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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The Hours)獲一九九九年普利策獎后引起轟動，三年之內便搬上屏幕，其同名電影以三位實力派影星出色的表演奪取金球獎，并得奧斯卡多項提名。然而這部小說的譯名一直多有爭議，譯林出版社二○○二年譯為《麗影萍蹤》，有濃重舊時林譯小說的味道；二○○三年再版改為《時時刻刻》，又名《歲月如歌》。對于處在不同時空卻有同樣生存壓迫的女性，時空切換與角色更替既在此刻，又如從前，似乎這兩個名字要合二為一才更貼切。故事開頭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就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的一天，小男孩和他母親站在橋上，而弗吉尼亞尸體則沉眠于水底……”小男孩就是后來的理查德，母親則是布朗夫人。伍爾夫和自己的兩個幻象一水之隔，卻已冥陽兩界，作家的幽靈以某種意念感應的方式生存在她的讀者、她自己所創造的藝術人物中。“此在彼在”，孰虛孰實？
　　伍爾夫在自傳中回憶小時候和哥哥索比打架，自己正要動手時，忽然一個聲音問“我為什么要傷害別人？”于是揮在空中的拳頭松下來，只是無望地等待被傷害①。《時時刻刻》里伍爾夫寫《達洛衛夫人》時，內心經歷驚濤駭浪，自己和筆下人物的命運全在于一念之間，她的忠實讀者勞拉·布朗也正躺在旅館單間里，潮水從四面洶涌過來，瞬刻將吞噬她。但她們都沒有死，伍爾夫到底不舍得傷害別人，結局如她總向姐姐范奈莎念叨的：“詩人死了。”
　　伍爾夫是“窒息”死的！她孤獨地游走于從書房到客廳的昏暗的走廊；幽怨地和死去的小鳥四眸相對；慌亂與無助地逃離家庭。飾演伍爾夫的尼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在空蕩蕩的車站對追來的丈夫呼號：“我的生活被偷走了，過著我不愿意過的生活……你們對我的天性提心吊膽……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權利，我選擇不封閉在這樣的寧靜里……我選擇死亡。”這一切竟然多少年后發生于她的幾個幻象身上，她們的生存感受與伍爾夫如此相似。
　　《時時刻刻》里，坎寧安首先設計了一個現代版的“達洛衛夫人”，她與伍爾夫同名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克拉麗莎同名(影片中由梅麗·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飾)。理查德在《達洛衛夫人》中是克拉麗莎的丈夫，雖然前者并不真正愛他；坎寧安筆下的理查德與伍爾夫的這個人物職業、性格、結局完全相反，他只是克拉麗莎的情人，他們最終沒有結合。他更像《達洛衛夫人》中的彼得·沃爾什，這兩人眼中的克拉麗莎都鐘情于俗世生活甚于藝術與愛情，她們的一天從買鮮花開宴會始，以人走茶涼而終，唯一不同的是坎寧安的克拉麗莎宴會沒有開成，因為理查德自殺了。這個結尾是作者對《達洛衛夫人》的改寫，也許他并不滿意伍爾夫的安排：克拉麗莎及她周圍的人從心理上認同了那樣的生活方式，彼得·沃爾什則為一場柏拉圖式的愛情自鳴得意，伍爾夫式的叛逆蕩然無存。坎寧安在做另外的嘗試，既然伍爾夫寧可選擇死亡也不忍以此方式使達洛衛夫人從俗世中解脫，那么肯定還有別種途徑，讓她深愛的理查德自殺，以及最后與理查德的母親勞拉·布朗的相逢來從內心深處觸動克拉麗莎。他用這樣的故事安排證明“詩人”可以不死，她在此在世界不能實現、無法擺脫的或許可以通過創造藝術幻象不斷探尋理想的彼在而達到平衡。
　　如果說克拉麗莎在藝術世界中與伍爾夫血脈相通，那么布朗夫人(電影中由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飾)則更像作家伍爾夫。她們同樣身處傳統，有家庭羈絆，渴望獨立的空間。勞拉·布朗閱讀伍爾夫，感覺到自己就是伍爾夫。她離群索居、嗜書如命，這與賢妻良母的角色怎么也疊合不起來。勞拉的思維總牽絆在《達洛衛夫人》上，即使企圖自殺前，仍然租下一間安靜的屋子將書讀完。她和伍爾夫一樣，大半生在寧靜中渡過，是個“幸福”女人，坎寧安卻以此反襯她精神世界的孤獨。某種難以言傳的生存壓抑與反叛在她將為丈夫精心制作好的蛋糕倒入垃圾桶時，在她與同性戀女友熱吻時，在她捧著《達洛衛夫人》、感受著伍爾夫的心靈困境時郁積著、蔓延開……電影處理得十分出色，將布朗夫人與伍爾夫之間的心靈感應，確切地說是作者與讀者、作品人物之間生死選擇用一片潮水聯結起來。影片開頭那潺潺流水仿佛蘊蓄著無限生機，卻是作家伍爾夫無數次想結束生命的方式，她曾準備用在達洛衛夫人身上，然而坎寧安筆下的勞拉·布朗，伍爾夫的一個幻象卻身受這一切。勞拉突然改變了自殺的主意，從彼在回轉此生，潮水退去了！幻象反過來觸動伍爾夫，她突然驚醒，對外甥女安杰莉卡喃喃：“我剛才幾乎殺死了她！”幻象勞拉的掙扎與選擇改變了故事的結局，留下我們今日所見主人公并沒有死去的《達洛衛夫人》，可是也許達洛衛夫人的存留終于導致詩人本身走向彼在世界，也就是說勞拉·布朗無意間救活了達洛衛夫人卻殺死了伍爾夫！幻象的力量如此巨大，這正是坎寧安獨特的理解。
　　藝術家總是處于人與神、此在與彼在之間。伍爾夫在驚呼她殺了人的時候，范奈莎問：“你還和我們在一起嗎？”很難說生活與藝術中的伍爾夫到底哪個更真實，因為她一直擁有另外一個世界。她的第三個幻象隱藏最深，卻是最契合她的內心，這就是理查德。他有著與伍爾夫相同的經歷：從小失去母親；疾病纏身并有同性戀情結；在現實中得不到理解，被親友的“愛”監控著而失去自由……他們最后都選擇了自殺。理查德自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他的母親，童年時期，布朗夫人就一次次想拋棄家庭尋找自己的生活。在她準備赴死前，將理查德寄于別處，讓孩子幼小的心靈感覺到永離，他拼命地哭，追趕母親遠去的汽車……在此，伍爾夫失去母親和姐姐而兩度陷入精神崩潰亦不難理解，包括她對姐姐范奈莎的超乎親人和同性的愛慕似乎也可以找到答案了。伍爾夫四十多歲創作《到燈塔去》，“母親的音容始終在我的窗前、夢中徘徊不去，直到這部小說完成”②。她和理查德一樣，去向燈塔意味著尋找一個溫暖而并不缺乏母愛的彼在世界。有趣的是，坎寧安將這個最貼近本真的幻象設計成男性，難道他認為伍爾夫輪回轉世會希望成為一名男性作家嗎？
　　雖然伍爾夫在小說中沒有像她的前輩簡·奧斯汀、勃朗特姐妹、喬治·艾略特等人有意彰顯女性作者的身份，但是她的文論中還是見出某種憤憤不平。《婦女與小說》里指出：“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學，是男性唯我獨尊的文學……文學中的婦女形象，直到最近都還是男性創造的。”③ 她遍察世界文學史，發現除了薩福與紫式部，女性幾乎一直沉默。《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她甚至描述自己受到的侮辱：在“牛橋”(Oxford與Cambridge大學的合稱，有諷刺意)，因為是個女人，她被禁止在草坪上散步和進入圖書館大門。雖然今天的伍爾夫可以稱得上一代文豪，然而在她活著的時候，光環始終籠罩在那個劍橋—布魯姆斯伯里(The Bloomsbury Group)精英云集的文藝圈里，她主要不是作為一名作家甚至獨立女性存在，更多的身份只是哲學家的女兒、社會學家的妻子、劍橋才子們的小妹……雖然伍爾夫一直刻苦自學，然而在那個充滿男性理智的話語體系中，她始終被認為“非理性”。她的所謂“意識流”小說在當時也受到各方指責，她不得不脫離一貫的思維邏輯，寫作一些“正常”男性社會可以接受的角色：《歲月》《夜與日》《羅杰·弗萊》《三便士》便是這樣痛苦折中的產物④。她的生活與創作必須有意避開某種身份認同，迎合不屬于自己的思維方式。“我想起了散布于倫敦舊書店中的婦女小說，就好像果園中那些有疤痕的小蘋果，正是蘋果中心那個小小的瑕疵，使它們腐爛了。她已聽從他人的意見，而改變了她自己的價值觀。”⑤
　　基于深切的了解與同情，以及作者創造人物時的拯救欲望，坎寧安將這第三個幻象設計成了男性。至少，伍爾夫有了另一種生存的可能性，她更有權利按自己的想法生活與寫作，而且她對女性的特殊依戀也會隨著性別的轉換變得不那么不倫……這一切或許可以阻止她走向死亡。但即使男性又如何，詩人終究會死，他們于此在世界中總是不可能找到自我真實，而必須靠幻象或制造幻象維生，這樣的痛苦甚于死亡。
　　《時時刻刻》的技法并不奇特，坎寧安的新意在于以虛構的幻象從不同側面拼湊出一個真實的伍爾夫，以小說虛構來解釋傳記真實。伍爾夫寫自傳，坎寧安塑造了“伍爾夫夫人”；伍爾夫寫《達洛衛夫人》，坎寧安也創作出同名人物及她的讀者布朗夫人；伍爾夫絕命，坎寧安讓一個異性幻身陪她死。這不同時代的兩位作家寫作本身就是一個故事，一場追逐與被追逐、詮釋與被詮釋的游戲。坎寧安為何會想到通過精心構筑三個幻象來詮解伍爾夫本人？
　　首先，伍爾夫生平最討厭照鏡子，她從不敢在鏡中正視自己，也許正是這一點，成為《時時刻刻》構思的突破口。伍爾夫對此有過許多說法：她母親去世時那間臥室里有一面長長的鏡子，那面鏡子后來一直出現在她痛苦的回憶里；她很小的時候，同母異父的兄弟對她進行的性騷擾，以至于每次照鏡子，“自己的肩后就閃出一個動物的臉”⑥。自小缺乏母愛與對男性的不信任而使她產生出同性戀的傾向。《時時刻刻》中的人物也全是雙性戀者。同性戀在伍爾夫當年的朋友圈里并不新奇⑦。然而，那群精英朋友畢竟大多是男性，在女性連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都沒有的時代，她未必有資格這樣做。坎寧安一下子塑造出這么多雙性戀的幻象無疑是以嘲諷的方式替伍爾夫討個公道。
　　伍爾夫羞于照鏡子可能還有另外的原因。她曾說：“我們以美貌著稱——我母親的美貌、斯特拉(伍爾夫同母大姐)的美貌……從我有記憶起便給我自信與安慰，而我又何以感到如此害羞？……我父親是個恪紀的人，禁欲主義者，一個拘謹的清教徒。他對繪畫與音樂甚至毫無感覺，這使我們對天生的愛美之心有了一種家傳的恐懼。”⑧ 確實，伍爾夫雖然是個挑剔、高傲的作家和批評家，但是她卻自戀不起來；她家的女人只能將愛美的天性壓抑著。在一個宗教徒、歷史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出版商的數量遠遠超過藝術家的環境里，美始終是奢侈的。
　　更深的緣故可能在于其姐范奈莎。倫納德·伍爾夫在其小說《智慧的處女》中將凱瑟琳(暗指范奈莎)描繪為美麗可親、極富魅力的女人；而卡米拉(伍爾夫本人)，則像一個不可觸及的夢，她總在沉思⑨。在布魯姆斯伯里，范奈莎是當之無愧的女主人，許多人甚至因為她的才華、女性及母性的魅力而聚合在這個集團周圍，伍爾夫則對姐姐懷有矛盾的感情，處于她的愛護同時又是陰影之下。《時時刻刻》中的克拉麗莎多少有范奈莎性格的影子，她熱愛俗世生活，是個女強人；勞拉·布朗則力求超越這一切，只生活在自己喜愛的藝術世界里。坎寧安讓這兩個人物一體兩面合二為一，她們在劇末的相遇，在傾訴與感化中達成理解與完整。
　　也許，還給弗吉尼亞·伍爾夫一個原本真實的女兒身正是作者創造這幾個幻象的另一個目標。她在他筆下如此敏感脆弱，不再是一位有著貴族血統的大作家、批評家，不再是一個雄辯手，而只是個精神失常、患有厭食癥的女人。她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心靈沒有片刻松弛；在丈夫、親人、醫生甚至傭人們的監管下失去自由。她的生命只在寫作，在自己創造的彼在世界里安息。女性天生的悲憫，使她寧可自己死亡也不忍傷害自己筆下的女主人公。坎寧安在小說序曲里所引用伍爾夫留給倫納德的遺言其實綜合了當年女作家自殺前給丈夫和姐姐的兩封信，這兩封信里同時寫著：“我已與它抗爭，但是不再能夠……”⑩
　　注釋：
　　①②⑥⑧Virginia Woolf. Moment of Being: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 Jeanne Schulkind( ed. )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 71, p. 80, p. 26, p. 68.
　　③⑤[英]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瞿世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12月，第54頁-第57頁、第133頁。
　　④⑩Leonard Woolf. An Autobiography[M].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00-401, p. 435-436.
　　⑦⑨Roger Poole. 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0, p. 84.

名作欣賞：文學研究版太原111～113J4外國文學研究陳倩20072007
伍爾夫/幻象/傳記/互文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文與人一直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美國作家邁克爾·坎寧安在他的小說里以其獨特的理解，從傳記真實入手重寫了伍爾夫并創造出與她處于不同時空但又密切相關的三個幻象。本文試圖通過對這部小說及其同名電影的考察，結合伍爾夫本人的小說與傳記，在交叉的時空里來捕捉傳記真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互文”關系。
作者：名作欣賞：文學研究版太原111～113J4外國文學研究陳倩20072007
伍爾夫/幻象/傳記/互文

網載 2013-09-10 2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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