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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在關注海外華文文學時一直以為，本世紀以來，海外華人經歷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心理、生活歷程，這不僅指他們已幾代安然定居于居住國，生活習俗等開始融入于居住國文化環境，而且指他們在身份上已自然視自己為居住國國民，以一種較為純然的國民心態參與著居住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因此，海外華文文學已從20世紀上半葉的華僑文學演變成了今日的華族文學、華人文學，尤其對于已加入了居住國國籍的華人作家群體來說，“華僑文學”這一文化身份已不復存在。國內學術界許多關于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正是依照上述思路展開的。
　　然而。當1998年，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和中國沈陽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國華僑文藝叢書》后，我們發現前述研究思路并不能覆蓋全部海外華文文學，因為叢書的作者都是美籍華人，早已失去了“華僑”身份，但他們卻堅持稱自己的創作為“華僑文藝”而非“華人文藝”。叢書主編黃運基（他在美國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國籍）在《總序》中特地解釋了其中的緣由：“就國籍法而言，真正稱得上‘華僑’的，實在已為數不多。但這里之定名‘華僑’，則是廣義的、歷史的、感情的”，“美國華僑文化有兩個特定的內涵：一是它在美洲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但它又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緊密相連；二是在這塊土地土生土長的華裔，他們受了美國的文化教育的熏陶，可沒有也不可能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他們也在覓祖尋根。”顯然，這里的“華僑文學”并非僅是僑民身份者的創作，它更是特定的文化思維、文化情感的載體，其中明顯包含著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陳賢茂在《海外華文文學不是中華文學的組成部分》（注：載《世界華文文學》1999年4期）中曾言及這樣一件事：1992 年他同幾位海外華文作家對話時問道：當你們教育子女時，是要他們認定自己是中國人呢，還是外國人？蓉子（新加坡籍）當即回答：“新加坡人。”而趙淑俠（瑞士籍，現居美國）、趙淑莊（美國籍）則異口同聲答道：“中國人。”這種身份確認上的差異，我們接觸東南亞和歐美的華文文學創作時是經常會強烈感受到的。東南亞華人作家的創作從50年代后越來越多地充溢著對居住國國家意識的認同，乃至不時表白著自己的忠誠。而歐美華人文學卻常使人感到，創作者在物質生活層面上可以“落地生根”，但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卻始終執著于“落葉歸根”，這在美華文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上述差異怎么會發生的呢？我們首先會注意到東西方社會、文化環境的差異。在東南亞各國，華族傳統文化的久遠深厚，華人在經濟上的成功，構成了華人社會跟處于執政優勢的當地民族的復雜糾結的關系。不同程度被排斥于國家政權和主流文化之外的現實困窘，跟文化、經濟上的優勢形成的失衡，使處于東方文化環境中的東南亞各國華人把族群的集體生存、發展放在首位，而華族和當地民族過去遭受殖民掠奪的共同遭遇使華族有可能跟其他民族在兼容互補中平等相處，反映在文學上，自然時時強調其并非中國文學、華僑文學的居住國文學身份。而在美國，華人一方面面對著現代層面上西方文化的強勢壓迫；也經歷過殖民主義文化的歧視，另一方面，則不斷受到歐美自由主義思想這一體現了人類文明最高價值的思潮影響。反映在文學上，作家們自然把創作自由度的拓展、文學的個人抉擇看得至關重要。而不管是遭受種族、政治歧視的個人記憶，還是置身西方的文化恐懼，加上路途遙遠的地域距離，都強化著華人作家對精神故園的依戀。而美國移民社會的文化機制，也足以容納華人“為自己的根感到驕傲”的民族心理。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環境，會催使一部分作家以華人的身份張揚起“華僑文學”的旗號。
　　在“華僑文學”問題上的不同觀念，反映出東西方海外華文文學運行機制的差異。如果講，東南亞華文文學側重于外部抵抗力的構筑，那么，美華文學似乎側重于內部調整力的蓄積。東南亞華文文學一直強調居住國教育、文化政策上的歧見而給華文文學造成的“困境”，因而也一直非常注重借助于華人社團，包括各種宗親同鄉團體的力量，通過保存、發展華文教育，華文報刊書籍的出版，來構筑一個華文文學自足生存的體系。所以，東南亞各國華文文學的華人社團性顯得統一，群體性也顯得鮮明。相比較之下，美華文學顯然無心也無力跟各種華人社團結合在一起，構筑一個足以抗衡于主流社會的華族文化教育系統。美華文學的組織相對多而散亂，各種文學力量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中各自尋找著自身的調適力量。美華文學中會出現“草根文群”和“中產階級”的分流，正是作家個體選擇的結果。
　　美華文學的內在調適力，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其較為自覺的文化交流意識。跟東南亞各國文化多少相近于中華文化的情況不同，美華作家面臨的是一個西方文化處于強勢、占據中心但又逐步容納外來移民文化的美國，一方面巨大的文化差異使美華作家心存種種疑懼，激化著他們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確認；另一方面，大部分美華作家較為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們能以較為從容平和的探尋去深入思考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對峙、互補中定位自身。如果將“個人身份”視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社會群體或是一個人歸屬或希望歸屬的那個群體的成規所構成”（注：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第120頁，北大出版社1996年6月版），那么，當我們讀到眾多美華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美國華人社會成規和作品本身遵守的成規（語言、文體、技巧等），我們會感覺到充溢其中的文化交流意識。
　　價值觀念是文化成規構成的首要因素，自然也是作家確認自身文化身份的首要抉擇。跟東南亞華文作品中常見的固守華族傳統，看重華社生存利益的文學形象不同，美華文學形象體現的價值走向處于激烈變動之中，既有由“代溝”、“尋夢覓魂”等表現出來的中西價值觀念的巨大沖突，也有因增強了文化適應能力而擁有“多價多規”的自信和理念。從60年代白先勇筆下的吳漢魂（《芝加哥之死》）以死相抗在異域的異質化命運，依萍（《安樂鄉之一日》）在跟女兒屢起沖突中備嘗異域“安樂鄉”生活的苦果等形象起，美華文學最直接真切地傳達了美國華人在文化“移植”中的種種刻骨銘心的痛楚。跟於梨華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提供的回母土尋根的牟天磊們不同，美華文學表現的側重點是力圖在美國這片“新土”上尋回母土的夢。這使得美華文學形象的價值取向顯得多元，既有甘心情愿于“邊緣”狀態中保存傳統，維系華僑文化血脈的，如黃運基主編的《美國華僑文藝叢書》；也有認同美國主流文化，努力溝通其跟華裔文化的聯系的，如木令耆、黃文湘等人的小說創作，在異域他族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來尋夢覓“根”。這中間自然也包含一些人生抉擇的悖論，例如固守住東方傳統，卻可能恐懼于“既排斥西方文明，又排斥東方進化，成了母體文化之外的邊緣人”；力圖進入主流文化，卻失落于美國文化多元格局的變動中，反倒始終流離于“主流”之外。然而，正是這些困惑，使美華文學形象的價值成規斑雜而變動，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其形象的內涵，并能引發許多思考。
　　就海外作家的文化身份而言，美華作家的一個明顯特征是作為“中間物”的現實存在。美華作家自身多為第一代移民，絕少土生華人（土生華人習于英語創作，構成美國本土上的“華裔文學”），他們創作生命的前景（他們的“后代”是仍然在美國堅持用華文創作還是被“同化”為“華裔文學”）尚處于不明朗的前景（香港著名作家梁錫華就曾斷言歐美華文文學會消亡）。因此，美華作家更加執著于“現在”，他們只有在“此在”的創作中才能把握未來，實現未來，這使得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視自己為歷史的、文化的“中間物”，既拒斥同化，又有所同化，從而提供一種不同于純然的華族思維方式的藝術思維世界。例如，就作品語言而言，東南亞華文作家注重南洋色彩，所以其作品語言會較多地摻入閩粵方言、南洋土語；而美華作家，即使祖籍閩粵桂，其作品也是較純正較規范的“國語”，表達的句式句法則更細密并時而呈現出新變化，就如楊振寧當年稱贊於梨華的作品語言，既有傳統的清新靈動，又融入了西方句法修辭的豐富多變。這里，我們明顯感受到了，美華作家既小心翼翼地保持著母語的純凈，又相當開放地汲取著外來語言現代演化的成果。僅就語言而言，美華作家的貢獻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如果在20世紀后半葉世界哲學和語言學關系演變的背景上來看待美華作品提供的語言形式，我們甚至感受得到，美華文學在構筑一種新的人生觀、哲學觀。“一個人所說的語言，是他生存和活動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稱之為國家和土地的物產更重要。”（注：引自《魁北克語言前途十二論》第107頁，加拿大魁北克省官方出版社1984 年版）美華作品努力保持“國語”層面的正宗、純粹，既沒有毗鄰的加拿大魁北克法語文化運動的政治獨立色彩，也較少美國這樣一個移民國家中多元的文化認同和統一的國家忠誠間協調一致的傾向，而較多的是在一個文化差異巨大而文化交流空間又較自由的國家中能不斷相遇族群和自我的“過去”，克服文化恐懼，從而實實在在擁有異域的“現在”所作的選擇。
　　文化成規的其他方面，如家庭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等，都構成著文學表現的重要內容。在這些方面，東西方華文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美華文學中有一類“香蕉人”形象，失落了東方文化而又無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而東南亞華文文學卻常會寫到人物的一種“馬鈴薯”悲哀。例如菲華作家佩瓊的小說《油紙傘》中的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從父親那里繼承了很好的中國文學、文化修養，卻只是因為從母親那里遺傳的膚色而被戀人文斌的華族家庭拒之門外，甚至不被整個菲華社會理解。她由此悲嘆：“我的悲哀是——自己的是馬鈴薯，不管內里怎樣黃了，外表仍是褐色的。”這種情況在著名馬華小說家商晚筠、梁園等筆下也被描寫到。上述差異讓我們看到了東西方華文文學在觀念上都傾向固守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和模式（自然，華人在西方社會的文化恐懼和在褐色，乃至黑色人種社會表現出來的文化拒斥，是可以讓人體味到更多東西的），但由于面對不同的異國文化，因而在家庭制度、生活習俗等方面的精神狀態也很不同。東南亞地區所處的東方文化區域，不同程度受到中華文化輻射影響，中華文化相對于當地的土著文化，甚至呈現強勢之態，當地的華人社會在跟他族社會平等相處中也不乏“同化”他族的心態。所以，華文作品所描寫的華人家庭總帶有濃郁的傳統孝悌色彩，即便寫到華人跟他族成員結合而成的家庭，側重點也在他族對華族家庭關系、習俗的認同和遷就。盡管東南亞華文創作的歷史、數量都遠甚于美華作品，但作品極少寫到他族形象，這種情況恰恰是東南亞華人家庭、社會自足封閉性的表現。而美華作家身處西方強勢文化包圍之中，藝術上被西方當代文學深深吸引，現實生活中又處處有“異鄉客旅”之感，其心靈危機重重，作品所描寫的家庭生活、行為方式都以心理沖突為主。有人比較過菲華作家陳瓊華的小說《龍子》和美華作家莊因的小說《夜奔》，兩篇小說都描寫華人父子間的沖突，而沖突都集中在語言認同上：父親認為“中國人永遠要說中國話”，而兒子卻認為既然已歸化了外國，應該說“外國話”。語言的不同選擇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寄托和心靈歸宿。兩篇小說的不同在于，《龍子》以兒子對父親的理解、尊重結尾，而《夜奔》則以父親終與兒子隔閡重重，落寂中，只能飲酒獨吟《林沖夜奔》收場。兩篇小說的差異正揭示了西方文化世界中，華人家庭傳統模式面臨分崩離析，而由此引起的文化身份失落形成了美華作品中的歷史沉重。
　　美華作家作為個體而言，幾乎全是第一代移民作家（絕少在美國出生的華文作家），這就跟東南亞中青年作家以第二、三代移民為主不同。這種出身使美華作家的創作往往是中國故土經驗和美國本土經驗疊合交融的結晶。其故土經驗既有對遙遠而又親切的祖先、母體的集體記憶，也有單純、溫馨的童年“原鄉”構成的個體回憶，還有其親朋好友的現實境遇所引發的故鄉想象。這些故土體驗交相糾結，互動撞擊，往往以文化還鄉的旨意填補著美國本土經驗中的空白，也時而拯救著孕于其中的精神危機。這兩種經驗或沖突、或彌合、或包容的種種復雜狀態，使得美華作品中的心理色彩比東南亞華文作品所呈現的要紛繁斑雜。美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游子歸客形象、“香蕉人”形象、“中餐館”形象等，幾乎都經歷過很大的轉折變化，積淀著迥然有異的文化心理，這在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中是較少見到的。自然，由于美華作家多限于第一代移民，他們對歸屬國的藝術體悟也許不如東南亞第二、三代移民出身的華文作家那樣如魚得水，多少影響了美華文學本土性藝術層次的提升。
　　從整體上看，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一種落地生根的文學，而美華文學為代表的西方華文文學還只是一種移植中的文學。然而，這種移植中的文學也顯得枝繁葉茂，其盎然生機絲毫不遜于東南亞華文文學，其中的緣由是很有意味的。例如，脫離了華文主流社會機制的“距離觀照”使美華文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顯得清醒有效，而西方文化“張揚個性”的機制又使置身其中的美華作家對傳統的汲取、抉擇突破了單一的群體使命，而富有個性價值色彩。這兩者的結合，使美華文學在開放機制中對中華文化的思考、詮釋在某些方面比自足調適的東南亞華人社會，乃至中國大陸、臺港地區等華文主流社會要廣泛，甚至深刻。從整體上講，美國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歷史短于東南亞華人社會，但其成功程度遠甚于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華人，這意味著美國華人開始找到“根”“魂”并存的路徑。這種較短時間中完成或進行的巨大轉折，其造成的心理沖突是十分激烈的，這是孕育美華文學的豐厚土壤……這些都使得美華文學的移植之樹常綠長青。
　　相對于美國主流文化而言，美華文學尚未成大氣候；而跟中國大陸、臺港地區文學，美華文學在其本土性生命體系的構筑上，既具備厚實的基礎，又有漫長的路要走。其中，華文文學如何跟華裔文學互補互動，是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美國的華裔文學雖以英語寫作，但跟華文文學同屬美國的非主流文學，又同宗同根。而華裔文學在美國主流社會被接受的程度遠甚于華文文學。80年代，起碼有近20部華裔文學作品或獲美國重要獎項（包括美國圖書獎、美國書籍評論界作品獎、美國詩人學會獎、百老匯劇本獎等），或居美國暢銷書榜，受美國評論界好評。這些作品有不少被譯為中文，“重返”華文世界，延續了當年林語堂作品在英、華文世界都產生廣泛影響的路子。華裔文學在表現東西方文化互補的主題上，在探尋華人在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意識及其最終歸宿上，在把華族歷史幽默地表現為獨特的語言風格從而為美國主流文化界所理解和接受上，都可以為華文文學提供良好的借鑒。華文文學若能跟華裔文學構成互補互動，自然能大大擴展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視域和格局。
　　悠久豐厚的中華文化直接置身于強勢西方文化的美國本土中，既經受考驗，也增強活力，這種格局也許正是跨文化的21世紀最愿意看到的，也預示著美華文學勃勃不竭的生命前景。
　　
　　
　　
文藝理論研究滬75～7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萬華20002000黃萬華，山東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75～7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萬華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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