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xī@①詩與樊南文,是李商隱傾其畢生精力與心血鑄成的藝術珍品。自錢鐘書先生提出“樊南四六與玉xī@①詩消息相通”(引自周振甫《李商隱選集·前言》)之說以來,先有周振甫先生對“商隱以駢文為詩”這一面作過精切的闡發[1],繼有董乃斌先生在其所著《李商隱的心靈世界》“濃縮的符號——典故”、“非詩之詩”等有關章節中對之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周、董兩位先生的闡論,大抵側重于商隱駢文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但玉xī@①詩與樊南文的關系,還有另一重要側面,即玉xī@①詩對樊南文的滲透與影響,或可稱之為“以詩為駢文”。作為一個在詩歌創作上卓有成就、極富個性特色的大家,他的駢體文不可能不受到其詩歌創作或明顯或潛在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樊南文中的詩語、詩情、詩境等諸多方面,而又集中表現為樊南文所特有的詩心——李商隱的詩人心靈與個性。錢先生所說的“樊南四六與玉xī@①詩消息相通”,當兼該“以駢文為詩”與“以詩為駢文”這兩個方面。優秀的玉xī@①詩和富于詩情詩境的樊南文正是同一心源所生的珍奇碩果。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論,主要是樊南文中富于抒情色彩(特別是個人抒情色彩)的文藝性文章。商隱一生,輾轉寄幕,為幕主或他人撰擬了大量表狀書啟及其它應用文。這些文章盡管在隸事用典、敷采chī@②藻、聲切對偶等方面都達到很高的水平,堪稱“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十二),但從整體上看,仍屬應用文而非文藝性文章。樊南文中,真正具有文藝性的,是哀祭誄奠之文和一部分抒情書啟。這部分文章盡管只占現存樊南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卻是最能代表樊南文的特色與文學成就的。由于玉xī@①詩對樊南文的滲透,有時一些非文藝性文章中也會出現文藝性的段落或句子,論述中也間或旁及這類文章。
樊南文中的詩語
在中國古代各種文章體裁中,駢體文是形式上最考究的一種美文。它以隸事用典、追求華藻、講究聲律為主要特點。這些特點,與詩歌語言的精煉含蓄、富于音樂美、色彩美密切相關,有的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詩歌語言的特點而形成的,特別是初唐四杰的駢文,其平仄的更加諧調,屬對的更加精切,就與當時近體詩的發展定型有明顯關系。但是,并非具有上述特點的語言就能成為詩語。作為詩語,還必須有詩歌語言特具的形象性與韻味,像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就是典型的例證。樊南文中的詩語,大體上有兩種類型:
一類是在前代詩文雋語基礎上融鑄而成的,如《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啟》中的一段文字:
皋壤搖落,老大傷悲……心驚于急弦勁矢,目斷于高足要津。而又永念敝廬,空余喬木。山中桂樹,遠愧于幽人;日暮柴車,莫追于傲吏。捋須理鬢,霜雪呈姿;吊影yáng@③音,煙霞絕想。
這是代長期寄幕、落拓不偶的文士張周封向當朝宰相楊嗣復陳情告哀、祈求薦引的書信。節引的這一段融化了謝tiǎo@④、古樂府、陸機、《古詩十九首》、《楚辭·招隱士》、江淹、陶潛、曹植等一系列清新俊逸、富于形象感、畫面美而又詩味雋永的清詞麗句。作者以“老大傷悲”的不遇之感為中心,將它們累累如貫珠似地串連成一個整體,不僅表現了張周封進不能仕、退不能隱的悲苦處境,而且活現出一個須鬢霜雪、形影相吊的失意沉淪之士的凄苦形象。由于這一連串詩語的巧妙組織與配合,便釀造出了非常濃郁的詩味。這種集合詩文雋語的方式,并非簡單的數量疊加,而是在吸納原詩語內涵、意味、色調的基礎上,經作者的妙手點染,產生新的詩味。“心驚”一聯,化用陸機詩句“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及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而分別冠以“心驚”“目斷”,就在強烈的對照中,更加突出了面對急弦勁矢般逝去的時光和自身仕宦無路的處境時那種既焦切驚心又無望無奈的心情。因要津之渺茫難即而益感時光流逝之迅疾,又因時光流逝,頭顱老大而益感仕途之無望。這種集合式的詩語,在樊南文中隨處可見,如:
今春華以煦,時服初成,竹洞松岡,蘭塘蕙苑,聚星卜會,望月舒吟。羊侃接賓,共其醒醉;謝安諸子,例有風流。(《上李舍人狀五》)
久乘亭障,長奉鼓鼙。猿臂漸衰,燕頷相誤。弊廬仍在,白首未歸。(《為濮陽公與丁學士狀》)
某始在弱齡,志惟絕俗。每北窗風至,東皋幕歸,彭澤無弦,不從繁手;漢陰抱甕,寧取機心?巖桂長寒,嶺去鎮在,誓將適此,實欲終焉。(《上李尚書狀》)
有時,用一兩個典故也能融鑄成情味雋永、形象鮮明的詩語,如《上河東公啟》:
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
分用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寫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以“梧桐半死”喻喪偶,不僅形象地顯示了與妻子王氏同根共體的親密關系,而且將自己遭到這場變故后形毀骨立、生意凋喪的情狀描摹得鮮明如畫,其內心的創痛亦不言而喻。以“靈光獨存”喻己身獨存,其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狀固如在目前,且于言外透露出一種人世滄桑之慨。
另一種類型是不用任何典故、藻飾,自出機杼鑄成的詩語。如:
清秋一鶚,碧海孤峰。(《為濮陽公與度支周侍郎狀》)每水檻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繼和,杯觴曲賜其盡歡。(《上易定李尚書狀》)萬里銜誠,一身奉役。湖嶺重復,骨肉支離。(《上度支盧侍郎狀》)白露初凝,朱門漸遠。(《上河陽李大夫狀一》)去歲陪游,頗淹樽俎;今茲違奉,實間山川。曲水冰開,章臺柳動。(《上李舍人狀五》)
今者冰消雪薄,江麗山春。(《為滎陽公與浙東楊大夫啟》)
除首例是用秋鶚、孤峰象喻對方的品格風神外,其余諸例均為抒情寫景的句子。或寫對前輩知遇的感念,或抒親故零落的悲痛,或敘羈旅漂泊的苦辛,或狀兩地相隔的懷想,無不清詞麗句,詩味濃郁。末例遙想會稽春天風物,純用白描,而名山勝景春日的盎然生機與明麗色彩宛然在目。從上舉諸例可以看出,商隱并非純以獺祭數典取勝,而是同樣擅長白描。沒有典故的駢句,照樣可以成為清新俊逸的詩語,關鍵在于其中所蘊含的對所寫人事景物的詩意感受。從另一方面說,它們之成為詩語,也并非由于其語言比較通俗,不用藻飾典故。陸贄的奏議也很少用典,語言樸質明快,但它們仍是標準的文章語而絕非詩語,關鍵亦在于作者對所論的內容并沒有詩的感受而純出于理性的思考與剖析。這里已涉及詩語所蘊含的詩情問題。實際上,詩語與詩情是互為表里的,很難截然分開。
樊南文中的詩情
李商隱是一位主情型的詩人,其詩以“深情綿邈”著稱。這一本質特點也同樣體現在樊南文中,特別是抒情色彩比較濃的文章中。樊南文中的詩情,最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面:對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愴,對親朋故舊的感念及不幸遭際的傷悼。并以此為基點,輻射到其他人事上。
感傷身世,原是玉xī@①詩中一個貫串始終、彌漫于各種題材的基本主題。可以看出李商隱作為一個詩人,這方面的體驗特別深刻,情感也特別濃摯。這種沉凝郁積的詩情,在他一系列陳情告哀或感念知己的書啟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如大中三年十月他應武寧節度使盧弘止之辟后所寫一封謝啟中這樣寫道:
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yú@⑤于一紀,旅宦過于十年。恩舊凋零,路歧凄愴。薦禰衡之表,空出人間;嘲揚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yōng@⑥蝸舍,危托燕巢。春畹將游,則蕙蘭絕徑;秋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升甸壤。歸唯卻掃,出則卑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
李商隱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年釋褐任秘書省校書郎,旋調補弘農尉。到大中三年,“獲升甸壤”,仍然是一個畿縣的縣尉。其間經歷了恩知令狐楚、王茂元的去世,老母的亡故,府主鄭亞的被貶,以及自己展轉寄幕、南北驅馳漂泊的生活。十三年中,繞了一個大圈,最后仍然回到原來的起點。明乎此,才能感受到這段傾訴十余年來坎坷經歷的文字所蘊含的感傷身世之情的濃度,才能感受到諸如“時亨命屯,道泰身否”,“恩舊凋零,路歧凄愴”,“歸唯卻歸,出則卑趨”一類句子所包含的痛切人生體驗和“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中所流露的急切期盼和感念。將此啟與《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對讀,當會更明顯感受到其中所凝結的詩情。與此類似的,還有《上李尚書狀》、《獻舍人彭城公啟》、《獻相國京兆公啟》、《獻河東公啟二首》(其一)、《上河東公啟》等。這些啟狀所投獻的對象,與商隱的關系雖有較親較疏之別,但作者在抒寫自己流離困頓的身世時,都毫無例外地充溢著感傷的詩的情愫。在詩歌中,他往往通過詠物、詠史甚至歌詠愛情的方式寄寓身世之感,表現得比較曲折深隱,在文中則表現得相當明顯直接,甚至淋漓盡致。這當然與這些書信有明顯的投獻目的,不如此不足以引起對方的注意同情密切相關,但也可見其身世之悲蘊積之深。《上河東公啟》是大中五年到東川幕后不久,辭謝柳仲郢贈歌妓張懿仙而作,是一篇工于言情的詩體式書信。啟中自述妻亡子幼一段,寫得最為哀惻動人:
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
悼傷之情方濃,又復拋下年幼的兒女,只身遠幕東川。一路寫來,似乎只是在渲染喪妻后自己的孤凄衰病和骨肉分離、無暇提攜的痛苦歉疚,實則處處都在暗示:自己既深念亡妻,更憐念子女,根本不可能移情他顧。雖未明言,對方自能從這充滿哀感的自述中揣知商隱因喪妻別子衰病而風懷已淡的隱衷。雖用了一連串典故,卻挾情韻以行,如同信手拈來,曲折如意,表現出駕馭駢文這種形式的高超工夫。
商隱祭奠之文,寫得最富詩情的是祭奠與他關系最親密的恩舊戚屬的文章。令狐楚是他正式踏入社會以后對他有指點提攜之恩的第一位顯宦,他的駢文章奏技巧和登進士第的榮耀,都與楚的拂拭照顧密切相關。開成三年,他在《奠相國令狐公文》中這樣寫道:
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于寧,托爾而存……故山峨峨,玉xī@①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
從大和三年初謁令狐于洛陽,得其垂拂,到開成二年令狐臨終托其代草遺表撰寫墓志,前后將近十年,可敘之事本多。但這篇祭文卻撇開許多具體情事,以抒情的詩筆集中寫令狐的知遇。十年的交契始末,只用“昔夢”十六字高度概括,一生一死,一始一終,略去中間無數情事,亦包蘊無數情事。這種濃縮虛括的詩筆,最宜于表達濃郁深摯難以用具體情事表達的詩情。“天平”四句,似涉敘事,實為抒情,從“將軍樽旁,一人衣白”正可見自己以白衣未仕之身受到令狐的特殊恩遇。包括下面的“臨絕丁寧,托爾而存”,亦均從知遇之恩著筆,說明令狐直到生命終結之日,所信任倚重的仍是自己這樣一個尚未正式入仕的小人物。結尾因令狐之逝而發“一世蒿蓬”的悲慨,其時義山已經登第,這種“預言”初讀似有過情之嫌,但只要聯系義山的身世境遇,便不難發現這實在是他的真情流露。令狐楚是他在“內無強近,外乏因依”,“淪賤艱虞”的處境中首先予以有力援助的知己,因此對楚的去世,不但倍感悲痛,而且有一種“一世蒿蓬”的不祥預感。而這種預感竟不幸而言中。馮浩說:“楚爵高望重,義山受知最深,鋪敘恐難見工,故拋棄一切,出以短章,情味乃無涯矣。是極慘淡經營之作。”所言誠是。
從《奠相國令狐公文》可以看出,商隱這類吊祭恩知親戚之文之所以哀惻動人,富于詩情,是和其中融入了身世淪賤之感密切相關的。現存商隱祭奠文中,《祭外舅贈司徒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祭徐氏姊文》、《祭處士房叔父文》、《祭小zhí@⑦女寄寄文》無不具有這一突出特點。在這些祭文中,對恩知戚屬的感念哀悼和對自身遭際的傷感往往水乳交融:
嗚乎!往在涇川,始受殊遇。綢繆之遇,豈無他人?樽空花朝,燈盡夜室,忘名器于貴賤,去形跡于尊卑。語皇王致理之文,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褒稱。
禱祠無冀,奄忽相違……此際兄弟,尚皆乳抱。空驚啼于不見,未識會于沉冤。浙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zhào@⑧。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fú@⑨故丘,便同逋駭。生人窮困,聞見所無。
前者寫在涇原時所受于王茂元的“殊遇”。在對當時情景充滿詩情的追憶中所流露的正是茂元以尊顯之位對他這樣一個出身寒素的年青人“忘名器”“去形跡”的厚誼。后者寫仲姊死后自己隨父漂泊異鄉,繼又因父親去世孤兒寡母扶柩回鄉的情景,透露出商隱一家當時幾乎跌落到社會下層的窮困處境。其中所蘊含的感情既深摯強烈,語言亦精煉而富于含蘊,具有詩的氣質。
值得注意的是,商隱有些代人寫作的這類文章,也無形中滲透了作者由自身不幸遭遇形成的人生體驗,如《為司徒濮陽公祭忠武都押衙張士隱文》:
舉無遺算,仕匪遭時。何茲皓首,不識丹墀!劍折而空留玉匣,馬死而猶掛金羈……泉驚夜壑,草變寒原,荒陌是永歸之里,老松無重啟之門。
《為滎陽公祭呂商州文》:
參差覯閔,萋斐成冤。漢庭毀誼,楚國讒原……書斷三湘,哀聞五嶺。天涯地末,高秋落景。重疊憂端,縱橫淚綆。
或因懷才不遇而白首不識丹墀,或因黨局反覆而遭讒外貶。這種遭遇觸動商隱自身的沉淪之悲,形成共振,故筆端飽含詩情。相反,對有些生平經歷并無明顯悲憂情事的祭奠對象,則筆下每較平淡。商隱胸中郁積的深沉強烈的身世之悲,可以說是其詩、文創作一個極其重要的動力源,也是其駢文詩情的泉源。
樊南文中的詩境
這里所說的詩境,是指一篇文章或文中某一相對獨立的段落,由詩語、詩情或詩景所構成的比較完整的具有詩的意蘊的境界。一般習慣于用意境之有無高下評詩,而較少以之衡文。但樊南文中一些出色的抒情文是具有詩的境界的,這正是它高出一般文章的地方。大中二年春他在桂林為鄭亞代擬的幾封書啟,就在似不經意中渲染出一片詩境。《為滎陽公與浙東楊大夫啟》:
不審近日諸趣何如?越水稽峰,乃天下之勝概;桂林孔穴,成夢中之舊游。遐想風姿,無不暢愜。一分襟袖,三變寒暄。雖思逸少之蘭亭,敢厭桓公之竹馬。況去思遺愛,遐布歌謠;酒興詩情,深留景物。庾樓吟望,謝墅游娛,方知繼組之難,不止頒條之事。今者冰消雪薄,江麗山春,訪古跡于暨羅,探異書于禹穴,不知兩樂,何者為先?幸謝故人,勉自遵攝,未期展豁,惟望音符。其他并附喬可方口述。
這封僅一百五十字的短簡,撇開一切浮文俗套,入手便問“諸趣何如”。以下便從楊漢公曾任官的桂林和現居官的越州分別落筆,寫兩地風物之勝與對方風姿之暢,寫兩地相隔的思念和漢公觀察桂管留下的“去思遺愛”“酒興詩情”。于“方知”二句作一小束后,轉又寫遙想中會稽的春日麗景與漢公的尋春訪古之趣,回應開篇。全篇以如詩似畫之筆,行云流水之勢,渲染出一片由明麗自然的詩語詩景、蕭散自得的詩情詩趣構成的優美詩境。作于同時的《為滎陽公上宣州裴尚書書》與此可謂異曲同工:
待詔漢廷,但成老大;留歡湘浦,暫復清狂。思如昨辰,又已改歲。以公美之才之望,固合早還廊廟,速泰寰區。而辜負明時,優游外地,豈是徐公多風亭月觀之好?為復孟守專生天成佛之求?幸當審君子之行藏,同丈夫之憂樂,乃故人之深望也。
裴休字公美,穆宗長慶中登進士第,歷五朝尚居外郡,故云“待詔漢廷,但成老大”。時鄭亞亦以給事中出為桂管觀察使,處境堪憂,故于裴之屈居外郡,實有同命相憐之感。但文中并不直言屈居外郡之牢騷,而是用“待詔”二語微露消息,不滿之意,寓于言外。以下轉筆回憶去年“留歡湘浦”的情景,亦于“暫復”二字中略透本意。隨即再轉寫時光流逝之迅疾,其中既寓思念,亦寓感慨。且將裴休“辜負明時,優游外地”的原因歸結為“多風亭月觀之好”,“專生天成佛之求”,語帶諧謔,意含牢騷。表現上的輕松風趣與內里的不滿牢愁形成對照,蘊含了耐人尋味的詩情。這段文字,可以說是在相反相成中構成了詩的意境。
王國維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人間詞話》)此論實可移之評義山抒情文。《祭小zhí@⑦女寄寄文》便是一篇寫真感情而具有優美境界的文章。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名作,商隱此文完全可與之方駕,而寫作的難度卻比《祭十二郎文》要大得多。因為韓文所祭的zhí@⑦子老成,年歲與韓愈相近,自幼一起生活,有許多共同的經歷,包括生活瑣事作為敘事抒情的憑藉,而商隱所祭的小zhí@⑦女,卻是生下后就寄養于外姓,四歲方歸本族,旋即夭折的幼女,跟作者接觸很少,缺乏具體的生活情事作為抒寫的材料。同時,駢文這種形式,比較板滯,不像散文那樣可以自由舒展地敘事抒情。但文體與材料的限制卻沒有難住李商隱。相反還對傳統的駢文多用典、重藻飾的特點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抒寫真感情的有效形式。全篇純用白描,純以情勝,清空如話,在回環往復的抒情中不斷將感情推向高潮。文章在抒寫生未盡鞠育之恩的悲傷后,緊接著是一段抒寫死未能及時遷葬之痛的文字:
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gāi@⑩,荒涂古陌,朝饑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棲棲,我有罪矣!
自寄寄夭傷到遷葬這五年中,商隱經歷了移家、入幕、試判、秘省任職、喪母家居一系列事情與變故。作者化敘事為抒情,化實為虛,以“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八字概括許多難以盡言的人生經歷與人生感慨。“白草”四句,純用白描,將一個幼小的靈魂置身于異鄉荒郊古陌的孤單凄涼渲染得十分動人,具有詩的意境與情韻。“爾之棲棲,我有罪矣”,仿佛是過情之語,但正如商隱所說:“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這篇祭文所抒寫的,正是“發乎情”而不大考慮是否“過禮”的至情。下面一段,又換另一副筆墨:
自爾歿后,zhí@⑦輩數人,竹馬玉環,繡chān@(11)文褓,堂前階下,日里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
以麗景襯哀情,以zhí@⑦輩的天真嬉戲反托寄寄精誠不知所之的哀感與凄涼,同樣寫得極富詩情與詩境,“堂前”二句,幾乎讓人感覺不到這是駢文。
嗚呼!滎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jiǎ@(12)森行;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于此,勿怖忽驚。華彩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寫到這里,不但完全撤去了幽明的界限,而且撤去了尊卑長幼的界限,一片深摯的柔情,溢出于字里行間。駢儷之文,運用得如此純熟自如,不假雕飾,確實令人驚嘆。全篇在反復抒情中所展示的,正是由至情至性所構成的詩境,是作者的心靈世界。
樊南文的詩心
樊南文中的詩語、詩情、詩境,從根本說,皆源于商隱特有的“詩心”。這種“詩心”,主要表現為互有關聯的兩個方面。
一是對人生悲劇特有的關注和深刻體驗。商隱駢文中最具抒情色彩和濃郁詩意的,除個別篇章外(如前舉《為滎陽公與浙東楊大夫啟》),幾乎都是抒悲寫痛、陳情告哀之作;即使代人撰擬的書啟,寫得最富詩情的也多為與人生坎坷經歷、悲劇遭遇有關的內容(如《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啟》)。這說明商隱具有異于一般作者的感受人生悲劇的詩心與個性。張采田說:“義山詩境,長于哀感,短于閑適,此亦性情境遇使然,非盡關才藻也”(《李義山詩辨正·〈喜雪〉評》)。其文境亦然。詩、文俱長于哀感之境,正緣其同出一詩心。前已論及,義山一生的悲劇身世境遇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悲劇性人生體驗,乃是他詩文創作最重要的動力源。創作中只要一遇到這類題材或內容,其敏感的詩心便會引起強烈共振而發為悲吟。像《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袞文》中的薛袞,與商隱未必有很深的交情,只因他的死帶有悲劇性(其兄弟薛茂卿系澤潞叛鎮大將,因此憂懼而死),故義山在代寫祭文時感情投注,寫出極富哀感的文字。
一是義山獨具的感傷氣質與個性。對于人生悲劇的關注與體驗,在義山心中凝成的主要不是憤激,而是深刻的感傷。由于悲劇性的身世之感、人生體驗深入性靈,致使這種感傷情緒已內化為一種氣質個性。發而為詩為文,則特具一種感傷的詩美。劉熙載《藝概·詩概》說:“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繢實死灰耳。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此論完全可移之評樊南抒情文。上舉諸文之所以哀摯動人,具有“沁人心脾”之詩境,關鍵在于其中蘊含了對人生悲劇的深刻體驗,在于作者的感傷氣質與個性是深入骨髓的而不是浮淺表面甚至虛矯做作的。
中國古代駢文的發展,與詩歌有密切關系。二者相互為用,是在各自發展過程中自然會產生的現象。詩之駢化與駢之詩化差不多是同步進行的。六朝和初唐駢文中,都有頗富詩意的篇章,特別是像庾信的《思舊銘》、《哀江南賦序》,王績的《答刺史杜之松書》,駱賓王的《與博昌父老書》、王勃的《滕王閣序》等,都有濃郁的詩情。但統觀唐代,詩歌號稱極盛,駢文卻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朝著越來越實用化的方向發展,很少出現具有詩情詩境的名文。直到李商隱,才以其特有的詩心詩才,在一部分駢文中恢復并發展了抒情和詩化的傳統。由于商隱駢文的詩化,是在經歷了唐詩的高度繁榮,包括作為傳統五七言詩詩藝的總結者李商隱自己的創作實踐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其詩化的程度較前更有所提高,藝術上也更加純熟。這是李商隱對駢文發展的一種貢獻。與此同時,他對駢文多用典、重藻飾的傳統形式也作了改造的成功嘗試,這就是像《祭小zhí@⑦女寄寄文》那樣,在抒情化、詩化的基礎上使駢文語言通俗化。初唐魏征、中唐陸贄的表疏奏議也很少用典,語言比較樸質通俗,這也是對駢文的一種改造,但這是在突出其實用性基礎上的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使駢文更切實用,其結果是使駢文離文學、離抒情、離詩愈遠。這和商隱的駢文通俗化嘗試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盡管現存商隱駢文中,像《祭小zhí@⑦女寄寄文》這種詩化、通俗化的文章數量很少,只能看作一種未必自覺的試驗。但這個成功的試驗本身卻說明:傳統的駢文,是可以改造成既具對仗聲律之美,詩情詩境之美,又無堆砌典故辭藻之弊的美文的。只是由于商隱并沒有將這種試驗的范圍擴大到形成一種明顯的趨向與風格,因而后代的駢文家也未注意到這一偶發的成功嘗試,以致對后代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其間原因自然很多,但人們對駢文的傳統觀念(認為駢文必須大量用典鋪藻)和思維定勢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注釋:
[1]何焯《義門讀書記·李商隱〈鏡檻〉詩評》云:“陳無己謂昌黎以文為詩,妄也。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為詩。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庚子山筆法。”此實即最早提出商隱以駢文為詩之說者。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奚加谷
@②原字為扌加離
@③原字為風加揚右
@④原字為月加兆
@⑤原字為足加俞
@⑥原字為亻加庸
@⑦原字為女加至
@⑧原字為旌去生為兆
@⑨原字為衤加付
@⑩原字為艸下加亥
@(11)原字為衤加詹
@(12)原字為木加賈
文學遺產北京13-2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學鍇19971997劉學鍇,1933年生。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研究生班,現為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發表過《李商隱詩歌集解》(合著)等。 作者:文學遺產北京13-2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學鍇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