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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林昭和她的時代起碼有三個問題：林昭是誰?林昭所處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她與那個時代為什么構成沖突，構成了怎樣的沖突?

　　我想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林昭是誰?如果用最簡單的一兩句話來回答，林昭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她在1958年也就是反右運動的后期成了右派，在1960年中國大饑荒時代，她被一個“反革命集團”案子所波及(不是主動卷進去的)，成為一個“反革命”。1968年當“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時候，她不是被法院而是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了死刑。這就是林昭的履歷。但是，如果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理解林昭，她首先不是一個政治反抗者，而是一個獨立的思想者。更加明確的身份，她是一個詩人，對文學有著強烈興趣的學生。她一生中從事過的主要的文學活動是：北大文學刊物《紅樓》的編輯。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

　　她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如果用幾句話來回答，林昭所處的是一個“抒情時代”。在這里我想說的“抒情”是什么意思呢?革命就是最大的抒情。暴力革命尤其是抒情中的抒情，充滿了激情，充滿了浪漫，充滿了幻想，甚至是殘酷無情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種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林昭生活在一個急風暴雨、雷霆霹靂的“抒情時代”。這個“抒情時代”是不容許有中間地帶、灰色地帶的，它的顏色是單一的，不允許人們擅自在這個中間畫出五顏六色的圖畫。“抒情時代”的最大特點，我們也可以說是一種高調的理想主義，它有一個非常宏大的理想，要在人間建立一個天堂，或者說，一個完美的烏托邦。毛澤東就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抒情詩人，也曾經是中國那一代唯一的桂冠詩人，其他人的詩都是附屬于他的，他是那個時代唯一可以隨意揮灑自己才情的桂冠詩人，他是“抒情時代”最高的、不可替代的代表。林昭對這個“抒情時代”曾經充滿了向往。她從中學時代開始，就強烈地向往這個“抒情時代”，并且介入了這個“抒情時”代，甚至不惜與家人決裂，投奔到這個“抒情時代”的宏大敘事里面去。但是她慢慢地就發現了，自己骨子里面的那些東西和“抒情時代”是有抵觸的，人性深處，或者說她天生的氣質，所以她最終被甩了出來，被這個“抒情時代”毫不留情地甩出來了。

　　我想回答的第三個問題是，林昭為什么跟那樣一個“抒情時代”構成沖突?構成沖突的最主要原因，雖然她是個詩人，但在本質上她是一個帶有強烈生活情趣的人，一個敘事的人，對生活有著非常敏感、非常柔軟的追求，她不是一個可以拋棄自己的個人生活完全融入宏大的革命敘事當中去的人，她內心深處有很多屬于個人的部份，非常私人的部份。過去我們看著林昭，主要是她已露出的個別詩文和片言只語，我最初關注她大概十來年前，那個時候我們理解的林昭幾乎是政治性的，是以斗士的面目出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對林昭了解的加深，其實，真實的林昭是生活中的。就是她私人性的文字和公開發表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異。她在書寫那些與毛時代的抒情詩格調相似的文字時，這從1957年之前她公開發表在報刊上的詩篇可以看出，她也完全是用那個“抒情時代”的相同語言表述的。但是她在私人書信里面，包括她寫給好朋友倪競雄的書信，包括寫給中學同學陸震華等人的書信，這些私人文字既有跟那個“抒情時代”關連的一面，但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很干凈、很純粹的文字，還是家長里短，關于她個人的思考、個人的生活細節。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有一次跟她最要好的朋友倪競雄在信里講，聽說你們那個地方出產絲綢，不知一般的多少錢一尺?質料花色如何?特別對防雨綢興趣更大，如果這種雨衣的確很好，她很想買一件。她對這種似乎與那個“抒情時代”不大搭調的日用小物件都是非常喜歡的。包括絲綢的東西，其他好玩的東西。還有一次她在土改工作隊，母親給她寄了一件新的絲綿背心，冬天給她御寒用的，她竟把這件絲綿背心拿去賣掉，賣掉的目的是什么?因為那天是周末，她要跟她的好朋友去吃小吃，幾乎把所有攤位上的小吃從頭到尾都嘗一遍，最后都吃撐了。她后來想起那天吃小吃的情景，寫信的時候，還沉醉在一種開心的回憶中，她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她想要的。所以，我在她的私人文字和她的公開文字中看到的了潛在的沖突，只是這種沖突還沒有暴露而已。私人文字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更真實的林昭，公開發表的文字一開始也不是不真實的，而是真實的，至少當時看起來是真實的，她確實非常想融入到那個“抒情時代”當中去，愿意跟那個“抒情時代”合而為一。但是她內心那種太強大的生活化的、敘事的底色，使她跟“抒情時代”的沖突將越來越大，這一點隨著時間就會凸顯出來。

　　這種沖突到1957年夏天就完全攤牌了。但是在1957年之前的8年當中，林昭已經開始跟這個時代發生零零星星的沖突了。甚至可以說，1948年就已經發生過一次沖突了。林昭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是一個左傾的小青年，她在高中讀書時不僅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而且正兒八經加入了地下黨，那個時候當然是冒著殺頭的風險。1949年前夜，她所在的地下黨組織受到破壞，組織上安排她撤到上海去躲避，另外跟她同一個支部的幾個人都撤走了。她居然未執行這一個組織紀律，沒有撤走。最后國民黨沒有來抓她，她安然無事，但從此之后她就不是黨員了，因為她沒有執行黨的紀律，這就成了她的一個政治污點，她成了組織不信任、不喜歡的人。她后來跟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沖突，都跟她這一次沒有執行命令有微妙的關系。后來她就再也沒有能回到黨組織里面，雖然她一度很想入黨。

　　另一件事發生在1949年之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她已經在無錫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讀書。她在這個新聞專科學校前后只有一年，其中半年都是在外面參加土改工作隊，真正讀書的時間很短。她在土改工作隊發現了那些南下干部的個人品質有問題，這個發現讓她非常的吃驚，原來她心目中的共產黨員是她舅舅那個樣子。她舅舅許金元，1927年是中共江蘇省委的常委，被國民黨槍斃的一個烈士。她的母親是是一個非常能干的女強人，蘇州最大的汽車公司董事，在當地非常有影響力，也是民盟蘇州支部的重要成員，所以民盟讓她出來競選“國大代表”，可以說是國民黨時代的地方精英。但是她母親是一個很左的人，暗中替共產黨傳遞情報，經常保護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林昭受她母親和母系的家庭影響，對共產黨向來就有好感，自己少女時代就加入過這個黨。但是她發現共產黨陣營中的一些干部，到了革命勝利南下了以后，居然換老婆，把鄉下的黃臉婆拋棄了，在工作隊找一個她這個年齡的人。林昭生于1931年，1950年她19歲，和她一起的很多是19歲左右的小姑娘，那些漂亮一點的小姑娘都被工作隊的南下干部(指導員、隊長們)盯上了。其中一個她的頂頭上司，她所在那個隊的指導員，就娶了與她同一個小組的漂亮姑娘。她不僅在私下談話中對這樣的現象表達了她的不滿，而且在一些半公開的場合明知她上司會知道，也會在那里說，上司的報復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1950到1951年，林昭就開始受到打擊報復，說她有小資產階級思想，說她有什么樣、什么樣的毛病，其中一條毛病今天聽起來很荒誕，說她愛流眼淚，說她感情脆弱，愛流眼淚就是感情脆弱的表示，進入革命隊伍怎么好愛流淚呢?她在千人大會上被點名批判。我們今天無法理解千人大會點名批判是什么概念，但是在1950年到1951年，一個一心向往革命、追隨革命的年輕人，在一個區的千人大會上，那么多同事、同學、熟人都聽到她是一個反面典型，她是一種什么滋味。她當時在私下的信里面說，她回去以后痛哭，特別委屈特別傷心。她這樣的事見了很多，不是見了一個，而她的毛病還是改不了，她的朋友說林昭的嘴巴就是不饒人，林昭這個人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看見這樣的事，她就要說。她不僅在私人的場合說，而且在寫給朋友的信里，她也會講到土改工作隊里面看到的這些不好的事情。她在感情上拒絕一些有身份的人對她的追求，這也很容易遭來打擊的。這一切都讓她在1949年后“抒情時代“到來不久，就開始對那個時代感受到了一種不適應。她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又是一個很敏感的人，甚至可以說有一點脆弱的人。她的愛哭是有名的，一直到北大讀書她的同學都說她愛哭，她喜歡流眼淚，比較感性。所以我想說，林昭骨子里面不是一個政治型的人，她其實是一個生活型的人，她是一個感性的人，她后面的反抗和批判，更多的也是感性的，是直覺的，是審美的，而不是理性的、深思熟慮的，甚至不是政治的。但是在一個不容許有任何懷疑，更不容許有任何批判何況反抗的“抒情時代”里面，任何不去適應或者迎合這個時代的人，注定都要成為它的對立面，因為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任何中間地帶可以站立。

　　如果林昭活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我們也可以稱它為“敘事時代”。這個時代是瑣碎的，是消費主義的，是物質主義的，林昭要是活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她可能不會坐牢，更不會被槍斃，因為她其實并沒有想跟自己生活的時代構成對抗。從她的主觀意愿出發，她只是想按照自己感性的理解去生活，但是在那個時代不容許她這樣做。所以，她最終就被這樣的時代一步一步甩出來。1954年她進入北大讀書，除了功課以外，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校園文學活動當中，成了當時北大校園文壇最活躍的、也最有影響力的幾個人之一。她能成為當時北大《紅樓》雜志的編輯，意味著在北大校園文學圈子里的地位。因為那個時代，能夠變成紙質印刷品是很稀罕的，這是學校出錢、北大團委主辦的一份文學雜志。她在這份雜志里是很活躍的一個人物。

　　直到1957年5月19日，那天就要貼出那張最有名的大字報(《是時候了》那首詩)，那天林昭和那首詩的作者之一張元勛，她們《紅樓》的那一批編輯和作者到頤和園去游玩。游玩的過程當中，她是拿照相機的，那天所有照片都是她拍的(所以合影上沒有她)，留下了他們在大難來臨之前最美好的回憶。她愛攝影，她喜歡很多美好的東西，她愛吃，愛玩，愛跳舞，愛穿好看的衣服，愛貓，她給自己起了一個昵名，就叫“小貓”，或者叫“貓”。她寫給好朋友倪競雄的信最后署名的地方，有時候畫一只貓，有時候寫兩個字：“小貓”。從她1950年代初使用的信紙、和她的筆跡，也可看出她那種對生活的熱情。她寫的信不是我們通常——可能那個時代的紙很難得，能夠寫字的紙也不容易——她是隨意抓到什么紙都用來寫信的。有的紙，薄得現在都不能動，一動就要碎掉似的。很薄很薄的紙，而且是不成張的紙片，不知道她哪里找來的，她卻可以寫成跟螞蟻那么大的字，密密麻麻的，而且雙面都寫，里面很多字寫得小小，你會看到她跟朋友之間有說不完的私房話，那些私房話才是一個少女內心的自白，是她與好朋友之間的私下閑話，透露的是她心靈的秘密。在這種密密麻麻的家長里短、瑣碎敘事后面，我們可以隱約感到她跟那個“抒情時代”是難以兼容的。那個時代要求革命，要高歌猛進，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而她最關心的不是外面的那些東西。所以，我感到，她正式發表的那些文本，未必能夠更真實地代表她內心深處的那個真實的林昭。我把林昭看作是一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一個高調的理想主義者，那個時代是高調理想主義的，而林昭恰恰是一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她對生活的熱情其實更高于她對革命的熱情。

　　過了大半個世紀之后，今天回過頭來，我們會發現，林昭真是一個充滿人性的人，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她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敏銳的觸覺。她不是那種我們熟悉的鏡頭里面喊口號的形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她跟“抒情時代”本質上就不是一路。她后來被甩出來，是出于她人性的必然，是跟她的本性吻合的。這種吻合，我想說，來自于她的家庭教育，和她所受的學校教育，或者說跟她成長的那個時代環境相關連。她的家庭背景，應該說出生于民國時代的一戶好人家。她的父親畢業于東南大學，憑著自己的才華，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第一屆文官考試當中，獲得江蘇省第一名，被任命為吳縣縣長。那個時候吳縣管轄的地盤就在蘇州城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行政職務。但是她父親是一個心思很簡單的書生，當了一年多就被官場傾軋、撤職查辦了，押送到鎮江的列車上遇到了林昭的母親。

　　林昭的母親許憲民是蘇州有名的紅衣女郎，年輕時就很活躍，熱衷于社會運動。接下來，她父母的婚禮蘇州合城轟動，當地報紙上每一個細節都有詳細報道。林昭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出生，這個家庭里什么元素都有。既有像她母親、她舅舅這樣認同共產黨理念的，又有她父親這樣很標準的讀書人，又曾書生從政，在國民政府任職，三次担任縣長，三次都以被抓起來告終，但每次都是無罪釋放。她這個家庭也是非常復雜的一個家庭，這個家庭給她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如果不是在這樣一個家庭出生，她的思想演變最后也不會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樣。

　　第二個影響她的就是民國的學校教育。她先后兩次讀的中學都是教會學校，她初中開始進入萃英中學，后來到景海女子師范學校高中部。她也是在這里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是她的美國老師給她施的洗，這所學校是一所美國的教會學校。在景海，她不僅成為基督徒，也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這是一個很復雜的事，也是構成沖突的，恐怕只有在那個時代，才可以理解。那是一個很復雜的時代，也是一個多色調的時代，覆蓋一切的“抒情時代”還沒有到來。當時，各種不同的思想都在碰撞，林昭的生命底色中有很多復雜的元素，有基督信仰帶給她的，有共產主義的紅色思想，有民國最純正、樸素的人道和人性的觀念。她在學校里面是很活躍的人，參加過“大地圖書館”等社團，還創辦過油印刊物。林昭后來并不贊同辦地下刊物，是因為中學時代就辦過這樣的刊物，知道環境已經改變了。

　　到了1954年她進入北大以后，她慢慢發現，過去經歷的那個時代已完全過去了。其實，她在北大在政治上是一個低調的人，是一個平和的人，沒有什么特別的表現，更多的是關注文學，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但是她卻在1955年批胡風引發的肅反運動中被“留團察看一年”，理由是說她的“戀愛觀不正確”、思想頹傷、人生觀消極。這跟她的愛美有關系。她曾經燙頭發，把小辮子下面這個地方燙起來，她覺得好看;她在穿著上也跟別人有點不一樣，會穿一些碎花的衣服，有精致的裁剪，從蘇州上海帶回去的，這在當時的北大也是很稀奇的;她有的時候還會喝點酒。她喜歡的那些東西，包括她說話沒有顧忌，有什么話都會直說，可能在同學當中也容易得罪人。與她成為右派有關系的，包括她同宿舍的女生的舉報。

　　林昭即使到1957年也就是寫了兩首詩，一首詩是為沈澤宜、張元勛辯護的，主要是反駁江楓，也是北大中文系一個學生，叫《這是什么歌》。另外一首《黨，我呼喚……》，其中有“奇怪的譴責像馬刀砍來，我年青的心傷痕斑斑”這樣的句子，也只是表示了失望與憂慮。她的立場雖是站在右派的一面，但她自己所謂的右派的言論，今天講得出來就一句話，可能就是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到1958年初她還是被甩出來了。林昭思想的真正轉變發生在1958年5月左右，那個時候她已經是右派，還在北大，1958年5月4日她寫給她妹妹的一封信。

　　這封信內容很豐富。這封信講到了到了1958年上半年，北大又出現了一個小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專門針對教授的，尤其是針對那些有名的教授。1957年下半年，反右主要打學生，1958年上半年，是要整教授，這個運動波及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王瑤、吳組緗、游國恩。她在信里說，批王瑤的時候，因為跟王瑤不熟悉，還沒覺得怎么樣，批吳組緗的時候，她就想去看望吳老師了。因為吳組緗給她們講《紅樓夢》，她的課堂筆記做得很詳細，還帶給妹妹看過的。但自己是個右派，又不敢去看望。接著，她的恩師游國恩也被批判了。游國恩最欣賞林昭，林昭本來是讀新聞專業的，他希望林昭轉到中文系來。但來不及轉過來就發生了反右運動。當游國恩被批判的時候，她就有一點肝腸欲裂的感覺，她說自己眼淚都沒有了，原來很愛哭，現在已經是欲哭無淚。她已經完全絕望了，看到局勢一步一步的演變，她原以為反右搞搞就過去了，到1958年上半年的時候她還以為這個事情很快就過去了，她一直對毛澤東存有幻想。毛澤東曾經是她心目中的太陽和父親，她當年在鄉下最窮的時候，她都要賣掉新衣服去吃小吃時，還寫信托朋友去蘇州新華書店買四五寸闊、八九寸高的彩色毛澤東像——她上次在櫥窗里看到就愛上了——要買卻沒有了。她對毛是很仰望的，甚至1957年之后都沒有絕望，直到1958年才開始絕望的。這是她一生的轉折點，是她后來一步一步走到1968年起承轉合的一個關鍵點。

　　直到1960年，林昭走到這一步為止，仍然只是一個詩人，她只是寫了兩首長詩，一首《海鷗之歌》，一首《普羅米修斯受難日》，這兩首詩還不足以讓她被槍斃，她只是一個詩人，她的詩也只是私下流傳。就是這個時候蘭州大學的一批右派找到她，并且把她的詩刊登在油印刊物《星火》上。《星火》印出之前，蘭大歷史系學生張春元跑到上海見了她，看了她的詩這么有才華，就專程來見她。對于辦油印刊物，她是不以為然的。辦刊物算不了什么，她在國民黨時代就辦過，但現在不是時候，她認為風險太大，不僅對印的人是個冒險，對于一切讀的人來說同樣是個冒險。

　　林昭反對辦刊物，也反對搞組織，對于政治的危險她當時是清醒的。但她跟《星火》這批人確實有交情，有來往，甚至跟顧雁有十來個月的來往。顧雁現在是中國科技大學的退休教授，在物理學上還是有成就的，現在還在寫物理方面的論文。可以說，他是林昭被捕之前來往最多的一個人。林昭給他的來信有跟他交男女朋友的意思。顧雁沒有明確接受，也沒有拒絕交往。林昭才華橫溢，個性也是很強的，要表現自己，跟他在一起時，多是林昭在那里說，尤其她那時處于落難狀態，更加希望自己的才華能有人來分享。她寫的文章都想拿給顧雁看。林昭進監獄之前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分別時塞在他包里的。顧雁是學物理的，但是他也很有文學才華的，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把法文的一篇小說翻譯成了中文。他其實一天法語都沒學過，就是根據他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父親帶回的教科書自學的法語，再根據辭典翻譯出來的。他寄給他爸的朋友傅雷看，傅雷看了以后就給他指出了一百多處錯誤，說你翻譯的這篇小說正好我以前練筆的時候也翻譯過。傅雷約顧雁去見面，顧雁不去見，只是通信。顧雁現在講：我如果去見了，傅雷也卷入《星火》了，他說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險，不想牽連傅雷。我們知道傅雷雖然沒有被顧雁牽連，照樣幸免不了自殺的下場。無論波及的，沒波及的，命運都差不多，在那個時代。

　　在和顧雁交往的這個過程，林昭給他寫了三四十封信，林昭以后在獄中見到北大學生張元勛，說我一生中要編三本書，其中一本叫《情書一束》，長期以來，人們無法理解，所謂“情書一束”到底寫給誰的情書?顧雁一語道破，他說一看見這句話就知道，“情書一束”就是寫給他的信啊，大約有三十幾封。當年林昭之所以被捕，就是因為這一批信惹的禍。

　　1960年，張春元、顧雁他們創辦《星火》，其實只是油印了二三十份。這是目前看到的，幾乎是大饑荒時代唯一一份民間的、對那個時代提出了公開、直接批判的地下刊物，迄今還沒發現第二種。林昭的那首詩也登在上面，事先她并不知道。但是光是這首詩，還不至于牽連到她。但是很快，其他人抓走之后，警察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在顧雁家對門，一個郊區小鎮，警察都租了房子，觀察了他一段時間，一直等到10月才下手。這個案大概5月就破了，10月才抓顧雁，在顧雁家的閣樓上抄出了林昭寫給顧雁的那些信。所以林昭也在蘇州被抓了。

　　其實10月之前，顧雁知道自己要出事的時候，已經專程跑到蘇州林昭家里去過，說把我們所有來往的東西，一個字都不要留下，全部燒了。但是顧雁回來燒這些信的時候，覺得燒了太可惜了，太才華橫溢了!結果舍不得燒。看來看去，家里有個閣樓，就把它藏在天花板上，自以為藏得很好。

　　林昭是1960年10月被抓的，起訴書有兩份。其中有一份起訴書更真實，可以了解那個時候的林昭。這份起訴書上有一句關鍵的話，說林昭被捕之后“仍然狡辯，企圖推卸罪責”，這句話非常關鍵，這句話是真的。林昭被捕之后確實不承認罪責，因為她跟《星火》真的就只有這么些關系，沒有更深的關系，這件事是真的。但是警察豈能放過她?所以還是把她一直關押到了1962年，從1960年的10月關押到了1962年的3月。

　　當時把她放了。放林昭到現在還基本上是一個迷。為什么放她?過去說的那個原因是錯誤的。以前講把林昭放出來是做誘餌，為了誘捕最大的那一條魚，《星火》的中心人物張春元，因為張春元曾經脫逃;但現在看來不對，因為張春元在1961年下半年就已經被捉拿歸案了。但是從林昭1961年11月寫的一份《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里面反復提到她寫有一部幾十萬字的“思想日記”，對自己的思想歷程有更詳細的反思，這本東西太寶貴了，可惜我們見不到。現在看到的幾千字的這份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也很寶貴，這里面透露，林昭在1961年10月在監獄里的思想有反復。她當時對1961年的政策變化有了好感，認為中國在1961年以后，就是說看到了那么多人在大饑荒中死去，當時劉少奇的政策占了上風，中國要搞政治改革了。她竟然使用了“政治改革”這個詞，我不知道，有沒有比她在1961年更早的使用“政治改革”這個詞，她說共產黨如果搞政治改革，她就重新擁護共產黨，她要“盡一切可能熱情贊助和實地促成黨的治政民主化”。她對這個政權又重新產生一種幻想。我現在推測，她被放出來，是跟她當時思想上的這些檢查，包括那個幾十萬字“思想日記”里面所講述的自己思想反思過程，被當時的共產黨監獄當局認為有悔改跡象，很有關系。

　　但是她在當年又被抓回去了。1962年3月放出來，11月又抓回去了，中間出來8個月。在這8個月里林昭為什么會變成跟之前換了一個人似的，這是現在關于林昭生平研究中最大的一個迷，是我理解不了的一個事。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她其實只是接觸了2個人，一個叫朱泓，后來當過蘇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在80年代的詩壇上還有點名氣的一個詩人。另一個叫黃政。三個人都是右派，他們結合了，創立了一個由林昭提名的“中國自由青年戰斗聯盟”，這是林昭的第二份起訴書，1964年的起訴。林昭一共兩份起訴書，第一份起訴書是1962年，當時林昭保外期間，上面一共3個人，有顧雁，有林昭，有梁炎武。其實林昭跟梁炎武是不認識的。林昭跟梁炎武都是因為顧雁的關系，顧雁既認識林昭也認識梁炎武，梁炎武是顧雁在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學，留在北大做助教，這三個人在一份起訴書上，就是《星火》的事，起訴書說林昭“仍然狡辯，企圖推卸罪責”。第二份起訴書是林昭一個人的，就是講她搞“中國共產主義自由青年戰斗聯盟”，所以她的罪就重了，都搞組織了嘛。按照前面第一份起訴書的話，主犯是顧雁，應該是顧雁判刑最重，是顧雁第一個名字，林昭第二個名字，梁炎武第三個名字，但是判刑的結果是，顧雁只判了17年，林昭判了20年，梁炎武7年。梁炎武的罪行只有2條，第一條是幫助顧雁搜集各省黨政領導的名單;第二條就是通風報信。就是兩條罪名判了7年。林昭單獨有第二份起訴書，但到了判決的時候，判決書上還是3個人。顧雁17年，林昭變成了20年。

　　我覺得這個中間發生變化是難以理解。林昭從非常溫和的，一直反對搞地下刊物、反對搞組織的人變成了主動去搞組織，這不是往槍口上送嗎?而且她是保外就醫，隨時可以收回去的。再看她1961年10月在獄中寫的個人思想回顧與檢查，也是沒有辦法理解的。我現在的推測就是：她發現上當了。

　　她不是放出來了嗎?她說了這些話以后放出來了，放出來以后發現現實并不是那回事，感到自己在獄中上當了，所以就變得更加激烈地要反抗。我問過顧雁一個問題，他怎么理解林昭的變化?跟他原來認識的林昭是不是不一樣了?他的理解是，林昭發現自己放出來以后，張春元沒放，顧雁他們都沒放，她覺得出于道義，自己應該跟他們在一起，應該在監獄，不應該在獄外。所以她就以更激進的反抗姿態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林昭整個的反抗過程，她似乎并沒有什么系統的對理論思考，對于政治制度，她沒有特別深思熟慮的東西。她后來的那些思想的火花也都是片斷的、即興的，更多的是感性的。她自己說，我就是一個感性的反抗者，她確實不是理性的，不是靠邏輯推出來的，她就是憑自己的直覺，她從來都不是一個以權力為指向的政治中人。

　　在她的世界中，更多的是情感的、想象的、好玩的、趣味的，她一生中曾有很多的男朋友，在每一個階段都跟不同的人有過情感的關系。顧雁說，林昭來信有意跟他做男女朋友，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是相濡以沫，將來要相忘于江湖。他說，現在就像洪水之后，兩條魚需要相濡以沫，將來洪水漲上來了，兩條魚還是要各自去游的。但是他們一直來往，直到被捕前不久。

　　《星火》一案一共逮捕43人，判刑25人，槍斃3人。這是一個大案，一直被遮蔽的大案，波及將近200人，林昭其實也只是一個被波及的人，但是她最后卻變成了那個時代在今天看來最重要的反抗者，最重要的思想者。我覺得她最后變成決絕的反抗者，并且給那個時代下了一個定語，叫極權時代，跟她的信仰，就是教會學校給她的信仰維度是有關系的。她最后很多的用詞，包括她語言的干凈，都回到了民國，不再是“抒情時代”的那種詞匯。所以看她在獄中所寫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已經看不出毛時代留下的痕跡。“抒情時代”給她的痕跡都褪去了，她回到了那個多元的時代。她的色彩還是敘事的、生活的，尤其是她最后的文字，幾乎可以看作是她的絕筆，就是向她媽媽要吃的。

　　要吃的其實那些東西就隱含著她要死了。所以她說“齋齋我，第一要緊的是豬頭三牲”：“豬尾巴——豬頭!豬尾巴!——豬頭!豬尾巴——豬頭!豬頭!豬頭!”祭祀才用豬頭、豬尾巴。那是1968年的1月14日，那一刻她要表達什么?除了想到了死亡的臨近，她真的是對吃的充滿了向往，獄中人的那種向往，所以她里面開了一鍋牛肉、一鍋羊肉、一只咸豬頭……，還要吃什么、吃什么，一張信紙上都寫滿了要吃的東西。

　　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她跟時代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詩人跟一個“抒情時代”的沖突。她不是一個抒情詩人，骨子里還是一個敘事的、生活中的人，是一個追求平凡生活、追求人間生活的人，卻不幸生在那樣一個時代里，不容許一個人按照正常的狀態生活下去，所以她最后被拋出去了。

　　1968年，她被判死刑的4月19日和她被槍斃的4月29日，在那兩天的《解放日報》上，我一點都看不到林昭要被槍斃的痕跡，也當然不會有痕跡。這兩天的報紙上都印滿了偉大領袖的語錄和頭像，那時報紙已經不再報道新聞了，完全都是口號和表決心。1968年4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這個時候公檢法都不存在了——這個軍事管制委員會對林昭的死刑判決書上面也印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第一條，“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最高指示;第二條，“至死不變，愿意帶著花崗石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林昭真的是一個認識上帝的人，她是基督徒，所以她真的是帶著她的花崗石頭腦去見上帝了。上面寫的也就是這樣一條語錄。這個判決書最后，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二款，根據勞動改造條例七十一條，判處林昭死刑。十天后執行了這個判決。那個時候外面正是“文革”熱鬧的時候，她是悄悄地給槍斃了。過去聽說槍斃在龍華，有一個小孩子目睹了，現在看來不一定，到底槍斃在哪里還沒找到一個確切地方，很可能就在提籃橋附近，或者就在提籃橋里面，因為提籃橋監獄里有一個槍斃犯人的地方。那個時代什么都顧不上了，法院的程序都沒有了，也沒有什么游街示眾、公審大會。

　　林昭的故事，表面上終結于1968年4月29日，但是林昭的時代其實沒有結束，留下的另一個爭議就是林昭到底是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理解，與其說林昭有精神病，不如說，那個時代就是一個真正有精神病的時代。所謂精神病就是脫離生命常態，脫離社會常態的時代也是精神病的時代，她就是在那個一個時代里被槍殺的。假如她是在病理學上被論斷為一個精神病患者，那把她送上刑場的那個時代就是更值得詛咒的一個時代了。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把她送上刑場，那照樣是一個值得詛咒的時代。要回答她有沒有精神病，那是病理學家的事情，但是把她送上刑場的時代一定是一個精神病的時代。這個時代并沒有真正結束。如果林昭在大陸還沒有到可以完全公開言說的時候，這樣的時代就沒有結束。只有到了林昭可以被公開言說，被公開研究，公開被拍成電影，可以公開討論的時代，那個時代才真正的結束。甚至可以說，林昭真正活著的時代不是1968年4月29日之前，而是在她被槍斃之后，林昭的生命，她的精神生命才真正開始。林昭在生前并不有名，認識她的就是她的同學、熟人;林昭身后才有越來越多的人去關心她，關注她，認識她，所以她的生命是從她死后開始，是從她被送上刑場的那一刻開始。她的時代何時結束沒有人知道，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個時代總有一天要結束。

綜合 2022-01-09 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