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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人們所說的“文學的時尚化”現象和“時尚化的文學”，是指哪些具體的文 學現象和文學對象。在我們的一些文學評論和文學討論文章中，具體的對象往往是缺席 的，所見的只是一些沒有具體所指的空洞的能指(概念)在表演。一些論者力求運用某種 業已成為時尚的流行的西方社會學的和大眾文化學的理論，來印證和“批判”發生在我 們身邊的文學的時尚化現象和時尚化的文學，把文學的時尚化問題有意無意地替換成了 一個社會學的或大眾文化學的問題，以對文學的時尚化的批判來表達對商業社會和商業 文化的批判，卻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事實和前提：即當今中國社會的商品化進程和大眾文 化的發展，究竟造就了哪些文學時尚和時尚文學；這種文學時尚和時尚文學對當今文學 的發展究竟起著一種什么作用；是否真的存在著一種文學的時尚化現象和時尚化的文學 ；如何看待大眾生活時尚和大眾文化時尚與文學時尚和時尚文學的關系；大眾生活和大 眾文化的時尚化是否一定會導致文學的時尚化和時尚化的文學，凡此種種，我以為都是 討論文學的時尚化問題不可不面對的一些基本的事實和前提。
　　談到最近10年來的文學與時尚的關系和文學的時尚化問題，往往離不開市場經濟建設 和物質生產領域的商品化的影響。就最近10年這一特定時期而言，時尚顯然主要是特指 受市場經濟建設和物質生產領域的商品化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的商業 化風氣，這種商業化風氣進而影響到文學領域，使文學這種精神生產活動也出現了一種 類似的商業化傾向。包括某種受大眾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文學時尚和時尚化文學現象， 雖然另有現代資訊發展的技術背景，但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開 放文化市場所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最近10年來的文學時尚和文 學的時尚化問題，就不能不以市場經濟建設和物質生產的商品化進程為轉移。
　　90年代初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雖然就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言，是一種歷 史的必然，但對于文學界而言，仍然缺少應有的思想和心理準備。因而當市場經濟的初 潮涌起，隨著物質生產領域的商品化和社會的商業化進程的飛速發展，文學領域也出現 了一種盲目追隨市場化潮流，片面追逐文學的商業效應和商品利潤的極端化傾向。這種 傾向的一個集中而突出的表現，是這期間的作家、作品，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都在自 覺不自覺地追求一種商品化的制作和包裝。這種制作和包裝，既有完全等同于商品的制 作和包裝的外部形式，即從選題策劃到廣告宣傳等，完全按照商品生產和銷售的一套程 序來運作，也有表面上雖不同于商品的制作和包裝，骨子里卻依舊是根據商品生產的原 則(生產使用價值)來制作和包裝的文學產品，即用那些最具感官刺激性和誘惑性、業已 取得持久的商業效應的現代通俗文學和大眾影視作品的某些情節要素組合成篇，或以之 融入“純文學”的情節，以取得類似的商業效應。包裝文學產品(包括它的制作者作家) 于是就成了市場經濟興起之初的一種文學時尚。包括一些“純文學”的出版物(例如一 些文學期刊)也有意無意地采取這種方式包裝自己，在這期間紛紛打出一些新的旗號， 如“文化關懷”、“新狀態”、“新體驗”、“新市民”、“新歷史”等，以廣為招徠 ，目的無非是引起讀者(買方市場)的閱讀注意，以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保持一塊固 有的生存領地。這種包裝文學的時尚雖然主要目的是追求文學的商業效應和商品利潤， 由此也帶來了一些不良影響和負面效應，但這種為著適應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而實行的 商業化操作，卻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形成的完全不問買方和市場 的文學活動方式。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物化了的精神文化產品，本身就具有雙重屬性，它 以藝術的審美方式所表達的思想情感，雖然具有超越物質功利的精神價值和審美特征， 但它的物化形式在進入市場和流通的過程中，卻兼具類似物質產品一樣的商品屬性。因 此，對文學產品這種特殊商品進行適度的包裝，本屬文學產品的銷售和流通的題中應有 之義，這種包裝文學的時尚也因此而成了在此后的文學出版活動中普遍流行的一種運作 方式。最近10年來風行一時的“秋雨散文”、“美女作家”、“少年(文學)軍團”、“ 身體寫作”，包括其中的一些個案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這種文學包裝的性質。 如同商品包裝存在著一種良性包裝和惡性包裝的區別一樣，對文學作品(包括作家)的包 裝，也有名實相符和名不符實之分，甚至除了正當的商業目的之外，為了追求非法利潤 ，以文學包裝為誘餌，設置一種有害的精神陷阱，誘使讀者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讀者受騙 上當，則不但有悖于文學良知，而且也有悖于商業道德，是一種應當加以制止的社會丑 惡現象。
　　如果說這種包裝文學的時尚，僅僅是最近10年來的文學應對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所作 出的一種文學活動方式上的調整的話，那么，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消費活動所激發 起來的一種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的時尚，則培養了最近10年來另一種普遍流行的文學時 尚，即文學的消費性和消閑性。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品，是以追求其精神價值的永 恒性為指歸的，它雖然也有一種娛人的作用(娛樂性)，但卻是以對前者的追求為前提和 歸宿的(即所謂“寓教于樂”)。在這個問題上，文學產品雖然與物質產品存在著本質的 區別，但人們在物質產品的消費中所養成的某種日常生活的趣味，卻有可能反過來影響 人們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期待，以至于因為這種閱讀期待的普遍存在而形成一種流行的文 學趣味。最近10年來的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不但逐漸復活了長期以來為革命歷史和革 命文化所淹沒和覆蓋的過去年代的某些生活時尚和文化時尚，而且也同步地引進了東西 方發達國家與現代商業活動和技術資訊的發展相伴相生的諸多現代和后現代的生活時尚 與文化時尚。為眾多論者所引述的諸如快餐文化、時裝表演、大眾影視、通俗歌曲、流 行音樂、卡拉OK、MTV、足球比賽、NBA、脫口秀、飚車族、拉力賽……等等，都是最近 10年來先后興起、至今歷久不衰的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這種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 時尚不僅凸現了這個崇尚消費和消閑的年代所特有的一種社會生活特色和文化特色，同 時也因為這種時尚的流行而解放了長期以來被各種規范和理性壓抑與束縛著的感官和欲 望。不是上述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本身構成了這個年代的文學時尚，或這個年代的 某種文學的時尚化現象，而是因為這種大眾生活、大眾文化時尚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 與氛圍中，文學也開始沾染了這種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的風氣。
　　受這種風氣影響的文學，在創作中的突出表現，是一些作家(主要是某些60年代或70年 代出生的作家)比較熱衷于描寫這個崇尚消費和消閑的年代某些比較典型的生活事象和 文化事象，于是，上述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就成了這些作家筆下主要的社會生活 細節和人物活動場景。從邱華棟、朱文到棉棉等莫不如此。這些藝術描寫一方面固然是 這期間流行的某些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的反映，同時也是這些作家基于西方現代某 種大眾生活理念和大眾文化理念，對現階段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大眾生活和大眾文 化的一種文學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文學想象無疑反映了這期間的文學存在著一 種趨附時尚的創作傾向。與這種在一些具體的生活事象、生活場景和生活細節的描寫中 凸顯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和大眾文化時尚的創作傾向相聯系的是，這些作家同時也十分 關注在這種有關現代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想象中活動著的時尚人物。這些人物往往沒有 太多的過去經歷，因而也就沒有多少歷史的因襲和負担，他們生活在一個物質豐富、文 化多元、信息發達、交通便利、物質文明和大眾文化都十分發達的時代，一方面張大欲 望的器官，充分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帶給他們的一切感官的滿足，另一方面又以他們的這 種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滿足，創造著這個時代的各種新的和更新的生活時尚與文化時尚 ，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連同他們的生活和行為本身，甚至也包括他們的肉身在內 ，都成了這個物化(商品化)時代的一種欲望的符號。這些被稱作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的人 物出現在這期間的作品中，與那些創造他們的、同樣被稱作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的作家一 起，構成了最近10年來的文學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道時尚的風景。這一時尚風景的深度 表現，是在這期間出現的以某些女性作家，例如林白、陳染等的創作為代表的“個人化 寫作”或“私人化寫作”的文學時尚。這種文學時尚所書寫的不僅僅是女性個人在這個 時代的一種生活欲望和生理與心理欲望，同時也通過這種欲望的書寫，表達女性企圖掙 脫長期以來的某些理性和規范(包括男權)的壓抑與控制，爭取自身獨立的生活權利和性 別權利的愿望。這種女性寫作的時尚因為敢于大膽暴露個人的生活隱私和身體隱私，以 及某些異常的性心理和性行為而為人們所詬病，甚至被斥之為一種“穩私文學”或“性 感文學”，但它的終極的價值指向卻是女性對自我的認識和身心的自由與解放。
　　在上述被稱作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刻意追逐和制造某種帶有先 鋒和前衛色彩的大眾生活與大眾文化時尚的同時，一種更加廣泛的也更帶世俗生活意味 和傳統色彩的崇尚消閑的生活習俗和文化風氣，開始彌漫于這期間的文學作品和文化讀 物之中，成為最近10年來又一種新的文學時尚。這種文學時尚既以復興現代散文中的某 些閑適的隨筆小品為先導，又以一些作家的仿作為后援，結果便刺激了一種以報刊專欄 文章為主體的消閑的生活散文和文化散文創作的熱潮。風行一時的所謂“小女人散文” ，便是在這一潮流中涌現出來的一種有代表性的文學創作現象。事實上，在這些專欄文 章興起之前，90年代初，汪國真的那些近似于賀卡贈言式的平實清新、明白曉暢的通俗 詩歌作品，就已經把在這期間的少男少女中流行的一種生活時尚和文化時尚，帶進了詩 歌創作之中，使這期間的詩歌創作如同散文創作一樣，一反80年代的那種沉重、板滯的 思想和藝術空氣，隱隱地透露出了我們這個崇尚物質消費時代的一種輕松閑適的生活氣 息和文化氣息。這種消閑的文學，應和著大眾影視中的“倫理片”、“肥皂劇”和某些 “戲說”歷史、“反串”武俠等以“搞笑”為目的的影視作品，在追求感官刺激性和誘 惑性的大眾生活與大眾文化時尚之外，構成了另一種更加生活化和大眾化的生活時尚與 文化時尚。
　　如同現代性問題存在著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悖論一樣，最近10年來發生的上述大眾 生活和大眾文化的時尚，同時也激起了一種文化和文學的反彈，這種反彈的力量，同時 也構成了一種以反對上述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時尚為標幟的一種深度的文化時尚和文學 時尚。這種文化時尚和文學時尚在理論上的集中表現，是90年代初針對市場經濟興起之 后出現的信仰危機、價值失落、道德滑坡現象，開展的人文精神的討論，和在這個過程 中對重建文學的人文精神的提倡。在創作中的表現則是以張承志、張煒等作家的創作為 代表的，在文學中對各種人文精神的張揚和人文理想的追尋。對人文精神的張揚和人文 理想的追尋，此后幾乎成了最近10年來的文學創作的一個共同趨向。這種趨向一方面有 力地消解了上述文學時尚中的某種官能化和平面化的趨向，另一方面也發展了80年代以 來的文學在思想和藝術方面所作的革新與探索。正是因為有這種高張人文旗幟的本性， 才能在這個物化(商品化)的時代固守一片文學的精神家園，繼續中國文學在現代化的進 程中對審美現代性的歷史追尋。
　　
　　
　　
文藝報L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於可訓20032003 作者：文藝報L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於可訓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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