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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說之獻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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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979(2003)04-0032-05
在漢語發展史上，動補結構產生于何時？自王力以來，眾多學者做了廣泛的文獻考察和深入探索。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動補結構這一富于生命力的語法形式在漢代就已成熟并大量產生。梅祖麟(1991)則主“六朝說”，認為五世紀以前漢語里還沒有動補結構。然核諸言語事實，尤其是細審立論理據，似有乖舛ｈàｎ＠①格之處。本文撮其要者獻疑問難，以就教于通家。
一 動補結構是由兩個成分組成的復合動詞嗎
梅祖麟先生把前輩學者和同代學者所舉前漢動補結構例證一一加以排除，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對動補結構概念的把握有所不同。本來動補結構與復合動詞是兩級語法單位，前者為短語（詞組）性質，后者為詞的類屬，它們各有不同的語法特征與功用，產生時代也有先后。梅先生則將二者混而為一。他的論文題目是《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這顯然是從詞組的層面來研究問題的。但是，這篇文章從很多方面是接受了（日）太田辰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的觀點，“動、殺”和“動、死”的區別就是太田辰夫提出來的。太田辰夫討論這個問題時是從復合詞的層面來談的，他把要討論的對象叫做“使成復合動詞”(1958:196)和“結果復合動詞”（197頁）。在太田辰夫那里詞組和詞的區別是很清楚的。他說：“詞組如果結合得很緊密，而且定型化了，就成了復合詞。”（8頁）他在書中“動詞”一章，用兩節來討論這種結構已經“定型化”了的復合詞，這是很明顯的。梅祖麟先生卻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一則說：“兩漢時期產生了‘壓殺’、‘格殺’、‘燒殺’等復合動詞，同時也產生了‘壓死’、‘格死’、‘燒死’等復合動詞。‘V殺’是兩個他動詞組成的并列結構，‘V死’是他動詞帶著自動詞。”再則說：“動補結構的發展，曾經引起不少爭論。以王力(1958)、祝敏徹(1981)為代表的早出派認為這種形式前漢已經出現，以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74)為代表的晚出派認為這種形式大多數產生于唐代。”王力先生的使成式和處置式、遞系式都是詞組，怎么能同太田辰夫拉到一起相比，分出一個“早出派”和“晚出派”呢？他在給動補結構下定義時徑稱“動補結構是由兩個成分組成的復合動詞”。由于持這種看法與標準，論析中難免交相糾繞，得出的結論難免與客觀實際相背離。
動補結構又叫動補詞組、動補短語。它在古漢語中較為發達。甲骨文中就有將形容詞置于動詞后作補語的情況。例如：
(1)王其田遠，湄日亡災？（《小屯南地甲骨》3759）形容詞“遠”本是修飾動詞“田”的，句中置于補語位置。這是一種特殊用例，“田遠”還不能看作真正的、成熟的動補結構，早期的補語更多的是由介賓短語構成。由于受漢語復音化的影響，同時也為了適應日益廣泛而復雜的社會交際需要，使表達趨于精密化，兩漢時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Vt（他動詞）＋Vz（自動詞）”和“Vt（他動詞）＋A（形容詞）”的結構形式。例如：
(2)射傷 吳師敗于ｚｕì＠②李，射傷吳王闔廬。（《史記·趙王勾踐世家》）
(3)抱上 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史記·齊太公世家》）
(4)朝畢 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5)潰出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漢書·文帝紀》）
(6)減輕 漢氏減輕田租。（《漢書·王莽傳》）
(7)食盡 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直食盡。（《論衡·祀義篇》）
(8)長大 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后，隨操行而至也。（《論衡·命義篇》）
這些都是動補結構。王力先生稱之為使成式，也有的學者稱其為動結式或動趨式。它是漢語中一種非常活躍、對整個漢語發展影響頗大的詞組形式和語言單位。王力先生指出：“使成式是一種仂語的結構方式，從形式上說，是外動詞帶著形容詞（“修好”、“弄壞”），或者是外動詞帶著內動詞（“打死”、“救活”）；從意義上說，是把行為及其結果在一個動詞性仂語中表現出來。”（注：這是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使成式的產生及發展”一節中對使成式所下的定義，并列舉了大量例證。）這一表述從意義和形式兩方面科學界定了使成式的性質與特點，明確使成式是介于詞與句子之間的語法單位——仂語，即現代語法學中的詞組。在以后的教學和研究中，王力先生又多次申說使成式的詞組性質，強調它的兩個成分關系特別密切，均以其固有的、實在的詞義進入短語中，造成一種復合的意義單位；兩個成分各有其獨立性和重要性，前者表示施及他物的行為，后者表示由這一行為引發、產生的結果、狀態；其作用相當于一個單詞。這種使成式不只為古漢語所獨有，且一直延續到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例如：
(9)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紅樓夢》）
(10)想是連日聽舅舅時常讀他，把耳聽滑了。（《鏡花緣》）
(11)他得立刻跳下去，用鞭將假鬼打落臺下。（魯迅《女吊》）
(12)電游玩膩了／吃甜了嘴／老王睡慣了硬板床（口語）。“認熟”、“聽滑”、“打落”、“玩膩”、“吃甜”、“睡慣”等都是動補結構。它們雖然在音節和韻律上類似復合動詞，在句子中也只相當于一個單詞的作用，但它們凝固得還不很緊，中間能嵌入“不”、“得”等虛詞成分；它們的意義是其兩個成分的疊加與綜合，還沒有融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對語境有很大的選擇性，適應性不廣；故還不具有詞的資格，一般不被詞典收錄。
復合動詞則屬于詞的范疇，與詞組處于不同的語法層面。其中兩個構詞語素有因果、述補關系的叫述補式復合詞。這種述補式復合詞與使成式明顯不同的是：它已凝固成不可拆分的整體，不能擴展或插入別的成分；原來充當結果補語的使成下字大都有虛化、泛化的傾向，其獨立性和重要性大為減弱；意義重心在前，補充語素一般讀輕聲；語境適用性增強，使用較為頻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漢語中的動補式組合絕大多數都是詞組性質的，能凝固成詞和已凝固成詞的只是極少一部分，而且它們之間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演變過程。郭錫良先生(1994)認為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動補結構凝固成詞，（注：郭錫良先生在《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一文中說：至于補充式（動補結構）的組合在先秦往往是詞組而不是詞，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動補結構凝固成詞。）這是比較切合漢語實際的。如申明、澄清、推卻、采取、打破、取得等述補式復合詞就產生于這一時期，并一直沿用至今。
梅祖麟先生著意對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進行追蹤考察，卻未能很好地把握對象，采取正確的評判標準，而總是用復合動詞的性質、特征與功能來檢驗、分析動補結構。爬梳語例，論析理由，似乎根本就沒有詞組的概念。這樣主體錯位，方枘而圓鑿，把本來十分清楚的事實搞得異常復雜了。明明是漢代已產生的具有典型性的“動詞＋結果補語”的組合形式，如：斬死、推墮、矯正、減輕、伐敗、擊斷、激怒、消索、禁止、長大、磨滅、化為、推明、射傷、擊走、填滿等，因為它們凝固得還不很緊，在其他場合可拆開使用，或因其下字單用時可帶使動賓語，或它們在句法結構中所處位置不同，就不承認它們是動補結構。有人還很費功夫地從古籍中尋找動補式組合的擴展形式和下字的單用例證。將凡有相應的“V而V之”、“VNV之”用例和下字單用帶賓語的一律從動補結構中排除。本來動補結構就具有可擴展性，作使成下字的形容詞、自動詞都可帶使動賓語。用考察對象的固有特征來否定它自身，動補結構何復存在！而論者卻又要追尋動補結構的產生緣由和發展軌跡，這就必然陷于兩難境地，說“無”難，說“有”也難。所持標準與原則無法貫徹到底，就只好人為地劃定界限，前用“秦律”，后依“宋典”，這怎能令人信服。
二 能否以帶不帶賓語來鑒定動補結構
梅祖麟先生通過對“V殺”、“V死”的追蹤，發現從先秦兩漢一直到五世紀初年，“V殺”經常出現于表示受事者的止詞前面，“V死”只能出現于表示受事者的起詞后面。由此而否定這時他動詞帶自動詞的“V死”是動補結構，直到劉宋時期出現了帶賓語的用例，才變成動補結構。他以這一特定案例為依據，認定漢語的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同時他還在對王力先生給使成式所下定義進行修改時，特地增加了一條規則，即“動補結構出現于主動句：施事者＋動補結構＋受事者”。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厘清：
第一，是否只有出現于主動句中，帶了受事賓語的才是動補結構，而出現于非主動句中、止詞前提的就都不是動補結構。從語法結構與功能上分析，動補結構是由他動詞與自動詞、他動詞與形容詞組合而成，前者表示施及他物的行為，后者表示由這一行為的施及和影響而直接產生的邏輯結果。受他動詞及物性的帶動和輻射，整個結構都具有了“其動而直接乎外”的功能，即作用上相當于一個外動詞。外動詞可用于主動句，也可用于非主動句；可帶受事賓語，也可不帶受事賓語；可出現在賓語前，也可出現在賓語后。例如：
(13)見巢＠③，盡墮地中，有三＠④ｋòｕ＠⑤燒死。（《漢書·五行志》）
(14)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鄭榮＠⑨《開天傳信記》，《太平廣記》卷九二引）
“三＠④ｋòｕ＠⑤”是“燒死”的受事，作主語。“佛子”是“撲死”的受事，作賓語。前者陳述已然的事實，將“意之所重”的受事提前，突出燒死的對象及數量；后者按通常表達方式，“撲死”后面是“行之所及”的受事。這就和“土匪打死了”、“打死了土匪”一樣，所改變的是句子的施受關系，而不是處于不同句法位置上動補短語的構造與屬性。“燒死”、“撲死”同樣都是動補結構。至于梅文所比較的“壓殺”、“壓死”則有所不同。
(15)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史記·外戚世家》）
(16)暮寒臥炭下，百余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論衡·吉驗》）
“壓殺”是兩個他動詞相并列，強調災難性行為，崩土壓住侵害人的生命。“壓殺”的賓語為“臥者”。“盡壓殺”不一定全部罹難，故少君能幸免于死。“壓死”是他動詞帶自動詞，強調遭遇災難所造成的后果，因炭崩而奪去人的生命。“壓死”的受事為“百余人”，廣國得脫是在百余人之外。這里“壓殺”用在受事前，“壓死”用在受事后，并不是受了它們各自語法結構與功能的限制，也不是“使用場合的互補”，而是適應特定語境與事物邏輯的合理選擇。只因“V死”的受事提前了，形式上沒帶賓語，就不承認其為動補結構，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第二，若將“Vt+Vz”、“Vt+A”組合只有出現于主動句中才算動補結構作為一條語法規則，那么它應該具有普遍的適應性，應該能用以解釋、評析與之相類的所有言語事實和現象。而梅氏既不將它貫徹到古漢語動補結構的共時研究中去，也不將它貫徹到動補結構的歷時研究中去。僅僅將它用于個別特殊案例的考察與分析。在漢代，出現于主動句中的“Vt+Vz”、“Vt+A”的組合甚多，如《史記》中有：
(17)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項羽本紀》）
(18)趙王勾踐射傷吳王。（《楚世家》）
(19)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大宛列傳》）
這些例句都符合“施事者＋動補結構＋受事者”的條件。按梅祖麟先生所增補的規則，其中的“推墮”、“射傷”、“擊破”等應該判定為動補結構。而他卻從相反的方面提出另一種理由予以否定：因為“墮”、“傷”、“破”等下字在復合詞中仍是使動（或他動）用法，后面需有賓語撐著。言下之意就是，只有當它們不帶賓語了，才能取得動補結構的資格。這就使人茫然而不可解了。在上古，許多自動詞、形容詞都可用作使動，“V死”的下字“死”在上古也不乏帶使動賓語的例證。為什么“V死”沒有帶賓語，不能算作動補結構，而“V墮”、“V傷”、“V破”等帶了賓語，也被排除在動補結構之外。這種共時標準的不一致，顯然不符合古漢語的內在規定性，而是人的主觀所為。在歷時研究方面，梅先生公開表示：動補結構出現于主動句的規定只適用于漢唐以前，唐代以后這條限制可以取消。道理何在，他未作有說服力的論證。這也有自出法度、為我所用之嫌。我們知道，在語言諸要素的發展中，語法是最具穩定性的。動補結構這種幾乎貫穿于整個漢語發展史、應用較為廣泛的語法形式，其基本的語法功能古今都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何況同處于最具有傳承性的古代漢語發展階段呢？既然以“動補結構出現于主動句”為圭臬，那么無論唐以前還是唐以后都應堅持這一標準；既然動補結構在唐以后可以不帶賓語，那么唐以前也應該可以不帶賓語。為了確立動補結構到六朝時才產生的觀點，人為地設置一些限制，將此前的動補結構都否定掉，而以后又放寬政策，來個全部認帳，似乎顯得過于隨意，有失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嚴謹性和科學性。
三 漢語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自動詞化”
梅祖麟先生在論證動補結構產生六朝的觀點時，對兩漢與六朝許多同形同構短語進行了“重新分析”。他提出從先秦到唐代，漢語有個“自動詞化”的趨勢。并把自動詞化的整體實現鎖定在南北朝到唐代這一段時期。漢語發展史上到底有沒有一個“自動詞化時代”？并列結構中的后位他動詞為何在一個特定時期搖身一變都成了自動詞？真的是自動詞化促進了動補短語的產生和發展嗎？這需要我們認真探索，作出正確的解答。
所謂自動、他動本是根據動詞的不同屬性與功能而作出的分類。二者在意義和功能上各有其突出特征和內在規定性。上古漢語使動用法盛行，自動詞常用作使動，但它的詞性并沒有改變。帶使動賓語只是它們在特定語境中適應交際需要、按照古代表達習慣而采取的一種特殊用法，是臨時職務，而不是永久性定型性的他動詞。王力先生對此有精當的揭示：“當說話人要使賓語所代表的事物具有某一不及物的行為的時候，就把表示這一行為的內動詞放在賓語前面。賓語前面本該是外動詞的位置，所以這內動詞變為帶有外動詞的性質。但是這種動詞畢竟和一般外動詞不同；并不是行為施及賓語，而是使賓語代表的事物有此行為。這可以說是內動詞作外動詞用。”（注：王力先生稱自動詞的使動用法是一種臨時職務，而使成式是一種經常職務。強調致動用法是“內動詞作外動詞用”。）事實上，使動用法并不能創造他動詞，也不能改變自動詞的性質。李佐豐的《先秦漢語的自動詞及其使動用法》把自動詞分成甲、乙、丙、丁四類，然后根據“不帶賓語和補語”、“帶關系賓語”、“帶使動賓語”、“帶介詞補語”等四項標準，對先秦九部作品《左傳》、《公羊傳》、《ｇǔ＠⑥粱傳》、《論語》、《孟子》、《墨子》、《莊子》、《荀子》、《禮記》中70多個自動詞的使用情況做了統計。該文真實、全面地反映了這些自動詞在上古的語法功能、語用面貌及其差異，對我們正確認識自動詞的性質與特征很有幫助。梅祖麟先生在利用這一成果時，卻把帶使動賓語歸入他動用法，用來同“不帶賓語和補語”的用例數字相比，再根據比例多少重新判斷是自動詞還是他動詞。這就把秦漢時期的許多自動詞的戶籍給注銷了。如梅先生因“滅、敗、傷、絕、止”五個字的使動用法比不帶賓語補語的用例多，就認為它們都是他動詞，凡在漢以前文獻中出現的“V滅、V敗、V傷、V絕、V止”組合都看作并列結構。有的自動詞使動用法并不多見，只要它做了使成式的下字，也將它視為他動。這顯然犯了一個邏輯錯誤。一般來說，帶使動賓語的是自動詞，他動詞用作使動的極個別。對一個自動詞來說，不帶賓語、帶關系賓語、帶介詞賓語是其本能的用法，帶使動賓語是特殊用法，怎么能以本用與特殊用法的比例來改變其性質與功能呢？我們知道，形容詞的使動用法也是較多的，還有一些名詞也有使動用法，能否根據它們都有使動用法就改變其形容詞、名詞的詞性呢？
梅先生為了解釋兩漢與六朝時期由兩個相同成分組成的動詞短語的“同形異構”問題，提出到了五世紀，許多充當使成式下字的他動詞都“自動詞化”了，原來的并列結構通通轉變成了動補結構。這既有違語言規律，也不符合言語事實。實際情況是，由于受漢語復音化趨勢的影響和語言精密化要求的推動，使動用法逐漸衰落，動補結構不斷滋生，原來常用作使動的自動詞成了動補結構的下字，以其固有的語法意義和語法功能發揮著特有的作用。例如：
(20)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21)蘇秦恐秦兵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史記·蘇秦列傳》）
“怒”是個表心理情緒的自動詞。例(20)中，“怒”帶使動賓語“之”，司馬貞《索隱》注為“以致譴怒”。它除了表示“憤怒”之義外，還多了致動功能。這是特殊句法所賦予的，而非它本身所具備。例(21)中的“激怒”是動補結構。在這個雙音組合中，由于“激”起著“外及他物”的作用，“怒”的致動的“臨時職務”自然消除了，只表示由“激”的行為所及而產生的“忿之深切”狀態，這正是本義本用。這里根本用不著再來什么“自動詞化”，更不能用“自動詞化”來說明漢以前的“激怒”是并列結構，漢以后的“激怒”是動補結構。這種由他動詞帶著自動詞、他動詞帶著形容詞的動補結構，把行為“外及他物”而產生的某種結果或狀態及其原因和方式濃縮在一個雙音短語里，既凝練又精密，與自動詞和形容詞單獨用作使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進步。
對有無“自動詞化”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從讀音方面來考察。古時實行“清濁別義”、“四聲別義”，而內動不注音，以本讀顯示其本來的身份和功用。當自動詞用作使動、在句子里有了及物的“臨時職務”時，為了與通常的用法相區別就改變聲調而“讀破”。“讀破”的稱說本身就表明了這種變讀活用的特殊性與臨時性。單個自動詞的使動用法逐漸為雙音節動補結構取代后，處于動補結構中的自動詞履行它原有的表示行為結果或狀態的“經常職務”，“讀破”也就廢止了。除極個別的外，一般的自動詞都只保留了它本來的濁音、非去聲讀法。這與所謂的“自動詞化”毫無瓜葛。如自動詞“敗”在上古讀ｂìｎｇ＠⑦母，濁聲。《廣韻》時的正常讀音仍為“薄邁切”。清濁別義后，為使動用法的“敗他”一義增加了“補敗切”一音，讀破為幫母，清聲。動補結構“V敗”產生導致了“敗”的使動用法衰落，處于雙音短語中的“敗”一律讀“薄邁切”本音，清聲讀法沒有了。這個例子清楚地表明，自動詞的自動用法原來就讀如字，進入動補結構中后依然本讀本用，這本是一以貫之的繼承，怎么能說是“自動詞化”的結果呢？
從以上分析來看，所謂的“自動詞化”完全是一種主觀猜想，是語言中并不存在的現象。自動詞無論是單獨用作使動還是進入動補結構中充當結果補語，都保持其固有的自動屬性，無需在人為設定的某個時期經過“自動詞化”把它們變為自動詞。漢語發展中既然沒有“自動詞化”，六朝前后所出現的“Vt+Vz”組合一般都是同形同構的，不應以時代為界強分彼此，判為異類。梅先生還借用現代漢語“結構歧義”的概念來說明同形異構問題，同樣不太適合。兩漢時的“V敗”、“V破”、“V止”等組合與六朝時的“V敗”、“V破”、“V止”等組合詞形相同、結構一致、用法和意義都一樣，既不異構也無歧義。個別有所變化的是詞義發生轉變而引起結構變化，絕非是“自動詞化”所致。
四 如何看待“V1+N+V2”和“V+N+A”式的起源與發展
梅祖麟先生把兩個動詞或一個動詞與一個形容詞中間帶有名詞成分的句法組織稱之為“隔開型使成式”，把名詞后的V2或A看作結果補語。他認為這類句法產生于五世紀初，以此作為推論動補結構產生于南北朝的又一佐證。這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隔開型使成式”的說法有欠妥當。動補結構作為由兩個成分組合而成的短語，是沒有隔開式與緊密式之分的。確切地說，動補結構中間插入了別的成分，就不成其為動補結構了。雖然王力先生講過“使成式既然是兩個詞的組合，這兩個詞就有可能被別的詞隔開”。這是就使成式的仂語性質而言的，仂語就具有離散性、擴展性的特征。之所以出現隔開使用的情況，王力先生分析，“可能是因為在使成式發展的前一階段動詞和補語的關系還不是很密切”的緣故。（注：參看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中冊第406-407頁。）也就是說二者的關系沒有定型化，可聚可離。結合在一起就是動補結構，中間插入別的成分就進入到句法層面了，原來的補充成分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謂語。有的學者將這種插入型結構描述成“V+O+C”，也是不能成立的。王力先生始終界定使成式是外動詞帶內動詞和外動詞帶形容詞的結構形式，而從未將其中插入別的詞的句子結構當作使成式看待。而且他所說的“被別的詞隔開”是基于動補結構已經產生的前提。沒有動補結構（使成式）何來隔開、插入？他所舉的多是唐宋詩文中有很濃修辭色彩的語例，并未涉及到動補結構產生之前的這一類結構。而梅祖麟則將出現于六朝的“隔開”、“插入”型句式視為一種最早的特殊的動補結構，這既混淆了短語與句子的概念，又搞亂了動補結構發展的源流關系。
從語法形式和語法意義上分析，“Vt+N+Vz”和“V+N+A”這種句法結構即王力先生所提到的“賓語兼主語的遞系式”，也就是兼語式。我們所討論的是其中一種與一般兼語式有所不同的特殊形式。它的第一個動詞由不含使令意義的行為動詞充當，后面的動詞、形容詞所表示的是前一動作行為施及或影響到受事賓語后所產生的結果或狀態。一些學者把它稱作“新兼語式”。宋紹年(1994)認為這種新兼語式“是和結果補語密切相關但又不同的句法結構，是一般兼語式為了增進自身的表達功能而產生的一種變式”。這是比較科學的解釋。
其次，“V1+N+V2”和“V+N+A”句式并不是五世紀初才產生，而在先秦漢語中就存在。例如：
(22)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左傳·定公十五年》）
(23)止子路宿。（《論語·微子》）
(24)予助苗長矣。（《孟子·公孫丑上》）
(25)煎之沸，即以布足（捉）之。（《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傷痙》）
(2)燔飯焦，冶。《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身ｂǐ＠⑧》）
以上各例后面的謂語部分都是表肯定性結果的。先秦時期用這類句法表否定性結果的例子也習見。在這種否定性句法結構中，前后兩個謂詞性成分的因果聯系更為明顯。例如：
(27)宰夫éｒ⑩熊蹯不熟，殺之。《左傳·宣公二年》）
(28)今晉人鴆衛侯不死。（《國語·魯語》）
(29)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毋庸諱言，到了六朝，乃至唐宋時期，這種特殊的兼語式仍在日常交際、筆記小說、詩歌話本、佛經譯文等言語領域中使用，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帶有時代特征的因素。但這都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先秦文法的繼承與發展。總的來說，從漢代以來由于動補結構的產生與繁衍，“V1+N+V2”和“V+N+A”句法組織逐漸為“VCO”所代替，到六朝時已越來越少。
漢語中的一部分動補結構確實是由“V1+N+V2”和“V+N+A”的句法縮略、凝結（省略中間的名詞成分）而成，這種凝縮式動補結構在漢以前就已出現，如“助長、煎沸、射中、舉高、除盡、鴆死”等。梅祖麟先生將“V1+N+V2”和“V+N+A”組合看成隔開型的使成式，而把由這種組合形式縮略、凝結而成的和不隔開的“Vt+Vz”和“Vt+A”式排除在動補結構之外，本身就不合邏輯。另外，他用這種有因果聯系的特殊兼語式作為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的立論依據，在事實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總之，從文獻資料和語法形式、意義結合兩方面看，梅祖麟先生的幾個主要觀點似難以成立，我們認為動補結構的產生時代不在六朝，至少要提前到漢代，甚至在語文研究太原32～36H1語言文字學杜純20042004文章對梅祖麟關于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辯說中的幾個主要論點及其論據進行了認真剖析和深入探討，發表了不同看法。提出：動補結構不能與復合動詞混而為一；帶沒帶賓語不能作為鑒定動補結構的決定性條件；漢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過“自動詞化”；具有因果聯系的特殊兼語式不是出現于六朝，而在先秦漢語中就存在。由此而證明，“六朝說”不可信。動補結構這一重要的語法形式至少在漢代已成熟并大量產生。動補結構/使成式/復合動詞/自動/他動/自動詞化本文是筆者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得到導師蕭國政先生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Semantic Analysis of"NP+time-quantity phrase+le"
Jia Hongxia"NP+time-quantity phrase+le"refers to such kind of oral structure as"fuqi sannian le",and"chehuo jitian le".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 of NP,which can be grouped into 5 types,is[+variational]and[+specialized].The time-quantity phrase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ree kinds of time,which are the time of NP lasting,the time after NP happening and the detailed period of time of NP.The structure of"NP+time-quantity phrase+le"is coherent.The emphasis,semantically,of a compound sentence dose not lie on the structure of"NP+time-quantity phrase+le",but on the other part of this compound sentence.And also the emphasized sense is usually unreasonable.杜純梓 湖南廣播電視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 作者：語文研究太原32～36H1語言文字學杜純20042004文章對梅祖麟關于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辯說中的幾個主要論點及其論據進行了認真剖析和深入探討，發表了不同看法。提出：動補結構不能與復合動詞混而為一；帶沒帶賓語不能作為鑒定動補結構的決定性條件；漢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過“自動詞化”；具有因果聯系的特殊兼語式不是出現于六朝，而在先秦漢語中就存在。由此而證明，“六朝說”不可信。動補結構這一重要的語法形式至少在漢代已成熟并大量產生。動補結構/使成式/復合動詞/自動/他動/自動詞化本文是筆者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得到導師蕭國政先生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方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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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3-09-10 21: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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