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209（2000）03—0014—08
　　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領域里極具影響力的學者，白壽彝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在70余年的學術實踐中，他在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思想史、回族史、中國民族關系史、中國伊斯蘭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許多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先生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貢獻尤為突出，以其諸多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了學科的發展，以其深邃的思想、富于創新的理論、科學的治學方法，給當代中國民族史學以深刻的影響。他是公認的20世紀中國民族史學的奠基者和最有貢獻的學者之一。
　　白壽彝先生雖然離開我們了，但先生所開創的學術事業和他的學術成就是永存的。總結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論成就與治學方法，對于繼承先生的學術傳統，推動民族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獨具創新的理論建樹
　　白壽彝先生重視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論建設，他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特別是解放后的學術著述中，不斷進行理論分析和理論創造，解決了中國民族史研究中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在民族史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先生85華誕時，著名學者劉先照、陳連開曾分別撰文對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論成就給予了較全面的論述［1］。 筆者僅就先生最主要的理論貢獻談談自己的認識和體會。
　　　　1.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
　　白壽彝先生提出和論證了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理論。他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的導論卷中開篇就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也包括著曾經在這塊廣大國土上生存，繁衍而現在已經消失的民族的歷史。”［2］（P1）多卷本《中國通史》貫穿了先生這一思想。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的歷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民族史是中國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認識對于今天的學術界來說，已屬常識，但是在舊中國的史學界，遠非如此。由于幾千年封建文化傳統和大漢族主義的影響，舊時代的學者們常常以漢族和漢族統治的王朝為正統，視少數民族為“蠻夷”或“異族”，從而忽視少數民族的歷史或者干脆將其排斥在中國史之外。解放以后，我國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對舊史學的錯誤進行了批判，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逐步確立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白壽彝先生是較早進行破舊立新的學者，并且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論體系。
　　白先生的這一理論包含以下幾個層面。首先是強調各少數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對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早在1951年，先生在《論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的結合》一文中就指出，國內少數民族除極少數的民族外，大體上都具有和漢族一樣悠久的歷史，甚至當漢族還沒有正式形成的時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蠻族，西南的庸、蜀、＠①、微等族就在歷史上出現了。少數民族開發和建設了中原和邊疆地區，也為創造中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反對封建壓迫和在近現代革命斗爭中，少數民族也同樣堅強不屈，前赴后繼，所以“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全世無匹的悠久的歷史，這是我們中華人民所應該引以驕傲的。這份驕傲，比單獨地對漢族歷史悠久的驕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3］（P20）到70年代以后，先生更是反復強調指出，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不僅包括現在存在著的民族，也同樣包括過去同中國有關系的、已經消亡了的民族。
　　其次，先生主張將中國少數民族的社會進步作為整個中國歷史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把它視為歷史分期的一個標準。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的發展，當然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內容，沒有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的進步，就不會有中國歷史上的繁榮與發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生對這一觀點作了較多的闡述，他說，中國歷史主要是封建社會史，封建社會的發展、民族關系的發展，同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化過程分不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發展的標志是民族雜居地區進入了封建化，在北方，北方民族大量南遷，與漢民族雜居進而漢化——封建化；在南方，大量漢人的遷入促進了漢族與南方少數民族的雜居，也促進了雜居區的封建化。宋元時期，封建社會又進一步發展了，發展的標志是廣大邊境地區進入封建化，包含東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區、新疆地區、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這個變化和進步，我們才能說封建社會繼續發展了。明清時期，民族地區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漢族老大哥是帶頭的，但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還是不行的。事實證明，每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總有少數民族的發展，總是有少數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貢獻。”［3］（P56）基于這一認識，先生將二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史分成四個時期，先生所主編《中國通史》貫徹了這一思想，從而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獨樹一幟，真正構建了多民族中國的歷史。
　　其三，是主張從各民族共同創造祖國文化的角度來審視與評價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文化貢獻以及漢化問題。先生從自己研究回族史的經歷中提出一個例證，回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歷史上回族卻出了許多的學者、藝術家，他們的文化載體沒有多少回回人的色彩，倒是充盈著儒家思想。他們在文化上所作的貢獻，究竟算漢族文化，還是回族文化，從民族史的角度如何評價他們的文化成就，給予何種地位，許多學者，特別是民族學者對這一現象是持否定態度的，先生自己也曾懷有疑問。后來先生將這一問題放置于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疑問就迎刃而解。他說，漢語、漢文是全國通行的一種語言文字，少數民族用這種語言、文字來反映自己的成果，表達自己的思想，同樣應該是各少數民族的貢獻，這些成就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應該站在更高的位置看問題，不必懷有狹隘的心理。他從這個問題引發開來，總結道：少數民族的某些工作，盡管表現不出自己民族的特點，但只要對各民族都有好處，就是對中華文化很好的貢獻。［3］（P62）
　　　　2.中國歷史疆域理論
　　疆域是歷史活動的舞臺，中國歷史的疆域如何認定，這是研究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所不能回避的問題。中國舊史學的傳統是將漢族史和中原王朝的歷史作為中國史的主要內容，忽視甚至排斥民族史的內容，所以舊史學在論述中國歷史時，把中國的疆域限制在中原王朝的疆域內。這種情況到解放初期的中國史學界仍然存在，“把殷周史限制在黃河流域，把春秋戰國史基本限制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把秦漢隋唐的版圖要說得是如何地統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圖要組成跨歐亞兩洲……”［3］（P24）這種做法的重大缺陷在于，沒有各民族共同活動的舞臺， 自然就不能全面反映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過程，不能正確解釋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同時這也是大漢族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集中體現。
　　白壽彝先生首先對這種做法提出了質疑，他在1951發表的《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一文指出，就某一王朝的版圖說某一王朝的歷史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就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說整個中國的歷史便是不恰當的。它限制了中國歷史的內容，將中國的歷史變成了單獨的漢族的歷史或漢族統治者的歷史，將“漢族”或“漢族統治者”和“中國”之間劃上了等號，因此它不可能用以展現中華民族的歷史，不可能回答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的由來。先生提出，應該“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由此上溯，研求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動。”［3］（P25）以后先生對這一觀點不斷地進行充實，1978年他指出：“中國”的概念幾千年來一直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們今天講中國的歷史，必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為界，否則一部中國史就成了漢族不斷侵略擴張的歷史、壓迫別人的歷史，這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可取的做法是，不管過去幾個政權，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建立的、中華各民族的祖先們曾經從事活動過的事跡和勛業，都應寫在中國的歷史上，寫在這個范圍里，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談歷史上的民族關系。［3］（P38）考慮到中國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版圖超出今天的國境， 一些民族歷史上活動的區域超出國境，以及今天一些民族跨境而居的事實，1981年，白先生將自己的觀點又作了進一步修正，表述為：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內（包括臺灣省在內）各民族的歷史，同時又不僅是以我國現在的疆域為限，而是包含境內各民族在歷史上活動的范圍。［3］（P47）
　　今天，先生關于中國歷史疆域的論述已經在學術界廣為接受，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原則。先生關于中國歷史疆域的觀點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首先，按照這個觀點所寫的中國史符合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基本實際，既能促進民族史的研究，也能豐富中國史的內涵。其次，它符合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立場與觀點，用這種方式研究中國歷史，能充分肯定各少數民族為開發與建設我們共同的祖國所作出的一切偉大貢獻，有利于激發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維護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3.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的理論
　　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在幾千年悠悠的歷史長河中，有和平、統一，也有分裂與割據，而且分裂與割據占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問題，一直是中國史學界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因為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的評價問題、民族斗爭中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和如何闡述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問題。在我國史學界，一些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或者受封建史學觀影響，將中原漢族王朝視為正統，將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作為分裂與割據者加以貶斥，或者回避分裂、割據的歷史事實，籠統地說“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白壽彝先生在這一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獨具創新意義的觀點，先生指出，“中國”的概念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概念，多民族的統一也是一個逐步的、階段性的過程，那種認為“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的說法沒有認識到歷史演化的過程，正確的表述應該是“自古以來，中國越來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3］（P39）白先生在充分研究了中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的歷史之后，指出，我們的祖國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多民族的統一，也曾經有過多次分裂，但從歷史的全貌來看，統一是趨勢，是主流。如果我們能看到統一的不同形式，就會使我們對于分裂，對于統一與分裂關系問題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理解。
　　基于這種認識，先生將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分成了四種類型：單一民族的統一，主要由氏族、部族或部落聯盟發展而來，如冒頓時代的匈奴、松贊干布時代的吐蕃、阿保機時代的契丹、成吉思汗時的蒙古等等；地方性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中的每一國、南北朝時的南方與北方，都是統一了一定區域內的一些民族而建立的政權；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例如秦漢、隋唐、元、明、清，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在別人看來是分裂與割據的情況，在先生眼里成了另一種統一的形式。先生認為，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著程序前進，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然后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再是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最后是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從這一理論出發，先生對歷史上的分裂與統一作了自己的獨特解釋。他說，在全國性多民族統一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分裂，歷史發展有曲折，但每經歷過一次曲折，統一的規模就更為盛大。在曲折過程中出現的地方政權，就全國來說，是割據政權，但從它們本身看，也自有其歷史意義，區域政治經濟得到發展，為更高層次的統一打下基礎。從歷史長河看，統一是主流，并且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漢族靠擾。統一必然涉及多民族問題，先生說統一與多民族的關系不是簡單到將土豆放進口袋，我們看統一，要看它統一到什么方向，在封建社會，看它是否統一到封建化的方向，是否能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化。統一與多民族的關系是辯證的統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會更好，反過來說，“多”更團結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2］（P90—93）至此，先生關于統一規模的理論，對于分裂與割據的認識，對于統一與多民族關系的闡述，完整地構建了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的理論。
　　先生的這一理論實際上與他所倡導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相聯系，是這一理論的具體化和深化。他通過中國古今各民族如何形成統一多民族中國這一命題，將歷史上各少數民族的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與政權建設同創建多民族統一國家之間建立了聯系，將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緊密結合在一起。他關于歷史上分裂與統一的理論，為正確認識歷史上的民族政權、民族斗爭，客觀、公正地評價民族英雄提供了理論依據。
　　　　4.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理論
　　中國地域廣袤、民族眾多、歷史悠久，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民族關系表現得錯綜復雜，從文獻資料看，有友好往來、和平相處的記載，但也記載著敵視、仇殺與戰爭。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是什么，長期以來，學術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總的說來，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是按階級劃分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盡管各民族中統治階級之間存在矛盾和斗爭，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沒有根本利益的沖突，人民是要和平相處，要友好往來的，所以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應該是友好往來；另一觀點認為，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民族壓迫是民族關系的本質所在，人民群眾的美好愿望無法實現，所以民族矛盾和民族間的斗爭是民族關系的主流。［1］（P311）兩種觀點都以文獻史料為基礎，以理論為依據， 從50年代到70年代，爭持不下。在多年來從事中國通史和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基礎上，白先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1981年召開的中國民族關系史討論會上，提出一種創新的闡釋，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回應，在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導言卷中，這個觀點更加理論化，并最終為學術界廣泛接受。
　　先生認為：在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之間有和好，也有爭吵。和好表現為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民間的各種往來，爭吵有時則發展為戰爭，但是友好與爭吵都不是絕對的，它總是一種歷史階段性的表現，某一時期，友好是手段，斗爭是目的，而另一時期，斗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如何確定民族關系的主流呢？白先生認為首先應該在研究的方法和視角上有一個突破，他說：“我們研究歷史，不能采取割裂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歷史階段看問題，固然是必要的，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看問題，則是更為重要的。”［3］（P53）由此，先生指出：在民族關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盡管民族之間好一段，歹一段，但總而言之，是許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斷地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我看這是主流。［3］（P53）白先生的這一理論是立足于他一貫倡導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歷史疆域理論、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它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著眼，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的方法，揭示出民族關系的本質——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締造中華文明，推動歷史的發展。在民族關系發展的過程中，各民族的聯系日益緊密，并且“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漢族靠擾”［2］（P93），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始終是在加強。所以到80年代后期，白先生更加看重民族關系中友好關系的發展，在《中國通史》導言卷中說：“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系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系到的地區上，在牽涉到的方面上，都是這樣。”［2］ （P95）
　　　　　　二、特色鮮明的治學方法
　　正確的治學方法是學術上取得成就的保證。白壽彝先生繼承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又融匯了現代史學之長，從而給他的學術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證了較高的學術水準。白壽彝先生的治學方法具有如下特色：
　　　　1.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
　　白壽彝先生重視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指導作用。在先生的學術生涯中，他曾經歷過一個由進步的歷史研究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過程。三四十年代，先生研究民族史的原始動力源自于民族情感而產生的對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摯愛，本著求實求真的治學態度，在學術研究中取得了成就。他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一些學術成果，其中的一些觀點甚至“和我們黨在延安時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3］（P698）。新中國成立后， 他更是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用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來重新審視包括回回民族史在內的中國民族史，從而使自己的民族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獲得了“新生”。50年代以來，他在中國民族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分不開的。例如，先生倡導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中國歷史的疆域理論、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理論和中國民族關系的主流理論，無不是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理論在中國民族史研究領域的具體運用和體現，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便不會得出這些精辟的結論。再以先生的回族史研究為例，50年代初先生寫《回回民族的新生》等著作時，他認為回族的形成是在元代，到50年代后期他寫《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發展》一文時，更正為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也就是明代，學術觀點發生變化的原因是他更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對民族的形成過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找到了回族形成的重要標志——漢語成為回族的共同語言。
　　80年代初，先生在追述往事時，深有感觸地說，對于回族史和中國伊斯蘭教史研究來說，歷史科學理論的指導是更為重要的，自己在三四十年代是不懂得的，而這恰恰是后來的研究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武器。［4］（P2）這是先生總結自己的學術實踐得到的深刻認識。在1984 年召開的中國民族史學研討會上，先生強調：“我們的民族史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不可動搖的。說是指導，是指基本觀點、基本方法上的指導。我們要在指導下工作，要結合中國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3］（P72）1991年，白先生在給楊懷中《回族史論稿》一書所寫的序言中重申：“從這幾十年回族史的實踐過程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養和伊斯蘭宗教知識的修養，對回族史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有更為重要的意義。”［5］
　　　　2.重視史學的社會功用，強調學以致用
　　先生原先是學哲學的，他涉足回族史開始于30年代中期，觸發他投身民族史研究的原因是他對民族振興的責任感。當時學術界對回族史的研究落后于時代，不能滿足“回教人”了解“回教史”的渴望。“回教入中國千余年，而中國回教史專書之作絕少”，回教群眾只能從“荒謬怪誕，出乎常理”的《回回原來》一書中獲取歷史知識，先生深刻地感受到“追求歷史的欲望，躍躍于讀者之肺腑，可以穿胸臆而與吾人相見”［3］（P340）。那個時代又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 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先生作為一名回族知識分子，深切地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回教徒應有沉重的担負。但要回教徒担負起這沉重的職責，必先使非回教徒盡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業”［3］（P77）。可見先生對民族史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和他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關切聯系在一起的。先生強調史學研究的社會意義和社會作用。50年代他說，作為一名民族史學工作者，我們的任務是“把少數民族的特殊貢獻盡量地適當地指出來，讓廣大群眾都認識到中華民族所由構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這對于民族自尊心的建立是更有力的。”［3］（P21）80年代之后，先生又多次指出：歷史工作者，包括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是要寫歷史書，通過歷史書對青年一代進行宣傳教育。……這是歷史工作者促進歷史發展的最主要的職責。”［3］（P63）我們的民族史工作，需要提出時代的需要，關注時代的問題。他不純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他的研究論題總是關注時代、關注社會，從解放前完成的《中國回教小史》、《中國伊期蘭史綱要》到解放后完成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及他對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等理論的論述，無不顯示出鮮明的時代感和責任感。他的學術著作多是采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明深刻而復雜的道理，因而擁有廣泛的讀者群。
　　　　3.提倡科學性的原則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著力提倡科學性的原則。民族史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是屬于歷史科學的范疇，是科學，就要遵循科學理論的指導，就要符合客觀性與真實性的要求。先生的科學性原則主要是針對研究者，特別是本民族學者的民族情感與宗教情感而提出的。他認為民族情感對于從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例如他說從事回族史、伊斯蘭教史的研究者“不只要有這些言語文字上的資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國回教人的心。”［4］（P1）但是， 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復雜性，脫離科學性的約束，就容易演變為狹隘的民族主義。 對此先生在1984 年召開的回族史座談會上特別指出：“談問題的時候要有科學態度，要冷靜，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決不好問題的。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對這個問題（指回族與伊斯蘭教的關系，筆者）好象是比較敏感，容易動感情。我看，我們不應該這樣，應該學會冷靜討論問題。”［3］（P209 ）具體到將來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編寫工作時，他仍然強調，“第一是科學性，要寫得確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我們要注意自己的民族感情問題，一說某人不錯，總要說得越多越好，好像這樣才過癮。我看不要那樣搞。”［3 ］（P213）1984年11月，他在《回族人物志》編務會上指出：“一沾回回就有感情，這是文章的損失。”［6］（P99）“回族學者寫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適得其反。”［7］（P36）
　　　　4.重視中國史的修養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重視民族史與整個中國歷史的關系，重視各單一民族史之間的聯系。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民族都不是孤立發展的。每一個民族都對祖國歷史和文化做出過貢獻，所以中國歷史不能離開民族史的內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脫離中國歷史的大背景而發展。先生在做中國通史研究時，充分考慮到民族史的內容，例如將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化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期標準，在《中國通史》的編著中，突出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特點，而不是孤立地將民族史附于每個朝代之中。他在做民族史研究時，再三強調中國史的修養、中國史的視角。他說，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除具備專業的特殊素養外，視角必須寬廣開闊，要對中國歷史有研究，同時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歷史。關于前者他對回族史學界反復強調：“中國史不了解，沒法搞回族史。因為回族史畢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每一個時期都不能跟中國史分割。你不了解整個歷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這個民族的歷史。所以孤立地看問題，說搞回族史，不搞別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說這夠搞的了，搞別的來不及了，這個想法就不對。”［3］（P216）對于后者，先生說，我們民族史工作者雖然各有自己的專史、專題，但不能作繭自縛，要把上下古今、左鄰右舍盡可能收眼底，我們必須注意，研究一個民族史，至少須懂得一些其他有關的民族的歷史。［3］（P73）了解其他民族的歷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歷史發展的線索和脈絡，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關史料。以回族史為例，先生說：“維吾爾的記載里邊，藏族的記載里邊，西南的傣族、白族，是不是也都記載了與回族有關的東西？還有彝族，是否也記載了與回族有關的東西？……所有這一切，都是搞回族史的人應該注意的。”［3］（P215）
　　　　5.主張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相結合
　　先生主張用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相結合的辦法來研究中國民族史。他在1944年的《中國回教小史》“題記”中說，研究中國回教史的人“更須足跡遍及全國，見到過各處的回教社會，見到過各處的碑刻和私家記載”［4］（P1）。先生自己很早就實踐這一主張，1937 年青年白壽彝參加顧頡剛先生為團長的西北考察團，深入西北回族聚居區，寫成了《綏寧行紀》、《甘青行紀》等文章，對西北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宗教狀況有了深刻的認識；抗戰期間，他避居云南，更是廣泛深入回族社會，發掘、搶救和整理瀕臨散佚的珍貴資料。白先生在民族史，特別是在回族史和中國伊斯蘭教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走出書齋、深入回族社會密不可分。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21A849民族研究王東平20002000白壽彝先生是20世紀中國民族史學的奠基者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從理論成就和治學方法兩個方面論述白壽彝先生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術貢獻。繼承先生的學術傳統，對于推動當代中國民族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白壽彝/民族史研究/理論方法　　ethnic history/Bai Shou-yi/contributions/perspectives收稿日期：2000—04—17Prof.Bai Shou-yi's Perspectives in Ethnic History　　WANG Dong-ping　　History Department,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Prof.Bai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ethnic history　studyin contemporaryChina.The present essay　intends　to　describeProf.Ba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in　both　theory　andmethods.They are the precious　heritage　for　today's　historystudy.For　it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facilitate the ethnic history study.王東平，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5　　王東平（1967—），男，河南省開封市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博士。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21A849民族研究王東平20002000白壽彝先生是20世紀中國民族史學的奠基者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從理論成就和治學方法兩個方面論述白壽彝先生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術貢獻。繼承先生的學術傳統，對于推動當代中國民族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白壽彝/民族史研究/理論方法　　ethnic history/Bai Shou-yi/contributions/perspectives收稿日期：2000—04—17

網載 2013-09-10 21:37:1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