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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研究中的幾種辯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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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4)05-0090-07
漢語是一種存在著嚴重方言分歧的語言。漢語方言中蘊藏著大量的語言資源。漢語方言的研究，可以為全面認識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構建漢語歷史、充實普通語言學的理論等多方面提供鮮活的語料。本文是筆者繼拙作《漢語方言學方法論初探》之后，在漢語方言的研究和教學實踐中，對當前方言研究中某些問題的繼續思考。
一、方言與共同語
共同語與方言相依相存。方言的差異使不同方言區人民之間、各級政府之間的相互交際受到影響，更不便于中央政權機構實行集中施政。一種語言如果有方言的差異，相應地也就有共同語的存在，共同語是人民群眾和政府部門的共同的需要。共同語是因方言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不存在方言的差別，那也就無需也無所謂共同語了。共同語跟方言一樣有悠久的歷史，我國最早的方言專著西漢揚雄《方言》中所說的“通語”、“凡語”、“總語”等等，都是指當時的共同語。我國歷代政府多有“書同文”一類的統一語言的措施，明清以來的“官話”，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舊稱，指官府使用的、公共通用的話。“官”有政府的、公共的意義，如“官辦”、“官大路”等。
共同語以一種方言為基礎。作為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其通行地區一般是本種語言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三個中心密切相關、互為因果，但其中首要的還是政治中心。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方言作為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是很自然的，這也是中央政府進行集中施政的需要。我國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雖然由于政治中心的不同而有所變更，但都沒有離開分布于廣大北方和西南地區的官話方言，因為這個方言區的中心地帶是我國古老文化的發源地，歷史上長期的政治中心。北京話是當代官話方言的代表。元、明、清以來，北京是我國較為固定的京都，北京話作為“官話”、“國語”，成了各級官府、各方言區人們通用的交際工具，對其他方言都有極大影響。
通常所說的共同語，是指整個民族語言的。實際上也還存在不同層次的區域共同語。同一政區的人們交往比較頻繁，不同管轄范圍的政府所在地的方言對其所轄地的方言有規范、統一的作用。不同層次的區域共同語，在古代如《方言》中所提到的“楚通語也”、“趙魏之間通語也”、“齊趙之總語也”等等。現代漢語方言中，經濟發達的中心城市往往在本地區中具有區域共同語的地位，像廣州方言之于粵方言、上海方言之于吳方言，等等。
方言跟共同語的關系是一般方言跟基礎方言的關系，所以實質上也是方言跟方言的關系。趙元任先生說：“在學術上講，標準語也是方言，普通所謂的方言也是方言，標準語也是方言的一種，[1](P101)但是，共同語要舍棄基礎方言中比較土、比較粗俗的不健康的成分，同時也要旁收博采非基礎方言中具有積極意義的內容。共同語跟書面語比較一致，是一種語言統一的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基礎，這種形式還可以經過人為的加工而更完美。從這一點來說，共同語是超越于方言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語言系統而客觀存在的方言，其語音、詞匯、語法是約定俗成的，它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而不以什么人的意志為轉移。共同語的標準則可以由人們制定，不同歷史時期的基礎方言并不相同，人們對標準的認識和掌握也存在許多差別。例如：在現代共同語普通話的推廣中，對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都有不同要求；不同方言區的人說的普通話，也會因為受到母方言的影響而帶有地方性的標志。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共同語的性質、作用及影響并不相等。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大大地超越于以往的共同語。首先，普通話有明確的標準，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個標準是在對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過程及漢語方言特點作了全面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長期的漢語規范化運動的實踐經驗之后才確定的，是廣大語文工作者對漢語發展的客觀規律自覺運用的成果，因而也就具有了高度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第二，普通話推廣聲勢之浩大、范圍之寬廣、影響之深遠，也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共同語不能相比的。第三，作為交際工具，普通話的推廣，對我國的政治統一及經濟、文化建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二、地域方言與社會方言
廣義的方言包含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兩個方面。我國傳統所說的方言是指地域方言，是指因為分布地區的不同而使語言在彼此之間存有差異的地方話。
社會方言是指由于社會的原因而產生了變異的語言。語言與社會共變，作為社會現象，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受社會的影響是必然的，也是顯而易見的。人的不同職業、文化水平、社會地位、信仰、修養、性別、年齡、心理、生理等等，都會影響到語言的使用，使他們的個人言語帶有一定的社會色彩。所謂社會習慣語、行業語（行話）、隱語、黑話、秘密語、忌諱語等等，都是屬于社會方言。研究社會方言的學科在我國發展很快，已經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稱為社會語言學。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例如：《叫賣語言初探》[2]、《山西理發社群行話的研究報告》[3]、《語氣詞運用的性別差異》[4]、《北京城區兩代人對上一輩非親屬使用親屬稱謂的變化》[5]、《蘇州方言三項新起音變的五百人調查》[6]、《試析精神病患者的書面語特征》[7]、《澳門博彩語研究》[8]、等，都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方言進行研究的成果。
地域方言跟社會方言可以作以下比較：
首先，地域方言具有地方性，方言的區分按不同分布地域的語言特點從地區劃定；社會方言的不同則是緣于社會因素，并不絕對受地域的限制。以行業語來說，一種行業并非集中在同一地域，一個地方也不限于一種行業。
第二，就服務對象看，地域方言具有全民性，服務于該分布區內的全體成員；社會方言則決定于不同社會成員的特殊需要，只服務于本社群的成員。
第三，就語言特點看，地域方言有自己的語音系統、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社會方言則只是牽涉到語言要素的一部分，只涉及特定范圍內的語音、詞匯、語法的一些特定結構，例如改變常規的讀音、一些特殊的用詞、特定的措辭法等等。
但是，在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之間的絕對的鴻溝是不存在的，因為從總體來看，地域方言的產生和發展也都離不開社會的原因，地域方言也是跟社會密切相關的。從語言的角度說，社會方言沒有自己的語音系統、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社會方言在不同地區是借地域方言的形式而存在的。例如：過去山東即墨一帶的切語，俗稱“瞎子語”（當地人解釋是
說的話）。“瞎子語”的特征是利用音節拼合的規則，在每一個字音前面都加上一個音節，使之由單音節變為雙音節，所加的音節與后面那個音節雙聲、同調，韻母按后面音節的四呼為
。類似即墨“瞎子語”的，在我國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湖北、河南等地也有存在，各地叫名不同，有反語、切語、黑話、暗語、背語、賊話、盲公語等等，都是屬于隱語，都是按原來的語音結構，有規則地用增音、減音、換音等方式改變原來語音的常規形式，以達到外人不能聽懂的目的。各地音變的規則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以本地音為基礎是沒有例外的。又如：山西理發社群的行話，其特點是有一批特有的詞語，如
。據侯精一的研究報告，山西境內理發社群行話的用詞在各地是基本相同的，但是由于說話的人用的是自己的方音，所以聽起來仍然有明顯的方音差異。澳門博彩語的基礎方言是澳門粵語。再如：叫賣語言的運用歷來為話劇、電影、電視等文藝表演所青睞，北京的叫賣語言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模仿北京的叫賣語言的表演，確實能夠烘托一個地道的北京地方風土民情的場景。由此可見，社會方言是借助于地域方言而存在的。三、尖音與團音
尖音與團音是漢語方言學研究中經常要遇到的一對概念，指中古的精組和見曉組聲母字在今韻母細音（齊齒呼和撮口呼）前面同音不同音。不同音的叫分尖團，同音的叫不分尖團。中古精組和見曉組的聲母分化在漢語方言中往往是以今韻母的洪細為條件的，下面以北京為例：
附圖
附圖
但是，方言中有尖團音區別的，其讀音未必一定是石家莊式的尖音讀舌尖前音而團音讀舌面前音，例如山東一百多個縣市的方言有將近一半是分尖團的，山東方言尖團的讀音有八種情況（見下頁表）。
表中八類，只有第四類跟石家莊相同，如果用《辭海》關于尖團音的解釋就難以概括山東尖團音分別的其他七種情況。《辭海》的解釋失之于用音值代替了音類，中古精組和見曉組兩類聲母、今細音韻母，都是指這些字的具體屬類（音類），在不同的方言中不論讀音相同或不相同，都有一定的具體讀音（音值），用一種方言的音值來說明某一種音類，就難免以偏概全。
四、規律與例外
方言研究中的規律，主要指方言與方言之間、方言與共同語之間、現代方言與歷史上某一時期的語言之間、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語言之間的對應關系。上述各種對應關系決定于語言系統的有規則發展，也就是規律性。語言有規律演變的理論基礎是語言的系統性。
附圖
19世紀新語法學派強調“語音演變規律無例外”，就是基于對語言系統性的認識。“語音演變無例外”的理論在我國語言學界影響很大，所謂“類同變化同，條件同變化同，沒有例外。有例外必有解釋”，“沒有分化”等等。但是，方言調查的無數事實都足已證明：類同變化同固然是帶有普遍性的規律，但也并不絕對。事實上語音演變既有合并，也有分化；除了符合規律的發展以外，也存在例外。[9]
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指出：“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10](P690)規律與例外實質上也是一般與個別的關系。規律是一般，例外屬于個別。個別并非全部符合一般，例外是超規律的。
方言調查研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尋求方言發展的規律。不同方言的不同歷史演變規律是一種方言的重要特證之一。在當前漢語方言研究中，對于方言語音特點的說明，一個重要的對照項，或者說“語音坐標”是《切韻》音系。將方言語音系統跟《切韻》音系進行對照，可以求出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例如，丁聲樹、李榮在《漢語音韻講義》中說：“古代的開合口、攝、等和今音的開齊合撮四呼大致都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系。但是錯綜的情況也要注意。”[11](P18)將《切韻》音系的四等二呼跟今北京音的開齊合撮四呼對照，大體上有以下關系：
古一等 古二等 古三等 古四等古開口 今開口呼 今齊齒呼古合口 今合口呼 今撮口呼 Dialectal research/Dialectic relation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0BYY017)；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0232)滴石陳Some Dialectic Relations in Dialectal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