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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科技異常發達，但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首先出現在中國？本文認為，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內外環境存在著諸多缺陷。
　　　　　　一、小農經濟及其社會結構的落后性
　　古代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歷代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重本輕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對商人和工業采取輕視態度。在儒家文化中，雖然提到了經濟在社會中的作用，但又認定物質生產、商品交換及與此相關的技能、學術，乃是“小人”才從事的“末業”“小道”。“君子之學”根本不包括農、工、商等實際技藝。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門教規，也成了封建統治的強大思想武器。
　　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由孔孟創立的儒家學派建立了一套龐大的政治倫理學說，又成為框定人們思想與心靈的價值標準。它講究“道”，宣揚“講政治，立德范”，從而使本體論和倫理學密切結合，認識方法和修養方法密切結合，使中國思想傳統有著“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重心性”等濃重的倫理色彩。所謂“一天人”即天人合一，不是把天地自然視作認知的對象，而是擴大了人與自然的統一，掩蓋了人與自然界的分立和斗爭，這就不能激起人們對科技的熱情追求。而求真知被認為實質在于至善，求善即求真，這就是“同真善”。它對知識的價值缺乏認識，有時甚至視知識為道德生活的干擾，只能使其遠離科學。“合知行”的知就是修德，所謂行即道德踐履，把知識論局限在知行合一的層面上，使中國哲學講善惡問題多，討論真偽問題少。以致思維模式上重人事而輕科學，重善惡而輕功利。
　　中國封建制度是高度嚴格的等級制，它判別一個社會成員是否合格，首先要看對于封建倫理綱常持何種態度，科學技術被擺在無足輕重的位置上，中國四大文化，兵、農、醫、藝，藝被排在最末。至于天才的發明，精湛的技藝則被視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說與中國治國之本的綱常名教相提并論。
　　這種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及強大的一以貫之的封建倫理專制統治，形成了古代中國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思想結構。一方面人們習慣了小農經濟的“男耕女織”“早出晚歸”，形成了安貧樂道、缺乏進取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人們在強大的封建倫理道德教化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科學著作和科學發明被斥為異端邪說而加以拒絕。這與西方封建社會，國王的王權和宗教教權激烈爭奪，形成了歐洲多中心狀態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近代科技在歐洲激烈競爭的社會結構中孕育起來，而在中國則越來越沉落。
　　　　　　二、科學技術的致用性和依附性
　　與西方近代自然科學中的求真精神相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卻有著強烈的致用性。具有求真精神的近代科學，要求科學家必須牢牢立足于觀察實驗的經驗事實基礎上，擺脫一切來自主觀世界的阻力和干擾，一往無前地去探索和發現自然界不依賴于人類而存在的自然規律；而具有強烈實用特征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則因受外界的影響，而成為道德倫理和權勢的附屬物。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實用理性”，重人生，講實用，宣揚“崇德利用”。精研事物的規律，是為了致用，而致用是為了提高道德。于是，各種似與現實人生無關的自然知識或抽象理論就受到漠視，任何學問只有落實到社會、道德層面才有價值。所謂“治國平天下”“為人生而學問”成為壓倒優勢的學術目的。醫圣張仲景“留神醫學，精究方術”，上為“療君親之疫”；下為“救貧賤之厄”；中為“保身長全，以善其生”（注：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見《四部叢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版）。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其意在于“壽國以壽萬民”。甚至連最抽象的數學也如此。早期五行文化中突出過十個自然數的法則，但目的是為以數理民，所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使民不相亂”。南宋數學家秦九韶稱數學研究成果“可經世務，悉萬物”。他的《數學九章》就是“設為問答以擬于用的”（注：秦九韶：《數學九章·自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版）。
　　出于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古代科技有著明顯的政治化的實用傾向。最典型地體現在天文學、數學上。古天文學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官方科學，幾乎每個朝代都設有司管天文的官僚機構。這是封建朝廷改朝換代、篡權奪位、祈祥避災的工具。如西漢董仲舒創立的三統說，以夏為黑統，商為白統，周為赤統，三統依次循環，朝代更換即三統的替換。后來劉歆將此巧妙地引進了歷法，制定了“三統歷”，進而為王莽篡權獲得“天命”作輿論準備。古代數學也受封建統治者高度重視。唐代王孝通在上奏他的《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與造化。夫為君上者司牧黔首，有初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于算。”為了政治目的而把數學講得神乎其神。
　　科學的發展，固然需要講求致用。正因有社會生產的要求和實用，才激勵人們從事科學活動，并取得成果。也正因有強烈的致用要求，中國古代科技才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然而，致用性畢竟是科學外在派生的屬性，完全為了致用的科學不可能使人保持相對獨立的、冷靜理智的探索精神。丹尼爾·貝爾曾說：“科學的首要事實是：科學界在決定進行什么研究、辯論什么知識有效、承認科學成就以及賦予地位和尊重方面具有自我定向的獨立性。這個獨立性就是科學的精神氣質（和組織）的核心”（注：（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版，第417頁）。 在古代中國，一切都要求為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倫理服務的情況下，很少有像西方科學家那樣為純粹求真目的而從事科學。因而，當西方像布魯諾、伽里略、牛頓等為科學不惜犧牲一切時，中國古代的科技界卻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書以經典為章，言論以圣人為貴，經驗以古人為信。他們無不在虔誠地追求參與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實踐及個人道德的完善。缺乏獨立求真精神，而一味講求實用、從屬、依附地位的中國古代科技，自然很難走上近代科學革命的道路。
　　　　　　三、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的超前性
　　中國古代對自然界的認識有著獨特的思想路向，這就是以元氣論為代表的有機自然觀。此觀點認為，宇宙間充滿了氣，氣是萬物之本。所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注：張載：《正蒙·太和》，《張子全書》，中華書局，第2頁）。萬事萬物皆由氣生，皆由氣成。 李約瑟曾指出這種有機自然觀思想體系是中國古代哲學思辨的最高綜合，它自《周易》發端，直至宋代朱熹提出自然有機體之“普遍模型”說而達到高峰。
　　有機自然觀之特性是從宏觀角度著手，且始終將人、社會、自然看作一個整體。一方面把研究對象放在一個大整體中去研究；另一方面把研究對象自身也作為一個整體，強調整體對象與外部環境及整體對象內部各要素間的聯系。這與西方原子論自然觀將原子看成最后不可分割的個體、質點，而把微觀世界個體物的構成納入宏觀宇宙體系中的研究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長處。李約瑟曾評論過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和辯證邏輯在科技發展中的偉大功績。他甚至認為這種有機自然觀是近代實驗科學走向現代科學所必需的，它與現代科學中所引發的整合的層面學說，注意自然世界的“連續層面”及整合有著內在的關聯。而且認為歐洲現代科學思想的發展，推翻了“神學的生命論”和“機械唯物論”，是受中國古代有機自然思想影響的結果。（注：（英）李約瑟：《歷史與對人的估價——中國人的世界科學技術觀》，《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出版社1986出版）
　　確實，有機自然觀是現代科學發展所必須的重要理論。但我認為，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與建立在原子論基礎上形成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機械分析的思維方式，是研究方法的兩個不同階段，科學的發展都有整體和部分的統一，部分分析必須上升到整體把握，同時整體分析離不開部分研究，并要以部分研究為基礎。也即西方近代實驗的、歸納的、分解的科學研究是科學發展必經的第一階段，但如僅僅停留在這一階段，不上升到整體、系統、有機的把握，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科學發展也會停滯；相反，由于中國古代科技觀，強化整體有機聯系，卻不去重視具體的、實驗的、分析的研究，必然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是超前的，它不是建立在部分基礎上的整體，失去了科學發展的基礎，特別是這種有機自然觀主要仍是為滿足封建倫理道德統治服務而產生、發展，就更是如此。
　　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科學明顯的短處，正是西方科學發展所擅長的地方。如天文學，它缺乏希臘人的天體運動幾何表現法，阿拉伯人用在體現投影上的幾何學，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物理天文學。探索事物原因時，中國人對于這些解釋方式不曾感到需要，而認為整體宇宙有機體中，作為組成部分的有機體，是各按其性質循著自己的“道”去運動的，而這種運動可用本質上“非表現性”的代數方式去解釋。在邏輯學上，當西方很早就考慮形式邏輯時，中國人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因此，中國雖然相對高深，但卻是超前、無根基的。它導致近代實驗的、實證、歸納的、分析的自然科學很難發展起來，相反，思辨哲學不斷膨脹，最終將自然對象社會化、倫理化、人際（血緣情感）化，以致強調天人合一，促使了政治倫理思想的早熟與興盛。
　　　　　　四、中國古代經驗科技觀的滯后性
　　近代科學發展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崇尚經驗和理性的結合。它推崇經驗，以能否找到觀察、實驗的經驗事實為建立理論的依據；并以能否在觀察和實驗中得到經驗的證實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同時又極重理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要求認識必須符合思維邏輯的規則，并經過邏輯論證，上升到理論化、系統化。倡導經驗和理性，形成了近代科學從方法論上的突破。而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發展中，沒有實現經驗和理性的結合，相反出現了純粹的經驗科技觀，這成了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獨立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筆者在此提出經驗科技觀概念，實是古代中國科技發展特性的一個概括和總結。在中國古代科學成就中，80％以上都是技術，卻少有在系統的邏輯的科學理論指導下的研究。古代典籍大多是條目羅列，而無邏輯推理，不能形成系統體系。四大發明均屬經驗性和實用性的。天文記錄自甲骨卜辭時代即已開始，以后歷代對天文現象之觀察和記錄可謂詳盡，但始終缺乏邏輯的分析和推理，缺少對天體內部規律的研究和理論總結。哈雷彗星被記錄了31次卻從未有人發現其平均周期。這一切凸現出古人重經驗記錄和功用，卻輕視邏輯推理和理論概括的思維定勢。
　　在古代科技發展中，經驗的突出和理性思維的失落，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在諸子百家中，道家非常講究探索自然，領會自然。道家之“道”即宇宙運行的天道，也即自然法則。在重自然的道家典籍中，充滿了對大自然的發問。莊子說：“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虛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第80頁）道家講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根本上肯定了科學的自然主義。而且要求了解變化，順應變化。《道德經》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這種自然變化的哲學已與自然變化的實驗科學發生了聯系。但遺憾的是，講究“清靜無為”，“順應自然”的道家不提倡對自然作理論的解釋。而寧愿從事物之用中去發現事物，以求進一步之用。這就不可能發展出一套像亞里士多德或培根那樣的系統理論。它感于自然變化的不可捉摸，便處處依賴經驗主義，也就從未認識到要建立一套技術名辭的必要。在這種自然觀的指導下，中國古代科技顯然難以向更高層次的理性化、理論化發展。
　　與道家不同，儒家強調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認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宣揚理智主義，甚至不承認靈魂的存在，反對宗教中一切超自然部分，這是有助于科學向理性化發展的。然而又一次使人遺憾的是，與道家相反，具有強烈理論主義色彩的儒家卻又不重視自然，而集中注意于人與社會，儒家學派成為一種重視今生及關心社會的學說。因偏重人事，一些看起來不直接與人事相關的自然知識，儒家很少去探究；甚至有些與人事直接相關的自然知識，如農事技藝、器械制造等，在“先立其大者”之下，也被認為只是百工之事，為學者士人所不為。于是，學者與百工相脫離，理論與技術相割裂。雖然儒“教”沒有規定的教義，來拒絕科學侵入它的神圣“領地”，但幾千年來飽嘗儒學之士遵循著孔子及古代儒家的意旨，忽視對自然的觀察，不從事自然的研究，集中心力研究人與社會，使中國古代科技難以走入近代形態。
　　古代思想諸家中，唯有墨家既講經驗有為，又注重方法和科學的邏輯。《墨子·法信篇》言：“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信，無法信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還說：“百土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線，平以水，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可見，墨家重實證、經驗，講求方法，使用工具。經說云：“知，傳受之，聞也；方不瘴，說也；身觀也，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也即在對知識的看法上，聞知是第二手材料，親知是第一手材料，說知（方不瘴）是來自邏輯的推理和說明，不為空間地位所障礙的知識。在對“正名”的態度上，講求概念和實物的合一和“知行合一”。實際上，墨家在《墨經》中不乏樸素的邏輯和數學的概念；在物理學、工程上也有很多貢獻。然而同樣讓后人遺憾的是，這種既重經驗又重邏輯理論的墨家一進入秦漢就衰落了。
　　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歷史中，重理性的邏輯理論和重實際的經驗主義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分裂。重理性的儒家對自然不感興趣；而道家重自然，卻又不信賴理性和邏輯；既重經驗又重邏輯的墨家又很快分化和衰落。這使古代中國思想向兩極發展：一極是越來越脫離實際的玄學，并且更多偏重于政治、倫理道德，醉心于解釋三綱五常，君臣父子關系；另一極是實用技術，忽視科學的理論化、系統化，更沒有做到數學化和符號化。經驗科技觀成為古代中國科技發展之支柱。需要指出的是，幾千年古代中國，若真是極重經驗的積累和總結，經年累月，恐怕還是能夠發現科學理論的。無奈封建中國，儒家獨尊，作為經驗總結和傳播的主要途徑，教育卻是舊的科舉制，只要求誦讀經書，仿作時文，不重科學項目。加上古代中國工藝技術和醫藥處方等，雖屢有發明，可按傳統習俗，家傳秘方決不授人，僅是父子師徒，一代接一代，偶有中斷，勢必失傳。于是，中國古代科技雖有很多造詣，終非理論科學，不可能獨立走上近代科技革命的道路。
　　綜前所述，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盡管經驗科學觀、有機自然觀、實用科技觀都時時在為科技發展孕育著條件，但在古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經驗科技觀始終處于經驗狀態，未能上升到理性及思維的邏輯性和理論化；有機自然觀也始終是一種有機自然觀形態，沒有屈身下逮與實驗實證結合，相反與封建倫理學說相混合，最終失去科學探索自然的意義；實用科技觀也始終停滯在科技的實用性上，未能從中產生出科學探索的求真精神，相反在為強大的封建王權服務中，呈現出科技的依附性，再加上長期的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不發達，這一切終使近代科學的產生失去了政治、經濟、思想和物質的基礎。近代科學終未能獨立地在中國產生。
人文雜志西安114～117G0文化研究張潔/鐘學敏19981998作者單位：張潔　溫州師院政史系　鐘學敏　浙江大學政治學系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114～117G0文化研究張潔/鐘學敏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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