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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觀點看來，宗教是科學的敵人，它窒息科學、扼殺科學，與科學水火不融。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它只是注意到了宗教與科學相互沖突的一面，而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的一面，常常為人們所忽視，那就是：無論宗教還是科學都對自然與生命的奧秘懷有極大的興趣。一部人類發展史，不僅記錄了宗教與科學的尖銳對立和斗爭，也記錄了宗教與科學的密切聯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宗教與科學之間關系的表現也是不同的，它有時表現為沖突，有時表現為和睦共處，有時表現為互相促進。一般來講，宗教對科學的促進作用，常常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
　　１５４３年是科學史上新舊時代的分水嶺，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維薩留斯的《人體結構》于這一年同時發表，由此引起了科學上一系列連鎖反應的變革，近代自然科學之花逐漸在歐洲大地綻放開來。而在這之前的一千多年間，歐洲經歷了基督教一統天下的黑暗時期，但正是在這個傳統上所謂的“倒退”、“反動”的時期，基督教卻又不自覺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學的嫩芽，使之得以在１５４３年開花，隨后結出累累碩果。
　　　　一、基督教理論的先天不足，導致古典哲學、科學的引入
　　基督教最早產生于小亞細亞散居的猶太人中間。猶太民族在歷史上是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在歷史上曾先后遭到亞述、埃及、波斯、塞琉古、羅馬的侵略，多次飽嘗亡國之苦。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他們曾掀起過多次反抗斗爭，但都被殘酷鎮壓。在絕望之余，為了擺脫斗爭屢遭失敗的精神痛苦，為建立統一的猶太王國，他們創立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在創立初期的教義比較注重于幫助猶太人擺脫精神痛苦，建立統一王國這一政治目的，在理論上并沒有什么建樹，表現在它的教義上，有許多部分不切合情理，不合乎邏輯。基督教一傳入羅馬，在富于思辨精神的西方人面前，它理論上的弱點馬上暴露出來了。
　　２世紀末葉，圍繞著“原罪說”、“三位一體”、“道成肉身”、“末日審判”等教義，基督教內部開始了激烈的爭吵，爾后出現了眾多的派別。有些教派認為只有圣父為神，圣子與圣靈不過是圣父的形相。如果把圣子等同于圣父，那么在十字架上受難的就成了圣父了。如是，則會導致邏輯上的荒謬。再者，既然耶穌是上帝之子，那么子與父怎么能夠同體一位呢？教義的爭論不僅限于僧侶，連一般老百姓也不能回避。據記載當時人們無論做何種事情，都要事先表明自己對三位一體問題的看法。基督教內部的這種爭吵，既不利于其自身的發展，又不利于羅馬政府的統治。３２５年，君士坦丁大帝主持召開了尼西亞會議，利用政權的力量把教義定為一尊，確認“三位一體”說為正統地位，余者皆為異端，并制定《尼西亞信經》統一教義。然而，君士坦丁大帝利用行政的高壓手段解決理論分歧、壓制異端，雖能取得短期內的統一，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徹底的辦法是唯有建構基督教理論體系，以彌補其先天的不足。
　　在構建基督教理論體系的過程中，歷代的神學大師們為了使教義更富有理論性，更具有說服力，不得不借助于古典學術，把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學說搬到“圣經”的側旁。這種借用，對基督教來說事實上帶來了一種災難性的后果。（一）眾多的先哲思想摻雜進來，越發使基督教的神學理論不倫不類、支離破碎，難于達到理論上的統一。（二）從古代哲學中尋找理論根據，教會勢必允許教徒研習希臘哲學。而希臘哲學是世俗性的思考，與上帝創世、天國、救贖等教義相去甚運，有的甚至完全相左。教徒鉆研希臘哲學，無異于把《圣經》擺在世俗哲學面前進行比較，從而讓教徒們找出二者的差異。（三）古典學術因此沒有隨羅馬帝國的崩潰而滅亡，而是在基督教神學的束縛下，以一種變態的方式繼續發展。
　　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３５４—４３０）的《懺悔錄》第十一卷充分說明了古典學術與基督教的差異。照《圣經》所言，天地萬物是上帝創造的，但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物質實體是永恒的、是不能被創造的。他們所說的上帝，與其說是造物主，還不如說是一個設計師和建筑師。面對這種完全對立的看法，奧古斯丁絞盡腦汁，終于憑著高深的哲學思辨力，用“無中生有”一詞解答了這一理論難題。他認為世界不是從任何物質中創造出來的，而是從“無”中創造出來的。上帝不僅是萬物的設計師和建筑師，而且更主要的是創造者。面對古典學術與基督教教義類似這樣的差異，除了少數像奧古斯丁這樣的哲學天才憑自己高深的哲學思辨力能夠理解外，一般的教徒只好莫名其妙徒生迷惑罷了。
　　經院哲學正是基督教教義束縛下的古典學術的古典學術的變態。它不是探索性和開拓性的哲學，而是論證性的哲學。經院哲學家的任務不過是給《圣經》尋找理性根據。它發端于公元９世紀。禿頭王查理提倡學術研究之后，一些教士就用西歐古代殘留下來的柏拉圖哲學思想來論證神學。在十字軍東征以后，隨著古典學術的引進，經院哲學興旺起來。最初盛行的經院哲學是柏拉圖式的實在論，其代表人物是安瑟倫。他確認一般共相是先于個別事物（殊相）而存在的本體。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關于上帝存在的著名的“本體論證明”，認為最一般最完善的上帝概念先于萬事萬物而存在，上帝概念的完善性之中已經包含了它的存在性。不僅如此，安瑟倫還對救世、三位一體、神的化身和人類贖罪等全部教義統統給予“邏輯證明”。到了１３世紀，亞里斯多德式的實在論在經院哲學家們中間盛行起來，其代表人物是圣·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us，１２２６—１２７４）。這一派承認一般共相是實在的，然而只能存在于個別事物（殊相）之中。阿奎那將神學教義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能夠用理性來證明的，證明的目的是加深信仰。另一部分是超理性的，它們既不能用理性來證明，但也不能被理性來反駁，例如關于“原罪說”、“三位一體”、“末日審判”等等。對于這部分教義，我們只能信仰。阿奎那的這種劃分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它將許多神學問題排除于哲學論證之外，使哲學在不違背教義的前提下，能有所獨立，不必處處論證教義。阿奎那本人也在恪守教義的前提下，恢復了幾乎全部的亞里斯多德哲學。在此基礎上，他將符合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古典科學，如托勒密天文學、蓋倫醫學、歐幾里德幾何學引入基督教，使之成為中世紀整個西歐社會的權威理論。
　　這樣，基督教理論的先天不足，迫使歷代的神學大師們不得不建構基督教的理論體系，而要建構基督教理論體系，不得不引入古典學術，古典學術的引入，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埋下了伏筆。１５４３年標志近代自然科學誕生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維薩留斯的《人體構造》正是對托勒密天文學、蓋倫醫學的挑戰和突破。
　　　　二、基督教獨特的世界觀，促使人們寄趣于對事理和規律的追尋
　　佛教對人生、對世界持悲觀主義態度，認為人生就是無窮無盡的痛苦，現世只是人的不死靈魂無盡頭輪回受苦中的一個輪回，只有徹底否定現世，才能跳出這輪回之苦。因此，佛教不提倡世俗學問，更不提倡對自然奧秘的探尋。《六祖壇經》所記載的神秀與惠能的兩偈很能說明這一問題。神秀的偈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神秀承認外在世界的存在，只不過是不要管它罷了，而惠能干脆否認外在世界的存在，不存在管它不管它的問題。所以，在佛陀為我們展示的苦海終止的涅ｐáｎ＠①圖畫上，沒有土，沒有水，沒有空氣，沒有知覺……正如慧遠所說：“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①］
　　道教信奉長生不老之說。老子、莊子的本體論思想——“道”，被道教奉為信仰的終歸，但“道”在道教徒看來，已不是萬物的本體了，而變成了人生境界。得道等于成仙，成仙即為得道，“神與道合，謂之得道”。他們不喜歡打理論官司，他們偏重的是成仙得道的生活實踐，探求的是現世生命久長的奧秘——方術。
　　佛教對人生持悲觀主義態度，道教對人生持樂觀主義態度，在這一點上兩者雖然不同，但在目的上兩者都是保持生命的快樂卻是相同的，因此佛教和道教都注重對人的生命的痛苦、幸福問題的研究，而不注重對世界本體論的探討。基督教則不然，“在基督教哲學中，本體論的探討是第一性的，存在的合理性是‘理念’、‘神’賦予的，人世和自然的法規都是由外在于人的先驗的本體——神設定的。”［②］基督教認為，上帝是超乎世界之上的，同時又在世界之內。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都是由上帝精心設計制作出來的，都是上帝的杰作，其發展變化均是上帝意志的體現。正如耶穌所說的那樣：神的“道就是真理”［③］，“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④］這樣，追求事理、探尋人世和自然的規律就與信神合二為一，它既可以證明上帝的存在、認識上帝的偉大，又可以使探尋者獲得情感上的依托。
　　基督教世界觀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巨大影響，從１６世紀中西科學發展的差異上可以得到充分說明。
　　１６世紀中西科技成果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研究方法上都存在著極大差異。從內容上看，自１６世紀以來，中國在科學上的重要成就，大多屬于應用科學，更確切的說大多屬于技術。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它的重點是考證和列舉多種藥物的名稱、性狀、產地、炮制方法和藥效范圍等，而不是闡發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同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所強調的也是使用價值，是為了供想了解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王孫帝子”和廣大直接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者實用。與中國不同，這一時期西方科學的發展，主要是理論科學。科學家努力的重點，不在于實際的應用，而在于對事物及其規律的探索。例如，哥白尼所提出的引起天文學革命的“日心說”，如果從實用的觀點來看，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說”理論并不能顯出明顯的優越性。伽利略更是一位對理論充滿情趣的科學家。他在比薩教堂作祈禱時，凝神于一盞吊燈的擺動，結果發現了擺振的定律。伽利略對自由落體定律、慣性原理、拋物體運動的軌跡等所作的探索，其動因大都不是基于某種實際的應用，而是寄趣于對事理和規律的追尋。在方法上，西方大多數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是觀察和實驗的方法以及邏輯演繹的方法。中國科學家仍然是采用傳統的整理典籍和總結經驗的方法。
　　余英時說：“基本科學的研究不以實用為最高目的，而是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這是運用理性來解釋世界、認識世界的。至于科學真理具有實用性則是次一級的問題。”［⑤］基督教上帝創造一切，上帝又存在于所創造的一切之內的世界觀，推動著一批又一批上帝的信徒通過探尋上帝創造物的內在規律來感受上帝的光輝，而不抱任何其他的實用目的，這一點，不正與基本科學研究所需要的精神不期而遇嗎？
　　　　三、對上帝的信仰，激勵探索者們不懈地探索
　　在基督徒看來，上帝是萬能的至上神，它創造了宇宙萬物并為其運動規定了“法”。世界就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一架大機器，它有規律有秩序地和諧地運行，一切都是合目的性的，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人是上帝的創造物，上帝在創造人時，賦予人以理性。人僅僅堅信全能的上帝精心設計制造了世界的一切是遠遠不夠的，還要通過探尋上帝創造物的奧秘來證明上帝的偉大。這種對至上神的信仰和肯定——相信它比人類更具智慧、相信它給自然訂下了人所能理解的規律，這種信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探索者不懈地探索、研究。近代自然科學也正是在這種代代不息探索和研究中蓬勃發展起來的。
　　首先，對上帝的信仰，使宗教情感被帶進科學研究的領域，轉變為科學的宗教式情感。上帝是全能的，世界萬物的和諧是天定的。研究對象的絕對客觀性，要求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必須像對待上帝一樣虔誠和謙恭。任何科學家只有設想造物主萬能的自由，而沒有其它主觀臆想的自由。宗教式情感決定他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必須抑制自己的主觀偏見和想象，一切從事實、數據、實驗結果出發。對事實的尊重就是對上帝的坦誠；對上帝的虔誠之心用之于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促進了對科學研究的執著。
　　其次，科學研究僅有知識和方法是不夠的，還需要勇氣和信心。這勇氣和信心在當時絕大部分來自于對上帝全能的堅信。科學研究的前提和結果都是在于對自然規律的探求。規律是先定的，是造物主的全能體現，科學家的任務不是去創造規律，而是去發現規律。對上帝全能的堅信，使研究者在心理上有著某種依據，隱約地看到朦朧之中的目標所在，從而在科學探索中堅韌不拔。
　　作為近代科學革命帶頭人的哥白尼，其本人并不是一個想用全新的理論去代替傳統理論的革命派，他的《天體運行論》仍是植根于他的宗教信仰和系統的神學思想中的。他認為，憑上帝的全智全能，絕不會創造出托勒密體系所描述的那樣一個怪物的。所以哥白尼對人們“不能對造物主為我們造成的美好而有秩序的宇宙機構提出正確的理論而感到氣憤”。［⑥］他堅信作為上帝創造物的宇宙一定是完美、和諧、對稱、統一的體系。抱著這一信念，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觀察、思索，哥白尼終于創立了《天體運行論》。
　　開普勒是繼哥白尼之后擁護日心體系的最重要的天文學家，他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數的原則來創造世界的，地面的人類和天宇的蒼穹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它們蘊涵著造物主創世的幾何原型。在１６１０年他給伽利略的信中提到：“幾何是太一和永恒，是上帝精神的光芒，人之所能分享它，正是作為上帝的肖像的和諧原因。”在經過了２２年的奮斗之后，開普勒終于找到了天體音樂的主旋律——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
　　最后，對基督教教義的堅信，觸發了科學上新的發現。這樣的例子，在近代科學發展史上比比皆是。本杰明·富蘭克林是第一位發現物質不滅定律的人。他之所以相信物質不滅，在于他深信靈魂不滅的宗教思想。英國物理學家開爾文為了了解上帝創世的日期，由地球目前冷卻的速度往前推算，終于發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馬可尼研究無線電的靈感導源于對上帝的信仰。他認為人的心靈可以直接抵達上帝的眼前，電磁波也一定能夠同樣超越空間的障礙，傳到遙遠的地方。西班牙醫學家塞爾維特第一次描述人體內的血液循環，為后來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打下基礎。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對血液循環理論的研究最初是出自他對上帝三位一體奧秘的探究。
　　　　四、教會的失誤：證明上帝、為神學服務的科學，得出了否定上帝的結論
　　基督教理論上的先天不足，迫使基督教的歷代大師們不得不求助于古典哲學和古典科學。１３世紀托馬斯·阿奎那將基督教神學教義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能夠用理性來證明的部分，另一部分是超理性的部分，這一劃分，使古典學術在神學的束縛下，有所獨立，能獲得相對自由的發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一定的領域內，在某種程度上古典學術也的確能為基督教神學提供有力的服務，為其世界觀提供現實、客觀、富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獲得了基督教會的大力提倡。然而，科學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邏輯，當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會打破神學神圣的光環。
　　公元１１世紀，教會在各地大力興辦學校。首先是小學。學校除神學課程以外，還設有文法邏輯、修辭、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等課程。這些課程開設的目的都是為神學的需要服務的。１１世紀末，教會開始興辦大學，先后創辦起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旁勒諾大學、巴勒摩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法國的奧爾良大學等。到１４世紀，歐洲一共建立了４０幾所大學。這些大學當時都控制在教會的勢力之下，以神學為主要課程，同時講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它們既是教會控制人們思想的陣地，又是培育近代科學與文明的溫床，近代許多科學家都是在教會大學里學得科學知識的。
　　中世紀教會鼓勵對科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天文、醫學和數學三個方面。數學較為抽象，對基督教教義提不出直接的疑問，也不會對神學構成直接的威脅。它對宗教建筑事業具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教會提倡人們研習數學。但是，數學一發展起來，就為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一點是教會所沒有料到的。天文學、醫學在中世紀的早期和中期，因人們知識水平的限制，不僅不與神學相沖突，而且充當著基督教神學大廈的頂梁柱。當時天文學和醫學的頂峰分別是托勒密的《至大論》和蓋倫醫學。它們都是建立在當時人們生活實踐的基礎之上，和人們的實際生活密切相關，在整個西歐社會的影響極大，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理論。它們描繪了中世紀人們心目中的世界圖景，而這種圖景又印證了基督教教義，因而獲得了基督教教會的推崇和提倡。這種對天文學、醫學研究的大力提倡，在中世紀晚期，終于孕育出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維薩留斯的《人體結構》，從而敲響了基督教神學的喪鐘，吹響　了近代自然科學破土而出的號角。
　　①《大智度論·抄序》
　　②高旭東著：《生命之樹與知識之樹》，河北人民出版社，第１１５頁。
　　③④《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十七章、一章。
　　⑤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文化：中國與世界》，第１輯，第６４頁。
　　⑥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科學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４頁。
　　　　　　　　　　　　　　　　　　　　　　　責任編輯　李尚信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般下加木
　　
　　
　　
荊州師專學報（社科版）荊州073-076B9宗教王文利19951995 作者：荊州師專學報（社科版）荊州073-076B9宗教王文利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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