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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和研究雖僅十多年的時間，但由于它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經濟建設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運行機制日臻完善的情況下被關注、研究和發展的，故作為新興邊緣學科的經濟倫理學盡管還處在雛形階段，由于其社會根基極其厚實，發展和應用前景有著特殊的學科優勢。在這世紀之交回顧和展望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和發展，對經濟倫理學學科的完善和應用價值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成就——學科邊緣的哲學論證
　　十多年來的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理論成就不僅確立了學科建設的基本主體思路，而且為提高經濟理性化程度和實現倫理的物化效益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理論依據，充分展示了倫理的實踐哲學本質和作為手段和方法的理性工具特質。同時，通過總結十多年的理論成就，經濟倫理學的基本理論體系已初露端倪。
　　　　1.經濟和倫理關系的哲學論證，已較有說服力地證明了兩者是人類社會中的邏輯統一體
　　經濟和倫理的關系問題多年來有一種誤解，似乎經濟和倫理是兩種社會現象，相互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認為經濟是務實的，倫理是務虛的，以至有的經濟學家也主張在現有社會狀況下，等經濟發展了再去講倫理道德問題。甚至有的人認為道德永遠不能使金錢增值，它是可以離開經濟領域的多余的東西。這些觀念不僅一直在影響著經濟建設的質量，而且也影響著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更新和進步。
　　“對應于人類的兩重層次的需要：生存（經濟的）和怎樣生存（倫理的）”，“經濟和道德是人類生活的兩重空間”，（注：劉光明：《經濟活動倫理研究》，《西北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但是， “經濟活動、生產活動的主體是人和由人組織起來的生產群體，人的文化價值觀決定生產群體的文化價值觀”。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塑造當代中國生產活動主體的倫理精神”。（注：劉光明：《經濟活動倫理研究》，《西北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而且， 事實上“經濟問題說到底是倫理道德問題。因為經濟行為目標和動力是利益與利益追求問題。而利益和利益追求只能在人際關系尤其是利益關系的協調中才能實現。又因為，經濟的發展又不斷地實現著人的完美性。因此，經濟現象與倫理道德現象是共生和共存的。”（注：王小錫：《經濟倫理學論綱》，《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 ）東方朔在《經濟倫理思想初探》一文中指出：“經濟學不僅要探討經濟發展自身的內在規律，比如市場的力量和機制、價值和價格的矛盾、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等等，同時它還直接涉及到經濟行為的主體——人的行為、思想和需求，因此經濟學所處理的那些事項有其內在的獨特性。現實社會關系和經濟秩序對個人來說表現為他必須生存于其中的、不可變更的事物秩序。如果人們需達成自己的目的，就必須介入這種關系體系，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現實，因此客觀的社會經濟過程以其獨特的形式培養和選擇它所需要的經濟主體，并以同樣獨特的方法造就它所需要的行為規則。”（注：東方朔：《經濟倫理思想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
　　這就是說，“完善意義上的經濟是理性經濟”或稱“道德經濟”。這一方面，就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生產力水平來看，“人的素質是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人的素質是多方面的，其中人的道德素質是基礎性素質和核心素質。只有充分認識到自身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義，明確并確定崇高生存價值取向的基礎上，人才能樹立一種進取精神，才有可能以創造性勞動去改造、發展和充分利用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同時，“生產力內部各結構要素的協調，并不是簡單的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的協調，而是人與人之間各種利益關系的協調。因此，生產力內部各結構要素之間的關系，說到底是一個倫理道德關系。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實現了最佳協調，生產力發展水平才有可能提高。”（注：王小錫：《關于我國經濟倫理學之研究》，《哲學動態》1997年第11期。）
　　另一方面，就經濟運行過程來看，首先，生產環節能否正常合理的運作的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者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能否實現最佳的最合理性的結合。同時，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集體與集體之間能否做到協調、和諧，直接影響到生產過程的質量和效益。其次交換環節的理性存在就是人類道德的集中體現。“交換過程最直接地將人們的利益關系顯現出來。再隱蔽、間接的利益，一旦放到交換關系中，都會明白地顯示出來，而各個人在這樣的利益關系中如何行為，就直接地表現了其道德要求和道德行為準則。交換過程中的利益，也直接決定著人們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關系的理解和調整”，決定著人們的道德觀念。然而，道德在人們的利益交換中產生之后，又以其獨特的協調功能制約著人們的交換行為。（注：參見王小錫主編《經濟倫理與企業發展》第62頁，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可以說， 交換環節既是經濟行為，亦是典型的倫理行為。正如劉光明、華長慧在《論中國經濟倫理精神的塑造》一文中說的，“商業交換和經營活動就其本質而言就是通過這種行為建立起一種互助、互利和互通有無的經濟聯系。它的公正性、倫理性決定著經營的有效性和有序性。交換關系并非單純是物質關系，它同時也反映著一種人的關系，公共關系和倫理道德關系。有時交換關系甚至是以人際關系、公共關系和倫理關系作生命線的。”（注：劉光明、華長慧：《論中國經濟倫理精神的塑造》，《江漢論壇》1995年第9期。）再次，分配環節不僅直接體現倫理精神， 而且直接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鄧小平曾指出：“我們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而奮斗。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但是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而奮斗，決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2卷，第337頁。）“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注：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2卷，第175—176頁。 ）再其次，消費環節更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經濟過程，要使消費這種消耗成為實質上的投資，最根本的是要看消費行為是否合乎人性的完善。是否與社會的發展要求合拍。即是說，道德性消費會激發人的潛力和積極性、并促使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就如同給機器加油一樣，道德性消費必然會給社會注入活力。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只在“看不見的手”牽引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來說，其“本身確實是‘無可顧忌’的，它自始至終都在貫徹‘等價交換’等經濟法則。這些經濟法則，可能具有對人類道德起促進作用的一面，如增強人們的效率意識、競爭意識、進取意識等等；也可能具有對人類道德起促退作用的一面，如貧富懸殊、自我中心、金錢至上、畸型消費等等”。（注：夏偉東：《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新視野》1995年第3期。）因此， 市場經濟必須依靠若干“規則”來規范它的運行機制，調整它的運作方向，彌補它的自然缺陷。為此，市場經濟的確是一種“規則經濟”，或稱“法制經濟”、“道德經濟”。
　　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三要素之間實現了理性結合，“社會主義生產力強調人的因素和人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真正成了社會和自然界的主宰，每個人都作為‘主人’的身份而存在著。同時，不是物質或經濟支配著人的素質，而是人的素質直接決定著人們的創造性勞動的自覺性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在這里，勞動者對勞動資料的把握和與勞動對象的結合，完全是在自由、自主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前提下，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必將能獲得最大程度的認識、改造和發展，實現最佳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注：王小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分析》，《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6期。）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功利性經濟，但同時又是道義性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同樣必須講求功利性，講求‘功利主義’，只是這種功利主義是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集體利益的至上性和個人利益確當性的辯證統一”。（注：孫燕青：《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精神》，《現代哲學》1998年第2期。 ）魏英敏在《市場經濟與集體主義功利主義》一文中則鮮明地指出：“什么是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呢？社會主義功利主義，依我所見，即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應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相結合，或者統籌兼顧。”（注：魏英敏：《市場經濟與集體主義功利主義》，《長白論叢》1996年第2期。）這就是說， 社會主義的功利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是統一的，割裂兩者，任何一方的解釋或理解都是不完滿或不正確的。我曾在《中國經濟倫理學》一書中談到功利和道義關系時也說過：“今天，假如離開功利談義，或者把功利僅僅作為理解義的參照系，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說實在的，功利作為人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作為人生和社會的價值體現，它應該是人之行為動力，是社會發展的內涵。同時，正當的功利本身就體現道義，正當功利本身就是通過道義手段獲得的。因此，功利和道義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注：王小錫著：《中國經濟倫理學》第97—98頁，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王淑芹從另一角度指出：“道德本源的利益決定性就使得道德天然具有服務其賴以生養的利益關系的功效。質言之，德性實質上是實現某種利益的品質，擁有和踐行德性就是一種有益于社會、他人乃至自身的品行。所以，從道德的利益決定性的社會本質來看，任何社會道德和個體道德都是功利道德。”（注：王淑芹：《論道德的超功利與功利》，《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2 期。）
　　再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能體現制度的倫理性和倫理的制度化。前面已經提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和“道德經濟”，這樣一種經濟特征，客觀上說明了以下兩點：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約束和指導下的經濟，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得以順利進行并取得預期目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生產、生活等各方面的規章必須充分體現現階段社會發展要求相吻合的理性精神和“應該”準則。唯此才能促使社會成員理解制度、接受制度，并能自覺地接受制度約束和引導。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被“看不見的手”牽著走的“被動經濟”，它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社會經濟制度作為前提的邏輯起點到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過程無不需要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來提高社會制度的理性程度和立法水準。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并促進經濟建設的最大效益。
　　唐凱麟、羅能生在《論中國現代市場理性的建構》一文中，對市場制度與理性的關系也作了如下論述，“在市場經濟中，要使人們的行為趨于理性化，首先就必須有理性的市場制度。市場的理性是通過理性的市場制度來確立其基本框架、引導人們理性的市場行為的，而建立起市場的理性秩序的。所以從根本上講，只有建立起了理性的市場制度才可能確立起整個市場的理性。當然，這并不是說要先把制度理性完善以后再去建構其他市場理性，市場制度理性也不可能孤立地建構起來，而是在市場實踐過程中，在與其他理性形式的相互作用過程中逐步確立起來的。”（注：唐凱麟、羅能生：《論中國現代市場理性的建構》，《倫理與社會》，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3.經濟倫理學既是理論學科也是實踐學科
　　鑒于對經濟與倫理、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倫理的邏輯關聯的認識，許多學者對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陳澤環提出了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他認為：“一般說來，經濟倫理指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倫理精神或倫理氣質，或者說是人們從道德角度對經濟活動的根本性看法；而經濟倫理學則是這種精神、氣質和看法的理論化形態、或者說是從道德角度對經濟活動的系統理論研究和規范。”（注：陳澤環：《現代經濟倫理學初探》，《社會科學》1995年第7期。 ）他同時指出：“作為一個學科而言，經濟倫理學應該具有接近實踐、提倡對話、合作交往、學科綜合等特點，特別是要架起跨越經濟生活中‘存在’和‘應該’、事實（描述）和價值（判斷）之間的橋梁，通過在經濟領域內提出我們應該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探討正確經濟行為的價值和目標。”（注：陳澤環：《現代經濟倫理學初探》，《社會科學》 1995年第7期。）
　　對于經濟倫理學學科界定及其特點問題，我曾經指出：“作為實踐倫理之一的經濟倫理學，應該是從‘實踐——精神’的視角上把握經濟運行過程與倫理道德的關聯，以及經濟倫理的內涵、作用、規則等。”同時認為經濟倫理學應該從哲學高度審視社會經濟行為的規律及其倫理性；從實踐活動入手，揭示倫理道德與經濟活動的耦合點、動力點和目標與理想的一致點；從對人類經濟活動主體結構的把握上，探討人類經濟倫理觀念及其基本規范樣式，揭示人的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基本目的，以及人的經濟倫理情感和倫理觀念的形成過程及其規律。為此，我認為，“經濟倫理學是研究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完善人生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基本規律以及明確善惡價值取向及其應該不應該規定的學問”。（注：王小錫：《經濟倫理學論綱》，《江蘇社會科學》1994 年第1期。）
　　就現在理論研究成果來看，對經濟倫理學學科的界定，有的學者強調本學科是價值科學，側重在善與惡、應然與突然之間進行價值論證；有的學者強調本學科是規范科學，是要在揭示經濟運行規律的基礎上展示經濟行為的倫理特征及其行為模式；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倫理學就是經濟領域中的道德科學，揭示經濟領域道德形成、發展規律是其基本學科目的，等等。各種意見均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但提出盡可能貼近學科本身的為學術界認同的結論，還需深入研究，這應該是世紀之交該學科重要的建設任務之一。
　　　　　　二、未來展望——前景與問題的思考
　　經濟倫理是社會倫理之基礎和導向。一定的經濟制度及其所產生的倫理制約著社會其他倫理的性質和內容，因此，經濟倫理往往是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倫理狀態的重要標志之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經濟倫理學將會在世紀之交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但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正視、研究和解決。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道德完善
　　經濟倫理理論的科學創建，必須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現實并務必符合這個現實。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完善意義上的經濟是理性經濟或道德經濟，簡言之，在經濟活動中，人們的道德素質尤其是道德責任心處在最佳狀態，并在經濟運作過程中發揮著最佳功能，這樣的經濟勢必會形成良性循環狀態。問題是，完善意義上的經濟及其運作本身應該是什么狀態。假如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假如經濟運作過程中人和物不能實現理性結合；假如人的經濟行為受到非理性制約等等，這樣的經濟本身就是違背理性的，不可能成為實際意義上的道德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通過改革，實行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實行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原理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運用。我們努力消除過去由于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上存在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羈絆，從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注：引自江澤民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同時，“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和其他群眾，最終達到全國各地區的普遍繁榮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它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在經濟上的重要體現。”（注：引自江澤民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由此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符合理性的，是極具道德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上為道德發展確立了基本前提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主要地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及其多年來的成就和發展趨勢來理解的，就具體的市場經濟運作過程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完善有一個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本身的完善及其作用的發揮也是一個過程。例如，產權關系的明晰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現階段對產權問題在觀念上的認同和實踐過程中的操作還難以全部到位，這就說明了，現階段經濟運作機制的理性化程度和道德作用的發揮程度不可能處在完全理想化狀態下。經濟建設中有些產權關系不清晰，人們的利益、地位、甚至人格等方面就容易造成不平等，人與物的結合也難以吻合并創造更多更好的效益，人與人的真誠協作也難以實現。再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應該是宏觀控制、指導和服務等等。唯此人們才有發展經濟的自主權利，同時也才能有積極性，才有對國家、對社會和對自己負責的精神。然而就目前情況來看，雖然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使得政府職能有明顯轉變，服務、指導意識在不斷加強，但不愿放權的現象仍然存在，經濟建設第一線的“婆婆”仍在指手畫腳，人為限制、甚至人為設置障礙的政府職能部門并不少見。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干預作用甚微，良好道德局面難以形成，甚至滋長了道德腐敗現象。因此，政府職能轉變的遲緩，在一定意義上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和道德的進步。又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公有制經濟部門的干群關系、各種利益關系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不斷地獲得協調和維護，尤其是在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和直接領導下，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程取得的成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性內涵或道德性。然而，非公有制經濟部門的勞資關系，由于有針對性的法規和政策還在健全和完善之中，又由于金錢的誘惑，即使有了相應的法規和政策，許多非公有制經濟的“老板”們，經常處理不好勞資關系，不能正確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以至出現利益不平等、分配不平等、地位不平等和人格不平等現象。這種特殊的人際關系和利益關系協調不好，社會道德難以純真，以至廣大民眾要懷疑整個現實社會制度和社會道德現實。在此狀態下是難以促進“道德完善”的。
　　　　2.經濟和道德的目的與手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目的和道德目的、經濟手段和道德手段應該是統一的，而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成熟，其統一的理論分析完全能成為現實，事實上現已開始逐步展示其統一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的實現和經濟的騰飛，這些目的的實現同時意味著人在全面發展的進程中實現了與經濟發展相對應的程度，意味著人際和諧協作和利益協調形成了與社會“應該”相吻合的理性狀態。對經濟建設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當然，這只是個理想目標。現實的情況是，許多人把經濟目的僅僅理解為“賺錢”或“利潤”，似乎倫理道德與之風馬牛不相及。理論界有的學者也是一味地強調投入、產出、利潤和效益等，對于倫理道德不屑一顧，甚至認為等經濟發展了再談倫理道德問題也不遲，更有甚者要么認為發展經濟犧牲道德是正常現象，要么認為道德永遠不能使金錢增值。這是莫大的錯誤。“純經濟論”或“非道德論”都只會帶來經濟或道德的畸型發展。就一個企業來說，利潤理所當然是其首要目的，但利潤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倫理道德水平的高低。一個企業即使有雄厚的資金、先進的設備和科技力量，如果忽視作為理性無形資產的倫理道德的作用，有錢、有資源、有科技不一定能轉換成相應的經濟實力和經濟效益。如果企業管理不堅持以人為本，如果企業職工沒有對用戶負責的責任心，不以為人民服務為目的，制造的產品不可能成為品牌或名牌。大凡名牌產品都是“倫理實體”。由此也可以這樣說，經濟目的和道德目的是一致的。不講倫理道德的企業是必垮無疑的，因為沒有倫理道德涵量的產品遲早要被市場淘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的經濟手段與經濟目的也應該是一致的。經濟手段在實現經濟目的過程中意義更為重大。沒有經濟手段的合道德性，就不會有作為“倫理實體”的高質量產品，當然也會失去應有的市場和利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些一度受消費者歡迎的名牌產品，最后落得個“無名之輩”，究其原因，有的就是由于一味追求利潤，粗制濫造，為用戶服務的責任心弱了，產品中的倫理道德涵量降低了，市場給予了應有的懲罚。因此，倫理道德對于經濟來說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資本，也是工具。這的確也應該是未來經濟倫理研究的主題，更是經濟和倫理道德實踐的主題。
　　　　3.學科創建與研究方法
　　我國經濟倫理概念的提出和經濟倫理學學科的創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不僅需要倫理論證，更需要倫理精神的支撐。因此，在經濟倫理學學科創建初見端倪的今天，理論界有責任將經濟倫理學學科建設推向更新階段。
　　我曾在拙文《關于我國經濟倫理學之研究》中指出，“從我國現有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來看，人們還只習慣于學科研究方法的一般套路，注重理論推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全面地、系統地把握不夠”，尤其是有代表性的和有說服力的個案分析還較為欠缺。學術界有些學者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方法提出過很有見地的觀點，如陳澤環曾經指出：“在整個經濟倫理學學科體系中，可以說規范性的經濟倫理學是原本的、有實質內容的經濟倫理學，是經濟倫理學的主體”。可“采取以規范為主，描述和元理論為輔的方法，探討和規范宏觀層次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中觀層次的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等問題，微觀層次的個人如何實現經濟人、社會人和文化人的統一問題”。（注：陳澤環：《現代經濟倫理學初探》，《社會科學》1995年第7 期。）這些思路對于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和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相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來說，學術界對于經濟倫理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還欠系統，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就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杰出貢獻，他的關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辯證思想、關于“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關于協作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思想等等是我們研究經濟倫理學基本理論導向。
　　第二，社會經濟活動是復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又是新的歷史現象，要創建符合時代經濟特征的經濟倫理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深入經濟活動之中，開展廣泛的調查研究工作，并通過深入的個案剖析和綜合概括，揭示倫理道德與經濟活動的耦合點以及相互作用的基本規律。
　　第三，經濟活動是人類意識及其“物化”過程的活動，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不僅要在宏觀上把握社會人群體的經濟活動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并由此把握人類經濟倫理觀念及其理論模式，而且要在微觀上探究人的經濟活動的出發點的基本目的，從而揭示人的經濟倫理情感和經濟倫理觀念的形成過程及其規律。
　　第四，經濟倫理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充分論證和說明經濟的倫理內涵和倫理的經濟意義。這就要在廣泛進行調查研究的同時，深入經濟建設第一線，開展實驗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卓有成效的哲學論證，展示倫理道德發揮作用的基本操作程序和模式。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7C8新興學科王小錫19991999本文回顧了近10年來經濟倫理學的現狀，展望了21世紀經濟倫理學的發展，并就該學科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經濟倫理學/市場經濟/道德王小錫，南京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教授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7C8新興學科王小錫19991999本文回顧了近10年來經濟倫理學的現狀，展望了21世紀經濟倫理學的發展，并就該學科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經濟倫理學/市場經濟/道德

網載 2013-09-10 21: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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