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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８０年代初“民工潮”沖擊珠江三角洲，至今１０多年，它仍迅猛發展著。波及的范圍，除東南沿海地區和京、津、滬外幾乎遍及各大城市。據報道：北京市外來人口已達３３０萬，其中大部分是民工！據估算，目前全國“民工潮”中的人數約有８０００萬，并以每年數百萬人的速度遞增。各種驚人的數字表明：“民工潮”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之一。
　　 一、“民工潮”的起因
　　“民工潮”的興起，是有著多方面的復雜而又深刻的原因的。
　　 （一）大勢所趨
　　縱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史，到一定時期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是一種普遍規律。１８世紀，英、法、德等國家在開始產業革命時，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下降了６０％多，之后逐年減少。２０世紀后，隨著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更快。６０年代初，聯合國曾作出估計：每年約有１０００萬農民流向城市，即每天近３萬人；１０年后是１４００萬人，即每天近４萬人。目前英、美等經濟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僅占２～３％，而我國１２億人口中竟有９億多農村人口，４．５億勞動力，其中剩余勞動力達１．５億。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確屬必然。
　　 （二）政策所致
　　１９７９年以前，中國農民主要不是一個職業概念，而是一個以戶籍為中心的社會身份概念。農民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沒有自主權來調整勞動要素配置。１９７９年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政策，賦予了農民支配自己勞動時間和優化勞動要素配置的權力。從此，勞動效率明顯提高；同時，又促使農村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大大減少，加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生。在不少地區，出現了農民“三個月種田，一個月過年，八個月干閑”的情景。與此同時，國家又逐漸放棄了限制農民向農外轉移的一些政策措施；城市食品供應制度，也隨之完全貨幣化、市場化；再加上其他公益條件的改善，致使長期森嚴壁壘的城門開始向農民敝開。于是民工們利用這一機遇，結幫拉伙，闖進了世世代代陌生的新世界。
　　 （三）現狀所迫
　　據有關部門測算，１９５２～１９８９年，農業為城市工業共聚集了１０７７８億元的巨額資金。１９８９年后，政府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措施，但實際上國家仍通過“剪刀差”等途徑每年從農業收益中拿走８００億元。國家主要用這筆錢發展工業，而發展工業又占用了大批耕地。同時，農村勞動力也在逐年增加。這便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形勢更加嚴峻。據統計，１９５２～１９８７年農村勞動力增加了１１３．８％，而耕地減少了２２．６％。１９５２年全國勞動力人均耕地９．３畝，１９７８年為５．５畝，１９９１年僅僅１．２５畝，還不及美、俄等國家的１／８。由于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又趨嚴重，不少人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東進南下，到沿海開發區和城市工業區找出路。
　　 （四）觀念所促
　　中國的農民，本來鄉土觀念很重，一向把在外闖蕩視為不務正業，而樂于唱那“紅米飯，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或者是“腌咸菜，薯干酒，卷著煙葉樂悠悠”。改革開放后，他們從廣播、電視、親朋鄰居那兒了解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漸漸地，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由不自覺到自覺地運用起價值規律，開始學著“什么賺錢干什么。”他們在家種田，一年只得幾百元；而外出打工，一般能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反差如此之大，哪能不動心！除改變經濟地位的強烈愿望外，他們還有提高社會地位的追求。擺脫土地的束縛，進城務工經商，則正是實現上述理想的最佳方案。于是，他們告別了傳統的農村宗法家族組織及其生活方式，利用改革開放給他們的自主權，懷揣一張身份證，一個個加入到“淘金”者的隊伍中。
　　 （五）個案所誘
　　對農民，尤其是對一些窮鄉僻壤的人們來說，當率先外出人員空手出門、抱財歸家，談及城市的許多新鮮事，無不嘖嘖贊羨。農民夸他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蓋新房”。見他們開闊了眼界，掌握了信息，學到了技術，心里熱乎乎的。隨即一傳十、十傳百，爭先效仿著往外走。而那些嘗到甜頭的，自然舍不得半途而廢，稍加休整，又離家重來。
　　 二、“民工潮”的特點
　　在現有８０００萬人的“民工潮”中，論及特點，可歸納如下：
　　 （一）致富欲望大
　　他們看到城市和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看到率先外出打工者衣錦還鄉的場面，一個個“賺錢致富”的強烈心理油然而生。無論干什么、怎么干、只要能掙錢、掙大錢，他們都會在所不辭、全力以赴。
　　 （二）吃苦精神強
　　由于他們長期生活在艱苦的環境中，都自幼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習慣；又由于他們久經低下的勞動手段，又大都煉就了一副強健的體魄和頑強的意志。所以，只要能多掙錢，他們就會豁出去，不管風餐露宿，不顧千難萬險。
　　 （三）年輕文化低
　　據有關方面統計，“民工潮”中有老有小，但絕大部分為２０～３０的青年人。這些人中，受過初中教育的約占６８％，文盲、半文盲占８％以上。即使上過高中的，也由于長期忙于活計而所學荒廢，文化水平大幅度下降。
　　 （四）組織紀律差
　　“民工潮”中，有些人是當地勞動部門組織的；但絕大部分是民工們自發形成的。據勞動力流動較大的蘇北、蘇中農村的抽樣調查，他們中由政府組織的占２７．５％；無政府組織的占７２．５％，其中，隨“人流”而盲流的占１０．９％。這些人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沒有組織系統，沒有固定工作，沒有合法的居住場所，被稱之為“體制外部落”。他們每到一地，找到活就干，找不到就散，常常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五）生活“兩棲化”
　　因為他們在家鄉都擁有小塊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農業收入仍是其經濟來源的重要部分，“入城打工”只不過是副業而已。鑒此，夏收秋種季節，便紛紛忙著回家干農活。逢年過節，更是不約而同地匯集成人流往返的“大集團軍”。但畢竟由于他們長期在外，因而“城里掙了錢，家里荒了田”的現象屢見不鮮。
　　 三、“民工潮”的利弊
　　 （一）利
　　１．增加了農民收入。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如果沒有農民的小康，也就不會有中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穩定，也便沒有全國的穩定。若農民一如既往地聚集在日益狹小的耕地上單搞種植業，農業投入的邊際效益越來越低，農民將依舊收入下降、長期貧困。據蘇北農村的典型調查，１９９３年一個農村勞動力務農年收入僅９１５元；而外出打工，少數人月收入竟達１０００元左右，大部分也在２００～６００元之間。由此可見，“民工潮”有利于民工家庭脫貧致富。如果再合理安排長期在外人員舍棄或半舍棄的土地，讓那些種田能手大展雄風，還能逐步提高土地集約經營水平和產出水平，從而又增加了務農勞動力的收入。
　　２．繁榮了民工家鄉。據四川省２５個縣１０００農戶抽樣調查推算，１９９３年上半年四川全省農村外出民工達５２０萬，他們僅僅通過郵局匯回的現金收入就達２５．８億元。其中，從省外匯回的占９１％。對民工家鄉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這些“闖天下”的民工在經濟發達地區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價值觀念、工作技能、社交能力、生活方式、生存狀況等等也都不斷變化、進步、改善。他們在外，已成為當地一支強大的生力軍；在家鄉，也被譽為一個個“能人”。通過他們直接或間接影響，也促進了家鄉多方面的變革。
　　３．加快了城市建設。發展中國家典型的工業化歷史表明：在進入錢納里時區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發生劇烈變動；勞動力做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民工潮”的發生和發展，改善了流入地勞動力緊缺的局面，活躍了勞動力市場，增強了競爭機制，創造了社會財富。對城市化建設，尤其是對沿海開放城市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４．改善了從業結構
　　從業結構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目前，西方發達國家農村人口均低于１０％，而我國卻高達８０％！“民工潮”不但能降低我國務農勞動者的實際人數，還可較快地改變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業組合，并有力地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據統計，１９９１年中國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為７０００萬人，１９９２年為８０００萬人，１９９３年為１億人，１９９５年達到１．２億人。中國第三產業的產值已占國民產值的３２．７％，且以９％的速度每年增長著。這與“民工潮”不無關系。
　　５．促進了社會變革。“民工潮”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產物。農民工是我國最先出現的與最主要的市場化勞動力。在一定意義上，“民工潮”可稱為“第三次浪潮”，是繼家庭承包責任制沖擊人民公社體制、鄉鎮企業沖擊舊的把農民排除在工業化之外的方式之后，對中國傳統體制的第三次沖擊。它沖擊著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由于它的存在，促使政府對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務市場法規制度，以及戶籍管理、住房改革、信息服務等多方面革新。這對加快我國的“四化”建設，顯然是有益處的。
　　 （二）弊
　　１．降低了務農人員素質。勞動力素質是指勞動者具有的文化素質、技能素質和管理素質的總和，其中文化素質又占主導地位。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本來就不高，這幾年國家在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方面又缺乏強有力的舉措，加上年輕而有文化或有一定技能的人隨“潮”而出，另有一部分人轉入當地二、三產業，實際務農的只剩下“３８６１９９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人。且不說“民工潮”導致了一些耕地的拋荒，即使正在耕種的，也很難維持現狀，更談不上科學種田了！何況農業基本建設幾近無人問津，現已釀成了農業發展的后勁不足。
　　２．影響了城市發展格局。從“民工潮”１０多年歷史看，它對我國城市化建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從長計議，卻與我國城市發展總體方向有悖。政府提出的城市發展方針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民工潮”的流向，主要還是大城市和沿海地區。這自然給城市發展帶來一些新問題。以北京為例：由于“人滿為患”，“過街難”、“入廁難”，環境污染，市容雜亂，早已使北京居民怨聲四起，也使得有關方面大傷腦筋！何況，我國城鎮勞動力就業歷來就是一個“老大難”問題。近幾年有關部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剛剛把失業率壓下來，又遭受“民工潮”的猛沖，給城鎮就業帶來了新的壓力。
　　３．沖擊了計劃生育國策
　　近２０年來，各地計劃生育部分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控制人口增長率。但進城的農民工“手牽小二抱小三”的卻屢見不鮮。究其原因，是城里沒人管、農村管不了。這些人只要不回家，連超生款也都不用交。所以，“民工潮”中的“超生游擊隊”越來越多。由于諸多因素，農民工超生的孩子大都不打預防針，這又造成了城市流行一些傳染病；農民工的孩子一般無戶口、無學上、無土地，事實上成了得不到社會承認的一代“黑人”。論及未來，令人憂心！
　　４．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民工潮”不受時間限制，沒有人員流量規律，經常使本來就很緊張的水陸運輸更趨緊張。由于信息不靈，目標不準，又缺少統一指揮，“民工潮”每沖一地，就給當地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尤其是，他們中有不少人是借債進城以求發財的。進城后，免不了受苦、受罪、受氣。為了發財，多數人逆來順受。但如果找不到活或忍耐不下，他們便進退兩難。眼巴巴看著氣象萬千的大好世界，再低頭瞧瞧自己狼狽的處境，就會感到生活對自己的不公。據心理學家分析：過于低下的社會地位，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逆反心理。若缺乏正確引導，就會發展到對社會的不滿；若再遇到壞人煽動，某些人也可能鋌而走險，給社會安定構成威脅。透視近幾年大盜的劫道撬鎖，小盜的掏包偷車，不難證實這一論斷。另一方面，有些民工辛辛苦苦在外掙些錢，卻又誘發了家鄉某些務農者的“紅眼病”，從而引起了這樣或那樣的麻煩。
　　５．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農民工進城后，為了掙錢，托關系，找門路，請客送禮。一旦有了點“家底”，又企盼著發大財，甚至做白領、當老板。為此，他們更是變著法兒去迎合各層次、各類型的掌權人，嚴重地助長了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此外，還有一些人發財后，不用于正常消費，而是花天酒地，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四、“民工潮”的疏導
　　綜上，對“民工潮”是堵還是疏？顯然，堵，不是辦法；疏，才是出路。如何疏導？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重點考慮。
　　 （一）積極保護農民利益
　　“民工潮”的泛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政策上對農民的傾斜，致使務農收益甚微。近幾年，農村經濟確有較快的發展，農業產值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減掉農業生產物資的投入和各種稅費，農戶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多大的增加。扣除物價上漲指數，有的收入甚至下降。再加上各種“亂收費”、“亂攤派”、“打白條”，農民的負担實在太重。從農民的比較利益來看，１９８０～８４年農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為１５．１％，１９８５～８８年為５％，１９８９～９２年２％；農民與城市居民比較利益為１９９０年１∶２．２，１９９１年１∶２．３３，１９９３年為１∶２．５３。為此，政府應千方百計確保農民利益。
　　 （二）加強農業內部挖潛
　　人多地少，一直是困擾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決不能著眼于剩余勞動力向大城市的流動，而應在大農業的發展上下功夫。首先，應盡快改變過去那種單純追求農產品總量增長的傳統增長方式，優化農業結構，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以提高農民效益。其次，大力開發國土資源。據資料，我國尚未開發利用的成片宜農荒地則達５億畝；荒坡１１．７億畝，零星荒地４０００萬畝，宜牧荒山６．７億畝；淡水養殖面４０００畝，可挖塘養魚的低澇鹽堿地４５００萬畝。如果這些資源被開發利用，即可吸納３～４億勞動力。第三，迅速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以便使農村非農產業的結構朝著有利于更多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方向發展。
　　 （三）大力發展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是逐步實現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的基石，是發展農村經濟、引導農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也是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１９９１年，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非農產業的產值高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６１％，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９６１３萬人；１９９５年，鄉鎮企業雖然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就業人數比１９９４年增加了４．８５％。目前，全國鄉鎮企業就業者已達１．２８億人。由于“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分散轉移的模式是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有其合理性，但就地發展工業也存在著種種缺陷。為此，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適當調整鄉鎮企業的布局。以小城鎮為依托，集中發展鄉鎮企業，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信息融通，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充分發揮其吸納勞動力的功能。
　　 （四）搞好城鄉勞務協作
　　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完善城鄉就業體制，是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的首要措施。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雖已開始發育，但卻處于一種半開半閉的二元市場狀態。一是城鎮勞動力市場，其勞動力的供給來源于城鎮居民；一是農村勞動力市場，其勞動力供給來源于農民。這兩個市場各有各的高招，就是彼此絕緣，以致于城鎮勞動力需求排斥農村勞動力，而農村勞動力需求也缺乏吸引城鎮勞動力的動力機制。為擴大城鄉勞動力擇業、就業的空間，實現其雙向流動和公平競爭，應打破這種二元隔離市場，搞好城鄉勞動力協作。
　　 （五）加強農村青年教育
　　針對“民工潮”中出現的有關問題，地方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強對青年農民的教育工作。尤其要教育他們熱愛家鄉、立足家鄉、獻身家鄉。在實際工作中，還要使他們真正得到實惠，使他們切身體會到外出打工不是掙錢的唯一途徑，在家鄉發展多種經營，才是治窮致富、振興家園的根本出路。同時還要充分利用輿論工具，提高務農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多總結表彰那些在農業生產中的先進典型，重獎那些對農業生產有突出貢獻的模范戶，增加務農的光榮感，讓務農者干起來有奔頭。
　　 （六）擴大對外勞務輸出
　　國際上的對外勞務輸出，已成為當今許多國家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世界各地走出國境以外的勞務近年劇增，全球約達１億人。我們的鄰國巴基斯坦，全國人口１．２億，向國外輸出勞務２００萬；泰國人口０．６億，輸出勞務６０萬；菲律賓０．５億，輸出勞務３０萬。這些國家都從勞務輸出中獲取了巨額利潤，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的經濟建設。而我們１２億人口的大國，在外勞務總數僅１３萬左右，而且輸出結構單一，地域狹窄，這實在是一大遺憾！面對浩浩蕩蕩的“民工潮”，努力擴大對外勞務輸出是極有意義的。當然，鑒于“民工潮”的人員狀況，還需積極振興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科技等諸方面的素質。
　　 （責任編輯 楊國民）
　　本文作者為國家勞動部中國勞動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改革與理論2京9-13F102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李春光19971997 作者：改革與理論2京9-13F102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李春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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