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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對中國女子危害尤深，在這種“婦德”觀的束縛下，中國女子被牢牢地禁錮在家庭之中，“上焉者，男子之玩物耳；中焉者，男子之仆耳；下焉者，恣睢折磨，凌虐禁錮，使之死不得死，生不得生，犬馬且不若耳。”［（１）］她們處在社會最底層，喪失了受教育權。１８４０年以來，中國的教育開始由封建專制主義教育逐漸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一方面，封建統治者仍頑固地推行封建主義教育，另一方面，在五口通商處，各資本主義列強開始實行殖民教育，為了培養為教會服務的牧師和教師”，［（２）］興辦了眾多的教會學校，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十九世紀末，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各階層的有識之士，從救亡圖存的需要出發，提出了抵御外侮，富國強兵，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改舊學倡新學等一系列維新改革主張。于是男女平等同受教育的新教育思想應運而生，在這種新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努力推行帶有近代化特征的新式教育。中國女學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并發展起來。
　　　　一、教會女學的出現和中國女學的產生
　　中國社會直到清代在教育方面仍沿襲封建傳統教育，儒學一家獨霸天下，女子無受教育權，只有少數名門閨秀能在家中請師受教，至于開明鄉紳的女孩也只能在１２歲前于私塾中識字，國內無正式女學。鴉片戰爭后，隨著香港割讓，五口開埠通商，大批外國傳教士入華，各種各樣的傳教團體競相成立，他們在傳教的同時，著手創建各級各類教會學校，于是教會女學隨即出現。１８４４年英國女傳教士愛爾德賽女士（Miss Aldersay）在寧波首創一所教會女塾。學習課程有：圣經、國文、英文、算術、縫紉、刺銹等。這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的第一所教會女學校，也是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開始。到１９世紀６０年代初，外國人在中國興辦的女子教會學校約有１２所。這一時期，主要興辦教會初級學校。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隨著殖民者在中國政治、經濟權利的擴大，更加緊了文化侵略，特別是１８６８年中美《續增條約》的簽訂，該條約第七條規定：“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指準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學堂。……”［（３）］這使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設立學堂，正式得到了條約上的保障而合法化。此后，教會學校數量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由小學到中學、大學。侵略者為了在二萬萬中國婦女中最大限度地為中國教士培養出合格的“賢妻良母”和女傳教士，作為和平征服中國的工具，掀起了興辦女子教會學校的熱潮。據統計：１８７８年—１８７９年僅在江南一帶就有教會女學２１３所，學生２７９１人。［（４）］教會女校開設的課程有：四書、女兒經、圣經、算術、地理、歷史、生物、生理學等，但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中外兩種圣經：一是基督教《圣經》；二是中國儒家經典，其他一切學科都圍繞這個中心來進行教育。［（５）］培養目標相當明確。
　　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在從事洋務活動中為培養洋務人才，逐漸興辦了各種學堂，并開始派員出國留學，中國由此出現了留學教育。此間，１２０名男童赴美留學，因當時女禁未開，尚無一名女生，但在留學新風影響下，中國在甲午戰爭前相繼出現了４名女留學生。１８８１年出生于寧波一位牧師家庭的金雅妹女士，在美國北長老會醫師麥嘉締（Dr Me Cartee）資助下赴美攻讀醫學，１８８５年６月在紐約醫院附設的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她是我國第一個女留學生，也是中國第一個獲得大學畢業證書的女大學生。她于１８８８年回國，先后在廈門、成都等地行醫，深受群眾歡迎。１８８４年福州的柯金英女士在美國國外傳道會資助下赴美學醫８年，１８９２年畢業于費城女子醫科大學，一年后回國。１８９８年她作為中國婦女代表出席了倫敦婦女協會，這是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婦女會議。她一生從醫３０多年，為祖國近代醫學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第三、第四位赴美女留學生是康愛德和石美玉兩女士。１８９２年兩人同赴美進入密西根大學學醫，１８９６年畢業回國，在江西九江等地行醫并培訓女醫生，為中國醫學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這四位女士赴美留學，開拓了女子留學精神，是中國女子留學的開端，對中國女子留學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也促進了國內興辦女學。正是在教會辦女學學校日增，洋務派辦學和四女士出國留學的影響下，中國人的教育觀開始逐步發生變化。尤其是隨著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變法維新思潮的出現，“興女學”也作為一種革新思想被維新志士大力提倡。
　　中國近代最早提倡女學的是早期維新派人士宋恕，他在１８９１年所著《變通篇》中提出：“男女六歲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罚其父母。”［（６）］另一位著名早期維新家鄭觀應在１８９２年撰寫的《女教》中，贊揚“泰西女學與男子并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７）］并建議中國政府應仿效西方“廣籌經費，增設女塾”，“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８）］陳熾在１８９６年所寫《婦學》中，提出廣增女學，令“女子自四歲以上，至十二歲為期，皆得就學”。［（９）］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倡導男女受教平等。他認為“男子皆人類，同屬天生”，因此，女子一切與男子無異，在受教育方面不要分男女，應同等對待。他主張“宜先設女學，章程皆與男子學校同。其中女子卒業大學及專門學校者，皆得賜出身榮銜，如中國舉人、進士，外國學士、博士之例。”［（１０）］指出：“大學之師，不論男女，擇其專學精深奧妙實驗者為之”［（１１）］，應“但問才能，不問男女”。梁啟超更于１８９７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論女學》，強調興辦女學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１２）］他認為，女學的興衰是衡量國家是否強盛的重要標志，“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１３）］由此他分析中國積貧積弱之因，“必自婦女不學始”［（１４）］因此，“欲強國必由女學始。”他把倡設女學，作為維新變法的重要教育改革內容之一而付諸實踐。
　　在維新思潮影響和維新派人士的倡導下，由中國人自辦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學堂——經正女塾于１８９８年５月３１日在上海城南誕生。它由上海電報局局長經元善發起創辦，得到南洋大臣劉坤一支持和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襄助。該校初辦時招收年在８—１５歲女學生２０余人入學。１０月末在城內增設一所分校，次年學生增至７０余人。課程設置中文、西文各半，聘請中、西教習任教，在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方面都采用資產階級教育方式，為與外國傳教士所辦教會女校相區別，后改名為“中國女學堂”。戊戌變法失敗后，由于經費困難，經正女學于１９００年中秋節后停辦，雖僅存二年，但它是中國人自辦女學的先聲，開啟了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新風，從此中國女學教育發展起來。
　　　　二、二十世紀初期興辦女學蔚然成風
　　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社會各階層的有識之士急尋救亡圖存之路。不少人深感國家不昌，“實由于人才太少，人才太少實由于母教未立，母教未立實由于女學不興。”［（１５）］因為“女子為國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國民，根本須提倡女教。”［（１６）］于是他們從救國的愿望出發，積極倡導教育救國并開始著手創建和發展女學教育，“以培養救國之女豪杰”。一些熱血青年也開始覺醒，投身于創辦女學的實踐中。某些進步女青年甚至把自己的嫁妝變價作為辦女塾之經費。
　　隨著清政府推行以“新教育”為重要的措施的“新政”，這樣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國人興辦女學的熱潮。上海吳馨先是在家中開辦女塾，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將家塾遷至上海小南門內擴大規模，改名為務本女塾。開學之初，僅７名學生，后增至４０人，以后逐年增加，辦學宗旨：培養學生成為賢妻良母，課程注重家政。辛亥革命后，此校交縣辦，改名為上海縣立第一女子小學暨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這年冬，蔡元培和蔣觀云等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課程設有：法國革命黨史、化學等。該校以造就資產階級革命女戰士為宗旨，為辛亥革命培養了不少女戰士。［（１７）］在這一年還辦有廣東移風女校、常州爭存女子學堂等。這一時期創辦的女學，大多數是民間募集資金或捐款集資自辦。［（１８）］
　　１９０３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規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學”，這標志著清政府開始把女子教育提上議程。但此時女子還只能接受家庭教育，《章程》規定：“少年女子，斷不宜令其結隊入學，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習俗”，“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１９）］不過，學制的公布，興學熱潮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女學教育的發展，出現了女子師范學校和女子專門職業學校。１９０４年，慈禧太后又準在中南海內創設女學，學習中西文。１９０６年２月，慈禧太后“面諭學部，振興女學”［（２０）］。最高統治者慈禧支持興辦女學的言行，對發展女學是一大推動。１９０６年６月天津北洋女子師范學堂開學；１０月謝長達等人在蘇州創辦振華女學，后改名為振華女子中學。１９０７年３月８日，學部奏興女學，擬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３６條及《女子小學堂章程》四章２６條，對女子師范及女子小學堂在辦學宗旨、入學年齡、課程設置、修業年限、培養目標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和要求，標志著中國女子學校教育在學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從此，女學教育成為中國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１９０８年７月學部奏準在京師設立女子師范學堂，并咨各省督撫、提學使，酌于省城設立女子師范學堂。師范學堂是當時女子教育的最高機關。
　　隨著國內興辦女學熱潮的發展，女子留學人數也逐年增多，留學方向從歐美轉向日本，這是因為去日本路近省費；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曉；至關重要的是中日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在日本政府誘掖和清政府積極倡導下，女留日學生數目日增。１９０２年留日女生有１０余名，１９０５年日本東亞女校附設中國女子留學生速成師范學堂之后，清政府開始派官費女留學生，吸引更多女子去日本留學。當年，湖南就派２０名女青年官費赴日習速成師范科；云南有１３名女子派往日本學師范；１９０７年奉天女師范學堂派２１名女學生、江西省派１０名女子赴日讀師范科。這一年在東京的中國女留學生約有１００名。［（２１）］同年，中國女留學生在日本留學生會館舉行第一次大會，成立了中國留日女學生會并積極參加了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當時中國女留日學生雖在數量上只及男子的１％，又多是學短期師范者，但她們意志堅強，學習刻苦，成績優良，生活儉樸，給日本人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游學譯編》中記載：中國女留學生，不卑不亢，“行止自由，論學講學，一如男子”。有的回國后積極投身民主革命和教育活動，為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和中國婦女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這一時期的女學教育雖有很大發展，但仍嚴重存在男女受教不平等現象：一是男女分校，女子小學及師范學堂學習年限均比男子的小學及師范學堂短一年；二是所辦女子學堂多限于初等教育，而且同男子初等教育相比，數量很少。據１９０７年統計：女子初等學堂有３９１所，學生１１，９３６人，占初等教育學生總數的２％，男女生人數相差很大，比例為４９∶１，在中學和大學中根本無女子的位置；三是女子學堂中把“女德”和“禮教”列為最重要的教育內容。在《女子小學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中都明確規定：“中國女德，歷代崇至，今教育兒女，首當注重于此。”學部還屢令有關各方，對女學生嚴加限制：不準參加運動；不許登臺演唱；不許排隊游行；不準言談平等……等，仍然是培養“貞靜、順良、慈淑、端儉”的女性，使之成為賢妻良母，能充任女子小學堂教習和蒙養院保姆。［（２２）］
　　　　三、辛亥革命后女學教育曲折發展
　　辛亥革命勝利后，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孫中山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１月９日成立教育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對封建專制主義教育進行了重大改革。１月１９日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１４條。明令教科書務必合民主共和精神；廢除尊孔讀經的教育內容；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這就確立了男女平等受教的原則。規定中學、師范、職業學校以及大學都可單獨設立女校，這奠定了男子平等受教的基石。孫中山也非常重視女學教育。１９１２年，他在廣東女子師范第二校發表演說，論述女子教育的重要：“中國女子雖有二萬萬，惟于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少，處于今日，自應認真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可與男子爭權，則必能勝也。”［（２３）］在談到中國的教育要普及時，他提出首先應注意提倡女子師范教育。他說：“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而必倚重師范，此師范學校所宜急辦者也，而女子師范尤為重要。”［（２４）］這年１２月２７日他出席松江清華女校歡迎會，又鼓勵推廣女子教育。［（２５）］由于革命黨人的倡導和力行，使女學教育沖破封建專制教育的蕃籬，進一步發展起來。１９１２年２月上海女子政法學堂開學，招收女生８０名，標志著女學教育開始培養從事國政的人才。３月上海女子護士學校成立，招收女生６０名。３月２０日中國第一個女子教育領導機構——湖北女子教育總會成立，該會以“擴張女學，補助共和，期達于完全美滿之目的”［（２６）］為宗旨。不久，湖南女子教育會成立。這年７月，陳澄溪等創建上海女子工業大學，分高等，速成兩科，學習期限高等為三學期，速成為三個月，兩科共收女生３００名，其規模之大空前。這一時期，女校數量和女生人數都大幅度增加，培養目標也有改變。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教育部公布《師范教育令》１３條，規定“女子師范以造就小學教員及蒙養園保姆為目的；……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造就女中、女師教員為目的。”［（２７）］此外，各類職業女中及大學的相繼建立，都說明女學教育已摒棄了“賢妻良母主義”，培養出一批新型女知識分子，使中國女子的素質開始發生變化，同時也為此后五四時期婦女運動造就了人才。
　　然而，袁世凱篡權后，對教育采取復古政策，蓬勃發展的教育改革猶如曇花一現，封建專制教育得以借尸還魂。女學教育仍提倡賢妻良母主義教育，不準設立專門女子學堂，更禁止設立女子政法學堂。１９１４年夏，任教育總長的湯化龍發表講話表示：“余對于女子教育方針，則務在使其將來足為良妻賢母，可以維持家庭而已。”［（２８）］１９１４年１２月教育部擬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對已興辦起來的女學加以限制和整頓。［（２９）］１９１５年１月袁世凱在《頒定教育要旨》中，提出“女子則勉為賢妻良母，以競爭于家政”；并主張“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談國政，徒事紛擾，無補治安。”［（３０）］其實質顯然是反對女子受高等教育從事國政，要把女子緊緊束縛在家政中。這股反動的復古逆流嚴重地阻礙了女學教育的發展。
　　但是歷史的車輪不容倒轉。袁世凱推行的復古教育同他復辟帝制一樣短命。１９１５年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激進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發起了一場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猛烈沖擊的新文化運動，使人們逐漸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隨之掀起了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新教育思潮，對復古主義教育給予有力地抨擊，使女學教育又走上向前發展之路。
　　　　四、五四時期女學教育新變化新發展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要民主，爭自由”、“求女權之解放”，“女子參政”、“男女平等受教育”呼聲越來越高，甚至圍繞著“男女同校”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上海復旦大學還組織了“今日中國大學應否男女同校”為題日的辯論會，結果贊成男女同校者占大多數。通過新舊思想的激烈交鋒，新思想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同時更多的女子也覺醒起來，有的開始走出家門、校門，直接參加到實際斗爭的行列中，斗爭的風雨沖刷了傳統習俗在她們心理上造成的自卑感。在斗爭中她們顯示了自己的勇敢和才智，用自己的行動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威望，爭得了自身進一步的解放。女校數量和女生人數也有增加，據粗略統計：１９１４年全國有女校３，６３２所，女生１７７，２７３人，到１９１５年發展為女校３，７６６所，女生１８０，９４９人。［（３１）］
　　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婦女的解放和女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掃除了一定的障礙，也促使當局重視發展女學教育。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全國教育聯合會假杭州浙江教育會舉行第三次會議，提出推廣女子教育等議案１３件。［（３２）］１９１８年６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區酌量地方情形，分別辦理全國教育聯合會，請推廣女子教育案：增設女子師范學校及師范講習所，增設女子高等小學，添增女子中學。［（３３）］同年１０月１４日教育部召開全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議決；擴充女子小學，設立女子高等師范及女子大學；女子中學家政一科應注重實習；［（３４）］１９１９年３月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規定》３５條，其中規定：“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設予科、本科外，得設選科、專修科、研究科”［（３５）］，擴大女子高師規模。同月，教育部公布《全國教育計劃書》提出籌設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八項發展教育的措施。４月，教育部將直轄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改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教育部一系列決議、法令的頒布執行，推動了女學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１９１９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新轉折點。各種教育、學術思想非常活躍，各種新教育刊物相繼出版，各種教育科學團體紛紛成立，使女學教育出現了更大的改革和發展，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一，大學開始招收女大學生和國立女子師范大學的出現。五四運動之前，中國國立和私立大學都不收女生。１９１９年４月鄧春蘭女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信，要求北大招收女生，并表示自己愿為女界開先例。此后鄧春蘭又在報上發表《敬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書》，準備組織“大學開放女禁請愿團”，此后，這封信在京滬幾個大城市報刊上轉載，引起社會上強烈反響，也在北京大學校內引起激烈爭論。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積極主張教育革新，提倡男女教育平等。１９２０年２月，江蘇無錫女學生王蘭要求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因當時考期已過，經蔡元培和教務長允準，這年秋，被接受入學旁聽，成為我國近代第一個女大學生，此舉開創了我國大學實行男女同校之先河。隨后北京大學又接收８位女生旁聽（包括鄧春蘭），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批進入國立大學讀書的女大學生。［（３６）］這年暑假后，北京大學正式招收女生，到１９２３年共有１１名女生在北大學習。此例一開，上海、南京、廣州、山西、天津、福建等地公、私立大學都陸續招收女生。１９２１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正式改為女子師范大學。第二，中學男女同校。五四運動前，女學教育側重于師范、家政、園藝、蠶桑、看護等科，對數、理、英文各課程有的不開設或很薄弱，自大學開放女禁，要求女學生必須有同等知識才可錄取，因此中學男女同教，“女子中學教育要改革”勢在必行。１９２０年９月，天津、北京各女校５００余人，到教育部提出要求：保證女子中學的課程、經費要與男校相同，使女學生畢業后可直接報考大學。
　　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六次大會通過了決議，向教育部呈請中學男女同校，推廣女子教育。１９２１年暑假后，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首開風氣，招收一班女生，長沙岳云中學、廣州執信學校也先后開放女禁。這些學校開了新風，很快“男女同校”、“男女同教”、“男進女校”的聲浪擴散到全國其它地區，推動著近代女學教育跨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女學教育沖破封建專制主義教育和倫理綱常的羅網，從出現、產生到發展，從制度的確立到大中小學校招收女生，實現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男女同校，經歷了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近代中國女學的興起和發展，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大變化，這變化提高了中國女子的社會地位，提高了中國女子的整體素質，壯大了近代中國新的社會力量。
　　注：
　　（１）《民國新聞》１９１２年９月４日——１３日。
　　（２）（４）（５）（３１）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６、７７—７８、７８、３２０頁。
　　（３）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２６３頁。
　　（６）《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第一冊第８６５頁。
　　（７）（２２）（２３）董寶良：《中國教育史綱》（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５、２８７、２６３頁。
　　（８）鄭觀應《盛世危言》卷十三，第１—３頁。
　　（９）陳熾《庸書》外篇卷下，第３１—３２頁。
　　（１０）（１１）康有為《大同書》己部第三章《育嬰院》第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頁，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１２）（１３）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冊第４０—４２、４２頁。
　　（１４）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９頁。
　　（１５）《大公報》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１６）（１７）（２０）（２４）（２５）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６、１２３、１５６、２２４、２３４頁。
　　（１８）《湖南省ｚｈì＠①》第１９６頁。
　　（１９）（２９）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６、７４３頁。
　　（２１）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６頁。
　　（２６）（２７）（２８）（３２）（３３）（３４）（３５）《教育雜志》（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號、第４卷第８號、第６卷第４號、第９卷第１１號、第１０卷第８號、第１０卷第１１號、第１０卷第１２號。
　　（３０）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５５頁。
　　（３６）徐彥之：《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載《少年世界》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讠加志
　　
　　
　　
齊魯學刊曲阜068-073K3中國近代史高華德/崔薇圃19951995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068-073K3中國近代史高華德/崔薇圃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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