在其本質上具有單向性、實證性、功利性和對現存事物的順從性,進而適應于成為統治工具和意識形態。三是科學技術的滲透性。一方面,它以器物文化的形式滲透到生產力之中,從而導致了生產工具的變革,改變了生產力內部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人的直接因素越來越降到次要的地位,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小,而生產工具(大機器和自動化機器)的作用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生產力。因而,在先進的機械化階段,“機器本身變成了機械工具和關系的體系”。另一方面,科學技術便以關系文化的形式滲透到生產關系之中,導致了生產關系的新變化,由于科學進步,社會管理的技術化、專業化,使生產資料所有者日益脫離生產,不掌實權,而被掌握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經理集團所代替。因此,在所有制的法律定義絲毫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所有者在握有實權的經理集團和他的雇員面前日益無能為力,加之,現代管理和消費方式愈來愈把工人和工廠“融合”起來,進而,導致了社會主要的人倫關系——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新技術的勞動世界迫使工人階級的否定立場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現為同現存社會活生生的矛盾,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同化”和“聯合”。由于機器本身變成了一個機械的工具和關系的體系,因而超出了個別的勞動過程,從而“資本主義發展已經改變了這兩個階級的結構和功能,致使它們不再像是歷史變革的動因。一種維護和改善制度現狀的凌駕一切的利益,在當代最發達的地區把以前的敵對者聯合了起來”[2]。進而,形成了單向度的社會。另外,科學技術還以觀念文化的形式向認知方式、思維向度和價值判斷滲透,以自然科學的模式來衡量知識,尤其是以定量化和形式化作為知識標準;把世界理解為工具,關心實用目的;將事實與價值嚴格區分。因此,形成了單向度的或肯定性的思維方式。
  盡管在馬爾庫塞的科技倫理觀的內涵中有不少深刻的理論閃光點,對我們認識戰后西方社會的現狀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這僅僅是從文化倫理層面進行的剖析。這正是馬爾庫塞科技倫理觀的超越現實的浪漫方面,即他只看到了科學技術在發達工業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所產生的一系列的消極現象,并將這種消極性歸咎于科學技術本身,因而對科學技術采取了否定性和激進的批判態度。這種對科學技術進行文化倫理批判的直接結果,一是導致了反科學技術的觀念,全面“拒絕科學技術”;二是導致了社會發展的悲觀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永恒的。因而,在實踐中,這種批判也不可能為西方社會的改革和進步指明科學的方向。
  事實上,當代科學技術也有其積極的倫理社會效應的方面:它是人了解自然、社會和人自身奧秘與規律、使人—社會—自然協調發展的強大的、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人類要想擺脫在自然和社會中的奴役狀態,超越現階段的科學技術應用中的異化狀態,實現人類和社會的徹底解放,最終還得靠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來實現。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倫理觀與馬爾庫塞科學倫理觀根本區別之所在,歷史將進一步確證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杠桿”的論斷。正是由于馬爾庫塞在其科技倫理觀基本框架上的偏差,才使其科技倫理觀落入了非科學的主觀偏執之中。雖然,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引起了當代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管理方式和人倫關系(尤其是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但這種變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有限度的調整,它并沒有根本改變深層的無法解脫的對抗性矛盾,資本主義的本質否定仍然植根于自身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資本主義的最終滅亡也只能基于這種歷史性的客觀生產方式的內在瓦解[5](P.264)。而馬爾庫塞離開了現實的經濟基礎批判科學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現象,并將這種視角引向一種文化倫理批判,從而使其科學倫理觀中閃光點便在其否定中湮滅。正如馬爾庫塞在該書的最后所言:“社會批判力量并不擁有能彌和現在與未來之間裂縫的概念,不作任何許諾,不顯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2]這說明,馬爾庫塞如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只能導致一種悲觀的結論。另外,馬爾庫塞未將科學技術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社會中的運用的倫理特征即特定社會、特定階段科學技術的社會倫理本性與科學技術本身所具有的倫理本質加以區別,進而導致了對科學技術倫理本質了解的含混性與片面性。當然,馬爾庫塞的科技倫理觀對我們發展和應用科學技術也有一定的啟示:一是必須正確確立發展科學技術價值目標即需以造福人類為宗旨;二是必須注重科學技術應用的合理性即以人—社會—自然的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
  [收稿日期]2000—04—21
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南京20~26B2科學技術哲學陳愛華20002000本文從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需求、技術理性的關系等方面論述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的科技倫理觀內涵,既對其中富有啟迪性的見解進行了評價,指出其對于當代科技發展的倫理價值;也批判了其中激進的、浪漫的和悲觀的方面。科學技術/倫理觀/倫理價值/單向度  science and technology/ethical idea/ethical  value/onedimensionOn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Herbert Marcuse's ethicalid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ents on One Dimensional Man by Herbert Marcus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This paper expounds connotations of the ethical idea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ne Dimensional Man by HerbertMarcuse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the requirement  and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the technical rational and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on.  It comments on theinspiring ideas which are  ethically  valuable  to  the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criticizes the radical,romantic and pessmistic aspects.東南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陳愛華,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學倫理學。 作者: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南京20~26B2科學技術哲學陳愛華20002000本文從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需求、技術理性的關系等方面論述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的科技倫理觀內涵,既對其中富有啟迪性的見解進行了評價,指出其對于當代科技發展的倫理價值;也批判了其中激進的、浪漫的和悲觀的方面。科學技術/倫理觀/倫理價值/單向度  science and technology/ethical idea/ethical  value/onedimension

網載 2013-09-10 2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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