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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亞當·斯密(1723.6.5-1790.7.17)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他的兩部陳列于人類不朽之作圣殿中的科學巨著——《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奠定了他在世界倫理學說史和經濟學說史上的權威地位。在斯密的著作中，被后人引用頻率最高、最為著名的一個術語就是“看不見的手”。在其著述中，他曾三次提到“看不見的手”這一術語。第一次是在《天文學說史》這篇論文中，它于1795年在斯密去世后才發表。在這篇論文中，斯密指出：“火熾熱，冷水清涼，重的物體下落，較輕的物質向上飄揚，這一切都是它們的本質使然。在這些現象中，我們都感到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在這里，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是指隱藏在自然現象后面的客觀規律。第二次，也是首次公開發表的提到“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就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在這里，客觀的自然規律已經被引入到社會領域，變成了維系社會、特別是維系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道德情操論》第四卷“論效用對贊同情感的作用”中，斯密寫道：“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造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適宜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土地因為人類的這些勞動而加倍地肥沃，維持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存。驕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卻并不想到自己同胞們的需要，而只想獨自消費從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獲物，是徒勞的。眼睛大于肚子，這句樸實而又通俗的諺語，用到他身上最為合適。他的胃容量同無底的欲望不相適應，而且容納的東西決不會超過一個最普通的農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費不了的東西分給用最好的方法來烹制他自己亨用的那點東西的那些人；……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29-230頁。）
　　在《道德情操論》出版17年后，斯密在《國富論》中又一次提到“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確實，他（指進入市場領域中的人——引者注）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
　　德國哲學家斯卡爾欽茨基在1878年發表過《斯密的道德哲學及其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一文，認為斯密在1759年寫作《道德情操論》時的人性論是利他主義的，而在1776年寫作《國富論》時的人性論是利己主義的。原因就在于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句話，隱含著他對利己主義的贊揚。因此，他提出了所謂“斯密難題”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對比斯密的上述兩段話不難發現，這兩段出自不同年代、不同著作中的話，要表達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只不過前一段話中所說的受看不見的手引導的是自私而又貪婪的地主，后一段話中換成了同樣自私的商人。首先，它可以證明斯密的這兩部巨著確實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它們都是斯密的一項龐大研究計劃的組成部分。其次，它表明了斯密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取向的一貫性。實際上，《道德情操論》自出版至斯密去世的30年間，先后被重印過5次，在作者一生的最后一年所作的修訂中，作者進行了一些增補，但并沒有更改其中的任何觀點。這表明作者是抱著同一信仰去世的。因此，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對那種割裂斯密理論的一致性并且片面理解斯密關于人的自利心的觀點給予了批駁，指出：“自利行為的信奉者和倡導者在亞當·斯密著作中已經找到的那種支持是誤解的產物。如果從更廣泛的角度和以無偏袒的態度來理解斯密，那么就很難找到那種支持。……對斯密那廣博的近代經濟中人類觀點的狹隘理解，正是當代經濟理論的主要缺陷之一。”（注：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25。）
　　既然自利心和利他心是斯密關于人性分析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斯密又決非是一個利己主義的倡導者，那么，自利心是如何向利他心過渡和發展的呢？對這一點的認識，是我們理解斯密理論的關鍵。
　　 二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有兩章專門論述自私和自利的問題，一章的標題是“論自私的感情”，另一章題為“論從自愛推斷出贊同本能的那些體系”。在這兩章中，斯密論證了不是美德的自利是，如何向著美德發展和轉化的。首先，斯密承認，自私和自利本身不是美德，是介乎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情感中間的一種情感，它既不象寬宏、人道、善良、憐憫、仁慈等那些友好的情感那樣優雅合度，也不象故意傷害他人的那些不友好情感那樣令人討厭。但當人們一味去追求自身的地位、名利和財富時，往往會由自私的情感發展到非社會情感。因為“為了獲得這種令人羨慕的境遇，追求財富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財富的道路兩者的方向有時截然相反。”“欽佩或接近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這種傾向，雖然為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所必需，但同時也是我們道德情操敗壞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正是因為對自身更大利益追求的野心，“成了一切騷動、忙亂、劫掠和不義的根源，它給世界帶來了貪婪和野心。”（注：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9-76頁。）由此可見，斯密從來都沒有把自私自利看作是一種高尚的美德，與此相反，他認為追求私利的欲望若不加適度的限制，極有可能成為滋生道德情操敗壞的溫床，成為罪惡和不義的根源。
　　那么，是什么使自私和自利朝著美德的方向進步和轉化呢？斯密對此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斯密認為，自私和自利是介乎于社會情感和非社會情感中的一種情感，它可以向社會情感轉化也可以向非社會情感轉化。當一個人把追求自己的私利與兼顧別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時，利己心就可以轉化為社會情感，成為美德誕生的搖籃。斯密這樣寫道：“對自己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謹慎的美德；對別人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種美德約束我們以免受到傷害；后一種美德敦促我們促進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慮他人的情感是什么、應該是什么、或者在一定的條件下會是什么這些問題的時候，那三種美德（即謹慎，正義和仁慈——引者注）的第一種最初是我們的利己心向我們提出來的要求，另兩種美德之我們仁慈的感情向我們提出來的要求。”（注：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42頁。）因此，當追求個人利益的情感保持在謹慎、正義和仁慈的范圍之內時，它可以受到世人的欽佩，因為它比那些可為而不為的情感更加積極可取。我們常常會對那些可用正當手段獲得一份財產或更重要職位而不盡力而為的人表示輕蔑，就說明我們更贊同認真負責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情感而不贊同無事業心和無所作為的情感。但是，當追求私人利益的情感違背了謹慎、正義和仁慈的限度時，它就轉向非社會情感，它就會成為惡德滋生的土壤。
　　論證到此，問題的答案似乎已經給出。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因為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到底是何種因素使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時能夠兼顧到別人的利益呢？斯密認為，這個因素就是“看不見的手”。從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來看，“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3頁。）也就是說，人要達到自利的目的，必先激發別人的自利心，給別人以應得的利益。而在市場條件下，由于提供同一種商品和同一種服務的競爭者廣泛存在以及競爭機制的調節作用，一個人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擴張而不顧及他人利益，此時，競爭者就會乘虛而入，將他的生意奪走。而當他愈是能夠既追求個人私利又兼顧他人利益，他就愈能在市場競爭中實現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見，正是自由競爭這只“看不見的手”使社會中一切成員互相抵觸的自私心理轉化為使大家雙贏的結果——如果每個人只顧自己占盡優勢和自身利益的擴大而不顧及對方所支付的代價和利益，那他將一無所獲，因為他所面臨的是一群具有同樣動機、同樣處境和同樣權利的人；而只有把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與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有機結合起來，各方的利益才能都得以實現。這樣，人們的自私動機，通過相互競爭，就會發生出乎意料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的互利和整個社會的協調一致。競爭機制是把人的自利自私之心引導到利人利群境界的橋梁。這一點，乃是“看不見的手”的倫理價值之所在。此外，人類由“看不見的手”所激發出來的勤勞勇敢、節儉樸素、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節制欲望和縝密周詳等等品質，是人類在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偉大斗爭中所必需的，正是借助于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進步才有著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動力。
　　誠然，“看不見的手”的倫理價值還必須借助于國家法律和社會正義的保障才能得以實現。斯密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看不見的手”是不夠的，“看不見的手”若缺乏正義的法律約束以及公正的旁觀者的道德制約為保障機制，自由競爭就會演化為惡性競爭，個人的自利追求仍有可能成為滋生惡行的溫床。因此，斯密把提供法律保障作為國家的三項基本職能之一而加以強調。正是法律對人們行為的嚴格界定和對惡行的嚴酷懲罚，才使得“看不見的手”能夠充分發揮其調節作用，成為由自利傾向通往美德的橋梁。
　　由上可見，無數先哲們所輕蔑和排斥的對個人利益追求的所謂“惡”，通過“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進全社會的普遍利益來說，卻會達到善的結果。人們一般認為，斯密的上述思想，完全是對孟德維爾“私惡即公利”論斷的繼承。筆者以為，準確地說，斯密并不贊成孟德維爾“私惡即公利”的觀點，而是對孟德維爾觀點的批判性創新。因而，這也正是斯密獨具慧眼之處。
　　 三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和哲學家馬克斯·韋伯于1916年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指出，經濟倫理不僅僅是一套神學大綱式的道德規范和戒律，而且是人們經濟活動背后的心理動機和精神動力。經濟倫理不僅受制于社會生產方式，反過來，它也會反作用于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亞當·斯密在其著作中多次沿用“看不見的手”這一術語，其主要目的正是為了揭示隱藏在人們經濟活動背后的心理動機和精神動力，建樹起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經濟倫理。
　　在斯密生活的時代，英格蘭正處于由商業革命向工業革命演變的前夜。從1780年到1850年，在不到三代人的時間里，一場史無前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英格蘭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體制的舊有模式。在人類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倫理障礙就是是否保障普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誠如意大利經濟學家奇波拉在《歐洲經濟史》中所說，歐洲中世紀所有的商人，“不問其經營業務的大小，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們的地位在社會等級上是低下的。教會和貴族咒罵和鄙視他們，但他們自身誰也不真心輕視財富。恰好相反，他們愛慕財神爺即使不比別人更熱心，也和大家一樣。但是對于這兩個統治集團中的人，要他們投身于財富生產，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他們只想“有權把產品的全部或部分取過來，同時他們自己專心致志從事祈禱和戰爭這類高貴的活動。”“無論對于教士或騎士來說，剝奪那些生產財富的人是實際的。”（注：卡洛·M·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6-7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海爾布羅納也指出：“少數幾個大人物對財富的艷羨，和遍及社會的對財富的共同爭取，這兩者之間有天淵之別。”我們常常以為，肯定和承認普通老百姓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是人類有生以來就應存在的事情，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和貴族們自己愛慕財神爺，卻不準老百姓追求財富。“作為日常生活中正常指導的求利這一概念的不存在”和“教會對這一概念所懷的嫉妒態度”，“構成了在10世紀到16世紀的奇妙世界和亞當·斯密之前一兩個世紀的世界之間的巨大差異。……當時認為，普遍性求利這一概念，對神是有極端侮慢性的。如果把這個概念再擴大些，認為求利的奮斗實際上可以使社會團結在一起，人們將把這種想法看作簡直發瘋。”（注：海爾布羅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8-19頁。）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論斷，是向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禁欲主義傳統發起的有力挑戰，是對封建社會只許教會和貴族這些特權階級求利，卻不準普通老百姓追求和捍衛自身利益的不平等制度的否定。這一點，是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首要的偉大意義之所在。
　　其次，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還揭示出社會之所以能團結起來的那一種機制。在一個社會里，人人都為他自身的利益而忙忙碌碌，這是個莫大的離心力。那么，人們又是怎樣不會受到這個離心力的影響？使人們團結和步調一致的力量是什么？在既沒有中樞的計劃權威，又沒有悠久的傳統模式干預下，社會是怎樣使它自身有序運轉的？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研究終于使斯密形成了市場規律這一認識。他以“看不見的手”為理論根據說明“完全自由的制度”是怎樣形成，怎樣逐步演進的。他所揭示的市場規律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利己之心會驅使人們為爭取自身的更大利益而不斷奮斗，這正是市場經濟制度得以建立起來的內在動力；而自由競爭又能把個人的求利行為限制在不損人利己的范圍之內，且進一步把它引導到更高的境界—一為社會，為他人服務，由此便形成了整個社會協調一致的機制。誠如海爾布羅納指出的那樣：“讓善行作為利己之心的一個副產品自然地冒出來”，“把自私本能在合于理性的情況下化為社會品德”，這是斯密堅定不移的信念。這樣，“整個復雜的非理性化世界被簡化為一個理性世界。在此框架下，人類的分子便被很巧妙地安排在一個趨利避損的單極系統里。這一偉大的安排秩序的工作，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在從中指導，而是由于自身利益和競爭這兩大因素的作用，自然會把一些亂七八糟的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條。”（注：海爾布羅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2頁。）
　　再次，斯密在以自利之心為動力、以競爭為調節者的立論基礎上，通過“看不見的手”深刻揭示了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第一，他說明了怎樣把價格約束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不至于在被任意擺布的情況下，脫離生產的實際成本。第二，他說明社會怎樣誘使它的商品生產者提供它所需要的商品。第三，他指出，為什么高價格是一種會自動愈合的創傷，因為它會使有關的那些行業自動增加生產。第四，他指出，市場也會調節生產商品的那些人的收入，使全國主要生產階層的每一層，其收入基本相同。斯密指出，“每一個商品的市場價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實際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價格（或者說，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勞動工資和利潤的全部價值）的人的需要量，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價格的人，可稱為有效需求者，而他們的需求，可稱為有效需求。”（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50頁。）當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應量，小于該商品的有效需求時，社會上的一些人不愿意買不到這種商品，他們寧愿支付較大的價格，于是市場價格就上升到自然價格之上。價格上升的程度，則要看商品短缺的程度和競買者的富有程度。而缺乏程度所能引起的競爭程度的大小，要看這商品對求購者的重要性的大小。與此相反，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的供應量超過了它的有效需求，它的市場價格便或多或少地降到其自然價格以下。下降的多少，要看賣方是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夠供給它的有效需求，市場價格便和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價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價格售出。各商人之間的競爭使他們都得接受這價格，但不使他們接受更低的價格。”（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51頁。）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有一個使社會的供給有序的自動調節體系——當產量、價格或某種報酬偏離了社會上規定的標準時，自有一種力量會調動起來，使之復歸原位。這種力量，就是“看不見的手”的偉大力量。
　　最后，斯密還在市場喧鬧嘈雜的活動背后，通過“看不見的手”看到了市場經濟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演化規律，正是它推動著市場經濟制度向前發展，使社會生產力盤旋上升。
　　市場經濟制度的第一個規律就是積累規律。
　　在斯密生活的時代，正在興起的工業資本家是能夠從他的投資中積蓄大量資財的。理查德·阿克賴特年輕時跟一個理發匠當學徒。由于他率先開辦起水力紡紗工廠，在他于1792年去世時遺留財產50萬英鎊；……在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發財致富的機會遍地都是，只要頭腦靈活，又勤勞刻苦，就可以捷足先登，成為數十萬元戶甚至百萬元戶。絕大多數蒸蒸日上的資本家，其自始至終的唯一目標就是進行積累。斯密對此是全心全意地加以贊許的，他認為增進國民財富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資本的積累。他并不是贊成為積累而積累，但他從資本積累中看到了它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利益。因為把積累的資本投資于機器的使用，就會推進神奇的分工，從而成倍地提高勞動生產力。因此，在斯密那里，積累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行為，即它既有利于資本家自身利益的增殖，又有利于社會的福利的擴大——這正是“看不見的手”引導的結果。
　　當然，僅憑如此，積累不久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阻礙積累的進一步進行。因為積累的目的就是生產更多的機器，而機器更多就意味著對工人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將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高，直到利潤——積累的來源——被吃光為止。
　　斯密又由此揭示出市場經濟制度的第二個規律來克服這個障礙，這個規律就是人口規律。在他看來，工人就像任何商品一樣，可以按需求來生產。如果工資高，工人的人數將增加；如果工資低，工人的人數將減少。這樣，如果積累的初步影響是提高工人的工資，高工資會使工人人數增加，而人口增加對工資水平會引起相反的壓力，這正像過多的衣帽會使衣帽降價一樣，在這里，“看不見的手”再次發生引導作用。當人口增加使勞動力供過于求時，工資的下降趨勢又會抑制人口的增加。所以，高工資的障礙被人口增加所克服，而正是高工資才使人口增加有了可能。積累有可能會引起的自我破壞作用，恰恰在這一破壞過程中得到了挽救。這一禍福相倚的自動調節過程，使積累可以繼續下去，社會生產將一次又一次地盤旋上升。
　　所以，斯密在這里并不是在描述一個商業循環過程，而是在描寫社會這個有機體的生活史。實際上，從更廣的角度來看，“看不見的手”是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偉大論斷。它揭示出，假如市場機制在作用過程中沒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由前一環節決定的，一經決定即不能改變，那么，在社會內部就像裝置了一個往復式機械，這時指導社會生產的就是社會成員的需求和偏好。當然，斯密并不認為這一機制會立即造就出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斯密也不是一個烏托邦的設計師。他只是堅信，如果對市場機制聽其自然，不去干涉，則偉大的社會法則自行演變的結果，必然會使市場經濟日趨完善，盡管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誠然，斯密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缺失。在某種意義上說，斯密所研究的是靜態社會中的動力學。但是，他所描繪的市場經濟的偉大藍圖，仍是他的偉大功績之一。的確，發現“市場”的并不是斯密，已有人在他之前就指出了由于自私和競爭的相互作用，會帶來社會所需要的東西。但是，首先了解在這種觀念作用下的全面經濟意義的，首先以廣泛、深刻和系統的方式提出一個完整方案的，乃是斯密。正是他，先使英國，隨后又使世界懂得市場經濟是怎樣使社會成員整合在一起的。后起的經濟學家所作的只不過是逐步完善斯密的理論，并對隨后發現的其不足之處進行探究。而斯密對此進行描繪時的豐富多彩和生氣勃勃，任何后人都不及。正如海爾布羅納所評價的那樣：“就斯密見識之敏銳和知識之廣博而言，我們只能加以贊嘆。只有18世紀，才能寫出這樣浩瀚而又深刻的作品。《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以及他的其它少量論文所共同顯示的是，斯密絕非只是經濟學家，他是哲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結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類動機、歷史階段和經濟機制。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一個‘偉大的自然設計師’（斯密如此自稱）的計劃。”（注：海爾布羅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4頁。）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亞當·斯密這個市場經濟的偉大設計師，正是通過“看不見的手”這寥寥數筆，就簡明扼要地勾畫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軌跡。與此同時，他正是通過對“看不見的手”所蘊含的倫理取向的充分肯定，為從封建自然經濟夾縫中誕生的市場經濟制度給予倫理論證，并揚起了破浪遠航的風帆。
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7～11B8倫理學喬洪武20022002“看不見的手”是斯密經濟學理論中引用頻率最高和最為著名的概念。要全面正確地認識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應該從分析它在人的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間所起的橋梁和中介作用的基礎上，揭示其所蘊含的倫理價值，進而深入探討“看不見的手”對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所具有的偉大作用。“看不見的手”/倫理價值/社會作用喬洪武(1956-)，男，河南南陽人，經濟學博士，武漢大學商學院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7～11B8倫理學喬洪武20022002“看不見的手”是斯密經濟學理論中引用頻率最高和最為著名的概念。要全面正確地認識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應該從分析它在人的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間所起的橋梁和中介作用的基礎上，揭示其所蘊含的倫理價值，進而深入探討“看不見的手”對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所具有的偉大作用。“看不見的手”/倫理價值/社會作用

網載 2013-09-10 2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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