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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小說是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一域。一般說來，歷史小說的產生與社會時代背景緊密相關。出于某種原因，作家不便于把現實生活作為反映對象，而不得不借歷史小說來隱晦曲折地抨擊、鞭撻現實社會，表達出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從特定意義上講，歷史小說成為雜文的變體，具備雜文的部分特征，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特別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為歷史小說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時代土壤，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次歷史小說創作的高潮。在這次歷史小說潮中，不論是側重現實主義描寫（如茅盾、鄭振鐸）或浪漫主義抒情（如郭沫若、郁達夫）的歷史小說，還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如魯迅）的歷史小說，其基本特征皆表現為具有強烈的現實戰斗性，其目的皆在“古為今用”，“以古鑒今”，批判現實。但施蟄存創作歷史小說的目的顯然與大多數作家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想寫一點更好的作品出來”，“想在創作上獨自走一條新的路徑”。〔1〕因而， 施蟄存歷史題材小說創作自成一體，與眾不同。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考察歷史題材小說：
　　 其一，施蟄存歷史題材小說創作表現出了把古代人物世俗化的傾向。
　　施蟄存所謂“在創作上獨自走一條新的路徑”，首先就是運用弗洛伊德潛意識——本能理論去重新塑造歷史人物或古代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以潛意識為基礎的人格學說。早期弗洛伊德雖主張人類精神的意識——潛意識的“二部結構”，但實際上卻把它視為由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三個層次所構成的。晚期，弗洛伊德又做了修訂，提出了“人格三部結構”說，認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 ）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所構成。但無論前期，還是后期，弗洛伊德皆以泛性論為基礎，把“本能”作為人格發展的動力。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潛意識心理世界是各種本能欲望、情緒所構成的非理性王國，歸根結底，它起源于人的先天的本能，而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沖動和內驅力。因而，弗洛伊德是一位泛性論者，他把人的行為、動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均涂上了濃厚的性的色彩。受其影響，施蟄存嚴格運用弗洛伊德理論，在歷史小說創作中著意去挖掘形象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
　　施蟄存筆下的人物包括佛教徒（《鳩摩羅什》）、英雄（《將軍的頭》、《阿襤公主》）、義士（《石秀之戀》）等，他們在歷史上或古代文學作品中，或是得道高僧、舍身求法者的非凡人物，或是殺敵衛國、慷慨仗義的英雄形象。施蟄存在創作中發掘出他們潛意識中與凡人無二的世俗欲望，表現他們強烈的本能沖動，英雄氣淪為凡人氣、世俗氣。這些英雄人物、非凡形象充滿了凡人的欲望，甚至是一種遠低于常人的病態的、變態的欲望，從而形成了一種世俗化的傾向。把古代人物世俗化，從神性還原為人性，便是施蟄存歷史題材小說創作的主旨之一。
　　《鳩摩羅什》是施蟄存運用弗洛伊德理論嘗試創作的第一篇歷史小說。作者曾說：“《鳩摩羅什》之作，實在曾費了我半年以上的預備，易稿七次才得完成。這時我們（指劉吶鷗、穆時英等人——引者注）辦《新月藝》月刊，我就很自負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2〕可見施蟄存在此作還是較為滿意的。鳩摩羅什是后秦的一位高僧，歷史上確有其人。據考證，羅什原籍天竺，生于龜茲，7歲隨母出家， 12歲已為沙勒國師。他初學小乘經典，后到龜茲國廣習大乘經論，成為名震西域的中觀大師。他被呂光劫至涼州滯留十余年，后秦弘治三年（公元401年），姚興攻破涼州，迎羅什至長安。鳩摩羅什通曉經典， 深諳佛義，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傳介事業，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三大翻譯家之一。但在施蟄存筆下，這樣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通曉佛典的傳教士，被完全世俗化了，全身充滿情欲，其潛意識中被佛教教律壓抑的“利比多”（Libido欲望）常常沖破意識——理智的約束，肆意橫行，甚至遠遠弱于普通人的自我抑制能力。小說描寫鳩摩羅什經過十余年的潛心修行，終能滲透一切經典的妙諦，卻擺脫不了情欲的誘惑，過著與常人無異的性欲生活。他把這種生活方式歸因于涼州王呂光的強迫。羅什娶妻后，陷入二重人格的沖突的苦楚之中，后來涼州失陷，羅什被迎往秦都長安。途中，妻子病亡，羅什自以為從此可以擺脫始終折磨著他的“兩種相反的企念”。但強大的情欲內驅力使得他在妻子死后依然不能平靜，產生不該剃度的悔恨之情，迫切渴望過上正常人的無拘無束的愛欲生活。到達長安后，在第一次講經中，羅什看到一位美麗的妓女，立即陷入難以自拔的情欲之中。從此，羅什過著一種凡俗的肉欲生活。這樣一位得道的高僧，“非但已經不是一個僧人，竟是一個最最卑下的凡人了”。佛教史上的鳩摩羅什籠罩在釋迦牟尼的法力之下，閃耀著不同凡俗的佛光，成為人們信仰中超凡脫俗的“神”。施蟄存大膽改寫，運用弗洛伊德理論，描寫羅什與凡人無異的世俗情欲，揭開了籠罩在佛教徒身上的虛假的光環，還給他們以真實的人性。
　　《將軍的頭》是施蟄存稍后創作的又一篇歷史小說。花驚定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唐代將軍，是一位婦孺皆知的人物。杜甫曾作《戲作花卿歌》一詩來贊揚花將軍的英勇，“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但施蟄存并沒有去表現花將軍外在的勇武、剽悍，而是把筆觸轉向將軍的“內宇宙”，描寫他激烈的心理沖突，著意表現他潛意識中的“利比多”因素。作品前半部分描寫他奉命去征伐吐蕃族的途中，花將軍內心對于種族問題的思索及沖突，是“替大唐盡忠而努力殺退祖國的鄉人呢”，還是“奉著祖父底靈魂，來歸還到祖國底大野底懷抱里？”這樣兩種思想始終在他心里對抗著，難以取舍。作品后半部分描寫花將軍潛意識中的強烈情欲。這部分才是作者的目的之所在，前半部分只不過是鋪墊而已。種族之間的沖突在強烈的情欲面前黯然失色，以此顯示出性欲力量的強大。當他第一次見到受驚的美麗的漢族少女時，花將軍便“驟然感覺了一次細胞的震動”。再次見到時，他心中“忽然動了一種急突的意欲”，“不經思考地”叫住了她。很快，將軍便“全身浸入似地被魅惑著了”，“將軍剛毅的意志”，也不知“都消逝到哪里去了”。花將軍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如決堤洪水，汪洋瓷肆，壓倒了一切。這時，種族沖突在將軍的意識中消失殆盡。“迷惘于愛戀的將軍是什么都管不到了”，他甚至表示，“即使砍了首級，也一定還要來纏擾著姑娘”。將軍不幸被言中了，在戰場上他為本能欲望所左右，完全忘記了種族、名譽、紀律，甚至忘記了正在進行的戰爭，被吐蕃將領砍去了首級。但滿身血污，沒有了頭的花將軍依舊沿著溪水去找他“所系念的少女”而少女給予他的“漠然的調侃態度”，使他“突然感到一陣空虛”，隨即倒地而亡。這充滿荒誕意味的超現實主義描寫，恰恰表明本能欲望的強大力量：將軍并沒有因失去首級而死，卻因支撐他生命的性欲本能的消失而亡。施蟄存大膽創造，著意揭示人類本能力量的強大，把花驚定從“將軍”的神圣位置上拉入世俗凡人的行列之中。
　　《石秀之戀》是一篇描寫病態、變態性心理的杰作，可以說是弗洛伊德性壓抑、性變態理論在文學上的翻版。“這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與弗洛伊德主義的解釋處處可以合拍”，〔3 〕可視作施蟄存心理分析小說的代表作。這篇小說取材于《水滸傳》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有關石秀的故事，原著中的石秀是一位俠肝義膽的英雄好漢。施蟄存在創作這篇小說時，摒棄了人物間外部的情節沖突，而將審美視角轉向石秀的內在心理，細致地剖析了石秀對潘巧云肉體的迷戀，揭示了石秀潛意識中“類似于饑餓的性本能。”這種本能欲望被意識中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壓抑著、約束著，得不到發泄和滿足，久而久之，石秀的心理漸趨病態。這種病態心理在發現了潘巧云與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一種受侮辱的懊喪與失戀的悲哀使他不能自已，終致扭曲而發展為變態。在勾欄中，石秀把妓女當作渴慕已久的潘巧云，“發狂似的迎上前去，抱著她的小腿，俯吻她圓致美好的腳踝”；妓女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石秀感覺到“在那白蜇細膩，而又光潔的皮膚上，這樣嬌艷而美麗的流出一縷朱紅的血”，“如像一粒透明的紅寶石，又像疾飛而逝的夏夜之流星”，他“詫異著這樣的女人血之奇麗，又目擊著她皺著眉頭的痛苦相，石秀覺得對于女性的愛欲，尤其在胸中高漲著了”，石秀因心理扭曲而變為一個十足的“施虐狂”；殺了頭陀和裴如海和尚后，聞著血腥味，“石秀的精神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不覺地往上一壯”，看著手中緊握著的尖刀，石秀竟然產生“天下一切事情，殺人是最最愉快的”感覺；對自己愛戀著的美艷的潘巧云，石秀由“因為愛她，所以想睡她”發展到“因為愛她，所以要殺她”的“奇妙的思想”了。石秀由“施虐狂”更進一步發展為“殺人狂”，翠屏山的殺戮場面及石秀當時怪誕的感覺將石秀的變態心理推向了極致：石秀看見迎兒“皓白的肌膚上，淌滿了鮮紅的血”，“覺得反而異常的安逸和平。所有的紛亂，煩惱，暴躁，似乎都隨著迎兒脖子里的血流完了”；當他望著“發著悲哀的嬌聲”的潘巧云時，石秀想的是從她“肌肝的裂縫里，冒射出鮮血來，究竟奇麗到如何程度呢”；石秀一一看著楊雄的動作，“每剜一刀，只覺得一陣爽快’，看著那些“泛著最后的桃紅色的肢體”，“又覺得一陣滿足的愉快了”。在施蟄存筆下，石秀失去了英雄豪杰的大仁大義，終于成為一個由于本能欲望受到壓抑而變態的凡夫俗子。
　　至于《阿襤公主》，作者在《將軍的頭·自序》中宣稱，“目的只簡單地在于把一個美麗的故事復活在我們眼前。”與以上三篇小說相比，在性的表現程度上確實存在著很大差別。但《阿襤公主》也是表現色欲與生命中另一種力的沖突，即色欲與種族情感的沖突。因而小說主旨仍在于表現人類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只不過在這篇小說中，作者沒有刻意渲染本能欲望，而只是將其淡化為情愛，以愛情的形式出現罷了。小說的一條線索描寫大理總管段功幫助異族梁王敗退叛逆明玉珍軍隊之后一，接受梁王的招請，駐扎在善闡城中，與梁王的女兒阿襤公主結了婚。從此，段功沉緬于美色，貪戀著善闡城中的美人和歌舞，忘記了亡國之恨，忘記了故都中的妻子。一次偶然的機會，聽到了首閨婦思夫的曲子，段功懷戀起故國的妻子，便回歸了故鄉。但“當他從各個方面看出他的前妻高夫人畢竟及不上阿襤公主的時候”，他又拋棄種族之恨，回到阿襤公主的身邊。最后，段總管死于一直嫉恨他娶了阿襤公主的情敵驢兒丞相之手。小說顯然是將段功忘卻種族沖突和故都前妻垢原因歸于他潛意識中對“絕色”的阿襤公主的迷戀，甚至為此付出生命。這與《將軍的頭》中的花驚定將軍的命運相類似，但小說淡化了主人公內心潛意識與意識的沖突。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描寫阿襤公主徘徊于種族和愛情之間的矛盾心理。當梁王懷疑段功有反叛的意圖而要阿襤公主毒死丈夫時，阿襤公主便陷入了種族與愛情的艱難抉擇之中。內心激烈斗爭的結果，她選擇了愛情。表面看來，阿襤公主的內心沖突是在意識層面上進行的，實際上真正促使她做出最終選擇的還是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段功和阿襤拋卻總管和公主的地位、身份，回到凡人的行列之中，共同選擇了情愛，并為此喪失了性命。
　　施蟄存從人性的角度來發掘古代人物潛意識中強烈的本能欲望，在這種強烈的本能欲望的展示中，使古代人物經歷了一個從“神”到“人”的人格還原過程，神性、英雄氣喪失殆盡。施蟄存用弗洛伊德主義的眼光，不無夸張地渲染古代高僧、名將和古典小說中英雄人物被壓抑的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給古人灌輸了血肉情欲，賦予古人一種強烈的生命沖動力，都帶有世俗化而非英雄化的傾向。
　　 其二，施蟄存歷史題材小說創作揭示出了古代人物的二重甚至多重人格。
　　施蟄存通過挖掘人的潛意識中的凡俗欲望，把古代人物從“神”還原為“人”。這一“還原”過程，是借助于潛意識與意識的激烈沖突，最終又以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的勝利來完成的。弗洛伊德認為潛意識中的原始沖動、本能欲望等因素是按照“快樂原則”來尋求發泄、滿足的，而意識則是按照“現實原則”來考慮問題的。潛意識因素受到屬于意識范疇的社會倫理、道德、習俗、法律等制約，甚至是長期的壓抑。當二者的沖突超出一定限度時，人類精神往往會出現分裂，形成二重或多重人格。施蟄存正是運用弗洛伊德這一理論來闡釋歷史人物性格的豐富內涵、揭示人物形象的二重或多重人格的，或者說是用歷史人物性格的豐富內涵來反證弗洛伊德的這一理論。其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在史書或典籍的記載中，“是按照一個簡單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創造出來”，其性格是單一的，用一句話或一個詞便可概括，即E·M·福斯特所謂的“扁平人物”。但在施蟄存筆下，這些歷史人物形象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受到壓抑，甚至導致精神分裂，形成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我們很難一言以蔽之地去概括。原本內涵非常明確的形象變得豐富起來，很難作出明確的斷語，成為所謂的“圓型人物”。〔4〕
　　鳩摩羅什在小說中是一位具有三重人格的人物。他始終處于高僧與凡人的二重人格的激烈沖突中，最終發展成為三重人格。鳩摩羅什娶妻后，他“心里蕩著兩種相反的企念，一種是如從前剃度的時候一樣嚴肅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種是想如凡人似地愛他的妻子”，高僧與凡人的雙重誘惑折磨著他已有十年之久。妻子死后，羅什并非像他理性中認為的那樣得以解脫，不是掙扎在“道”和“魔”的雙重折磨之下，甚至更甚于從前，不僅二次娶妻，還縱欲于十幾名宮女之間，過著更為糜爛的情欲生活。然而愈是放縱，他的內心就愈痛苦，雙重的折磨就愈劇烈，折磨的加深就更加劇他的放縱，終于使之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羅什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始終掙扎于高僧——凡人——淫人的三重人格沖突之中，隨著沖突的加劇最終走向毀滅。
　　《將軍的頭》中的花驚定將軍也是多重人格沖突的產兒。他始終徘徊于種族與愛的艱難抉擇之中。作品前半部分描寫將軍猶疑于漢族與吐蕃族的民族矛盾之間的復雜心理。他的血管里流淌著吐蕃族的血液，所以在潛意識中他早已將自己歸屬于吐蕃族，正是這種民族情感使他對漢族及其國土本能地懷有厭惡之情，但他卻又在大唐的國土上生活著，做著大唐國的將軍。心理上到底應該歸屬于哪一方？這使他陷入是“漢人”還是“吐蕃人”的二重人格沖突之中。但這一種族之間的沖突基本上是在意識層面上進行的，激烈的程度遠遠不及后半部分種族與情欲間的沖突。小說后半部分主要表現了花將軍的三重人格沖突：漢族將軍——吐蕃族人——凡人。花驚定作為漢人將軍，必須以身作則，嚴格執行自己制訂的軍規，不得與美麗的少女接觸；作為吐蕃人，他必須離開漢族少女，返回吐蕃；但作為凡人，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又使他渴慕少女的美艷，沉緬于對少女肉體的幻想不能自抑。“究竟還是反叛了大唐歸還到祖國去呢？還是為了戀愛的緣故，真的去攻打祖國的鄉人呢？”花將軍陷入難以選擇的痛苦境地，最終還是潛意識中的本能欲望占了上風，他忘記了種族，忘記了戰爭，忘記了軍規而選擇了漢族少女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石秀之戀》則較為典型地體現了石秀的二重人格沖突及由此而導致的變態心理。作為俠肝義膽的英雄，石秀深受傳統倫理綱常觀念的影響，必須講求綱常俠義，對于結拜兄弟的妻子不能存有任何的非份之念。這一意識根深蒂固，強大無比，不可逾越，因此石秀對潘巧云一直不能有也不敢有任何的越軌行為。而作為肉體“凡人”，健壯的石秀又抵制不了比常人更甚的七情六欲，本能欲望始終殘酷折磨著他。但意識中的道德力量起著這主導作用，強烈的本能欲望一直被壓抑在潛意識中而得不到發泄、滿足。弗洛伊德認為，性本能通過“升華作用”把原本的“性目的”轉變為一種與性目的有心理關系的“非性目的”，但“本能中能轉移（或華華）的成分也不能無限制地增加，不管作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要想使其他絕大部分自然本能順暢和諧，某種程度的性的直接滿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過來，這一需要的任何挫折，都將傷害個人的生活能力，帶來無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為病態的。”〔5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正是這種無以發泄的欲望本能最終導致了石秀的病態心理，由虐待狂發展殺人狂。《阿襤公主》同樣體現的主人公的二重人格沖突，只不過激烈的程度遠不及以上三篇。
　　施蟄存在其歷史小說創作中，嚴格地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來闡釋古代人物的多層心理，著重揭示人類潛意識和潛意識的激烈沖突，并作為一種自覺的思想指導，進行多種形式、手法、技巧的創作嘗試。誠然，“作者對歷史的理解是在‘現在’的時間中完成的，并且也只有在‘現在’中才有可能理解過去，理解歷史，‘現在’是理解歷史的必要條件，是其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之處。”〔6 〕但施蟄存創作歷史小說的目的在于顯示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多元性和復雜性，創造“謹慎、細致、華美”〔7〕的藝術精品。 我們從其歷史小說中讀不出現代人的思想，聽不出現代人的語言， 看不到轟轟烈烈的社會斗爭。 在30年代的歷史小說潮中，施蟄存的歷史小說別具一格，豐富了歷史小說的表現領域，開創了現代歷史小說領域的另一世界。如果說施蟄存歷史題材小說有什么所謂社會意義的話，那么，其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探索無疑是對當時片面理解文藝作品的社會功能，取消藝術創造規律，對文藝現象作庸俗社會學理解的不良社會風氣的挑戰，是對“普羅”文學的補充。施蟄存在完成《阿秀》和《花》之后，再沒有寫過一篇所謂“普羅”小說，他說：“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羅文學運動，而實在是我自覺到自己沒有向這方面發展的可能。”〔8 〕由此可見出作家對當時文壇狀況的不滿，也可顯示出其歷史題材小說創作的意義和價值。
　　注釋：
　　〔1〕〔2〕〔8〕《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載《燈下集》， 上海開明書店，1937年版。
　　〔3〕書評《將軍的頭》，載《現代》1卷5期，1932年9月1日。
　　〔4〕〔英〕愛·摩·福斯特：《小說面面觀》第59頁， 花城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蘇炳文譯。
　　〔5〕《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人的不安》， 載弗洛伊德《性愛與文明》，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滕守堯譯。
　　〔6〕王為：《克萊奧、繆斯與人》，載《文藝爭鳴》，1991 年第3期。
　　〔7〕巴金：《作者的自剖》，載《現代》1卷6期，1932年10月1日。＊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61-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德志19971997 作者：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61-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德志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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