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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505（2007）04-0014-05
　　革命歷來無法按照事先的設計、設想進行，而是朝著一個大致的方向前進，在前進中不斷摸索，不斷修改，逐步推進。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各種綱領、各種預案、各種設想，都在實踐中經受檢驗，有的證明大致正確，但仍需不斷修正；有的許諾得不到兌現，或兌現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有的設想證明是不現實的，純屬空想；有的綱領主張是正確的，可惜執政之后并沒有能夠付諸實施。
　　俄國十月革命缺乏可以直接效法的樣板，可以作為借鑒的只有幾個先例。
　　一個先例是發生在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這是此前最激進的革命。十月革命的領袖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有不少文章是研究法國這場革命的。列寧尤其推崇其中的雅各賓派，把它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效法對象。1917年6月列寧宣稱：“雅各賓派的榜樣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現在它還沒有過時……”① 雅各賓派是法國革命中的激進派，在法國革命的上升階段，一派比一派激進，后一個激進派把前一個激進派送上斷頭臺的事例屢屢出現。
　　第二個先例是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巴黎公社，它被看作無產階級政權的雛形。從1905年革命開始到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列寧不斷向巴黎公社求教，《國家與革命》中有大量篇幅研究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巴黎公社的論述。這個存在72天的革命政權及其措施成了蘇維埃政權效法的榜樣。
　　第三個先例是俄國的1905年革命，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創建了蘇維埃。一個普通名詞“委員會”（совет，蘇維埃）通過1905年革命變成嶄新的政權機關，與西方議會對立的機關。二月革命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一度是布爾什維克爭取的目標。
　　十月革命的二號人物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中寫道：“不研究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1905年的經驗，我們也永遠完成不了十月變革；要知道；我們是根據以前各次革命的結論，并繼承它們的歷史路線，才創造出我們這種‘民族’經驗來的。”②
　　列寧的“四月提綱”，特別是《國家與革命》，列舉了布爾什維克掌權后準備實施的措施。這些措施大部分來自巴黎公社的經驗：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用議行合一的蘇維埃取代議會制，廢除警察、常備軍隊，用全民武裝來代替、廢除官吏，一切官員由選舉產生，可以隨時撤換，公務員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組織“廉價政府”等等。
　　十月革命后，這些革命措施得到實施和落實的情況如何呢？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須“打碎”、“炸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當1916年布哈林提出“炸毀”的時候，列寧曾經認為是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不過不久后列寧也采用了這種說法。列寧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作出的結論：“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③ 他在《國家與革命》中寫道：“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舊的官吏機器，立刻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并不是空想，這是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④ 十月武裝起義推翻了臨時政府，成立了新的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人民委員會，接管了臨時政府的全部職能。短短數月之后，列寧已經宣布，關于“打碎”、“炸毀”舊的國家機器，“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們的革命大體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⑤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質上就是要消滅舊的官僚機構和制度，這個任務單用革命的沖擊辦法是難以實現的，一部新國家機器的建立和運轉單靠改換名稱（如把人民委員會改為部長會議）和任命一批新的領導人是不夠的，還必須根本改變它的性質，使之成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機器，而不是鎮壓人民的機器，同時還要使整個新的國家機器運作起來。
　　革命之初為使國家機器運轉起來，留用了大量的舊職員。而大量舊職員的罷工和怠工給新政權造成過嚴重的威脅，使國家機器無法運轉。而這些人一時是無法取代的，他們成了新的官僚的組成部分，至于從落后的俄國因襲來的辦事拖拉、效率低下、無人負責等等官僚主義弊病，更是比比皆是。而新的工作人員在這種氛圍下，耳濡目染，也逐漸養成官僚的習氣。列寧看到這一現象，從20年代初開始，不斷提出反官僚主義的任務，到革命的第五個年頭，列寧甚至認定，“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舊事物的殘余，極少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在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⑥。他把當時的黨政機關說成是“毫不中用的機關”，認為“我們的機關實質上是從沙皇和資產階級那里拿過來的舊機關”，因此“全部工作都應該集中到改善機關上”。⑦ 這就等于承認，打碎舊國家機器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而列寧逝世之后，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國家的官僚化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了。
　　“廚娘”管理國家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寧認為在現代社會管理國家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需要的僅僅是“登記、記錄、檢查”⑧。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普通“廚娘”也能夠管理國家。
　　這里顯然把國家的管理事務看得過于簡單了。在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也許僅靠登記、記錄和檢查等極其簡單的手續可以管理國家，但迄今為止現實中也還沒有出現這樣的國家。而像俄國這樣小生產如汪洋大海的國家，無論是統計還是監督都是非常困難的。蘇聯20年代的統計數字往往失實，其原因不是主觀隨意性，而是難以作出準確的統計，盡管當時有不少舊俄留下的高水平的統計學家。后來列寧也看到，管理國家、管理經濟需要文化知識，并在最后的文章中強調，需要推行“文化主義”，普及文化知識，掃除文盲，學習科學組織勞動，特別是管理、辦公等方面的原理。他得出結論，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是談不上社會主義的。
　　廢除常備軍、警察，實行全民武裝
　　巴黎公社的一條重要原則是廢除常備軍和警察，代之以全民武裝。這里的實質就是使國家不再是鎮壓人民的工具。
　　十月革命后，原來的軍隊沒有解散，只是成立了士兵代表蘇維埃，由它們反映和代表士兵的利益并直接參加蘇維埃政權。1918年春，蘇維埃政權建立了自己的常備軍——工農紅軍。
　　廢除常備軍不僅不現實，而且也是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所不愿意的。蘇維埃政權需要對付三種力量。
　　第一，世界大戰還在繼續，蘇俄政府的媾和建議未能得到各國的響應，必須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從舊政權接受過來的軍隊已經潰不成軍，無法抵擋德軍的進攻，因此必須組織自己的軍隊。
　　第二，國內存在反革命暴亂，必須鎮壓剝削階級的武裝反抗。在階級對立仍然存在的社會里全民武裝是不可能的。
　　第三，歷史表明，在蘇維埃政權下，除了鎮壓資產階級以外，還要鎮壓國內其他對政權不滿以至反抗的力量。在軍事共產主義制度下，糧食征收制幾乎收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引發廣大農民的嚴重不滿，他們紛紛起而反抗，甚至進行武裝對抗。蘇維埃政權則動用正規紅軍去鎮壓農民和士兵的暴動——當時叫做“剿匪”。1921年春的喀瑯施塔得水兵暴動正是被正規紅軍鎮壓下去的。
　　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據稱國內只存在三個社會集團——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已經不存在敵對的階級。但是，這時候反而存在更加龐大的強力部門，以鎮壓黨內的反對派、國內的異議人士以及不聽話的少數民族。對內的鎮壓不僅沒有取消，反而加強了，恰恰是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新憲法通過后的1937—1938年，鎮壓達到了高潮。雅科夫列夫是蘇聯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蘇聯解體后又是俄羅斯聯邦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負責調查蘇聯時期的鎮壓情況。他在2000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斯大林時期各種鎮壓犧牲者總數為2000萬左右。⑨ 斯大林認為，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需要繼續保持和強化國家機器，這就把鎮壓的實踐上升為規律了。
　　關于議行合一
　　列寧非常欣賞巴黎公社的議行合一，否定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于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⑩ 他認為，這樣就能取消資產階級議會這個“清談館”。
　　列寧早就認定蘇維埃是新的政權組織，從蘇維埃回到議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他在《論兩個政權》（1917年4月8日）中寫道：工兵代表蘇維埃是革命的專政，“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個類型的政權，其基本標志是……權力的來源不是議會預先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來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眾的直接創舉……就是直接‘奪權’”。（11） 布爾什維克黨既然通過武裝起義獲得了政權，當然無需立憲會議的授權，也不會允許立憲會議來取代自己。列寧說過，專政是不依靠法律的政權。
　　但是在執政之后“議行合一”原則的弊病就暴露出來了。開始時有兩個并行的立法機關，除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外，人民委員會也擁有立法權，經常發布各種法令。人民委員會有權立法，是因為當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存在反對黨，布爾什維克的法令草案往往無法通過，于是就繞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人民委員會直接發布法令。這種“議行合一”，這種立法與行政職能的混淆造成令出多門，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后來還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之間把立法與行政職能分開了。
　　在談論議行合一的時候，監督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執行者應當得到相應的監督，這是現代政治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內起初甚至沒有設置監察機關，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是之后設立的，并且還是人民委員會的下屬機構，不具有獨立性。長期以來，斯大林是這個部的人民委員。列寧在1922年和1923年初看到，監督力量的薄弱助長了官僚主義的發展蔓延，如何對黨政機關實施監督成為列寧病中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他在評價工農檢查院的工作時寫道：“讓我們直接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任何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辦得更糟的機關了。”（12） 由于工農檢查院缺乏威信，無法承担實施監督、改善國家機關的任務，列寧建議把它與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為統一的黨政監察機關進行工作。他最后的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談的就是如何做好對黨和政府進行監督的問題，他要把監督施加到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政治局和總書記身上。但由于不久列寧病逝，監督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為防止黨的分裂，列寧曾建議擴大和加強中央監察委員會，斯大林卻趁機把自己的親信安插進去。列寧逝世后，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沒有能夠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那時頻繁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全會，其目的是增加斯大林派與會的人數，以壓倒反對派。起初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是與中央委員會并行的機構，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取消了它的獨立地位，使監察機關從屬于中央委員會，變成僅僅監督中央指示執行情況的機構。從此黨和國家的監督完全化為烏有！
　　選舉制和罷免制
　　一切官員都由選舉產生，并且隨時可以罷免，這是列寧在革命前根據巴黎公社經驗作出的多次承諾。“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委托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里開始做起。”（13） 十月革命后列寧重申：“任何由選舉產生的機關或代表會議，只有承認和實行選舉人對代表的罷免權，才能被認為是真正民主的和確實代表人民意志的機關。”（14）
　　然而這個諾言沒有得到兌現。第一屆政府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但此后就沒有什么真正的選舉可言了。1918年1月召開立憲會議，其代表是全國選出來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處于少數，其議案無法通過，就把它驅散了。布爾什維克黨不能承認自己處于少數的選舉結果，于是用武力來“更正”票箱，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選舉制。1918年年中，國內戰爭爆發，全國變成軍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所有的官員都由上級任命，黨內實行“戰斗命令制”。巴黎公社是在激烈的戰爭環境下實施選舉制的，而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環境下取消了選舉制，這自然也使罷免制化為烏有。高度“集中化”發展了官僚主義和嚴重脫離群眾的傾向。1921年在內戰基本結束的時候，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決定取消“戰斗命令制”，實行“工人民主制”，即集體制定全黨性的決議，在決議通過以前展開廣泛的討論和爭論，充分進行黨內批評；排斥一切委任制，從下到上的一切機關都實行普遍選舉制、報告工作制和監督制；召開黨的領導機關的公開會議要成為一種制度，等等。（15） 這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轉折關頭又一次轉向巴黎公社經驗的嘗試。可惜決議通過之后從來沒有得到實施。在蘇共黨史中，連這個決議也被“忘記”了。1923年秋，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爭論的時候又一次提出實施工人民主制，實施選舉制，但毫無結果。
　　蘇聯的黨政官員歷來是上級選拔任命而不是下面選舉的。正因為上級機關擁有干部的選拔權，所以掌管干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總書記斯大林手中集中了無限的權力，眾多比斯大林有威望、有能力的政治局委員紛紛敗在他的手下。無論是黨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還是蘇維埃代表的選舉，都由斯大林一手操縱。各種選舉成了一種擺設，例行公事而已。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不是通過全黨的選舉，也不是通過“指定接班人”的辦法產生的，而是少數人幕后暗箱操作的結果。既然不存在選舉制，自然就不會有什么罷免制，沒有真正的選民，也就不存在對選民負責和向選民匯報工作了。所有官員只需向提拔他們的官員負責，贏得他們的信任就可以官運亨通了。
　　“工人工資”和廉價政府
　　廉價政府是巴黎公社的一個重大創造。十月革命前列寧多次強調，官員的工資應當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在列寧看來，公職人員領取“工人工資”不只是多拿少拿的問題，而是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問題。他寫道：“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這種做法往往被某些人看作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但是列寧指出：“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系到對社會進行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16）
　　實施這一措施，就有可能建設一個廉價政府。列寧轉引馬克思的話說：“（巴黎）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廉價政府的口號是所有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既然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這樣的口號，無產階級革命更應當用行動來實踐這一口號。列寧說：“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17）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曾經堅持過這一原則，在極端困難的糧食配給時期，各級工作人員所領取的配給份額是大體一樣的。但是領取工人平均工資的規定很快就打破了。1917年11月，人民委員會規定人民委員最高薪金為500盧布，家庭成員的住房每人不得超過1間。1918年1月重申這一規定，但加上一條：專家不受此限制。（18） 1918年春開始給予專家以高薪，這是一種贖買，是不得已而為之，列寧承認“這違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則”（19）。然而事物的發展是有自己的邏輯的，既然資產階級專家領取高薪，那么黨內專家是不是也應當領取同他們的水平相當的薪水呢？而管理他們的領導人的薪金自然也不能低于專家。于是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高薪逐步普及到各級官員，某些管理階層的收入與普通群眾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1923年3月，俄共縣委和區委書記的固定工資為300盧布。當時担任烏里揚諾夫斯克省委委員、省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列因的工資為1800盧布，因身兼兩職，還可以領取基本工資的50％作為津貼。列因1922年6月的收入為2.3萬盧布，1923年增至18萬盧布。由于當時的紙盧布不斷貶值，這個增長額不能說明多大的問題，不過可以與同期的工人工資作一對比。1923年國營企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286盧布，私營企業為441盧布。而1—2月份教師工資37盧布、醫生60盧布、獸醫35—50盧布。為避免收入懸殊引發社會矛盾，1923年2月烏里揚諾夫斯克省委組織局干脆決定，不允許檢查俄共黨員的收入，從11月1日起，不再公布領導干部的工資收入。（20）
　　隨著建設事業的開展，管理人員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執政黨和蘇維埃機關形成了兩套平行的機關，它們的職能重復，機構重疊，目的只是為了保證黨的領導。這就形成龐大的黨政官僚階層。官僚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留用的舊職員，人數達數十萬之多；一種是蘇維埃政權自己培養和提拔的干部。托洛茨基寫道：“500萬紅軍的復員，對官僚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指揮官，在地方蘇維埃、經濟部門和教育部門担任了領導職務”，于是群眾便被排除出國家領導工作之外。（21）
　　十月革命后不久，鑒于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嚴重，列寧曾多次提出黨政分開、精簡機構的要求，但結果是越精簡部門越多，職員越多。據1918年8月統計，在莫斯科的中央和地方職員共有231000人，而經過“精簡”，到1922年10月反而變成243000人。當時中央各種委員會有120個，列寧認為真正有必要的只有16個。在18個人民委員部中，列寧認為工作不行的不下于15個！（22） 斯大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負有改善國家機關工作之重責，但其自身就龐大不堪，有12000人，又干不了實事，列寧甚至認為沒有比它更糟糕的國家機關了。
　　列寧逝世后，情況變本加厲。據官方統計，1933年11月1日中央國家機關領導人員約為55萬人。而據托洛茨基估計，蘇聯和各共和國的上層領導集團人數為40萬至50萬，這不包括一般干部。在其下還有一個由不同等級組成的人數達 200萬的金字塔。此外，在蘇聯經濟部門有86萬以上的行政人員和專家。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的黨政主管人員在100萬以上。這些人加在一起構成一個階層，人數在500—600萬之間。（23） 這些人的物質待遇明顯高于被管理者。這樣，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不到20年，所謂“廉價政府”的理想已經蕩然無存。列寧認為，官僚制度的實質就是一些公職人員“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24）。
　　廉價政府沒有能夠出現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這本來是應當也可以做到的，不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政府應當是廉價政府。但是，蘇維埃政權走上了舊俄的老路，最后在蘇聯培植出一個享受高薪特權的官僚階層，成為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掘墓人。
　　《國家與革命》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列寧準備繼續寫作題為“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的第七章，使《國家與革命》不僅總結外國的革命，也總結俄國自己的革命經驗教訓。然而，緊張的革命實踐使得列寧沒有時間來撰寫這一極端重要的篇章，列寧只好自我安慰說：“做出‘革命的經驗’是會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的。”（25） 不過，這對后來的革命者和讀者來說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如果列寧本人能對十月革命作出總結，對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各種做法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那么后來的革命者肯定會受益匪淺，也許可以少走許多彎路。今天，十月革命已經過去90年了，十月革命的產兒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復存在，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有必要也有義務把列寧未完成的《國家與革命》第七章續寫下去！
　　注釋：
　　①《列寧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74頁。
　　②《托洛茨基言論》（下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546頁。
　　③④⑤⑧⑩（11）（13）（16）（17）（24）（25）《列寧選集》第3版第3卷第142頁，第153頁，第538頁，第148頁，第151頁，第19—20頁，第154頁，第148—149頁，第149頁，第216頁，第221頁。
　　⑥⑦（12）《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頁，第342、341頁，第381頁。
　　⑨see: www. nns. ru. Интервью недели. 2000. 11. 4.
　　（14）（18）《列寧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2頁，第223頁。
　　（15）《蘇共決議匯編》第2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57頁。
　　（19）《列寧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3頁。
　　（20）參見孫凌齊《20世紀20年代初俄共（布）黨員干部的特殊化》，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3期。
　　（21）（23）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4頁，第98—100頁。
　　（22）參見鄭異凡《天鵝之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14～18K5世界史鄭異凡20072007
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列寧
俄國十月革命沒有可以直接效法的樣板，可以借鑒的只有幾個先例。其中，布爾什維克掌權后準備實施的措施大部分來自巴黎公社的經驗。十月革命后，這些措施有的付諸實施，有的卻并未落實，其中緣由值得研究。
作者：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14～18K5世界史鄭異凡20072007
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列寧

網載 2013-09-10 2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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