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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古音研究進展概述
　　上古音研究在漢語音韻研究中是相當早的。因為我國歷來重視先人典籍，鼓勵讀經，讀經第一步就要求念出字音。而時移音改，用后世音讀常覺ｈàｎ＠①格不通，解經者想給讀者或生徒解釋這些現象，自然要研究古音。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前人無法正確掌握古音，往往以歪曲的形式表示。漢人的“讀為、讀若”，唐玄宗的改《書·洪范》“（無偏）無頗”為“無陂”，梁人沈重的“葉句”、隋釋道騫的“協韻”、宋人朱熹的“葉音”，都是這種表現。至明清，古音學者除分古韻韻部外還用今音比況，直音以注其所擬古音，如明人陳第說：母讀米、馬讀姥、京讀疆、明讀茫、福讀ｂī＠②、丘讀欺、家讀姑、瓜讀孤；顧炎武友人用顧氏古音擬讀打趣，把“天明了”說成“汀萌哉”之類。它們是不正確的，但隱含著一定的合理成分。清人苗夔《歌麻古韻考》中說的“河古讀若懷；何古讀若回；坷古讀若魁；那讀若內平聲”等，雖混開為合，但隱含歌部字古音有-i尾，則是不錯的。由于缺乏科學標音工具，明清古音研究的成果也只能以劃分韻部為主，并非沒有擬音，而是不可能準確擬音。所以只能是考古功深，審音功淺。
　　怎樣克服漢字長于表意而拙于標音的先天局限給古音研究帶來的困難呢？西方語言學因植根于拼音文字土壤里，恰在表音方面有優勢，所以總能以不同視角對漢語音韻學領域送來重要借鑒而予以促進。漢唐梵文悉曇的學習即曾促進反切、韻圖的產生。而在怎樣克服反切長于表音類而拙于標音值的先天局限對古音研究所造成的困難方面，也有賴于本世紀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音系描寫方法的輸入，而改變面貌、帶來生機，使我國古音研究走上科學的道路。尤其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等的研究成果影響最大。他們的研究建立于漢語方言、與朝日越等域外漢字音比較的基礎上，使長期囿于古籍內打圈的國內學人耳目一新，引發了林語堂、李方桂、王靜如、羅常培、趙元任、錢玄同、魏建功、曾運乾、王力、陸志韋、董同ｈé＠③、周法高、俞敏等一批優秀學者參與研究，各取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董同ｈé＠③、陸志韋四十年代便已形成自成系統的上古擬音體系。王力于五十年代、李方桂于七十年代初也完成了擬音體系，而且成為近年來海內外最有影響的體系。
　　高本漢的中古擬音成就較大而上古擬音問題太多，他自己說過有些問題有待漢藏語言比較研究的進展來解決。五十年代以來，隨著漢藏比較及梵漢譯音研究的深入，漢語古音研究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西方學者法國奧德里古、俄國雅洪托夫、加拿大蒲立本、美國包擬古等成就最為巨大，許多古音難題已被突破，漢語上古音擬音面目一新，能夠與漢藏兄弟語言接軌了。可惜因歷史條件因素，不能及時輸入國內，直至改革開放后，方加強了學術交流。八十年代以來，自1980年10月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成立，更推動了古音研究，近十年尤為突飛猛進。依不完全統計，單1987至1993這前七年里我國上古音研究及漢藏比較有關論文即達288篇（參考張謂毅的統計，再添有關論文50篇）：
　　年分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篇數　22　　33　　45　　48　　61　　36　　43
　　這里頭既有我國音韻學者自身的努力，也與五六十年代海外學者巨大成果重新輸入有關。其中最重要的為以下諸家：
　　法國奧德里古(A.G.Haudricourt)1954的《越南語聲調的起源》(JA242)和《怎樣擬測上古漢語》(Word 10)。前者有馮蒸1986譯文，見《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7(1986)；后者有馬學進譯文，見幼獅月刊社《中國語言學論集》（1977臺北）。主要成就是論證了越漢兩語聲調的發生發展。
　　俄國雅洪托夫(S.E.Yakhontov)《上古漢語的韻母系統》(1959)、《上古漢語的復輔音聲母》(1960)、《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1960)、《上古漢語的起首輔音L和R》(1976)、《上古漢語的起首輔音W》(1977)等重要論文1986被唐作藩、胡雙寶選編入雅氏《漢語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主要成就是論證了：二等帶l（1970改r）；s-和響輔音（鼻流音）結合的復聲母變出諸母；歌元、文侵各部合口有唇化主元音韻如or、on，ur、un、um；擬云母為w聲母。
　　加拿大蒲立本(E.G.Pulleyblank)《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1962-63,AM9)，《關于漢語詞族的一些新假設》(1973,JCL1)，《上古漢語的韻尾輔音》(1977-78,MS33)。最有影響的是第一篇，它有力地論證了去聲古帶-s尾，上聲古帶-＠⑩尾；同樣得出二等帶-l-（后改r）、有圓唇化元音韻母on、un、om、um；最早提出來母在親屬語帶對r-，而喻四對l-（開始擬＠⑾，1973改擬l），及圓唇喉牙音，送氣鼻流音。又設想三等舌面介音部分后起，來自介音l或前重型長元音。潘悟云有譯本，尚未公開出版。
　　美國包擬古(N.C.Bodman)《漢藏語中帶s-的復輔音聲母在漢語中的某些反映形式》(1973)，《原始漢語與漢藏語》(1980)、《上古漢語中具有l和r介音的證據及相關諸問題》(1985)等重要論文1995由潘悟云、馮蒸譯編為《原始漢語與漢藏語》，中華書局出版。中間一篇（46-241頁）最重要，主要論證復輔音結構Cr變二等而C-r變來母，l變定母、喻四而C-l-變端透定。設想三等j介音有原生性、次生性兩種，前者在藏緬中就有，后者是漢語發展過程中后起的，從而形成AB兩類音節。所引諸多親屬語同源形式足資參考，白氏強調重視“比較構擬”，即擬音與親屬語形式密合才可信。
　　瑞典高本漢(B.H.Karlgren)總結其古音構擬的《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1954,BMFEA26)，聶鴻音1987譯本、齊魯書社出版（五十年代周達甫已譯、北大油印，張洪年亦譯，在臺灣出版，皆流傳不廣）。其上古音字典，著名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1940,BMfEA12；修訂本-Recensa 1957,BMFEA29），1941北京影印時稱《中日漢字形聲論》，但后曾被國內學者稱為《中國文字學》、《漢字諧聲譜》等，六十年代周法高等始一致定稱為《漢文典》。此書漢字的GS編號常被國際漢學界引用為漢字代碼。八十年代中，在復旦張世祿先生主持下，潘悟云、楊劍橋等編譯了本書修訂本，書中瑞典方言字母改國際音標，現代音改標漢語拼音，補出書證，加單字索引，質量更為提高，1997終于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注意此書分26韻部，但后來《綱要》分35韻部。）
　　還有美國白保羅(P.K.Benedict)《漢藏語言概論》（1972劍橋大學出版社），《再論漢藏語系》(1976,JAOS96)，《上古漢語聲母》（1987，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英文卷）。前二種1984由樂賽月、羅美珍合譯為《漢藏語言概論》（署：本尼迪克特著，馬提索夫編，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出版）。其中39-48節講漢語，因原稿寫于四十年代，古音大抵用高本漢舊說，但在漢藏同源比較及形態學（前綴、后綴、交替方面）常有創見，并深刻影響楊福綿s-頭系列復聲母研究（他倆并合編《上古漢語詞匯》）。
　　附圖　
　　法國沙加爾(L.Sagart)《論去聲》(1986,JCL11.1)，1988郭建榮有簡譯，見《語文研究》該年3期。1990以后有系列論漢語與南島語關系的論文：先是1990年23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漢語南島語同源論》，邢公畹先生于1991年《民族語文》上分3、4、5期摘要予以述評補證，其后為91年第6屆國際南島語言學會議論文《漢語與南島語間親屬關系的證據》(JCI21-1,1993)，1995鄭張尚芳、曾曉渝譯為《論漢語、南島語的親屬關系》（見石鋒編《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又93年《漢語上古音新見》(Diachronica10-2)、94年《上古漢語與原始南島語》(OL33.2)，95年《關于漢語源流的意見》（JCL單刊8），又《藏緬語*MLIY的漢語同源詞》(1985,CLA014-2)等尚未譯介。主要觀點為：在同源詞中漢語音節與南島語單詞末尾的重讀音節相對應，建立南島語-s與漢語去聲、-q與漢語上聲（-b、-d、-g與鼻尾韻上聲）的對應關系，又提出一些介音可能與中綴有關的設想。
　　美國柯蔚南(W.S.Coblin)《說文讀若聲母考》(1978,JCL6)，《東漢音注的聲母系統》（1977-78，華裔學志33），《漢代佛經方言》（1981，臺灣，中研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西漢音注的聲母系統》（1982，臺灣《清華學報》14-1,2），《東漢音注手冊》（198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漢藏語系詞匯比較手冊》（1986，華裔學志叢書18）。李玉譯了第二篇，劉寶俊譯了末一種的導論及原始漢藏語音系兩部分，分別刊于《音韻學研究通訊》4與19-20。主要論證了上古音晚期的漢代音系復輔音，及依李方桂，白保羅及個人比較，重建原始漢藏語音系，后者提供不少比較語例，但將腭介音分為y、j是對蒲氏、白氏A、B音節的改制（實質倒退）；又在r、l中分出r、＠⑿以表示在漢語不再保持r、l的部分，雖然多數語例已隨近年學界認識到李氏上古音體系中r、l應該互易而失其區別意義，但*＠⑿變d（牒甜）、*h＠⑿變th（舔）之類的設想則別富啟發性。
　　海外華人學者的著述也相繼傳入：
　　周法高《論上古音》(1969)，《論上古音和切韻音》(1970)，《上古漢語和漢藏語》(1972)，先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3-2，5-1期，后合編為《中國音韻學論文集》（198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上古音韻表》（1974，臺北，此表為周氏領導其學生張曰升、林潔明合編，1980，京影印）。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臺灣，清華學報新9-1，2），《幾個上古聲母問題》（1976，臺灣中研院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等，商務印書館1980年合編為《上古音研究》一書，在北京出版。李氏論證了只出現于三等的聲母皆后起；有成套清鼻流音hN，二等有r介音（皆從雅洪托夫）；三等j四等i介音；又有圓唇舌根音韻尾（取日本賴惟勤說）；以x、h分別作上聲去聲標記（部分吸取奧德里古氏原始漢越語聲調標志），融合新舊成果，建立了一個四元音、三復元音的擬音體系。
　　張琨《原始漢語韻母系統與切韻》（1972，史語所單刊A26），《漢語*s-鼻音聲母》（1976，史語所集刊47-4）（皆與夫人張謝蓓蒂合著），張賢豹譯編的《漢語音韻史論文集》（198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即以上述前一種為主，強調古音研究中要注意方言差異。后一篇1985劉寶俊曾節譯，刊《音韻學研究通訊》7。
　　余ｎǎｉ＠④永《上古音系研究》（198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金文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音，他以＠⒁、v、l、來改李方桂陰聲韻尾g、b、d，以o來改、以e來改ia、以u來改ua等，成立五元音體系。
　　梅祖麟《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1970,HJAS30)，《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1980，中國語文6），《跟見系字諧聲的照三系字》（1982，中國語言學報l），《說上聲》（1982，臺灣清華學報14-1，2），《上古漢語s-前綴的構詞功用》（1989，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等。首篇有1974黃宣范譯文，刊幼獅40-6，見幼獅月刊社《中國語言學論集》1977，（其余篇為中文），主要論證了奧氏蒲氏去聲為-s、上聲來自＠⑩的理論，尤其對上聲為-＠⑩了有力論證（梅氏自說其論述也受美國漢學家羅杰瑞的影響）。
　　海外學者往往在方法上及漢藏比較方面具備優勢，國內學人在國學功底和熟悉本語言方言有優勢而且也有重視漢藏比較的。他們發揮各自優勢對前人的擬音系統作出改訂，提出新的構擬系統。據美國白一平(W.H.Baxter)教授《漢語上古音手冊》813頁注4所例舉，對高本漢上古中古擬音作出修訂的14家，依音序為：董同ｈé＠③、雅洪托夫、李方桂、李榮、陸志韋、梅祖麟、蒲立本、薛斯勒、邵榮芬、斯塔羅斯金、王力、余ｎǎｉ＠④永、鄭張尚芳、周法高；當然還要加上白氏他自己，也包含他的老師包擬古(N.C.Bodman)，他倆體系大體相同。丁邦新《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1994，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商務1998北京）一文除董同ｈé＠③、陸志韋外，又列表比較了“有代表性的”8家系統——李方桂、周法高、張琨、蒲立本、余ｎǎｉ＠④永、鄭張尚芳、B.B（包擬古、白一平），即將包氏白氏合列為B.B一家。以上白、丁二位所列，除李榮、邵榮芬二氏偏重中古外，其余十四家中薛斯勒(1987)、鄭張尚芳(1987)、斯塔羅斯金(1989)、白一平(1992)的擬音體系則是近十年上古音研究中引起海內外同行注意的最新成果。較之舊體系，這些體系有好些共同的新擬構，例如都采用-s表去聲而-＠⑩或-'表上聲，-r-表二等，以r-表來母，而以l-表喻四及定母（鄭張用l'）等。各以新材料論證并達致共識。
　　薛斯勒(A Schuessler)(1987)是夏威夷大學出版的一本《早周漢語字典》，概括了他1974以來系列論文的觀點，如1974《上古漢語的-l尾》(JCL2-1)，《上古漢語的R與L》(JCL2-2)，《上古漢語的前綴》(ZDMG124)，1976《原始漢語的詞綴》（柏林MOS18輯），1985《早周漢語去聲的功能》(PL,C87)等。主要論證了二等有-r-，四等有-l-，來母為r而喻四為l，歌微脂部收-l，及前后綴問題。所論l至漢變＠⒀甚有見地，但四等有-l-介音證據薄弱。
　　斯塔羅斯金(S.A.Starostin)《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1989)是莫斯科Nauka出的一本728頁的巨著，分緒言及“中古音系”，“上古晚期聲母系統”（聯系原始閩語）、“上古漢語聲母系統”（有諧聲及藏緬、盧舍依、等語例證）、“上古韻母系統”、“上古漢語史的語音變化分期”等五章，附錄上古詩歌的押韻、上古音節構擬比較表二種，后者含前上古，上古早期，西漢、東漢、上古晚期，中古擬音、現代音，及高、董、周、藤堂等家擬音。依韻部分列，依等各舉例字。斯氏除吸取其老師雅洪托夫學說精華外又有獨創發展，他從庫克欽語言（盧舍依等）比較中獨立得出的三等古為短元音，一二四等為長元音，與鄭張尚芳(1987)不謀而合，柯蔚南說是國際學界殊途同歸的妙例。斯氏比較范圍廣博，他相信漢藏語與葉尼塞、北高加索語言間有親緣關系，發有多篇論文。又他相信羅杰瑞原始閩語構擬，因此所擬全次濁音聲母都分不送氣、送氣兩套，比較復雜（但羅氏構擬不能解釋也有相似現象而字分布不同的徽語，所以應是后來歷史層次變異而不是上古語的，鄭張1992-1993指出閩語“來”母“以”母讀s應是r、l→z→s常見音變，也屬白讀歷史層次變異，清化是后起而非上古的，見《漢語方言一些語言現象的歷史解釋三題》（首屆國際漢語言學會議，新加坡），《古來母以母今方言讀擦音塞擦音問題》（七屆方言學會論文）。該書第一章的“中古音系的介音和長短元音的對立”部分已有謝紀鋒譯文，刊于《民族研究信息》1994年3期。
　　白一平《漢語上古音手冊》(1992)是柏林、紐約Mouton de Gruyter出的一本922頁巨著，總括其1977以來系列論文成果，尤其《漢語上古音的幾項建議》(1980)，《上古漢語擬構——包擬古、白一平體系》（1984，17屆漢藏語會議），《上古漢語新韻部》（1986，19屆漢藏語會議）等，本書分“緒論”，“中古音系”，“古韻分部證據”，“上古音節概貌”，“輔音聲母”（單復聲母），“介音與主元音”（一四等零，二等r，三等j，rj），“韻尾（j、w、m、n、η、p、t、k、wk）及后韻尾（s→H去聲、＠⑩→X上聲），”“新的上古韻部”等九章，附錄有“上古至中古音韻的演變”“詩經韻譜”“詩經韻字”（依今音音序排）三種。白氏除汲取其師包擬古學說又有獨創發展，并汲取其他多家新成果。其重紐三等帶rj介音的新見，受到包括其師包擬古在內的肯定和引用。白氏體系跟鄭張最接近。1982第15屆漢藏語會議他們會晤時，鄭張送1981-1982論文與白氏交流，彼此都驚異共同擬音見解之多。但白氏因沒有在體系上很好處理漢語原生j與次生j，因此有些同音類而演變異常的只好用大寫字母作形式上的區別；如kj腭化為舌面音照組的用Kj表示，不腭化的用kJ表示，ja只表變魚韻[io]的，而變麻三昔三的另用jA表示。這在鄭張取消次生三等j介音，只保留照三組及麻三昔三原生j后已不成問題。（白氏1995也已著文宣稱放棄三等j介音而采用鄭張次生j來自短元音說）。白氏此書是近年海外影響較廣的書，大有后來居上之勢。惜國內尚未譯介。
　　鄭張尚芳(1987)：《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院學報87-4，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1988-1），是作者三十年古音研究一個小結，總括《漢語上古音系表解》（1981浙江語言學會首屆論文，1982修改油印，杭大《語言學年刊》(1982)選載了其《古漢語流音系統與漢藏比較舉例》部分），《上古音構擬小議》（1983北大上古音討論會書面發言，刊1984語言學論叢14）等論文，及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與王力、李方桂先生通信商榷的成果（王氏采納歌部擬ai、贊賞喻四擬＠⑾擬＠⒀的意見）。文章主要論證如何填補王、李二氏系統中的空檔，論證了一個長短六對元音系統。指出四等韻是一等韻的前元音部分、二等是一四等帶r部分，它們同來于長元音；而三等韻則是與其相對的短元音；重紐四等是三等的前元音部分，重紐三等及庚蒸等是其帶r部分。從而解釋了四“等”及介音的來源，r和l介音出現的條件。又分出一種塞化性質的l（開始寫'l，后改為l'）用以解釋Kl'、Pl'變端知組的現象。該文汲取新知加以自己研究成果，異于舊說22處。丁邦新(1994)說“鄭張和Baxter各自的結果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尤其在離析韻部方面看法非常一致，而兩人的論據卻不相同，很值得重視。”聲母方面另為一篇長文《上古漢語聲母系統》（1995，ICCL-4/NACCL-7論文，威斯康辛大學，見會議論文集），其綱要已見上文的79頁及《語言研究》1991年增刊的《上古聲母系統及演變規律（摘要）》。主要論證復聲母的結構及演化規則；限定墊介音為j、w、r、l(r'l')。
　　由于本文重點在說明上古擬音系統所取得的新進展，故要對上述幾家新系統著重介紹。還有俞敏、嚴學ｑúｎ＠⑤、邢公畹、喻世長、黃典誠、邵榮芬、鄭再發、丁邦新、龔煌城、竺家寧，何九盈、李新魁、潘悟云、楊劍橋、麥耘、施向東等先生對擬音的貢獻，國外富勵士、羅杰瑞、滕堂明保、賴惟勤、平山久雄等先生的擬音成就，在下面分論中還要介紹到。要特別指出的是，俞敏氏的構擬建立在梵漢對音與漢藏對比基礎上，尤值得重視，只是散見在《后漢三國梵漢對音譜》（1984《中國語言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及《漢藏同源字譜稿》（民族語文1989-1，2）內。
　　近十來年所出上古音專書中有幾本較重要：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將王力先生擬音落實到八千字上，只是未用王氏新擬歌部改ai，聲母則已將喻四改＠⒀。
　　向熹《詩經古今音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方便于檢索詩經古韻。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其中重點是“古韻三十部歸字總論”，已發于1984《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還有何氏的上古韻母構擬系統，提出改王力主元音介音e為I的主張。何氏1991還有《上古音》（商務）較普及。
　　李玉《秦漢簡牘帛書音韻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對戰國至漢的簡帛通假異文統計分析甚詳，發現漢代復輔音從有趨無的變遷跡象。并認為漢代仍有31韻部，而非羅常培、周祖謨的27部。
　　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十二章近一半篇幅說上古擬音新進展問題。
　　　　　　二、聲母系統與“介音”
　　上古音研究聲母一直是個薄弱環節，所以近十年來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令人振奮。過去聲母研究材料少，只在諧聲，假借、通假，異文、異讀這個范圍內轉，現在隨著漢藏語言比較的進展，同源詞形比較擴大到藏緬、侗臺、苗瑤、南亞、南島等語族，眼界大展，了解到它們中復聲母分化的多種形式及國內方言如粵語、晉語一個半音節的本質。此外鄭張還強調開發“轉注字”即同源字（同一字形的變形分化字，如“史吏使、荼茶、益溢、老考”等）研究在本研究中的作用，增添一類新的材料。
　　上古聲母系統應包括組成單聲母和復聲母的輔音種類，復聲母的組合成分及其配合關系，結構方式和類型，及與中古聲母的對應轉變關系。
　　（一）先說單聲母，也即基本聲母。
　　高本漢、王力都是拿中古36聲母往上推，上古聲母幾乎是中古的翻版。只是高氏將章昌船日上古音擬為t類，并匣于“群”，這樣較中古音省5母，而另加不送氣濁音5母來表以禪兩母及部分邪母，故為34母。王力則減去不送氣b、dz、d、g，卻不規則地保留d表喻四（后改擬＠⒀），船匣仍同中古作，故為32母。整體看跟中古差別太小，對z、d等為何不拼無j介音韻母的空檔現象提不出解釋。李方桂把高氏34母中分別特殊、受限制（限出現三等j介音前）的十五母劃出，認為非上古聲母而是后來分化的，從而留下19母（匣群合并為g），這就與黃侃的古本聲十九紐看法基本相似。又認為喻四來自舌尖閃音r，因此是二十聲母。
　　附圖　
　　十九紐中“幫滂并明、見溪群疑、端透定泥、心”13母上古屬基本聲母并同中古，大家沒有分歧，“影曉喻來”的音值，“匣與群、喻三”的分合，“精清從”是否早有，則是近年上古聲母討論中抒發新見的要點，下面分敘這些問題及喻四、圓唇喉牙音、清鼻流音研究進展情況。
　　1.來喻邪——來母在高、王、李的系統中都跟現代、中古一樣擬l，似乎幾千年不變，但這不能解釋閩北s、鄉話z、dz都屬r母變化的常見現象而非l。古漢越語也是r而非l。
　　高氏用一套不送氣塞類音表示喻邪（g喻三［王］，d、b又z喻四［“榆”d“聿”b“羊”z］，dz邪，另禪），但這套音只拚細音，洪音全成空檔。王力保留d而取消g、b、dz、，這又出現四個聲母空檔，（為了消除不系統現象，以后才改用＠⒀表喻四）。李方桂指出它們應為閃音，改以r表喻四、rj表邪，改變了這一面貌。蒲立本(1962)雖也擬來母為l、喻四為＠⑾，但指出漢藏對應上看“來”母多對r而喻四多對l，薛斯勒(1974b)專文肯定來母r→l、喻四l→j，雅洪托夫(1976)，包擬古(1980)，梅祖麟(1981)，鄭張(1981-2,1983-4)都論證肯定這一擬音，梅祖麟在《方言》(81-3)文中明確提出喻四應改l，邪母應改lj，也就是說李氏擬音中r與l的擬音應互換。這目前在新起諸家已成共識。龔煌城(1990)也專節討論來喻二母，肯定r、l要互換，說明在李氏系統影響最廣的臺灣學者中也對此取得了共識。
　　王力先生看到鄭張(1981-2)后曾致函作者，為作者放棄喻四＠⒀的構擬而采用l表示惋惜（作者六十年代初擬喻四為＠⑾，后改rj、＠⒀，也曾蒙王氏函許），其實作者并非放棄＠⒀，而是認為＠⒀應為上古后期之音，即l→＠⒀→j（鄭張1983-4:46）。這可以解釋東漢譯經中喻四對梵文清濁硬顎擦音的現象。斯氏(1989)喻四有部分字擬為，那其實也是對這類后起音變的反映，不是最早的。
　　附圖　
　　因此鄭張提出流音分塞化不塞化說，像閩語那樣塞化的l'變定母，而一般的l則變＠⒀→j為喻四。塞化l寫作l'或ll，鄭張說由于重讀，潘悟云(1998)解釋塞化來自同部位前冠成分重合融成，即Cl·l→cld→d故認為ll合理，楊劍橋曾設想用rl表示）。
　　2.影曉匣喻（云）——這喉音四母高氏擬＠⑩x、gh、g。李氏改為＠⑩、h、g，匣云與群并而為一。這引起很多沖突（“狂王”難分；“瓊榮”同音）。蒲氏早說匣母要分g、＠⒁。丁邦新《上古漢語*g、*gw、*＠⒂、*＠⒂W》(1977-78,MS33)專文提出將部分匣母及云（喻三）另擬為＠⒂/＠⒂W，喻世長《用諧聲關系擬測上古聲母系統》（1980-84，音韻學研究1）意見相同，但無詳細論證。邵榮芬《匣母字上古一分為二試析》（語言研究91-1）提出據諧聲、梵文對音和方言，匣母古應分g、＠⒂二類，分別與群云二母洪音相當。鄭張（1990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研討會論文，刊1992山東教育出版社的紀念文集）也分匣母為二類：g、gw及＠⒁（乎兮協號）、＠⒁w（華緩螢），后者與云母互補相配，又雅氏斯氏主張云母為單w。
　　影曉兩母擬＠⑩、h（或x）好像沒爭論，王力“影”擬元音起首的零聲母，也還屬喉音系統（雖然作元音起首便當歸次濁，與影母屬全清不合）。但“景”分化轉注為“影”，“關”通轉為“彎”（彎弓），說是k、＠⑩互變，音總嫌遠一點。上聲韻尾-＠⑩沙加爾考論有-q來源，那么聲母＠⑩-是否也有q-來源呢。蒲氏舉過漢代“影云”譯q-例；潘悟云《喉音考》（1997，《民族語文》5）提出“影曉云”三母應來自上古小舌塞音*q-、*qh- *G，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建議，并很好解釋了“云”母既與“群”母糾纏又有區別的問題，解釋了“熊”，朝鮮借作kom，“右”泰文作khua之類云母塞音化現象的來歷。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1963，學術研究2）提出見曉兩系古音，所舉事實也可由潘氏新擬得解。潘文發表前已向筆者提出這一建議，故鄭張(1995)說聲母系統已吸收了潘氏這一新說，在上古聲母中添上小舌音一系。
　　3.大家都認為中古塞擦音章組后起，而精ts組好像自古就有，因藏文也有，張均如《壯侗語族塞擦音的產生和發展》（1983，民族語文l）則證明臺語ts組后起。李方桂1976論證了精組有些字從s-加塞音變來，包擬古(1980)也舉了不少。鄭張(1995)指出精組是上古后期才增加的，除s-塞音外主要由心母及sl、sr后的l、r塞化，加清濁喉音作用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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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蒲氏李氏構擬一套圓唇喉牙音，肯定上古只限喉牙聲母才含w成分。這非常對，跟今粵語、溫州老派方言尚合。新起各家一致采納了。但藏文、緬文、泰文等同語系古老拼音文字都以j、w、r、l作為聲母后置輔音處理，用一個后置w表一套圓唇喉牙音，從音位角度看可大大減省聲母總量，因此基本聲母表可把圓唇不圓唇喉牙音合為一套，不另標名，但可明確規定w只在喉牙音出現，即只有舌根、小舌、喉音才有帶w的復聲母。
　　5.清鼻流音——高本漢為“黑悔”設xm、為“慝嘆”設thn，都不成系統，董同ｈé＠③改xm為清鼻音m很有見地，但仍不成系統，即其他清的鼻音皆表現為空檔。雅洪托夫(1960)把兩類合一，假設它們都來自s-頭的鼻流音：xm來自sm，thn來自sn，育場表示m、n、w、r、l等。指出hl是“獺、寵”等等，同蒲氏lh而與雅氏sl有異。但李氏演變規則不統一，顯示實有兩類：
　　變擦音h、с的——hm　hη　hnj　　變送氣塞音th的——hn hl
　　尤其hn、hnj聲干同為n而變化方向差異如此之大，不可解釋。張永言《關于上古漢語的送氣流音聲母》（1980-84，音韻學研究l）指出變擦音h的自成系列，清化由送氣造成，故寫作：
　　mh悔　nh嘆　nh＠⑦　ηh許　lh脅　dh史
　　但“脅虎”等定作lh-變h，而“史颯”等寫h變s規則仍然不一。鄭張(1981-2,1983-4、1995)指出前述清鼻流音實應分兩套：
　　A.送氣的變送氣塞音：mh撫　nh帑　ηh哭　lh胎　rh寵
　　B.帶有h冠音的變h：hm悔　hn漢　hη謔　hlｈāｉ＠⑧　hr罅
　　A類屬基本聲母，王力《同源字典》指出“撫摸、撫憮”同源；而“帑”（藏金帛ｂì＠⑨室，家人妻兒）與藏文naη（內室、ｂì＠⑨室、家人、妻婢）同源，“哭”（從獄得聲）與藏文ηu、緬文ηou“哭”同源，其m、n、η顯為基本單聲母。B類是帶前加音的復聲母，冠音會吞沒濁聲干，因此只留下h。hnj“恕攝”變書母則屬于hj→c的后起變化，“sl颯、sr史”另為一套。這樣，結構與演變規則都較清楚，能解決問題。（待續）
古漢語研究5長沙11～17H1語言文字學鄭張尚芳19991999鄭張尚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研所；郵編：100732 作者：古漢語研究5長沙11～17H1語言文字學鄭張尚芳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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