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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李方桂先生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藏漢系語言研究法”，1951年在《國學季刊》第七卷出版。這篇文獻可說是討論漢藏語比較研究法的經典之作，到今天仍有不可磨滅的真知灼見，現在引用那篇文章的結論作為本文的開場白：
　　比較的研究就是歷史的研究的變相，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找出多少套的相合點（correspondences），從這些相合點，我們可以假設它們有同一的來源，所以每一個相合點我們可以擬定一個原始型，并且從這個原始型可以依一定的規律變成現在的形式及狀態。
　　這一段話有兩個要點。第一、是要找到多少套的相合點，也就是許多套語音的對當，例如甲語言的p、t相當于乙語言的b、d；甲語言的元音i相當于乙語言的i，而在不同的條件下又相當于e。 希望能一一說明對當的關系。第二、擬測原始語言，要設計合理的規律使得現在的形式得到良好的解釋。換句話說，要注意語言自然演變的規律，用正常的規律解釋演變的結果。
　　在親屬關系不明確的語言之間，部分對當的關系究竟是同源詞或借詞引起很大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到現在沒有良好的解決方法。因此有人提出“關系詞”的說法指稱“同源詞和借詞”（戴慶廈1992:52 ）或“兩種語言間有語音對應的詞”（陳保亞1996:165）。然后就關系詞的種種現象提出“語言影響論”（戴慶廈1992:53 ）或“語言聯盟說”（陳保亞1996）。又有人提出用“深層對應”的方法來判斷同源關系（邢公畹1992:2）。以下就這幾種理論提出個人的看法。
　　 一 語言聯盟和語言接觸無界有階說
　　陳保亞（1996）對語言接觸的問題有深入的觀察和理論的探討。他以云南德宏傣語和漢語西南官話的接觸為對象做了長期追蹤的研究，結論是漢語和侗臺語之間是聯盟關系，沒有同出一源的親屬關系；彼此的接觸是無界而有階的，也就是說語言接觸的影響可以深入到語言的多種層面，包括所謂核心的基本詞匯在內。但是接觸后語言的改變又是有階段性的，結構因素形成不同的區別性特征，這些特征使得改變的速度和順序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
　　他的看法通過實證，本來應該沒有錯誤。問題在于他討論“有階性”的時候，引用了M.Swadesh（1955）的“基本詞匯”（basicvocabulary）說。把Swadesh的200核心詞和100 核心詞作為衡量有無親屬關系的尺度。他說：
　　由此出發，我們從斯瓦迪士的200詞減去100詞，就得到兩個階：第一百詞和第二百詞。盡管第一百詞不是絕對穩定的，但從概率上講總比第二百詞穩定，給核心詞分階的目的正是要反映出這種相對穩定性。（1996:185）
　　斯瓦迪士的兩百詞是在考察了一定數量的語言（特別是印歐語言）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主要根據是經驗，不能說完全滿足上述前提，但至少可以排除文化詞，而且絕大部分在其他語言中也都是組合指數很強的語素，因此當我們把斯瓦迪士的200 詞分成“第一百詞（一階）”和“第二百詞（二階）”時，發現有一定的普適性，有親屬關系的語言總是一階關系詞高于二階關系詞，兩個相互接觸的語言所產生的關系詞總是一階關系詞少于二階關系詞。（1996:187）
　　第一，Swadesh的基本詞匯是為語言年代學（lexico-statistics或glottochronology）設計的，想從兩個語言詞匯的接近程度推算兩者從母語分開的時間。無論從二百詞或其后的一百詞立論，在西方學者的驗證下都不能成立（Bynon 1977:266—272）。 陳氏沒有提語言年代學的問題，只是用Swadesh的基本詞匯，可說用舊瓶裝了新酒。 我們不能因語言年代學的不能成立，就說基本詞匯說也不能利用。因此在立足點上，陳氏的做法并無可議。
　　第二，陳氏已經指出Swadesh的設計主要是根據印歐語言， 我們難以認同一百詞或二百詞的內容具有適用于任何語言的普遍性。如何選擇詞匯是另一個困難，Gudschinsky（1956）就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樹皮（bark）和皮膚（skin）是兩個詞目，都在前一百詞中，但并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有這樣的區分。比較第一部分的一百詞和第二部分的一百詞，有什么根據說前者更為核心？例如在前一百詞中有樹木（tree），后一百詞中有草（grass），如何證明“樹”比“草”更為核心？ 如果把屬于“一階”和“二階”的詞掉換幾個，立刻影響統計的結果。利用這樣少數的詞匯立論，難以令人信服。
　　第三，陳氏把他的想法在許多語言中作了驗證，結果都證明前一百詞更為穩定，認為有親屬關系的方言間，第一階同源詞的比例都比第二階同源詞高。假定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問題出在他選擇的語言或方言都是語源清楚的，例如以英語和古英語、德語、荷蘭語、古冰島語、哥特語比較，日耳曼語言經過多年的分析研究，語源差不多都清楚了，自然沒有問題。他又以漢語各方言作比較，漢語方言同源的關系大致也清楚。如果推廣到漢語和侗臺語的關系就產生了困難，因為關系詞還沒有認清楚，如何能夠談比例。
　　陳氏（1997）從核心關系詞的分布專論漢語與侗臺語語源關系，他引用李方桂先生的研究，說明“漢臺關系詞在第100詞集中有12例， 第200詞集中有18例，一階核心詞少于二階核心詞。 ”現在根據別人的材料加上以下的詞匯：（注：見Manomaivibool 1976，“墨”字對應“黑”字是我的看法。）
　　詞義 標準泰語 漢字 漢語上古音（注：上古音用李方桂先生的系統，把聲調符號改成平上去入。下同。）
　　附圖
　　這七個詞都屬于前100的核心詞，那么第100詞集中就有19例，是不是就比第200詞集中的18例多，因而就證明有親屬關系呢？難以說定，因為在第200詞集中也可能增加若干新考訂的關系詞。 所以對于關系詞的研究直接影響漢語和侗臺語是否有親屬關系的結論。目前在關系詞的研究尚未了解清楚以前作任何推論都有危險。
　　第四、退一步說，即使陳氏的方法都沒有問題，詞匯也只能顯示一部分的關系。因為詞匯是語言系統中最容易產生變化的，語音對當和構詞的比較可能改變現有的結論。
　　 二 深層對應說
　　這是邢公畹（1993）提出的一個學說，我現在根據他最新的說法（邢 1999）來檢討。他認為深層對應說是一個“語義學比較法”：
　　現在用漢臺語的比較來解釋：臺語的一個“字”（語言上的“字”）和漢語的一個“字”在意義上相同或相近，在音韻形式上可以對應，我們說其中有同源關系的可能性；若是臺語有一組意義各不相同的“同音字”，也能各自和漢語的一組“字”在意義上和音韻形式上相對應，我們就管它叫“深層對應”，其中的同源關系大體可以肯定。（1999:2）換句話說，他假定甲語言中一組同音而異義的字不會一起借到乙語言去，如果這樣的一組字都可以找到對應，自然顯示同源的關系。同時由于語言的歷史悠久，有些字在語音上可能變得不大相近，但是仍有可能是同源關系。以下引用他所舉的三組例字來說明：
　　廣州
　　附圖
　　“鞍”（注：“鞍＠①”兩字原來都有平聲的調號，現在改用數目字。泰語標音后的數目字也表示聲調。）：泰
　　附圖
　　附圖
　　全變了呢或者只是部分變化？-n又在什么語音條件下變-i？這當然都是虛擬的規律與問題，如果這樣的說法不對，那么正確的演變規律又該如何設想呢？討論同源的語言關系對于這些問題應該有一個解答。
　　舉兩個距離極遠的語言來說：
　　詞義 英語 漢語 詞義 英語 漢語
　　燕子 swallow 燕（注：這個例子是梅祖麟告訴我的， 在此致謝。）
　　 樹立 set 設
　　吞咽 swallow ＠② 放置 setting 設定
　　英語用同樣一個字swallow表示燕子和吞咽， 漢語正好也用同音的“燕”和“＠②”表達相同的意思，顯然這是一個偶合的現象，偏偏這個偶合正好合于邢氏所說的“語義學比較法”和“深層對應”，我們要如何分辨這種偶合呢？那就不得不回到語音的對應規律，用語音的對當很容易否定swallow和“燕”有同源關系， 那么對于上文所引漢語的裝
　　附圖
　　對應泰語的sai5就不得不問語音的對當關系如何？沒有語音對當的例字難以采信。
　　即使語音對當沒有問題，也可能是偶合。漢語的“設”是擦音聲母，收-t尾，和英文的set很接近；正好“設定”和setting意義極近，語音也對當。顯然英語的set和漢語的“設”沒有同源關系， 那么“語義學比較法”和“深層對應”的方法都可能有問題。
　　 三 語言影響論
　　這個理論是羅美珍（1983）和戴慶廈（1990）提出來的，戴氏的文章發表在后，現在引用他的說法來說明：
　　古越人使用的語言，不會是漢藏語系語言，而是與印尼語有關的南島語系語言，后來這種語言長時間地、大面積地受到漢語的影響而發生了巨變，但它還保留了原有語言的某些詞語及其他特點，逐漸形成為今日的壯侗語。壯侗語與漢語的關系，可以視為親屬關系，因為語言影響已導致語言的質變，而與影響的語言有機地溝通后形成親緣關系。當然，這種親緣關系與一般所說的由原始母語分化下來的親屬語言之間的關系有所不同。如果這個認識可以成立，就可認為漢藏語系內部的親屬關系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的類型：一是由原始母語分化下來的親屬語言（藏緬語與漢語），二是由語言影響形成親屬語言（壯侗語與漢語）。這是漢藏語系親屬關系不同于其他語系（如印歐語系等）的重要特點之一。（1990:15）
　　這段話等于是說，由于甲語言長期受到乙語言的影響，慢慢地甲語言只得保留了某些特點，大部分已被乙語言同化。“語言影響已導致語言的質變”，我認為如果“質變”了，那么就不再是原來的語言，而是乙語言的一支了，原來的甲語言只剩下一些可以找到的語言底層遺跡。
　　這個說法跟上述的“語言聯盟說”有接近的地方，“語言聯盟說”指出語言接觸可以深入到語言的各種層面，如果深入到一個程度自然就會產生“質變”。假定德宏傣語繼續受到西南官話的影響而慢慢起了質變，只剩下一些可以勉強辨認的泰語遺跡，那么德宏方言就是一種漢語方言了。我（1988）認為吳語有閩語的底層，但不能不說現在的語音系統是吳語。畬族從民族源流上說是少數民族，但大多數畬族在方言上已經說客家話。
　　重要的關鍵是從語言論語言，能不能分辨親屬關系和語言影響后的聯盟關系的不同點，我認為在“質變”之后幾乎無法辨認，我們如何從大部分畬族所說的客家話尋找原來語言的痕跡？只有在質變以前的語言中才能說明何者是本來語言的成分，何者是受影響而來的。在我們承認語言橫向影響的同時，不禁要問侗臺語果真是南島語質變后的漢藏語嗎？還是仍有親屬關系的可能？
　　 四 結語
　　回到開場白中李方桂先生的文章，上文已經指出兩個要點，現在再來申論一下。
　　第一，語音的對當的數量很關重要，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能說要有多少套的對當就能確定親屬關系，當然越完整越好。以漢藏語的韻母系統來說，龔煌城（1995）找到了以下的對應：
　　 漢語 藏語 緬甸語 西夏語
　　附圖
　　而藏語有五個單元音i、u、e、o、a。龔煌城找到了元音系統全面的對當，也解釋了藏語e、o的來源。有些對當的關系相當復雜，主要是受到韻尾的影響。面對這樣完整的對當關系，我們不得不承認漢語、藏語、緬甸語、西夏語四者有親屬上的同源關系。
　　第二，語音的對當要和基本詞匯結合。語音的對當關系越全面越好，上文已經提到很難說多少的對當就可以證明有親屬上的關系。如果語音的對當能跟基本詞匯結合，那么可信度就大為增加。例如漢語和藏緬語的同源詞是這二十年來才大量增加的，主要是Coblin（1986）和龔煌城（1980，1995）的研究。Coblin的研究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詞，有“我、汝、是（this／that）、何、無、共、大、永、細、女、夫、氓、魚、虱、薪、葉、本、膚、角、頭、耳、目……”等等所謂基本詞匯，在基本詞匯中顯示語音的對當，令人無可懷疑。
　　第三，構詞法和語法的研究。語法的研究不見得能解決同源與否的問題，例如藏語是“主語——賓語——動詞”的語言，漢語是“主語——動詞——賓語”的語言（丁1987），連最基本詞序都不同。藏語的動詞有豐富的形態變化，而漢語則很少。可是漢藏語同源卻無可置疑，可見語音和詞匯的研究在找尋語言之間的歷史淵源時占有更大的比重。
　　我相信構詞法應該比語音、語法、詞匯更為保守，構詞的功能最不容易移借，例如漢語的四聲別義，“種子”和“種植”，清濁聲母交替，“看見”和“發現”，是很有特色的。研究藏緬語、侗臺語的人應該多發掘構詞法的內容。據我所知，泰語也有類似四聲別義并以聲母的送氣和不送氣為手段的構詞法，其他的侗臺語又如何呢？ 最近陳保亞（1996:148）指出德宏傣語把漢語的“蓋”字借去作動詞用，表示“蓋房子”，讀213調；但當名詞用時， 并沒有像漢語一樣加“子”詞尾成為“蓋子”，反而改用35調的讀法表示名詞。他說：這個交替機制我們還無法解釋。有沒有可能這是德宏傣語的四聲別義的構詞法應用到借字上來了？如果是的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說明傣語有這種構詞法，而且是和漢語共有的。
　　第四，同源詞的比較。要討論漢語和侗臺語的關系現在還沒有到下定論的時候，發掘更多語音對當的詞匯是當務之急。如果找到許多套的對當，到了一個程度，我們就不能否認兩者的親屬關系；如果找不到對當，無法說明上古漢語四個元音和古臺語九個元音的關系，那么我們就不能認為兩者有親屬關系。上古漢語和古臺語的元音系統都是李方桂先生（1971，1977）的擬測，更需要我們努力尋求兩者的對當情形。
　　現在讓我來舉例說明基本數詞的情形作一個試驗：
　　 詞義 古臺語 漢字 漢語上古音
　　附圖
　　當然，這里沒有提到古臺語的
　　附圖
　　，也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沒有解決，因為這只是舉例的性質，例字只有十個數詞，也可能數詞全都是借詞，但是元音和聲調的對當似乎顯示漢語和侗臺語的關系相當深厚，不像只是語言影響的結果，也不像只是語言聯盟的關系。那么要肯定或推翻這樣的推測必須要深入尋找關系詞不可。
中國語文京483～489H1語言文字學丁邦新20012001本文對國內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討論作了一個檢討，對“語言接觸無界有階說”、“深層對應說”及“語言影響論”等提出不同的意見，歸結到李方桂先生五十年前發表的文章，并加上幾點作者的申論。漢藏語/同源詞/語言接觸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作者：中國語文京483～489H1語言文字學丁邦新20012001本文對國內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討論作了一個檢討，對“語言接觸無界有階說”、“深層對應說”及“語言影響論”等提出不同的意見，歸結到李方桂先生五十年前發表的文章，并加上幾點作者的申論。漢藏語/同源詞/語言接觸

網載 2013-09-10 21: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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