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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本周【尚書房】，共識君給大家推薦東方出版社推出的王小魯老師近著《電影政治》。摘錄其中有關富有爭議的導演謝晉的章節，原題為《反對謝晉——1980年代電影政治的范例》。

《電影政治》，王小魯著，東方出版社，2014年6月

朱大可是1980年代電影評論界的代表。朱大可先生的學術亮相，可以追溯到1986年“反謝晉電影模式”。

謝晉在1980年代彪炳天下，在上海更是電影權威。上影廠將朱大可的“反謝晉模式”視為對它們的一記重創。

朱大可的回憶大概如下：“1986年的時候，上海做過一個文化戰略研討。全國來了400個專家，聲勢浩大，我參加了文學和電影分場，在復興西路。會上我提出一個觀點，我認為上海電影面臨一個新的電影模式。

我為什么會提這樣的問題呢？

因為當時我們年輕一代，響應的是整個啟蒙運動思潮召喚，當時的啟蒙運動在1980年代主要是針對文革后依然殘存的舊帝國意識形態，尤其是針對婦女在中國社會地位的延續，這個東西在謝晉電影里面有極其充分的表達。

按照今天的女權標準來講，這是非常典型的，需要被批判。謝晉電影里面女人都是逆來順受、自我獻身的。基本上他的女主角都這樣，這當然跟謝晉的生活經驗和自己的家庭有很大的關系，可以理解。但是基于電影導演的巨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要挑戰的對象。

謝晉電影《芙蓉鎮》一幕

朱大可在那次會議上提出反謝晉模式之后，《文匯報》主任打電話給他，讓他將會議發言內容總結成文。

《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于1986年7月18日發表。文章使用了結構主義的學術方法，從謝晉電影中歸納出一個恒定結構——

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善必勝惡

并認為謝晉電影善于以煽情造成觀眾的情感昏迷，從而接受謝晉的道德神話。

他認為這對人的主體性意識和現代反思性人格有害無益。另外他認為謝晉電影里面塑造了自己的女性典范——一種純潔善良、逆來順受的傳統女性。《牧馬人》里面的柴門小屋的中世紀式的小康之家仍然是謝晉心目中人倫幸福的最高形態。

在這之外，朱大可文章的一些措辭對于上影廠來說可能是致命的，他認為上影廠深受美國好萊塢影響，其導演接受了好萊塢的文化殖民。

在1980年代初期，這個言論可能會給上影廠帶來危險。雖然這個判斷有道理——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雖然也受蘇聯影響，但是主流卻走好萊塢電影的路線，而民國影業集中于上海，1949年后8家民營企業聯合歸并于上影廠——只是措辭略顯峻急鋒利，尤其說到謝晉電影乃五四精神的轟轟烈烈的大倒退。

這句話一定讓上影廠感到有被批斗之感，疑心“文革”是不是又回來了。之后鋪天蓋地的批評和反批評，短時間內聚集了幾千篇文章，氣氛似與“文革”大批判相似。1980年代文化氣氛的確歷經幾次反復。

朱大可文中提到謝晉電影“以道德神話化解社會沖突”，其實是批評他回避真正的歷史判斷。這點雖然沒有深入，但是一個思考的維度已經隱約提出，后來批評家循之前行，加以深入，大家形成了共同的判斷：謝晉的電影往往以道德判斷替代政治判斷，以道德敘事替代歷史敘事。

這個批判之風延續了很久，很快將這種批判能量傾瀉到謝晉新片《芙蓉鎮》上。

《芙蓉鎮》在1987年上半年公映。《大眾電影》編輯部邀請北京大學的葉朗、錢理群等人參與討論。

批判整體上看相當嚴厲。基本上都歸結到為——謝晉的歷史講述回避了真正的歷史問題，對“文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對于壞人的批判上，認為受害者的受害來自于道德有缺陷的人，而沒有對體制等問題進行揭示。王魯湘認為《芙蓉鎮》沒什么新東西，“謝晉存在一個自我超越的問題”。

1980年代反思“文革”，按說既符合官方的政治正確，也符合民間的政治正確，但是大家的要求顯然已經更為細膩，更有現代眼光。再后來大家開始質疑謝晉的政治人格。

朱大可在上海書城對話時，對于當時的一些藝術判斷不再堅持，比如將謝晉電影歸結為好萊塢模式，他認為這太簡單了，但是他追加了謝晉電影創作的人格依附性的問題，他認為謝晉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

謝晉2008年去世時，學界的一個共同判斷是謝晉在每個政治年代，都能生產出與主流意識形態匹配的優質電影來。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換是劇烈的，他卻都能流暢地工作，流暢地敘事，似乎沒有精神的糾結。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謝晉后來曾有一次反思，做過深刻的自我表白，那是在他拍攝《芙蓉鎮》之后。

謝晉

“十年動亂的切身經歷，使我的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同中國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樣，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也有過悲慘遭遇，但是，由于我出身于一個封建家庭，頭腦中封建道德非常頑強，缺乏獨立思考精神，因此對四人幫一伙的認識是比較晚的。

當我被關了幾年牛棚，1970年獲得解放時，徐景賢說過這樣的話：傅超武、謝晉是資產階級思想非常嚴重、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七斗八斗，終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

我跟傅超武聽了當時痛哭流涕，眼淚怎么也抑制不住，為自己終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而感到由衷的慶幸和激動。

文革結束之后，許多人說謝晉這人絕對不能解放，他拍過樣板戲，拍過《春苗》。其中一些人還是我的好朋友，這使我深感震撼，促使我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深刻地剖析。

通過嚴肅的自省，我看到自己善良正直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丑惡的一面，江青一伙點名讓我去樣板戲組，這種命運固然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但心靈的純凈卻應該是自己努力追求的，我太愛電影了，創作權利一旦被重新恢復，內心的確是很高興的。

我當時所表達的感激之情，反映了我身上有種中國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知恩必報等傳統道德的弱點，但還不僅僅止于此，當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正在蒙受重大災難時，自己卻因為個人境遇的某些改變而產生了一些自喜和自得(雖然還不像有些人那樣不可一世)。

我由此窺見了自己靈魂深處的淺薄和丑陋。我覺得這段經歷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恥辱，是應永遠記取的殘酷教訓。我深感，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對事物具備獨立思考的精神。”

但是這個獨立思考是否可以踐行？事實上，當時是否能有一個超越《芙蓉鎮》的尺度去表達？如果沒有足夠的表達尺度，是否就放棄拍攝？

在后人對謝晉的歷史評價中，為謝晉的以往做法找到的一致解釋是一句顯得奇特的話——“他太熱愛電影了”。

楊遠嬰教授曾經梳理謝晉的歷史：他不是延安左派也不是上海左派，他只是戲劇學校畢業的戲迷，“文革”中被批斗200余次，是上影天馬廠被批斗最多的人。母親跳樓父親服毒自盡兩個智障孩子被凌辱，但他依然執迷于電影。

“他一旦獲得工作機會，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著鐐銬跳舞。”楊遠嬰說。只要能拍電影，無論拍什么都可以。他沒有間斷拍電影，成了貫穿中國1960年電影史的最重要人物，這是個人的勝利嗎？從某個角度來說，他是電影的圣僧。

雖然電影本身具有強烈的不純粹性，每個電影人都不會不知道，尤其在那個年代，每個電影鏡頭都有強烈的政治指向。但電影從現實到銀幕的轉換，煥發著光影的魔力，加之龐大人數的觀眾的入迷，一起促成了一種特別的榮耀。

從電影政治的角度來說，謝晉的確曾經是一個徹底丟失了主體性的人，但那幾乎無法避免，他只好通過藝術經營去尋找自己的主體性。

他的確在短時間內制造了個人的成功，但是長久來看，他1980年代前拍攝的大部分電影都被拋棄，即使被拿出來重新觀看，也是被當作是一個時代的病例來加以解讀。

共識網 2015-08-23 08:48:41